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劳1918年2月出生于奥地利，21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1942年，布劳从伊利诺伊州的埃尔姆赫斯特学院社会学系毕业。195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3年出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并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布劳毕生致力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与教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著有：《科层制的动力》（1955 ）、《社会整合理论》（1960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1964 ）、《互动：社会交换》（1968 ）、《社会交换中的公平性》（1971 ）、《不平等和异质性》（1977 ）。
一、理论重点
布劳理论的研究重点不在人际关系，而在于社会结构，这与霍曼斯的理论有重大差异。布劳曾批评霍曼斯忽略了社会结构所具有的突出性质，所以它只适用于直接的具有人际互动关系的小群体，即只能解释非制度化的社会行为。他认为，从微观到宏观领域，交换过程虽然相同，但已变得更为复杂。即交换的主体由个人扩展到群体和社会组织；交换性质也由直接扩展到间接；交换由先于创造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过程变为受社会制度和结构制约的过程。
为了弥补霍曼斯交换理论的不足，布劳希望以自己的新理论为分析非制度化的人际互动和制度化的结构关系提供一般性的理论框架，从而填补微观社会交换理论研究与宏观社会交换理论研究之间的鸿沟。
由于布劳的交换理论的重点不是个体之间的交换关系，而是社会结构的交换基础；不是研究影响人们之间交换行为的心理因素，而是探讨基本交换过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而社会结构又怎样制约着交换过程。因此，布劳的交换理论被称为结构交换理论。
二、社会交换原理
与霍曼斯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看成是交换不同，布劳认为，社会交换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他认为，只有在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的情况下，人类行为才成为交换行为：“一是该行为的最终目标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才能达到；二是该行为必须采取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6］因此，他认为社会交换是：当别人作出报答性反应时就发生、当别人不作出报答性反应时就不发生的行动［7］。可见，在布劳那里，社会交换关系仅仅指行动者那些他们期待能给自己的行动以适当回报的他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只有当交往中的受惠一方承担了回报的义务并实际履行了这一义务时，交换关系才能维持。而那些不期待他人回报的交往则不属于交换关系。显然，布劳的交换概念要比霍曼斯的狭窄。
布劳在建构其交换理论的过程中，大量借鉴了一些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他看来，就社会交换参与者的行动受到报酬期待的影响而言，社会交换领域中也会呈现经济人理性选择的特点。同时，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也适用于社会交换领域，即人们得到特定报酬越多，这一报酬的追加部分具有的价值就越低。
布劳虽然认为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有许多共同点，但他对二者还是作了严格的区分：首先，经济交换是根据明文规定的契约合同进行的，而社会交换不作任何具体的规定和明文的承诺；其次，经济交换不会引起个人的责任、感激和信任，而社会交换则会；最后，从经济交换中得到的利益可以准确计算和预测，而从社会交换中得到的利益则没有明确的价格，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报酬的价值具有模糊性［8］。
布劳还指出，社会交换过程中人们的选择更多地受到规范的制约，而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互惠规范和公平规范。互惠规范贯穿于整个交换过程的始终，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和互动；而公平规范则直接制约着人们对报酬的期待程度。但布劳也指出，在现实的社会交换中要做到完全遵守互惠规范和公平规范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一定意义上，不公平交换恰恰是社会分化、权力产生的原因。
布劳有关社会交换的原则可概括如下［9］：
理性原则（Rationality Principle）：人们在从事某种行动时，越是期望从对方那里得到更多的报酬，就有可能从事这种活动。
互惠原则（Reciprocity Principle）：（1）人们之间交换报酬越多，越有可能产生互惠的义务并以此来支配以后人们的交换。（2）越是违反交换关系中的互惠义务，被剥夺者就越会倾向于消极地制裁违背规范的人。
