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文化的负面，在主体方面，首先表现为一种心理误区。每个人都有“心区”，它是自我管理的中心，行为的司令部。心区与年龄有关，与价值观有关，也与心理品质有关：识不早，参不透，力不足，忍不住，伪君子，真乡愿……都可以是心理误区的原因。
（一）积极而非消极
前面多次提到一个心理学事实：青年人在追求理想的时候不知利害，而老年人则较多地想到保全自己。这是由于年龄造成的心理差异：青年人“狂”而老年人“狷”。有人可能会说，青年人不知中庸而老年人中庸，其实老年人中庸也有误区。孔子的中庸集老练与明朗、成熟与天真于一身，价值目标一是安全，二是效率。只讲安全，是消极的“守中”；既讲安全又讲效率，才是积极的中道。积极的中道导致适中合度的优位选择。在社会管理中，和“安全与效率”相联系的是“公平与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硬道理。
就健全的个体而言，中庸德性之中须有理想之光。孔子既重中庸，又重立志，他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才是积极的人生，这才是中庸的真精神。文化巨人鲁迅也是这样。鲁迅在自处时，就很注意“中”度。他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并不是放纵。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内心有理想的光。”理想的“光”，折射的是“自成”之诚和“成物”之诚。头上没有理想的“光”，蝇营狗苟，前进会失去方向和动力，“中”将失之“正”，“和”将失之“流”，竞争、创新、奋进会成为与中庸不相容的东西。中庸会低俗化。中庸所主张的一些德性也会变质。例如“和平宽容”，会变质为无原则的委曲求全，甚至是奴性的忍让和对罪恶的宽容；“稳健”将失去强矫之力，成为保守、等待和无作为等。
（二）理性而非盲目
世界并不完美，现实与理想存在反差。我们常常陷入这样的境地：好又做不到，消极又不能，可是生活还得继续，于是不得不中庸。对一般人，中庸好像是逼出来的，它是潜意识中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茫然而又不得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庸容易陷入非理性的误区。
历史上把中庸与革命、改革对立起来，便是中庸非理性的误区。
矛盾有斗争性，也有同一性。正确处理矛盾，是指在“正常”的情况下，要讲矛盾的同一性，讲“求同存异”，创造融通和谐，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当然，在“反常”的情况下，例如，1840年以后的中国，内忧外患，国家败坏至极，再不变革，则国家民族危殆。当然要讲革命，讲矛盾的斗争性，讲阶级斗争。张载有一句著名的话：“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而后能有所定”。“势极于不可止”，就是反常状态，是天下祸患积重难返，如水满而流，弓满而发，势必大反。大反就是革命。只有革命，才能扫除弊端，止息祸乱，获致祥和，而斗争是手段。当此之时，只有用斗争手段克服一方，打破旧的关系，建立新的关系，才能实现正常、有序、和合。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被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窒息，不得不用政治手段清除，于是有改革。改革在一个高层次上是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和”，因而改革不是走极端，它也需要有理有利有节。中庸与走极端不相容，但与改革没有不相容。中庸不是关于改革或革命的命题，中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思维方法，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处理任何事物。革命和改革是政治事物，处理改革或革命中的问题也少不了中庸的思想方法，例如团结多数，例如决定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以及政策和策略，都少不了执两用中、优位选择等等。毛泽东、邓小平是这方面的高手，是民族智慧大师。
把中庸与革命、改革对立起来，这种误区出在对“中”的片面理解上。中庸之“中”不仅是实体概念（例如“左中右”），更重要的是关系概念（决定系统内部之“和”）。把中庸之“中”作为关系的概念，它与革命、改革就没有不协调的地方。只有把中庸之“中”作为实体而固守，才可能成为保守的因素，并阻碍革命和改革。
以宽容接纳新思想新观点，造成动态的非平衡。只要坚持中道，“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平衡与有序可以迁移到更高的组织层次，这就是改革与革命。
如果以民族的褊狭性和思想的宗派性为中心，以盲目自尊拒绝理性和先进的外来文化，即使以中道坚持平衡，其结果仍然是落后。这是被中国近代史证实了的。
（三）真诚而非“乡愿”
中庸以“中”为本，以“和”为务，以“庸”为用，以“诚”为神。孔子中庸，中立不倚，和而不流，至大至刚，强哉矫。贯穿上述精神的是一个“诚”字。于是孔子中庸以人性之真，良知之善、奋斗之乐表现出来。这是孔子的真精神，中庸的真精神。中庸离开了主体之诚，则失掉“真精神”，则中庸异化为“乡愿”。
乡愿，一乡皆称愿。孟子说“乡愿”的本质是：“阉然而媚于世”——阉割真精神，媚世从俗。乡愿表现为无是非，无原则，变质变味，名实相乖，言行不一，口惠而实不至，随波逐流，和稀泥，假借名义……或为个人，或为小团体利益；表面堂皇，深自蔽藏，骨子里自私自利算计。因为他的欺骗性，孔子认定乡愿为“德之贼”——败坏道德的蟊贼，或曰“小人之儒”。
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孔子注重从理想、抱负入手培养君子人格。他“反对混世”，倡扬积极的人生态度，他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又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他告诫学生立志坚定。孔子特别注重诚，为了诚，他宁与“狂狷”相与而拒绝乡愿。据《论语》记载，孔子绝不与乡愿型人物来往，孺悲阳货就是例子。
美学家宗白华解释“孔子疾乡愿”：“孔子知道道德的精神在于诚，在于真性情，真血性，所谓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就是所谓‘仁’。一切的礼法，只是它托寄的外表。舍本逐末，丧失了道德和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甚至于假借名义以便其私，那就是‘乡愿’，那就是‘小人之儒’。这是孔子深恶痛绝的……然而孔子死后，汉代以来，‘乡愿’支配着中国社会，成为‘社会栋梁’，把孔子至大至刚极高的中庸之道化为弥漫社会的庸俗主义、妥协主义、折中主义、苟安主义。”
