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军事家。他率领的“戚家军”，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转战浙江、福建、山东、上海、广东一带，平息了几十年来给东南沿海一带带来深重灾难的倭寇之患，为国家的安危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明王朝中后期的长城与柱石。他晚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忧愤猝死，所以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怀念这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国家的民族英雄。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县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死于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年），父戚景通时任明朝登州的指挥佥事，先祖戚祥曾是朱元璋的将军，几十年南征北战，最后死在战场。
常言道：国平思相，国乱思将。戚继光所处的时代，正值明王朝从兴旺转向衰败的时期。明世宗朱厚熄是有名的败家子皇帝，他信任宦官奸佞，全国贿赂公行。为了修筑自己的寝陵，他耗费了数千万两白银，使成千上万的百姓倾家荡产。所以，当时有句谚语：“嘉靖，嘉靖，家家干净。”
内忧，必将带来外患。明王朝的腐败衰落，给当时的外国势力以可乘之机。十五世纪中下叶，远在东洋的日本，有一些专以习武、抢劫、不务正业的浪人，为了搜括钱财，成群结队地渡海来到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些亡命之徒登陆时，少则几百人，多则数千甚至上万人，给浙江、山东、江苏、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明王朝的腐朽军队又不是其对手，朝廷伤透了脑筋，又毫无办法。对于这些日本浪人，人们给起了个名字：“倭寇”。
这样的社会环境，客观上为戚继光提供了施展才能与抱负的时代土壤。
戚继光的先祖戚祥，曾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最后死在战场上。明王朝为了追念他的开国功劳，特准戚祥的子孙世袭登州卫（今山东蓬莱）的指挥佥事（正七品）。所以，戚继光以上的几代祖先，都担任这个中下级职务，防守地处沿海，常遭倭寇侵扰的登州达一百四十多年。所以，戚家的祖祖辈辈为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家风陶冶，戚继光从小就聪颖过人。将门之后以习武为主，可戚继光除习武之外，文学经史也时时研习，其文章得到他的私塾老师的高度称赞。他对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说：“此儿必能光大你的门户。”于是，其父就给他取名为“继光”，意即继承祖业，发扬光大之意。十三岁那一年，父亲戚景通想检验一下儿子的志向，就问他将来做如何人，戚继光脱口而出：“作霍去病与岳武穆耳。”十四岁时，生母去世，父又多病，家道逐渐衰落，有时甚至到了断炊的地步，但戚继光丝毫没有停止对国家时局的关心和兵法的研究。十六岁就参加山东乡试，并中了武举。
按明政府规定：世袭之职必须每年在规定的时间内去京城办理延期手续，过期不补。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戚景通病危，就把儿子叫到跟前，拉着儿子的手叮嘱道：“国家多事，你又志在高远，定有前程。但当勿怠勿骄，尽忠报国，努力做人。”并要戚继光立即起程去北京办理世袭手续。戚继光担心年迈多病的父亲，不肯北行。戚景通骂道：“呆子，人之能成大功者，当有原由耳，你是站在高山上看得远，还是在平地上看得远？”意思是要戚继光不要丢了世袭之职，这对他以后的前程与发展大大不利。戚继光只好挥泪去了北京，回来后，老父亲已经长眠多时。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七岁的戚继光做了登州卫指挥佥事，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在指挥佥事位上，他每天除了处理公务外，就闭门读书。他对历代各大军事将领的用兵得失有了深刻的研究，这为他日后成为军事大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他立志要像古代那些军事名将一样，建功立业，名垂千古。