公正原则（Justice Principle）：（1）人们建立的交换关系越多，就越有可能受到“公平交换”规范的制约。（2）在交换中，越是不能实现公平规范，被剥夺者就越会倾向于消极地制裁那些违背规范的人。
边际效用原则（Marginal Utility Principle）：人们从事某一特定行为得到的期望报酬越多，则该行动的价值越小并且越不可能从事此活动。
不均衡原则（Imbalance Principle）：在社会单位中，某些交换关系越是稳定和均衡，其他交换关系就越可能变得不均衡和不稳定。
三、微观结构中的社会交换：整合与冲突
布劳把社会结构区分为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两种，微观结构是由相互影响的个体组成的，宏观结构是由相互联系的群体组成的。社会交换存在于这两种结构中。
布劳认为，社会的微观结构起源与个体由于期待社会报酬而发生的交换。个体间的交换开始于社会吸引，社会吸引是指与别人交往的倾向性。如果一个人期望与别人的交往会带来报酬，不论这些报酬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那么他就会受到能提供报酬的人的吸引。而要使对方承认自己，愿意与之交往，就必须向对方证明自己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力争给对方留下印象，表明如果与之交往，对方也能从中得到报酬。假如他成功了，对方接受了他，交往就随之发生。一旦双方都从这种交往中得到了期望的报酬，相互的利益就会加强相互的吸引，当不断地吸引使双方建立了能使他们的社会交往稳定化的共同纽带时，某个群体就形成了。
在群体构成的场合，交往不是唯一的。许多个体的交往导致了相互之间的竞争，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给别人带来印象，创造印象的策略在个体之间有很大差别。价值观和才能在这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决定群体成员认为什么东西给他们印象最深。决定怎样给他人留下印象。在存在价值差异的群体中，共同的价值观能为彼此的看法提供社会支援。这种支援能使交往变得具有吸引力。在价值完全相同的群体中，要想成为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人，则必须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对于一个新形成的群体或群体新成员来讲，最初的竞争是时间，即别人愿意把时间花在与他的交往上，然后才转向争取肯定的评价，社会支援、尊敬和服从。
行动者努力通过竞争相互施加影响，在竞争中他们展现自己所能提供的报酬，以迫使他人按照互惠规范以甚至更昂贵的报酬作为回报，努力对彼此施加影响，谋取有价值的报酬。但是，随着互动的继续，交换各方的结局越来越明显：有些人拥有比其他人价值更大的资源，因而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可以从其他所有想得到他提供的较高价值资源的人那里得到报酬。一个能产生极大吸引力的人一定是因为他能提供给别人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的报酬。随着竞争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开始出现地位分化，一些人处在吸引他人、被人尊敬的地位，另一些人处在被人吸引、表示尊敬的地位。这时，交换关系和普通关系不再同一，那些处在被人尊敬的地位上的人继续为权力或领导地位竞争，而那些表示尊敬的人失去了竞争机会，不得不以尊敬来换取别人提供的报酬。
那些拥有较高价值资源的人提供了自己的资源以后，将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类别或等级的报酬来作为回报呢？对此，布劳概括出了四种一般等级的报酬：金钱、社会赞同、尊重或尊敬、服从。布劳认为，在多数社会关系中，金钱都不是一种合适的报酬，因而价值最小。社会赞同是一种合适的报酬，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并不具有很高的价值，因此就迫使那些得到较高价值资源的人频繁地向资源提供者回报具有更高价值的尊重或尊敬。在许多情况下，某人所提供的服务并不能从接受者那里得到尊重或尊敬，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其提供的服务价值足以令接受者根据互惠原则和公正原则对服务的提供者付出最高价值等级的报酬—对其要求的服从。当人们在交换关系中可以得到服从时，他们就拥有了权力。他们可以减少所提供的报酬性服务以惩罚那些可能不服从的人，或使其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了将个人拥有权力的程度概念化，布劳构造出四个一般性命题，这些命题决定了有权力的人获取权力的能力［10］：
（1）接受某种有价值服务的人所能提供的作为回报的服务越少，那些提供服务的人所能得到的服从越多；
（2）人们对报酬性资源的选择性越小，有价值的资源的提供者所得到的服从就越多；
（3）接受有价值服务的人的身体暴力和强制能力越小，则提供服务的人得到的服从越多；
（4）服务的接受者越是依赖这种服务，提供服务的人所能得到的服从越多。
布劳指出，一个人要保持自己的社会独立性，可以用如下方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第一，他能够提供给别人一种迫切需要的服务，这种服务可以促使别人反过来再向他提供服务，尽管只有他才有要求这样做的资源，这将导致对等的交换。
第二，他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他所需要的服务（假定存在其他的供应者），那将导致对等的交换，即建立另一种伙伴关系。