乡愿，是道德异化的典型。所谓异化，即奸与伪，即贴着真商标的假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个叫李宗吾的写了一本《厚黑学》——脸皮要厚心要黑。《厚黑学》愤世嫉俗，它所嫉愤的不是中庸的真精神，而是中庸的腐败，其中包括乡愿。
谁能用歪门邪道捞到好处，又能逃脱惩罚，圈内人多投以钦佩的目光，这种情形实在可怕。上海可算市场管理的比较好的城市，2009年圣诞节我去逛市场，好几个安扎在五星级宾馆里的特卖会被媒体曝光：各种“阿玛尼”和仿冒的登西路服饰同场吆喝，无一种是真的；还有专供特买会“大甩卖”的新制赝品。到处是骗，到处是假，损害人们的信心。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今日乡愿之一种。濒危的动物要吃，环保的口号要喊，“大肚能容天下佳肴美味”；八荣八耻要宣传，寡廉鲜耻的事在某种名义之下照样可以心安理得地干，“只有傻瓜才认真呢！”据《新民晚报》，2009年2月，有关方面对南通市的启功、海门、通州等地“小康”全面达标情况进行了随机电话民意调查后发现，当地政府事前发放过“标准答案”，中小学放假一天，协助家长“背诵”，对付电话调查。
这一集体造假事件因其“露馅”而被报纸披露。其实，只要在基层待久了，这类事情并不新鲜。为了个人和小团体利益，或瞒上，或欺下，可以不择手段。人道敏政，上行下效，渐成风气，甚至深入到小学、幼儿园，毒害纯洁的心灵。不义的集体比不义的个人更有害。如果不从制度上、道德上制止弄虚作假，哪里还有社会的和谐？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版）中说：“他们（指蒋介石等）尽管熟读圣贤之书，却完全不行仁义道德……对于我们共产党员，学习我国历代圣贤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态度。我们说到的，就必须做到。我们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古人。”共产党得天下，不仅因为政治方向正确，政治理想坚定，而且在于行之以诚。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一部《中庸》贯穿一个“诚”字。诚于中而形于外，真诚是人格魅力的源头。一个口是心非，虚伪巧作之人，谁还会相信他呢？人格境界的升华，是人的本真状态的超越，绝非弄虚作假所能奏效的。一个以巧伪为取向的人，即使是为了“受人尊重”和“成就事业”的高尚目的而“巧伪”，其结果也只会适得其反。有人认为从政从商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鲁迅反对这种说法，他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未有。”人格心理学研究表明，杰出人物尽管必须具有正直、勇敢、恒毅、好学、谦虚、刻苦、进取、积极思考、讲究效率等心理品质，但首要的，居于核心地位的心理品质必须是真诚。“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中庸》）
为了强化这一认识，不妨多占点篇幅，举几个离我们较近的历史名人的例子：
中国近代儒学大师曾国藩在咸丰八年正月初四致弟国荃书信中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经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怒，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含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同治元年5月28日曾国藩致弟国荃的书信中说：“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公事国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指购置房屋田地），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
曾氏不愧儒学大师，深得中庸之旨，他对“笃实”修身如此殷切，对“强矫”概念，如此明晰。在曾氏看来，强矫与谦退，强矫气与平实心，相辅相成，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是事业人生的关键。
文化巨人鲁迅是一位人格真诚的人。鲁迅好友许寿裳说鲁迅人格的伟大与圣洁第一就表现为“真诚”。“这个真诚，是他的人格的核心之一。”（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
开国领袖毛泽东人格最闪光之点，就是人性之真，所谓“真心做事，实意做人”。为了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自我真诚，他有一套原则与方法：“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毛泽东挚爱儿女，长子毛岸英，少年时代流落上海街头，如果说这是不得已，那么，在延安，把他安排在农村劳动，解放后派往基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又把他送上前线，则是自觉行为。难道毛泽东不知道子弹不长眼睛？他是大公无私啊！
8岁前毛泽东生活在唐家坨外祖母文家。他与文氏舅父舅母表兄表弟十分亲密。解放后，毛泽东把文家的人接到北京做客，热情相待。有的表兄弟因此骄傲起来，在乡下做一些影响不好的事，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他郑重地给当地党支部、乡政府写信。信文说：
“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错误与缺点。”
这就是“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毛泽东。如此，才能在情感的羁绊中保持真实自我。毛泽东对儿女，对文家（包括岳母杨家和韶山毛家）所表现的这种有原则的人格立场，自见其棱骨之气。
纵观历史，凡伟人之做人行事都是这样。正是人性之真，成就了他们的事业和人格，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特别应该成为名人、政要以及心怀“伟人情结”者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