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逆鳞魏征
魏征在东宫担任闲职，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太子的安危息息相关。他看到太子和二弟秦王李世民之间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深为太子的前景忧虑。窦建德被平定后，其部下刘黑闼重新起兵，迅速控制了河北一带。这时，魏征和同事王硅对太子说：“殿下仅仅因为是嫡长子，才被确定为太子，谈不上什么功绩和名气。而秦王东征西讨，功劳卓著，威加海内，众心归向，殿下的地位因此受到威胁。现在刘黑闼兵不众，粮不多，大军一到，定能奏捷。希望殿下向朝廷请求带兵出征，一则立功，赢得政治资本，二则网罗山东人才，增加实力，殿下的地位也就牢不可破了。”太子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武德五年的冬季，带兵前往镇压了刘黑闼，平定了山东地区。后来，魏征见李世民功业越来越高，又劝太子及时下手，消除后患。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政变，在宫城北门玄武门杀掉太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夺得了太子地位。不久，高祖李渊被迫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继任皇帝，这就是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刚收场，李世民就把魏征召来，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关系？”魏征回答道：“皇太子要是早点听从我的话，也不至于有今天的杀身之祸。”问得厉害，答得也不含糊，表现出魏征特有的耿直。李世民很看重这一点，因此不仅没有将他作为李建成的死党杀掉，反而不计前嫌，授给他詹事主簿一职，又将他提升为谏议大夫（谏官），封以巨鹿县男爵位。这时，魏征看到河北地区原曾追随过故太子和齐王的人，心里都很不踏实，而一些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则争相告发或捕获他们以邀功，这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于是就对当时已执政的太子李世民说：“如不表示出最大的宽容和公正无私，恐怕会不断出乱子。”李世民听了他的话，就让他去安抚山东，允许他自己做主，灵活处理所遇到的问题。魏征到了磁州（今河北磁县），路上碰见前太子的禁卫官李志安和原齐王手下的军官李思行正被押送长安，就说：“前东宫和齐王府的人，殿下都已明令赦免不问了。现在州县仍然押送李志安、李思行去长安治罪，这样，受牵连的人谁不疑虑丛生，就是派使者来宣慰，也没人再相信了。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大事，哪能怕自己受嫌疑就不去管呢？我们如果把李志安、李思行释放而不加追究，国家的信义恩泽就会远布各地。殿下既然把我当作国士对待，我怎能不以国士行为去报答他呢？”于是将二人释放。李世民知道这事后，非常高兴。这初次成功的合作，便为以后的长期共事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登极后。同魏征等许多大臣不断地总结隋亡的教训，引为借鉴。他们认为，隋炀帝刚愎自用，拒谏饰非，厚敛重赋。滥用民力，奢侈纵欲，穷兵黩武，终于导致灭亡，像这样的皇帝，决不允许再出现了。因此唐太宗励精图治，勤政惠民。他经常将魏征请入居室，询问时政的得失。于是魏征愈来愈受信用，唐太宗逐步提升他为秘书监（掌管图籍的机构秘书省的正长官）、侍中（最高审议机构门下省的正长官）、宰相，并封他为郑国公。后来唐太宗对于魏征甚至到了不可一日不见的程度。魏征喜遇明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先后陈谏数百余事，决心致君尧舜上，把唐太宗辅佐成为英明天子。
如何在君主专制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集思广益，发挥群体作用，是魏征经常和唐太宗讨论的问题。贞观二年（628年），太宗问起魏征：“君主怎样做才能明达睿智，怎样做就要昏庸糊涂？”魏征先列举了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帝王的事迹，然后总结道：“广泛听取各种意见，才不至于被权臣和坏人蒙蔽，这样就能明达睿智；偏听偏信，就必然昏庸糊涂。”太宗很称赞这个说法。