第三，他能强迫别人给他服务（假定他有能力这样做）。假如发生了这种强制，那些能够确保得到服务的人将形成对服务提供者的控制。
第四，他可以学会不用这种服务或寻求其他替代物。
假如那些愿意得到服务的人不能具备上述任何条件，他就丧失了选择权，就使得提供者处于一种有权力的地位，最终导致一个权力分层的形成。
布劳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群体成员作为回报能够提供一些服务，寻求选择性报酬，潜在的运用身体暴力或不依赖这些有价值的资源，那些提供服务的人就只能从群体成员中得到尊重和社会赞同，该群体就会产生声望等级的分化而不是权力的分化。布劳强调指出，大多数社会群体会显示出权力、声望分化的复杂模式和社会赞同分化的模式，但他特别关心的是产生权力、权威和对立的动因。
布劳认为，群体中的权力分化造成了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1）整合的倾向；（2）对立和冲突的倾向。
权力的分化最终造成潜在的冲突，然而，这种潜在的可能性经常被一系列将权力变成权威的力量所抑制。在某种意义上行动者和领导者进行着交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领导者提供的服务具有更高的价值。在一个社会中，要让下级心甘情愿地服从，这必须使权力转化为权威。权威的特征是：被下级集体所承认和实行的社会规范强制它的个体服从上一级的领导。也就是说，要求服从的强制力不是来自上级，而是来自下级群体自身的规范。当权者能否使权力转化为权威，取决于他能不能按公平性和互惠规范与下级实现交换。按照所有交换都应遵守的互惠和公平规范，服从就会被当成合法的东西而被接受。在这些条件下，群体制定附加的规范，他们规定如何与领导进行交换，从而使互惠的要求规范化，并维持公平的交换比例。遵守这些突生的规范的领导者经常可以确保其领导权被视为合法。布劳强调，如果领导者能够并使下级获得的报酬大于他们的期望，下级就会把这种隶属看做是有利的，对当权者就会表示合法性赞同。共同的忠诚感和群体规范就会出现，他们使服从成为一种下级应履行的义务，权威由此产生。随着权威的确立，人与人的关系逐步实现制度化，从而促进了群体中上下级之间的整合。
对互动采取规范调节以使权力合法化，同时得到共享价值观的确认，集体组织的结构就发生了改变。其中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竞争的减弱，因为现在行动者的自我呈现，已经从利用自己有价值的品质来影响他人，转变为强调自己作为忠实的群体成员的地位。下属接受其地位并表演角色行为，以确保自己从同等人那里获得社会赞同，作为自己遵从群体规范的报酬。领导者往往能表现出低姿态，因为他们无须在每一次与其下属的接触中都炫耀自己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因为现在规范已经界定了他们应该在何时，及如何因其提供的有价值的服务而得到服从和尊敬。因此，随着权力合法化为权威，互动过程———包括全体成员对情境的定义和对别人展示自己的方式———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减弱了竞争程度，因而就促进了群体的整合。
这样一来，领导者和服从者之间直接互动的数量就会减少，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就权力和等级安排的问题进行谈判。直接互动的减少标志着不同次群体的形成，群体成员选择和自己地位相同的群体进行互动，避免由于与下级或上级互动而付出代价。由于首先是在同等人之间互动，下属就避免了因为与领导者互动而付出较高的代价；尽管来自同伴的社会赞同作为社会报酬并不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同时他们付出的代价也较小，因而利润比较高。相反，领导者则可以避免与下属就服从和尊敬的方式及时间问题进行讨价还价，从而减少了（时间和精力上的）代价。然而，通过相对限定与明确界定其与下属间的契约，他们就可以得到较高的来自服从与尊敬的报酬，而无须在与下属的互动中付出过多的成本，因而就获得了利润。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布劳的思想明显具有功能主义的色彩。他所描述的社会交换过程大致经历了“吸引—竞争—分化—整合”四个阶段。首先，在基本的交换关系中，人们是由相互的需要和满足权威相互吸引的。其次，这样的交换很容易发展成一种竞争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都要显示自己能提供的报酬，从而给对方造成印象，而自己又可从中获得更多的报酬。再其次，这种竞争形成分层系统，在分层系统中，个人以他们所拥有的稀有资源为基础开始分化。最后，权力既可以是合法化的（权威），也可以是强制的，权威是以合法性价值为基础的，这种价值使具有整体效应的群体和组织能够不依赖于亲密的面对面接触而进行活动，人与人的关系逐步实现制度化。
然而，布劳也明确意识到社会组织之中总是充满着对立和冲突，它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社会中整合和冲突的辩证法。在社会交换行为中，行动者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就会试图采取消极的制裁，而这种制裁一旦无效，就会驱使行动者对那些剥夺他们所期望的报酬的人加以凶残的报复。如果有权者违背了公平交换的规范，他们就会使下属承受过多的代价，从而出现这种情况：轻则导致下属从事消极的制裁，重则会引发报复行为。总之，在布劳看来，在所有的交换关系之中，一旦严重违背互惠和公平规范，这些不平衡就会导致群体中个人之间公开的冲突。
布劳关于交换冲突的原理可以概括如下［11］：
