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近代以来，由于五口通商，尤其是长江流域开放后，全国贸易格局和商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此相适应，九江开埠通商轰开了江西的北大门，由此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工业品如洋纱、洋布等源源不断地输入江西。面对西方廉价商品的冲击，江西传统的手工业如棉纺织业等，无论如何顽强抵抗，终究摆脱不了日趋衰弱的命运，维持了长达几千年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相扣的链接被击开，传统的工商经济逐渐解体。
与此同时，随着政治时局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包括江西商人在内的传统商人和商业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在此过程中，一部分商人和商业渐渐衰败，也有一部分商人和商业实现了近代转型，出现了分化与重组，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节 变革的近世社会：江右商人衰败与重生的基础
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20世纪上半叶，传统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在这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如同整个国家的命运一样，江西也未能真正完成“振兴实业”、实现经济近代化，其中包含着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和传统、文化、地缘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构筑起一道道阻碍江西近代经济发展步伐前进的篱墙。但在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社会制度和政权属性没有进行根本性变革之前，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掠夺、封建主义及其新旧军阀政府的剥削与压迫，以及因此而带来的人祸、社会不安定，仍是妨碍江西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时期，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社会动荡的复杂局势，一方面西方帝国列强进行了源源不断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使得中国日益成为他们的原料掠夺地和产品倾销地，掠走了大量财富；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发生了急剧的变革，内乱不断，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经济日益凋敝，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生活逐趋困苦。
面对新的社会形势，从晚清政府开始，历届政府都推行了一些挽救措施，如清政府推行的发展实业、新式教育及地方自治等改革措施，以及在此过程中因对外赔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列强掌控的总税务司等部门的直接掠夺等方面而实行的经济政策措施，对包括江西在内的各地商人和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此影响下，江西的商人和商业在延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转型。受“五口通商”格局的影响，长江（运河）—鄱阳湖—赣江—大庾岭—广东的商业交通要道逐步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于是造成江西广大腹心地域成为商业贸易的边缘区。在西方列强对广大原材料掠夺政策的影响下，江西广大小农产品和经济资源受到大量掠夺，而工业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则对建立在传统生产方式和技术基础之上的商品贸易打击严重。在此背景下，广大传统的小规模经营方式的个体及家族商业经营者的境遇逐趋艰难，徘徊在破产边缘。于是他们不得不采取诸如改进技术手段、转营其他行业、改变经营方式以及其他手段方式等探索着艰难曲折的转型之路。
一、国家因素：内忧外患的时政格局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逐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进一步获取经济利益，在一个世纪的时期中，西方各列强先后发动了一系列的侵华战争，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在中国的各种侵略利益；而在国内，在这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也先后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军阀混战等无数大小不一的民众起义和骚乱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发生频繁，赋税沉重，使得广大民众生活逐趋贫困，社会生产日趋凋敝，商业贸易遭受严重损害。
（一）新形势下的政府政策