贞观八年，一个叫皇甫德参的地方官上疏批评了三件事：一是修洛阳官劳扰百姓；二是收地租过重；三是宫妃好梳高髻，民间竞相仿效，影响到社会风气。唐太宗见疏大怒，说：“这人想让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二斗租，宫人都不留头发，才算满意！”他要以所谓诽谤朝政的罪名对皇甫德参加以惩治。魏征得知此事，对太宗说：“汉文帝有道。贾谊尚且为时政担忧，上书说可为痛哭的事有三项，可为长叹的事有五项。可见自古以来，上书若不把话说得激烈些，就不能触动君主的思想。而说得激烈了，又和诽谤朝政差不多。前人说过，即便是狂夫的言论，圣人也要加以辨别，择善而从。陛下要认真对待！”太宗被说服了，并且说：“我如果惩治这个人，以后谁还敢再说话呢！”于是他赐给皇甫德参二十疋绢作为奖赏。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又抱怨百官的一些批评时政的封事所列举的事有出入，想要处分这些人。魏征说：“先王想知道自己的过失，故意立诽谤木，鼓励人们议论是非，指责过失，将意见写在诽谤木上。现在百官批评时政的封事，就是诽谤木一类的东西。陛下想知道自己的得失，只可放手让人们去陈说。如果说得有理，就会有益于陛下；说得不对，也无损于国家啊。”太宗说：“你说得很对。”于是对所有封事批评时政的人都加以表扬，以示鼓励。
用进谏的方式为帝王出谋划策，难免要批评帝王的错误作法，提出针锋相对的主张，往往使帝王感到逆耳、难堪。进谏者如果缺乏胆识。顾忌小利，是不敢这么做的。古代把这叫作“批逆鳞”，说是龙脖子下面长有倒生的鳞片，触摸时疼痛难忍，龙就要发怒，将触摸者干掉。魏征就随时会遇到这种风险。一次，唐太宗退朝后，面带盛怒，扬言：“我要杀掉这个乡巴佬！”皇后问他指的是谁，太宗说：“魏征经常在朝廷上当众侮辱我，使我不得自在。”然而魏征并不因此而畏怯，仍然不改他那耿直的本色，照旧对一系列问题经常提出批评建议，有些谏言还涉及到声色犬马和家庭关系等为人所难言的事。
贞观二年，太宗听说郑仁基的女儿长得漂亮，又有才华，便在皇后的鼓动下，下令册封她为充华，想把她娶进宫中。魏征知道这女子已经许嫁士人陆爽了，就上表说：“陛下身居宫廷台榭，就应希望百姓也有房子住；吃着膏粱美食，就应希望百姓不饿肚子；看见自己的嫔妃，就应希望百姓都有家室。现在郑家女子已经和人定婚。陛下要娶她入官，这哪像做天下人父母的样子呢？”唐太宗于是非常愧疚，立即下令停止册封。
贞观十年，皇后长孙氏去世，葬在昭陵。太宗念思不已，就在苑中修筑层观，以便登高而望昭陵。一天，太宗带着魏征一同登观而望。魏征看了半晌，说：“我眼已昏花，望不见。”太宗指了指。魏征说：“我还以为陛下修层观是为了膝望先帝的献陵呢，原来不是！要是昭陵，我本来就看见了。”太宗不禁潸然泪下，下令拆毁层观。
太宗虽然经常被魏征尖锐的谏言所激怒，但又不得不为之息威，甚至对魏征产生了畏惧感。一次，他得到一只鹞子，十分喜爱，就放在臂上玩赏，忽见魏征走近，便赶紧藏到怀里，魏征佯装不知，一直奏事不已，鹞子竟被捂死在怀里。还有一次，太宗想到终南山游玩，已经安置了车马警卫，但又决定不去了。魏征问起这事，太宗说：“怕你再说我，所以取消了。”
在魏征的带动下，贞观时期群臣议政蔚然成风，涌现出马周、张玄素、张行成等一大批敢于进谏的人物，甚至在隋朝时号称谀佞的裴矩，也为风气所染，折节而进谏。唐太宗因此经常处在一种面折廷净而不举首的状态中。这种封建民主可以说是对于君主专制的一种制约和补充。利用集体智慧，修明政治，是被后人所称颂的“贞观之治”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太宗即位之初，有人建议对周边各族炫耀武力，显示国威，使它们震恐而归服。这时，十多年的战乱刚刚结束不久，社会经济凋敝不堪，人口减少到隋代的三分之一，当务之急是安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经济，除遇外敌入侵等迫不得已的情况，应尽量避免战争，集中精力把国内的事办好。国内的事办好了，威望和地位自然会提高，从而赢得周边各族心悦诚服的拥戴。魏征认准了这一点，因此竭力反对炫耀武力的主张，而为唐太宗制定了“偃革兴文，布德施惠”的方针，强调“中国既安”，则“远人自服”。
唐太宗并非不打折扣地接受这个方针。因此魏征还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时时注意劝谏太宗，使他不违反这个方针。一次，太宗想征发十六岁至十八岁的中男当兵，这比原来规定的二十一岁的征兵年龄早了好多年，因此魏征坚决反对。他与唐太宗争执了四五个回合，坚持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只要治军有术，现有的健壮兵士就可元敌于天下。何必要把未成年的中男扩充到军队中来虚凑人数！”唐太宗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放弃了征发中男的念头，这为当时恢复生产争取到了劳动力。