为此，他特写了一首五言绝句，以示己志：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王朝提升戚继光为都指挥佥事，管理三营二十五卫所，负责防御山东沿海来袭的倭寇。戚继光到任后，立即着手进行改革。针对山东海防卫所残破、军无训练、纪律荡然无存的情况，大刀阔斧地整顿营所，训练士卒，严肃纪律，很快改变了卫所的面貌。海防得到了巩固。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戚继光到浙江任都司佥事，参加了抗倭任务最艰巨的浙江战事。因功因才，得到了总督胡宗宪的赏识，推荐戚继光任参将，镇守倭寇出没频繁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的广大地区。这一年，戚继光二十九岁。
戚继光能成为明以后的军事大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他几十年的实战生涯。他率军与倭寇血战数十百次，歼敌数十万，使倭寇闻名而惧，再也不敢犯边，彻底平息了东南沿海一带几十年的倭寇之患。二是他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选兵、练兵打仗的理论。这套理论集中体现在《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之中，湘军名将曾国藩认为戚继光的这两本书是最有价值的军事著作而爱不释手（注：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四库兵家类丛书》已正式收入了戚继光这两本书）。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九月，戚继光刚任参将不久就参加了浙江省慈溪县龙山所的战斗。当时倭寇只有八百人，而明军却有上万人。但是，上万人的明军竟然不能抵挡八百倭寇的三路进攻，并纷纷溃退。戚继光一见，急了，拔剑大呼：“不准后退，后退者斩！”并当场格杀了两个逃跑的士兵，但无奈兵败如山倒，遏制不住，眼见得明军就要大败。戚继光急中生智，连忙跳到一块高石上，一连三箭，射倒三个倭寇头目。倭寇见头目已死，顿时停止进攻，戚继光见了，连忙招呼溃退的士兵，重新组织向倭寇发动进攻，好不容易才把倭寇赶跑。
此次战斗给戚继光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明军已经腐败得不能用了。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形成：另起炉灶，重建新军。否则，兵再多也无济于事。
同年十二月，戚继光就向上级起草了一份《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稿》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练兵建议。并说：“诚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报告送到浙江总督胡宗宪那里，石沉大海。
可戚继光并不气馁，再送上一份，胡宗宪只看一眼就把它丢在地上，说：“练兵我也曾想过，浙江人要是能练，还轮得到你戚继光？”这时，他的幕僚提醒他：“戚继光年轻气盛，既有此心，何不让他一试？他试不好也不能怪你，免得让人怨言。”胡宗宪觉得有道理，就拨三千人给戚继光，让他去训练。
但这三千兵的素质不好，成份很复杂。吸鸦片者有之，逛窑子者有之，偷鸡摸狗强抢民女者亦有之。戚继光面对这种情况，毫不退缩，痛下猛药，严格要求和训练，使这些兵油子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但戚继光丝毫不为所动。一个月后，围剿倭寇在山东最大的巢窝之一的岑港战役打响了。