晚清以来，面对新的统治形势，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商业制度和政策，以维护其统治，但受西方制度影响，这些政策存在着许多不合实际的方面，且大多流于形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另外，在新形势下，江西地方政府的商业政策还停留在传统的层面上，极大地限制了本地区的商业发展。
面对近代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晚清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近代化法制尝试实践，对传统的法律体系进行了修改。其中商业立法作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之一，突破了“抑末重本”的自然经济、小农思维的传统中国式产业观念，对近代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1903年开始，晚清政府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立法文件和法规，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商业法规体系的开端和序幕。具体来说，晚清的商业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公司立法为主体，试图制定商法典，作为企业体系管理的法律基础；二是以章程、条例为主体，规定了各个专业行业的法规以及奖励实业的法规，主要涉及交通运输业，如由商部于1903年12月制定了《铁路简明章程》、由邮传部修订并于1910年4月奏准颁行的《大小轮船公司注册给照章程》等。晚清对工商业的立法特别是独立商法的制定，打破了传统中华法系中诸法合体的立法体例，开启了我国商业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为中国后来的商业立法打下了基础。
但是，近代以来的商业立法是在西方列强对华侵略和近代工商业有一定发展的情况下，为了解决内外冲突而制定的，因而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近代以来制定的商业法规几乎全都移植于西方列强，由国内学者收集、翻译、学习西方诸国大量的法规及其相关资料编译而成，因而编纂的法典大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有些内容超前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如晚清政府制定的《大清商律草案》，是由日本法学家志田钾太郎帮助起草的，几乎直接搬照日本商法和德国商法。正是由于这部商法明显不符合当时国情，公布后才会招致全国各地商会的强烈反对，并最终由上海立宪公会发起商法起草委员会自行编纂。
其次，在执法方面，近代以来的大多数商法典没有能够贯彻实施。晚清商业立法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缓和国内矛盾，敷衍和拉拢要求改革政体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以及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上演了诸如“新政”、“预备立宪”等许多政治闹剧，其出台的刑律、民律、诉讼律和商律等都只是停留在纸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民国以来，无论是北洋军政府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都是战乱不断，时局混乱不堪，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真正贯彻实施这些新法规，政府中对新法规知悉的官员也不多，因而商业法规执行不力，大大削弱了商业法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西方帝国列强的侵略与掠夺
近代，西方列强通过武力打开中国政府的大门，并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夺取了许多经济特权，进行了长期的经济侵略与掠夺，将中国变为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基地和产品倾销基地，严重阻碍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腐败的清政府手里夺走了一系列特权，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史进程。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1861年，九江开埠通商，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江西的大门，外国侵略者便从九江鱼贯而入，源源不断地深入江西内地，依仗不平等条约，倾销洋货，掠夺土货，进行经济侵略。这是江西近代经济落后的主要外部原因。在外国侵略者经济势力扩张到的地方，“至洋纱、煤油、火柴、洋铁之用，虽穷乡僻壤，无不遍及”，洋人四出活动，随处可见。
