1907年，中国民主主义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曾写过一首七律《挽刘道一》，诗云：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这时距离鸦片战争已67年，民族灾难日益加深，“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正是当时战乱连年、饿殍遍野，黎民百姓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形象写照。
鸦片战争，像一块滚烫得冒烟的烙铁，在中华民族肌体上留下了深刻而痛苦的烙印，使每一个炎黄子孙，不管是玩世不恭者，还是坚持独立见解的人，都从这场战争中感受到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列强的蛮横霸道。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也轰开了古老而呆滞的中国市场。一个个对“官场”研究造诣颇深而对“市场”却一窍不通的官僚们瞠目结舌：怪哉，怪哉！原来英国人花费偌大本钱，坚船利炮，不远万里来攻打中国，并非为了争夺皇帝的宝座，而是帮助它的商人们占领中国市场。于是，除了爱新觉罗氏的大清江山，除了“本官”脑壳上的顶戴花翎，一切事情好商量；于是，割地赔款，开埠通商，承认治外法权……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当《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的资本家们欣喜若狂，举杯相庆，据当时英伦报纸披露：“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都好像全发了疯似的。”他们踌躇满志地打着如意算盘：“只要中国人每年每人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多久，那英格兰的现有工厂，就已经供应不上。”（林增平《中国近代史》）好像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到处都是金镑，只要用口袋来装就是了。
看来，英国的老板们似乎“发疯”得太早，那可爱的英国“棉织睡帽”，即使戴了能延年益寿，起死回生，当时的中国小民也无福消受。果然，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英、美盲目地向中国输入商品，甚至如钢琴、西餐刀叉具也大批运来中国，结果绝大部分都积压在仓库里。据统计，1845—1846年间，英国输华商品亏本约35%—40%。这件事很尴尬，你可以用炮火逼迫清朝皇帝开放海关，拱手让出市场，但总不能拿着手枪威逼老百姓非买你的“商品”不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实在太穷！
纵然过了一百年，到了20世纪30—40年代，许多中国老百姓仍买不起外国进口的那些“洋玩意儿”。请看当时发生的两次灾荒。
1929年（民国十八年），北方大旱，赤地千里。诗人李季在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中描述了陕北灾民的惨状：
荒年怕尾不怕头，
十九年（1930）春荒人人愁；
掏完了野菜上树梢，
遍地不见绿苗苗。
坟堆里骨头磨面面，
娘煮儿肉当好饭；
正月里人死下棺材，
五六月死人没人埋。
1931年（民国二十年），长江发大水，苏浙皖一带成了汪洋泽国。我从旧笔记本中，翻到前江苏省副省长冷先生在1954年防汛抗洪会议上的一次讲话记录，他回忆了这场水灾的情景：
民国二十年的那场大水灾中，我和救济总会几个人从镇江乘小火轮过江，到处一片汪洋，分不清哪是河床航道，哪是田野村庄，小火轮在屋顶树梢上行驶，一直开到兴化城下，我们将缆绳系在城垛上，跳板搁上城墙，只见灾民们缩成一堆堆一团团，有的已奄奄一息，只剩下一口气，我们走上城头发放救济品，忍不住流下眼泪……
老百姓的购买力，从来就是活跃市场最基本的因素，商品不是“倒爷”们倒来倒去的“账面游戏”，商品要发挥它的使用价值，才能使市场真正繁荣。试问，要指望“坟堆里骨头磨面面”、“在城墙上缩成一堆堆一团团”的大片地区的中国人，每人每年买一顶英格兰睡帽，这岂不是痴人说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