在总督胡宗宪的指挥下，戚继光率领这三千人从左路出击。倭寇居高临下，据险死守，双方打得十分激烈。经过反复争夺，明军终于攻下了岑港。在这次战役中，戚继光率领的三千人尽管打得很艰苦，败坏军纪、骄情怯战的事时有发生，可战斗力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而最先冲进岑港内，摧坏倭寇最后据点的就是戚继光的部队。
戚继光大喜，觉得自己这步棋走对了，就向胡宗宪第三次提出练兵建议，而且这次练兵不像上次那样从已有的部队中调拨人员，而是另起炉灶，罢汰所有旧部，全部招募新兵。胡宗宪见戚继光练兵确有一套：一支军纪败坏、素质极差的军队，经他训练一个月。就增色不少。就同意了戚继光的建议，要他去招募三千人，组织训练。
戚继光的练兵，总共分为三部分：一是创立兵营，在军中置备帐篷，准备好行军用的物资和用具，做到进退无虞，行动自由，无后顾之忧。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后勤保障跟上去。二是选兵。戚继光选兵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根据每个应募者的出身、履历、体格、武艺等条件，严格挑选，浮猥的小市民，过去打过败仗的老兵，沾染坏习气的二流子、地痞，一概不要。这三千人都必须是年轻力壮，武艺基础好的农民和矿工。据说戚继光还通过相学来选兵，如果此人打仗不能拼死，或者福气浅薄则一概摈斥在外。三是训练、招募了人，就开始认真组织训练，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据说戚继光的严格训练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他有一弟也参加了这支部队。在一次长跑的体格训练中，其弟因身体稍差，中途开了小差。戚继光知道后，当着部队的面打了他弟二十军棍，还罚他再跑一次，戚继光骑马跟在后面，其弟昏厥在地。戚继光一见，二话不说，上去就是几脚。事后他弟埋怨他心狠，戚继光道：“慈不掌兵，到时，倭寇可不对你仁慈。”
训练内容有队形、格斗、体力和阵图。在战场上，戚继光十分注重整体的威力、团体的力量，而这种团体力量则通过阵图来体现。相传戚继光的鸳鸯阵曾令倭寇闻风丧胆，他的八卦连环阵在中国古代军事学里也占有相当的地位。
几个月过去了，戚继光把他们练成了一支铁军。经批准，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募了三千人，总数近达七千。以后，戚继光就带着这支部队转战东南沿海一带，战必胜，攻必取，倭寇望风而逃，老百姓称之为“戚家军”。哪里的敌情最严重，哪里就有“戚家军”。当时的宰相张居正高兴地对人言：“练兵有如戚继光，何虑倭患乎？”并把戚继光的练兵作为自己的政治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戚继光本人也受到张居正的高度信任和倚重。
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倭寇大举进犯浙江的象山、奉化、宁海等十数个地方，兵力达数万人。五月初，倭寇以数千兵力佯攻宁海，以调动明军主力于宁海，然后以大军袭台州。浙江总督胡宗宪命戚继光御敌，戚继光欣然领命，决心好好打一仗以壮军威。
当他识破倭寇的企图后，佯顺敌意，以一部分兵力趋宁海，主力埋伏于台州。倭寇攻宁海不胜，想调明军主力又未成功，只好改变计划，转而攻台州。不料明军早有准备，戚继光又及时从宁海赶来，与倭寇大战于台州城外。此时的明军已是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的“戚家军”，个个奋勇冲杀，无不以一当十。倭寇大吃一惊：没想到明军突然变得如此英勇善战，就不支而溃。见倭寇溃逃，“戚家军”急起追杀四十里，斩敌数千，生擒倭寇头目两人。剩余的残寇见陆上无路可逃，只好跳海，结果全部被淹死。这一仗打得漂亮，“戚家军”仅阵亡三人。