帝国主义的侵略加速了江西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农民、手工业者的破产，把江西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旋涡。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却依然被完整地保存不来。辛亥革命前后，江西的地主以中小地主为多数，但已出现了拥有千亩乃至万亩的大地主。至二三十年代，江西土地已高度集中，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9%的地主、富农，占有农村耕地总数的80%以上，占农村人口总数70%以上的贫雇农则处于无地或少地的状态。成千上万被迫从农村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不被城市所接纳，又不得不返回农村成为佃农、雇农或流氓无产者，遭受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因西方列强侵略而造成破产、失业的群众，还包括船工和船民。赣北以长江为界，水域有三百余里长，因此依赖航运谋生的船民和船工为数众多。在西方帝国列强入侵长江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系雇用民船，帆樯如织”。当时只要没有天灾人祸的袭击，船民和船工们的生活尚可勉强维持。但自长江通航、九江设埠以后，由于“轮船行驶，附载便捷，商贾士民，莫不舍民船而就轮船。光绪二、三年前，过关（九江关）轮船每年尚止四五百只，近来多至七八百只，轮船大逾民船数十倍”。在这种情形下，民船的生存环境逐趋恶劣，船民和船工们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紧，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随着洋轮势力的加强，特别是洋轮与华轮的互相竞争，更使数以千计的船民、船工以及岸上的搬运工人丧失生计，把他们推到了破产和贫困的悲惨境地。
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外贸易优势在中方，洋货远远敌不过中华土特产，茶、丝、瓷、棉布、中药等输出量逐年增加，而江西又是这些土特产品主要产地，这样自然不断地推动着江西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但是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形被改变，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国人带来了巨大灾难，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大量鸦片的入侵给传统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危害，同时，关口通商、控制关税、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更使中国沦为资本主义世界商品市场和原材料产地。
资本主义列强凭借着掠夺的政治、经济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剩余商品。在此背景下，鸦片战争不久江西广大市场就逐渐被“洋货充斥”了。不仅普通商品如此，而且即使是过去在全国一向负有盛名、销路甚广的著名物产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
江西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是服从于帝国主义掠夺原料，倾销剩余产品的需要。帝国主义利用各种特权，操纵商品的价格，垄断商品市场以达到最大限度剥削江西人民的目的。所以这种经济越发达，江西受的剥削就越严重，地方民众更加陷入贫穷的深渊。
江西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服务于国外市场、作为国外原料基地的畸形发展的道路，和国内市场关系不大，因而当帝国列强经济危机爆发、市场萧条出现时，丧失国内市场的农村商品经济就只有破产了。“省内各种产业均呈急速衰落与崩溃之势”，到民国年间，江西出口数量迅速下降，十几种主要出口商品数量全都减少半数以上，如稻米出口，光绪年间是100多万石，至1940年降为29万石。
总之，近代西方帝国列强使用垄断市场、倾销洋货、投资设厂等手段，打击江西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帝国主义强大的经济侵略，打击与扼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使得江西工商业的发展逐步衰败。
（三）国内战争频繁及沉重的赋税
除了帝国列强的侵略与掠夺外，近代国内政府为加强其统治，以及为支付列强的巨额赔款、应付长年不断的战争之需，对民众征收了沉重的赋税，也成为影响国内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1.清政府应对太平天国起义的赋税加派。在近代工业兴起前夕，国内正处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曾国藩筹集军饷，除要求江西地方政府支付数额巨大的军饷外，还在江西水陆交通要道、商货过往较多的地点都设置厘卡，征收厘税。据不完全统计，湘军在江西设置厘卡多达70余处，厘税率高达18%。此外，清政府还将江西大宗货物分出来，改收统捐，收统捐的货物主要是木材、夏布、瓷器、烟丝等重要物产。苛重的厘金和统捐的剥削，严重影响了以流通为主导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茶叶、瓷器为例，本身就受到殖民势力的挤压和掠夺，再加上繁重的厘金和关税，使其完全丧失了竞争能力。
2.民初以来战乱频繁与赋税加派。民初以来，国内局势进一步动荡，新旧封建军阀间连续不断的混战，使江西屡遭战乱兵燹之苦。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江西成为国共两党“围剿”与反“围剿”的主战场。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强化反动统治，压迫人民，镇压革命；在经济上取消了大革命成果，实际上千方百计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军事上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实行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使江西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再失良机，还受到严重破坏。