岭南蛮族酋长冯盎因内部争斗，多年未到京师朝觐，被人奏称为反叛朝廷。贞观元年，唐太宗派将征调数十州的兵士前往讨伐。魏征对太宗说：“国内刚刚安定，冯盎反状未成。不宜兴师动众。”太宗说：“告发他反叛的人络绎不绝，怎么还说他反状未成”魏征说：“冯盎如果反叛，必然要据守险要，攻掠州县。现在举报他谋反已经好几年了，却未见他的兵士出境抄掠，这说明他根本没有造反。州县怀疑他反叛。陛下又不派遣使者前往安抚，他怕送死，才没来朝见陛下。如能派出可靠的臣子前去宣示陛下对他的绝对信赖，他必然为免遭祸害而高兴，不动一兵一卒即可安定岭南。”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冯盎果然派其子入朝。魏征一言安邦，太宗十分高兴，说：“魏征让我发一介使者，就安定了岭南，胜过十万大军！”
贞观四年，唐灭掉大敌东突厥，国威大振，各少数民族政权都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还专门开辟了一条参见天可汗的道路，前来朝贡，自愿接受唐廷的统辖。唐太宗兴奋地说：“我采用了魏征的方针，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这都是魏征的功劳啊！”
但魏征仍然担心唐太宗好大喜功，轻易动武。唐太宗当秦王时，曾多次带兵打仗，平定国内割据势力。乐工将太宗的这个经历编为乐舞，名叫《秦王破阵乐》，后改称《七德舞》。战争年代，军中时常演出，用以鼓舞士气。唐太宗即位后，便将此舞乐作为国宴上的保留节目，用于娱乐。魏征每次陪同太宗出席宴会，只要见演出《七德舞》，就低头不看，如果是文舞《九功舞》，就看得津津有味，以此表示他对于太宗仍然热衷于宣扬武功的不满。在魏征死卮，唐太宗曾为收复辽东故土而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如果遭到失败。他对此十分懊悔，说：“魏征如果还活着，是不会让我有辽东此行的。”
魏征在辅佐太宗发展经济的同时，还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战乱之后，书籍散佚和损毁较多，他奏请组织儒生校辑图书，从而使国家典籍粲然大备。他见汉朝戴圣汇集的《礼记》一书编次混乱，就花费了好几年的心血，采集前儒的训释，加以分类整理，重编为《类礼》二十卷。唐太宗读后很赞赏，下令抄成数本，除藏于内府外，还赐给太子和诸王。唐太宗想借鉴前代的治国经验，魏征便组织虞世南等人，采集经史百家中的嘉言善语和明君昏主的事迹，编成《群书治要》五十卷。太宗认为这书取事面宽，要言不烦，可使自己稽古鉴今，临事不惑，除自己学习以外，还赐给太子和诸王各一部。唐太宗还命魏征收集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迹，编成《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作为教材，赐给诸王。当时规定官修史书，由宰相监修，因此魏征又主持了梁、陈、齐、周、隋几朝史书的修撰工作，并亲自动笔，增补删削，还为《隋书》写了序论，为《梁书》、《陈书》、《齐书》写了总论。
魏征的“兴文”主张，不仅体现在整理、编撰图书典籍方面，还体现在他关注全社会的教化方面。他力劝唐太宗行王道、施仁政，重视对人民的教化工作。太宗执政之初，曾和群臣讨论教化问题，说：“现在大乱刚过，恐怕百姓不易教育。”魏征说：“不然。生长在太平时期的百姓骄横放肆，难于管教。相反，遭遇过动乱的百姓穷困愁苦，却容易感化，正如久饿的人容易喂养，渴极了的人容易饮水一样。”老官僚封德彝非难说：“三代以后，人越来越浮薄诈伪，因此秦朝才专用刑法律令，汉朝才兼用霸道。他们原都是想用王道仁政来感化百姓而不成，哪里是能感化百姓而不想感化呢？魏征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如果相信他的荒唐说法，将会危害国家！”魏征回答说：“商汤驱逐无道的夏桀，周武王讨伐残暴的商纣王，百姓依然是原来的百姓，都能加以教化，出现太平，难道不都是大乱之后的事吗？如果说古人淳朴，后来便愈益浮薄诈伪，那么发展到今天，人早已不再是人，都变成鬼怪了，君主哪还能治理他们呢？”封德彝等人被驳得哑口无言，但仍然以为不可，唐太宗却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并终于在社会教化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