倭寇由于在浙江遭到严重打击，只好把进攻重点移向福建。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八月，福建的福宁、漳州、泉州均有倭寇入侵。福建巡抚向朝廷告急，嘉靖帝指定戚继光赴闽。入闽后，“戚家军”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戚继光本人也身先士卒，指挥有方，四战四捷，歼敌五千多人。剩余的倭寇乘船从海上逃走。只有一年时间，福建的倭患基本消除，全歼上万人。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广东的倭寇与当地土匪吴平相互勾结，兵力达到数万人。广东深以为患，向朝廷告急。明王朝又指派戚继光人粤。入粤之后，戚继光采取以打击倭寇为主、对当地土匪剿抚并施的战略方针。经过两年艰苦的战斗，歼灭倭寇、土匪达三万多人，全部消除了倭寇及山匪之乱，广东又告平静。
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倭患的平息，北方又起狼烟。远在大漠深处的元王朝的残余势力趁明朝内忧，纷纷南下骚扰边界，严重的到达了喜峰口和居庸关。北京形势告急，明王朝只好又调戚继光北上镇守边陲。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明王朝晋升戚继光为都指挥使、总兵官，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军务，节制四镇。
戚继光受命之后，先从南方调去以戚家军为骨干的精兵两万人；到北方后，又加紧修筑长城和烽火台，并坚持军事训练，严阵以待。蒙古军见明朝防守严密，只好打消了南下的念头。如今北京及山海关一带的长城，大部分就是戚继光负责修建的，在当时，确是起到了很大的防御作用。
连续多年的南北转战，消除倭患，镇守北方，戚继光及“戚家军”因而名重天下，明王朝对此也刮目相看。因功，明王朝拜戚继光为太子太保、左都督，后又加封太子少保，位极人臣。
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名将群中，戚继光还算是幸运的。其实，戚继光的幸运只不过是他没有像袁崇焕一样被五马分尸，没有像岳飞一样，父子三人同时被绞死在风波亭上而已，如作为有大功于国的一代名将，戚继光的结局应该说也是悲惨的。
万历十年（1582年），明朝著名宰相张居正死后，朝中的守旧势力纷纷复辟，打击、废除张居正进行的一切改革措施，而这些守旧势力的总代表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
朱翊钧是张居正的学生，因为张居正为人严厉，朱翊钧最怕他。还在他当太子时，只要是听到张居正咱勺声音，就屏声敛气，规规矩矩。所以，张居正死后，朱翊钧大喜过望。相传他喝了一天酒，睡了两天，以示庆贺。同时，也开始对他的老师大打出手，首先，派人抄了张居正的家，把其家人流放到边疆；其次，废除张居正的一切新法。朱翊钧觉得这还不够，就对与张居正关系密切的文武大臣，贬的贬，降的降，全部逐出朝廷。
理所当然，曾被张居正倚为长城的戚继光是朱翊钧最先打击的对象。
一五八二年底，万历皇帝下诏免除戚继光的太子少保之职，两个月后，又免去戚继光的节制北方四镇的左都督职务；万历十一年（1583年），戚继光奉命离开北京去镇守已平安无事韵广东，任巡抚之职，不久，又被贬为都指挥使。
戚继光见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贬，就觉得再留恋禄位已是凶多吉少了。万历十三年（1585年），就以自己有病为由，向万历皇帝上疏，请求批准退休。朱翊钧一见疏章，立即朱笔钦准同意。于是，戚继光只好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军营去了山东老家当普通老百姓。回家后，靠延师教子，修桥立庙，或整理文稿打发时光，这一年，戚继光还不到六十岁。
但是，即使退休回了老家，戚继光也没有安稳日子过。不久，朱翊钧又唆使其大臣攻蔷戚继光，说他夸大战功，欺骗国家，沽名钓誉，以干俸禄，说戚家军也并非百战百胜，只是偶尔打了一些胜仗，如此等等。戚继光知道后，半言不发，因为他知道是皇帝的主意，乱说不得。但他作为将军，可杀不可辱，尤其不允许抹杀将壮士们流血取得的战功。所以他每天只好在家喝闷酒，也不与家人谈话，有时也偶尔自言自语地叹气和流泪：“我不要功劳，但也不能中伤我。我转战五省，歼敌数十万，身上负伤十数处，难道这些都成了罪过？”
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二月的一个深夜，戚继：光突然心脏病发作，家人把他扶到床上后，只听见他的嘴里嘟哝一些谁也听不懂的声音，也许是表达皇帝对己不公的愤慨吧！第二天早上待家人前去看望时，他已全身僵硬如石了。