另外，新旧军阀政府通过加捐加税，向农民搜刮大量税款，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贫困化。以田赋附加税为例，此税从清朝开始起征，至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一直沿袭，有加无已。田赋包括正税与附加税两部分。据有人对江西三十三个县的调查所得，到1931年“已超过正税的十倍以上”。“各县有时所征之税目相同，而税率互异者，且在同一县内，同一用途，以同一标准，而同时征收次者，即经省政府指定用途之附税，而私自挪移借用或增高税率者，所在多有，其苛扰繁杂，可谓尽租税之奇观。”由于土豪劣绅和反动政府相勾结，税吏粮差中饱，使占有大量土地的豪绅地主变为“有田无粮”或“田多粮少”的“大户”。因此，“田赋虽征诸地主，而负担实转嫁佃丁”。繁重的田赋完全落在农民的头上。
3.封建主义势力的压榨与剥削。鸦片战争后，江西虽然进入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但是社会内部仍然完整地保留了封建制度，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丝毫没有受到触动。在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地主、官僚、军阀、商人、高利贷者趁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贫困、逃亡之机，纷纷兼并土地，把大量土地集中到自己手中。日益严重的地租剥削，依然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例如，赣南的寻乌县，只占全县人口7.44%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县土地的70%，而全县人口90%以上的广大贫苦农民，仅占有全县土地的30%。又如地处兴、赣、万三县之交的兴国县永丰区，地主富农人数不过6%，却占有80%的土地；中农人口20.5%，土地只15%；贫（雇）农人口61%，土地仅有5%。上述土地占有关系，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江西全省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情况的反映。这时江西的地租剥削率也是很重的，“平均每县为百分之五十”。由于封建的土地制度没有丝毫改变，因此近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二、江西因素：区位交通与经济优势地位的丧失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五口通商口岸的开辟，对外贸易的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大量的进出口商品不再是经江西到广州，而是从四面八方涌向上海，这使得原来赣江—鄱阳湖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完全丧失，江西地区的商品流通也因而急剧衰退。另外，在西方列强大肆掠夺原材料和倾销工业产品的背景下，江西地区沦为西方列强的原料基地和倾销基地，使得原来繁荣的农工商业经济遭受重创，逐步丧失了自宋以来的全国经济优势地位。
（一）区位的边缘化：“五口通商”的格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的自然富源，如肥沃的土壤、便利的灌溉、温和的气候是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可供航行的河流、便利的交通、丰富的土特产等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发达的先决条件。依此可以看出，江西土肥水美可以有繁荣发达的封建农业，但却不一定有发达的商品经济。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矿、物产品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最重要的自然条件。
“五口通商”以后，随着上海逐步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最重要口岸，广大内陆地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由上海运往海外，原来繁华的赣江—大庾岭商路便逐步沉寂，江西的广大地区也因此由交通要道变为闭塞之地，逐渐走向边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江商埠的开放，使赣江—大庾岭商道进一步衰落，最后到了20世纪初粤汉铁路开通，致使江西这条商品经济发展的生命线近于废弃，而江西没有将铁路发展起来，因而从此就由一个交通要省变为封闭阻塞的内陆省份，这是江西近代商品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江轮通行，洋货悉由上海运往内地，江西输出输入之货剧减，往昔江西的工商名镇樟树、吴城商业十减八九，于是昔日喧闹的赣江流域遂成商品流通的边角，瓷器、茶叶、夏布、土纸等江西具有传统优势的手工业产品也日趋衰落。于是，江西这个过去较为繁荣的内陆经济地区，先行丧失了昔日商业主干道的优势，被挤向封闭之区而无法“入围”新的经济格局，经济发展也就逐趋落后。