（1）当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均衡或出现下列两种情况时，无权者同有权者之间对立的可能性就会增大。①上级违背了互惠的规范。②上级违背了公平交换规范。
（2）当下级可以集体性地体验被剥夺感时，随着他们被剥夺感的增强，他们与上级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当出现下列两种情况时，这种集体体验就会增强。下级在生态上和空间上比较集中。下级之间可以彼此沟通。
（3）在与上级的交换中，下级越是集体性地体验到被剥夺感，他们就越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达成统一，并且与有权者冲突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4）下属的被剥夺感越是在意识形态上得到统一，他们的团结意识就越强烈，对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5）下属之间的团结意识越强烈，他们就越能够把对立理解为一种高尚和正义的事业，并且与有权者之间对立的可能性也越大。
（6）在意识形态上的团结感越是强烈，下属越有可能把对立视为其自身的结果，并且越有可能与有权者产生对立。
四、宏观结构中的社会交换
布劳对宏观社会结构更感兴趣，他认为，宏观结构是由若干群体组成的结构，它的分析单位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在布劳那里，群体之间的交往与个人之间的交往就其基本过程而言是一致的。首先，群体之间的交往也受追求报酬的欲望支配。其次，群体之间的交往也大致经历了“吸引—竞争—分化—整合”这样一个过程。即群体在向可能的交往者表现出吸引力方面进行竞争，通过竞争，平衡的或不平衡的交换关系将会出现，如果群体间的交换是平衡的，就会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如果是不平衡的，就会出现地位和权力的分化。当某一群体取得权力地位并与其他群体建立依从关系而且能有效地控制从属群体时，一个更大的系统也就形成了。最后，人际交换中的公平性原则同样适用于群体间的交换。
当然，宏观结构中的交换与微观结构中的交换也存在差别［12］：
（1）在宏观结构间的复杂交换中，“共享价值观”（shared values）的重要性提高了，因为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才使得宏观结构间的间接交换有了媒介。
（2）宏观结构间的交换网络被制度化了。尽管自发的交换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特征，但是通常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确定的秩序，会制约集体单位之间吸引、竞争、分化、整合甚至对立的基本交换过程的运行。
（3）由于宏观结构自身是更基本的交换过程的产物，因而分析宏观结构就需要对多个社会组织层次进行分析。
布劳认为，个体间基本交换的“人际吸引”到宏观层次就被共享价值观取代了，这些价值观可以被概括为“社会交换的媒介”，它们为从事社会结构及其个体成员间复杂的间接交换链条提供了一套共同的标准。布劳认为，由于社会结构的个体成员经常被一套共同的价值观社会化，他们认为这种价值观是合适的，从而这种价值观就提供了有效的复杂交换的媒介。而且，当共享价值观和那些有权力的群体和组织所实施的程序相联系时，它就成为大规模系统的宏观结构中复杂和间接交换的中介手段。在调节群体和组织间的间接交换时，共享价值观提供了标准计算：第一，预期的报酬；第二，互惠；第三，公平交换。
价值观促进各种类型的社会单位间的间接交换过程，制度化则代表调节并稳定复杂的交换过程的那些过程。当人们和各种形式的集体组织日益依赖特定的间接交换网络以得到所期待的报酬时，经由明显的规范来调节交换网络的压力就增加了。这一复杂交换体系的形式和规则至少在这三种条件下会有效率：
第一，已经形成的交换网络必须给大多数交换者带来有价值的利益。
第二，集体单位中的大多数个体必须通过基本的社会化过程，把用来建立交换网络的中介价值观内化。
第三，交换系统中有权力的单位必须获得某种程度的报酬，从而使他们可以积极地去建立管理交换关系的规则。
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其规范与基本的中介价值观世代相传，从而限制了各种可能出现的交换网络。制度对个人和各类集体单位施加外在压力，使交换过程服从规定和禁令。因而制度就提出一套相对稳定和普遍的规范，来调整不同社会单位之间的各种间接和复杂的关系模型。
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历史范围。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构成了社会结构在任何时候都要适应的历史框架。布劳运用他的社会价值分类观点，对社会制度进行了分类：为了保持个别性价值长存，社会需要整合制度，它包括亲属制度和宗教制度；为了保持普遍主义价值长存，社会需要生产和分配制度，它包括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分层制度；为了使社会在追求社会目标时动员资源和协调努力，社会需要政治制度。另外，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也包括那些反制度成分，它是由尚未实现的以及尚未在明确的制度形式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和理想构成的，并成为一个社会变迁的最终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