按明王朝的政策，凡有大功于国家的将军，子孙都可世袭其禄，多则十几代，少也有三五代。可戚继光的儿子承袭的还是他的先祖戚祥的爵禄：登州卫指挥佥事。
封建王朝是残忍的，寡恩的，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戚继光。
怨死的袁崇焕
一六四四年七月，随着明思宗朱由检吊死北京景山，立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朱明王朝宣告结束。朱由检上吊前怕城破被辱，拔剑砍死了皇后、妃子及自己的女儿。他一边砍一边喊：“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家！”其实，这场悲剧是朱由检一手造成的，是他刚愎自用、偏听偏信而错杀了一个人，那就是明朝后期的忠诚良将袁崇焕。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又说他是广西贵县人。他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死于明思宗三年（1630年）。从他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到被冤死。虽说只有短短十多年的宦海生涯，却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惨痛的一页。
袁崇焕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时代。
明王朝到了神宗朱翊钧执政，可说是一个转折点。著名宰相张居正死后，朝中再也没有人谈论改革朝政一事了，国势从此一落千丈。朱翊钧又是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一个皇帝，一生在位四十七年就有三十多年不上朝接见大臣。一天到晚深居宫内与宫女、太监做生意，或派太监负责开矿，自己分红，或：是与宫女在深宫摆货摊子做生意，自己执秤杆。
朱翊钧一天到晚这样胡闹，国家大事全部交给他最信任的大太监魏忠贤。魏被封为九千岁，人称魏公公。从此，魏党阉竖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把明王朝搞得乌烟瘴气，而老百姓则啼饥号寒，饿殍遍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黄河泛滥，水灾肆虐，千百万百姓无家可归，上万人葬身鱼腹，惨不忍睹。
这种情况，终于激起了农民大起义。当时起义军的主要首领是陕西米脂农民李自成。他因受不了官府的压迫，揭竿而起，投靠了他舅舅高迎祥的队伍。不久，高迎祥战死，李白成接管了他的部队，号称闯王。当时除了李自成外，还有西南的张献忠。两股起义大军攻城掠地，镇压贪官污吏，屡败明王朝的军队。天下又群起响应，起义烽火燃遍大江南北，明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就在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的同时，东北大地上的努尔哈赤后金政权则对明朝怀着叵测的居心，虎视眈眈，寻找可乘之机。努尔哈赤在国内创立了一种兵民合一的八旗军事制度，使得后金兵强马壮，声威赫赫。在萨尔浒大战中，后金全歼明朝关外的主力，山海关以北的广大地区几为后金所有。努尔哈赤死后，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在巩固了东北的政权之后，开始厉兵秣马，准备出关与明王朝决一雌雄了。
在农民起义和后金政权这两大威胁中，对明王朝威胁最大的是后金政权。因地理位置的关系，后金政权的首都沈阳和明朝首都北京相距甚近，只要经过辽西走廓、山海关，就可直达河北平原。所以，为了消灭后金政权，明王朝不惜血本，把在关中与李自成作战的部队调到关外与努尔哈赤作战，像左良玉、熊廷弼、洪承畴等战将也都被调到关外战场。
但是，这些将领无一是努尔哈赤和他儿子皇太极的对手，不是战死就是被俘。因此，明王朝需要一位得力的将领镇守山海关一线，以阻金兵入关，而袁崇焕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升起的一颗军事新星。