另外，咸丰初年，太平军举事，时局恶化。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九江，此后十余年间战火席卷江西。内地商道横遭打击，大庾岭商道产生梗塞，行旅绝迹，广州市场于是疲态尽现。
（二）经济发展短板的严峻境遇
除了地理区位优势逐渐丧失的外部环境外，近代以来江西商业经济的衰败有着自身内部的原因，即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矛盾的延承与加剧，近代工商业生产发展曲折而缓慢，这种自身内部发展的短板局面成为制约近代江西商业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因素。
1.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结构和社会矛盾的延承与加剧。近代以来，江西地区和全国其他许多地区一样，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模式依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沿承，与此同时，受新形势、新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诸如人口增多、土地兼并、生态恶化等传统社会时期的矛盾也得到延承并有所加剧。
据有关资料记载，近代江西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十分尖锐。北宋与清后期相比，人口由307万增至365万，人均耕地却由3.72亩锐减到1.96亩，在当时生产状况下，这一矛盾只会导致两个结果产生。一是耕地减少，农耕技术低下不可能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也不利于其他行业的发展；二是耕地减少，势必导致土地开发过度，进而引起生态恶化循环。其表现之一是水灾、旱灾的增多，据道光《新建县志》记载：“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大小水灾不断，南昌、新建一片汪洋，人畜淹毙，时人痛切指出，水害根源在于上游山地开垦之繁兴”；表现之二是河床淤积，使自古水运便利的江西水道终年堵塞，以赣江为例，古代原是黄金河道，到清末由于河床淤积，经常出现航道堵塞，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
2.近代工商业生产步履维艰，其发展曲折而缓慢。在工业生产方面，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江西绅商在全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的鼓舞与推动下，纷纷创办纺织业。但其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产生较为迟缓。1915年，全省针织单位有1913家，工人共为6041人，每家单位平均仅3人，说明多数还是家庭经营的小手工业。到20世纪20年代，九江、南昌出现了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初具规模的针织厂。南昌自1922年有一家新式的针织厂以后，至1926年的四五年时间里，就增加到60家，雇用工人3000人。这些厂家，都是针织业中规模不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这时江西的所谓工业，多半是手工业、小手工业和半机械工业，几无真正近代工业可言，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工业的曲折发展中，江西也错过了自己的发展机会。据1933年的调查统计，南昌市的机器业大小共计31家，多数以承接维修业务为主。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西民生工厂、邬运昌机器厂、广同和机器厂、郑永昌机器厂、裕生翻砂厂、怡生翻砂厂、和生翻砂厂等。江西的电力工业，是在同一时期建立起来的。统计资料表明，全省先后建立了9家发电厂，主要用于居民照明。此外，在南昌、九江两市，还有制革、碾米、印刷、面粉、肥皂等厂家，多数属于家庭手工场或半机械工厂，生产能力极为有限。有资料记载，从1920年到1937年，在江西全省够得上近代工业企业的只有16家，“战前的江西就谈不上有什么工业”。
战前江西的矿产采掘业同工业生产一样，是十分落后的。只有萍乡煤矿和赣南钨矿的开采起步较早。萍乡煤矿是当时全省最大的煤矿，其次是鄱乐煤矿公司，再次是天河煤矿、丰城煤矿、余干煤矿等。
3.战时至战后，江西近代经济的局部发展及最后崩溃。抗战时期，由于日军不断入侵，全省耕地大为缩小，资源被掠夺，交通被封锁，多数产业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但因有全省农民的团结抗日、辛勤劳动、精心耕作，提高了粮棉等农作物的产量，使江西成为当时全国后方三大产粮省之一，每年上缴军粮3亿斤，有力地支持了东南战场的抗战。
总之，在五口通商的政治地理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在江西地区经济定位和社会文化落后于时代发展等因素影响下，近代以来江西的商业经济发展逐步变化，衰败与重生共存。明清两代长期推行“闭关锁国”的外贸限制政策，唯有广州一口对西洋商人开放，大庾岭商道的勃兴成为一笔特殊历史条件的“政治遗产”。五口通商意味着政治环境的变易，大庾岭商道的没落就势所必然了。
三、自身因素：传统经商观念与技术的维持
鸦片战争以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西方列强大肆进行原材料掠夺和工业产品倾销。与此同时，受西方思潮和技术影响，国内掀起了学习西方、发展实业的浪潮，在经商思想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出现了近代性的变化。但在这次浪潮中，江西地区的传统观念依然浓厚，传统生产技术依然盛行。