袁崇焕为人性忠梗，好坦然直诉，不避左右，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不畏馋言，敢说敢于。一六一九年，袁崇焕中进士，授福建邵武县的知县。他到任后，除留心民情外，还钻研军事，经常与同僚谈论边防上的形势，对于国家积弱，后金猖獗，常常扼腕不已，闭目长叹。
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感召，不顾同僚的反对，只身进京，向刚即位的明熹宗朱由校进言，上疏《平金十策》，系统地讲述自己的防御方略。小小的知县在偌大的北京渺小得微不足道，可御史侯恂觉得他是个人才，有胆气、有见识，就奏请明熹宗破格把袁崇焕从地方调到边关搞军事。明熹宗此时也正需要人才，又很欣赏袁崇焕的胆识，就擢升他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边防上的军事调动事宜。
袁崇焕一到任，就单枪匹马，便装儒服到山海关一带考察边防情况，有时连他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一个月后，他回京述职汇报，把边防的情况调查得清清楚楚，哪里可以驻兵，哪里可以阻敌，哪里可以屯粮和防守，了如指掌。明熹宗一听，大喜：“边关从此得人矣。”当即晋升袁崇焕为兵部佥事，监军关外，并拨给他帑金二十万两，命他招募兵马。袁崇焕也不负君望，在关外亲自指挥，整饬边备，修筑城池，先后修复边镇数十处，开疆二百余里。为酬袁崇焕之功，明熹宗升他为将军，镇守宁远，从此，袁崇焕正式成了明王朝的重要边将。
袁崇焕也十分感激皇帝对他的提拔，决心在保卫边关的对金战争中干出更大的成绩来。有一次，袁崇焕的母亲病故，他接到噩耗后正在前线，就买了些纸钱和酒肉，一边哭一边烧：“忠孝不能两全，只能求母亲的在天之灵宽恕！”
当时把持朝政的仍是大宦官魏忠贤，袁崇焕曾受此人排挤而闲置十多年。他最担心此人破坏抗金大业，为防止魏在皇帝面前说自己坏话，袁崇焕就预先提醒明熹宗不要听信谗言。
有一次，袁崇焕回北京向皇帝汇报边关军务时，明熹宗道：“只要能守先王之社稷，你有什么要求，只管奏于朕。”袁崇焕直言不讳：“臣无其他，只有一点，就是陛下不要听小人之谗。”明熹宗道：“卿何出此言？”袁崇焕道：“臣拥兵在外，整天在陛下身边的都是您信任的人，如果我勇敢杀敌，敌人就要仇恨我；如果立下大功，其他人就要嫉恨我。这样一来，诽谤中伤的书信，就会装满箱子；诋毁我的言论，您就会天天听到。自古功臣功亏一篑的原因就在这里。只有英明的君主，才不会听这些谗言，君臣才会互相信任，国家才会安稳。”
明熹宗听后，很赞赏袁崇焕的忠直之言，说：“只要能固社稷北疆，朕岂能误听人言有误祖宗的基业乎？”于是，他向袁崇焕保证：决不信谗，不让流言干扰军事行动。同时，任命袁崇焕督帅蓟、辽、登、莱、天津军务，让他独当一面，放手去干。
果然，袁崇焕没辜负明熹宗的厚望，像一堵长城一样，矗立在山海边上，使后金不敢越雷池一步，并在关外大败努尔哈赤。
天启六年（1626年），镇守辽东的明将高第畏金如虎，见努尔哈赤咄咄逼人，就认为关外守不住了，主张将驻守边城的将士向关内撤退。这是一项非常错误而又愚蠢的战略决策：能守住山海关，是因为有辽东这块战略缓和地带，如弃辽东不守，就等于把山海关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下，河北必将震动。所以，撤出关外无异于逃跑、自杀。
袁崇焕听后，坚决反对，气愤地说：“锦州三城刚刚收复，岂能轻易让给敌人？这些城市地处前方，如果我们放弃了，后方的城市也要为之震惊，关内也失去保障，这是亡国丧军之言。”但高第不听，坚持要袁崇焕从宁远撤军。袁崇焕怒气冲天：“要撤你自己撤好了，我是镇守宁远的主将，定与此城共存亡。”高第真的撤出关外，把守城卫关外的任务交给袁崇焕这支孤军。
在沈阳的努尔哈赤了解到宁远只有袁崇焕一军防守时，大喜，以为是统一关外的时候到了。他就亲率大军，西渡辽河，直扑宁远。袁崇焕见努尔哈赤亲自率军，知道必有一场恶战，就召集诸将商议，决计死守。袁崇焕为激励士气，当场刺臂书写血书，表示血战到底的决心，全军将士见主将勇气如此高昂，个个宣誓效死决战。