（一）近代文化教育与经商观念的缺乏
近代文化教育的落后造成了近代江西缺乏新式人才。江西偏居内地，风气开通较迟，新学创办较晚，直到1901年，在清政府“新政”诏令的催促下，江西才出现近代化新式学堂。与全国先进地区相比，江西的近代化教育落后了三四十年。由此使得江西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高等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从而难以为本省的工业化提供足够的人才保障。
由于近代江西社会经济较为落后，民众普遍贫困，民间富余的资金很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少数官商士绅手中。但是，江西的官商士绅深受儒家文化观念的熏陶，封建的思想意识浓厚，他们还停留在传统商人和封建官僚士绅的阶段，没有与时俱进，向新式商人、资产阶级转化。他们不是把钱用来投资新式工商业，扩大生产经营，而是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把钱拿回老家投入本宗族的慈善事业中，诸如修桥补路、撰修族谱、建造祠堂、赈济族人，或者购买田地、资助科举、兴办学堂、捐纳功名等等，以此来光宗耀祖。江西人特别热衷捐纳，太平天国期间，江西士人为了增加科举名额，踊跃捐献银两，共为此耗银1300.4万余两。太平天国以后，江西用于捐监花掉的银子约为6216.5万两。
此外，江西人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和浓厚的乡土意识，大则反对外国资本渗入，小则反对外乡人投资设厂，对外资进入江西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近代江西没有形成有利于外商投资的社会环境，导致外资在江西的缺失，也使近代江西的工业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资本来源。
（二）传统生产技术的延承
在近代中国，一方面，传统的手工生产技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趋于稳定化和禁锢化；另一方面，随着国外新式机器的引入，又经过国内厂家的模仿制造，利用机器加工的生产技术越来越普遍化。机器生产与手工生产两种生产方式相互碰撞，促使手工生产技术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一些工业部门开始放弃手工生产技术，逐步转向使用机器生产，出现了机器生产技术取代手工生产技术的发展趋势，只不过这一过程在中国表现得特别漫长，贯穿于近代中国始终，而这正是近代中国工业化所具有的“二元结构——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并存”特征的表现。
在近代江西的工业化过程中，这一“二元结构”特征也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江西地处山区，受外来生产关系的影响程度不深，广大农村仍然处于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因此，20世纪初期，赣省棉织业、造纸业、制瓷业继续在发展。虽然近代工业在曲折中成长，一些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也开始使用动力机器生产，但是，整个近代江西手工生产技术还是占据主体。直到20世纪40年代，江西的工商界人士还在说，本省工业“尚多停滞于手工业阶段”。手工生产技术是多年工作经验积存的结果，往往缺乏科学的基础，而且一旦形成，每每墨守古法，难以改进。尽管某些手工制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比如景德镇瓷器，但是其原料的配合，制造的方法，应用的工具，还是有不科学和不合理的地方。手工生产技术长期占据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反映了近代江西工业生产技术的落后和工业化水平的低下，同时，这也是导致近代江西各项产业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国内机械生产的发展，手工业产品又失去国内外市场的情况下，这种手工生产日益衰落。
第二节 “逝去的繁荣”：传统工商业的衰落与市镇经济的衰败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廉价商品的冲击，江西传统的手工业如棉纺织业等，无论如何顽强抵抗，终究摆脱不了日趋衰弱的命运，维持了长达几千年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相扣的链接被击开，传统的工商经济逐渐解体。
一、传统工商业的衰落
江西手工业的有些行业在近代虽有所发展，但那只是暂时的现象，伴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手工业必然走向没落。19世纪末开始，手纺业逐渐走下坡路，20世纪30年代后，手织业、纸业、瓷业也难免被淘汰之悲。1940年全省37个县手工业只有527家，99万余人，资本91万余元，这些手工行业的衰落，虽然时间和过程不同，但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官僚的压榨所造成的。
（一）纺织业
江西在1862年九江开埠前，农村的自然经济结构基本上丝毫未动。如同治年间，赣南各地农民“以不事商贾为光荣”（同治《赣州府志》卷2，《舆地志》），赣北各府乡村“尚农业，罕事工商……无见异迁物之民”（同治《九江府志》卷8，《地理·风俗》）；赣东广信府“粟麦耕畜之产足以自给，不仰给于外，亦不能灌输于外”（同治《广信府志》卷1之2，《物产》）；等等，完全是自给自足封闭式的经济氛围。