在战术上，袁崇焕针对金军野战是其长，攻城、短兵相接是其短的特点，利用宁远坚固的防御工事，充分发挥箭、石和火炮的威力，使善于骑射的八旗兵难以发挥其所长。努尔哈赤多次攻城未下，伤亡惨重，连他本人也被炮火击成重伤，只好下令撤军，回去后就死了。他死前恨恨不已地说：“我用兵三十年，还没有如此败过。”
宁远大捷的战报传到北京，明熹宗兴高采烈，手拿战报朝大臣挥舞，当众表扬袁崇焕：“为将有如袁崇焕，何虑金狗？”下玺书奖励，提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衔，其他职务不变。
一六二八年，明熹宗朱由校死，其弟朱由检即位，史称明思宗年号崇祯。朱由检是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即位时十七岁。他很想有所作为，重振大明气象。他上台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把魏忠贤下狱处死，清除了朝中的一部分魏党，把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在军事上，他倚重袁崇焕。即位后不久，朱由检就把袁崇焕从辽东召来北京，询问军政大计，要怎样才能把北方的防务搞好。袁崇焕还以为朱由检与他哥哥朱由校一样，是个用人不疑的皇帝，就直率地回答：“如陛下能给臣方便条件，五年内当为陛下肃清关外后金势力。”朱由检问是哪些条件，袁崇焕道：“户部转军饷，工部转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同时，陛下还要给我相应的权力，让我见机行事，方可有济。”
朱由检当面答应了袁崇焕的要求，并把四部大臣：召来，严令他们配合袁崇焕，巩固山海关的防务。为表示对袁崇焕的信任，朱由检还赐给他一把尚方宝剑，一切可便宜处置，同时又特加他兵部尚书兼太子太保衔。
按理，袁崇焕可以放心大胆地施展自己的雄才大计了。可事实上并非如此，皇帝赐的尚方宝剑最终砍到袁崇焕自己的头上。
中国古代那些军事大家之所以能立功疆场，最终拜相封侯，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遇上了明君，如果遇上昏君，不要说立功，能保住脑袋已属万幸。而明思宗朱由检却是一个昏君。史书上说他：“有志振社稷，又素自用，生性多疑。”不信人，又好自负，喜臣子阿谀奉承他，这样的君主很容易被臣子所骗而上当。因此，像袁崇焕这种性率直又忠梗的大将是很难与朱由检这样的皇帝同在一条船上的，悲剧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后金首领努尔哈赤中了袁崇焕的大炮而死，死前对儿子皇太极说：“袁崇焕乃吾之劲敌，尔当慎之。”也确实如此，自从袁崇焕镇守辽东山海关后，北方相安无事，后金虽发动过几次攻势，也未占到便宜。因此，袁崇焕对于皇太极来说，是一颗卡在喉咙里的硬核。皇太极见攻不下袁崇焕的防线，就想诱降，答应事成之后，许以高官厚禄。
袁崇焕一见后金使者，大怒：“尔金狗敢诱降？我生是大明人，死是大明鬼。”要杀后金使者，部下劝他，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袁崇焕道：“斩使以示威。”说完，把后金使者的人头砍下，悬挂在城墙上。皇太极得知后，大恨之，并死了诱降之心。
皇太极见从山海关的正面攻不破明军的防线，就采取大迂回的战略，避开山海关，绕道千里蒙古大草原，从喜峰口南下，直扑北京，即使不推翻明王朝，也要从心理上给对方以雷霆般的打击。
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皇太极亲率后金军数十万之众，绕道古北口袭人长城内，进占遵化等地，然后越蓟州而西，骚扰通化，进围北京。此时的明王朝已成为一个空壳，主力部队不是被调去打李自成，就是调入辽东防守后金。在后金的强大攻势下，巡抚王元杂、总兵朱国彦战死，形势万分危急。这时，朱由检只好命令在辽东的袁崇焕火速回京护驾。袁崇焕接诏后，星夜率军驰人京城，与皇太极大战十几场。皇太极不支，只好北撤蒙古。走时，沿途放火烧了一些民房，抢掠了一些物资，并掳走了一些明太监及宫女。
皇太极在北京又遇上了劲敌袁崇焕，心里很不舒服：“好个袁崇焕，又使我功亏一篑。”这时，他的军师范文程对他说：“陛下勿忧，杀袁崇焕只在眼前。”并在皇太极耳边嘀咕半天，要他如此如此，皇太极一听，面露喜色，不住地点头。
于是，皇太极把抓到的两个明朝宦官各押一处，有意放松看管。同时，让手下人故意议论袁崇焕很快就要投降后金的情况。一个叫杨春的宦官听到此事后，不知是计，喜不自禁，以为可以立一大功了。他连夜逃回北京，向崇祯皇帝报告了袁崇焕将要与后金作城下之盟重要的情报。
这本是皇太极的反问计，想借崇祯皇帝之手除掉自己的劲敌，而且实施得也非常蹩足，稍有头脑的人一眼就可瞧穿。
但就是这么一个圈套却在明王朝内部掀起轩然大波。魏忠贤的余党王永杰、高捷等人乘机向皇帝告了袁崇焕两条大罪：里通外国和目无君上，擅杀大将以立威，别有图谋。并且为了加重告状的说服力和可信程度，还把袁崇焕向皇帝的上疏和工作上的某些失误也拿来作为证据。
事情是这样的：明熹宗时，袁崇焕刚接手辽东防务。针对敌我双方情况，金军没有大举进攻，而明军也需要时间调整战略，加强防务。此时如果后金想议和，明军可以与后金谈判以争取时间，加强防务，为大战作好准备。主意已定，袁崇焕就上书明熹宗。可此奏一出，朝中哗然。尤其是魏忠贤的阉党更是攻击迭起，说袁崇焕里通外国，想与后金作城下之盟，是投敌，要弹劾他。可明熹宗保了他：“和与战，是将军分内事，他能与朕坦明心迹，患殊可佳，何桌的投敌？”说明明熹宗的头脑还是清醒的。
其次是关于擅杀大将以立威的罪名。朱由检上台后，为了鼓励袁崇焕，让他放手去干，就特赐尚方宝剑，遇事可先斩后奏。其实，这是一种荣誉，不是权力。可袁崇焕不这么想，他认为既是皇上赐的特权，为了国家就应大胆使用。有一次，袁崇焕获悉据兵镇守渤海东江岛上的总兵毛文龙贪污军饷、广招商贾、贩卖鸦片、强占民女，致使部队战斗力下降，屡败于金兵，民愤很大。袁崇焕为了整肃军纪，提高战斗力，在东江岛视察时，就把毛文龙抓起来，宣布了十二条大罪，然后抽出尚方宝剑，把毛文龙当众砍了。事后，袁崇焕上报朝廷，自请处理，崇祯帝心里想：这小子真敢干，要他先斩后奏，果然有恃无恐。但人已死了，只好表面上安慰袁崇焕几句，但心里已对他很不满意。袁崇焕的这种做法与崇祯帝刚愎自用的个性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认为袁崇焕这样做是逆君行为。
果然，朱由检听了宦官的情况汇报，看了魏党的上疏，认为此事不简单，事出必有因。同时，他把袁崇焕前后所作所为连贯起来分析，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而且明朝多难，后金势大，人都想求富贵。因此，不趁早下手，就悔之晚矣。于是，朱由检下诏要袁崇焕进京朝见，然后趁机把他打人大牢。
其实，魏党构陷袁崇焕的这两条罪都不能成立：上疏与后金议和是袁崇焕作为边关大将向皇帝汇报工作和提建议，是正常的组织程序，何来的投敌？其次，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从程序上说确是有失误，斩杀将军之事权应由皇帝定决。可毛文龙并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且朱由检又给了袁崇焕这个权力，为了军情的需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袁崇焕也无可厚非。但是，袁崇焕是与昏君共事，是为垂死的王朝出力，一切都在不正常的关系下运作，所以。他越忠直，给人抓的把柄就越多，罪恶就越大。
按《大明律》：通敌与逆君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到此时，袁崇焕就是浑身是嘴也不能分辩了，结果他终被昏君及奸党送上了断头台。临刑那天，袁崇焕痛呼冤枉。刽子手见他说话，就用刀在他嘴里一剜，顿时鲜血直喷。然后，刽子手根据崇祯帝的命令，对袁崇焕实施磔刑，一代忠于国家的战将就这样悲惨地五马分尸了。
袁崇焕死后，辽东再也没有人能抵挡皇太极的进攻了。可以这样假设：如果不杀袁崇焕，那么山海关可以固若金汤，明王朝则可集中全力打击李自成。同时也就不会有李自成进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之举了。所以，《明史·袁崇焕传》里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一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由清王朝内务府公布的皇太极的反问计真相，天下人才知道袁崇焕是冤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