九江通商后，洋货在江西的销售相当艰难，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开埠的头一年，英国人一下子运来三千多石棉制品，原以为可以很快销掉，结果销售出的甚少，以致第二年，英国输入江西的棉制品只有两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家为了向中国推销更多的洋纱，自1872年起陆续将其洋纱的价格下降1/4至1/3，最后使洋纱价与中国棉花价相等，洋纱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
大量外来棉纱，“初时只销售于九江、南昌、广信、赣州，继至吉安、临江、抚州、建昌，今年（1898年）遍及于瑞州、袁州、赣州、宁都、南安等处，通省皆已流通，价值不下一千万两，从前妇女手纺之纱，（至此）几于无人过问”，“省属各处销售洋棉纱多至数万包，土棉纱已无人过问，妇女纺业多废，间有无工可作仍从事纺纱者，然土纱每斤售钱二百五六十文，洋纱每斤售钱二百八九十文。土纱不及洋纱匀洁，故价值日跌。乡村妇女因失业而困苦者，不知凡几”（《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六日）。外国棉纱和外省机纺纱，终于凭借价格低廉的优势而占领了江西市场，到20世纪以后，江西手纺纱业，除了偏僻地区和纯粹为了自给以外，大部分都在外国机制棉纱的挤压下破产。
（二）苎麻及夏布业
从清代中期开始，夏布在江西成了仅次于瓷器的第二大特产，同时由于近代航运业的发展，缆绳的大量需求，造成了苎麻等纤维原料的出口市场进一步扩大。这相应带动了江西苎麻的广泛种植，并以苎麻生产为基础，在赣省形成了以宁都和石城为中心的赣南、以宜黄和临川为中心的赣东、以万载和宜春为中心的赣西北三个夏布生产和销售产业区。到清代后期，江西更广泛地栽种苎麻。一些近代前并不生产苎麻的地区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其经济作物种植也相应作了调整。如处于江西行政中心、以传统稻作农业为主的南昌等地，苎麻的种植则是出现在近代。故民国《南昌县志》（卷56，《风土·物产》）记载，当地虽然产苎麻，但“俗亦无习之者”。九江地区的德安县苎麻种植也是九江开埠后开始的，同治《德安县志》（卷3，《物产》）记载：“苎麻，旧志失记，近日各乡种植甚多。”
由于洋纱洋布的源源输入，江西手工棉纺织业急剧衰落。南昌县筘布质量优良，过去乡村百里没有不纺纱织布的，纺织成为当地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洋纱洋布浸灌国内市场“日盛一日”，筘布销量受阻，以致到光绪中岁以后，“筘布之业寝微，妇女愁于坐食，机杼不闻”，“求昔之筘布无有矣”（《江西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农村棉纺织业到处是一派残败景象。
（三）茶业
19世纪中叶，江西仅产绿茶，但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红茶的大量需求，江西茶商茶农大量种植、制作红茶。如赣西北茶区的义宁州（即修水县）漫江一带，茶庄迭建，星罗棋布，不下百家；赣北的浮梁县近代以来茶叶生产发展也很快，但它一直是作为祁红的品牌进入市场。另建昌府、东乡等县茶叶种植面积也得到了扩大。据统计，赣省有三十余县区出产茶叶，是全国最重要的产茶区。“观农商部自民国四年（1915年）至八年（1919年）所编之统计，中国产茶省份共计十六省，茶园面积最广者为江西，达126.7万余亩”，占全省土地总面积28亿亩的1/200，占全省农地总面积355.13万亩的1/28.近代前期江西茶叶市场与国际接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到了20世纪初，印度、锡兰等国茶叶兴盛，这些地区是机器制茶，工省费轻，茶叶颜色鲜明，气味纯美，价值不昂，且装运也便，对赣茶带来冲击。由于茶叶贸易负担的子口税和出口税苛重，“全部税款在生叶价值的50%以上”，同时受国际市场上印度茶和锡兰茶的激烈竞争，江西茶叶出口“日渐衰落”，“直赴外洋者甚少”。九江茶市1901年输出茶叶16.4万石，比1886年的30.7万石少了一半。1898年九江茶庄仅有十余家，1904年河口茶庄尚还有一家，这独一家还是亏本，所以到了1905年春连一家也不开了。但相对全国来说，赣茶的全面衰退是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如1921年，九江关茶叶输出量下降到8.43万石（王松年：《江西之特产》，联合征信所南昌分所1949年，第36～37页），茶业的衰退已是相当严重。
（四）烟业
近代江西商民受市场利益的驱使，烟叶也得到普遍种植。赣州府的石城、瑞金，广信府的广丰、玉山，建昌府的新城（今黎川县）、广昌皆是省内大面积种植烟草之处。如瑞金“膏腴之亩，半为烟土，半为稻场”。光绪《瑞金县志》（卷2，《物产》）记述该县烟叶之盛：“销售既广，种者益多。当春时，平畴广亩，弥望皆烟矣。”据民国时期统计，广丰县常年用于种烟的土地约有5万亩，一般亩产烟叶3石，因而每年产烟以10万石计，居江西各县之首，且形成了种植、制作、销售一条龙产业链，即广丰种烟、玉山制烟的格局。赣州府的信丰县，乾隆时的县志尚无烟草种植的记载，但到了清末民初，县境内旗塘、正平、大塘、小河、太平等地皆成为远近闻名的产烟地，所产烟叶居赣南各县之冠，在江西全省仅次于广丰，到民国年间，每年产量竟达150万石，多销往广东等地。饶州府过去向以产粮著称，受利益驱使，也遍种烟草，年产数十万石，烟叶成了“鄱阳大宗出产”。据农商部1917年统计，江西每年烟草产量为198.9万石，“实为中国最大之烟草出产地”。从九江海关出口统计来年看，1928年出口总值为310万海关两。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江西烟业衰退空前严重。
（五）纸业
明清江西是传统的文化大省，教育盛行，科举发达，纸的需求量大，故江西纸业颇盛，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造纸作坊遍及各地，纸张品种也达两百多种。近代以来，江西造纸工艺陈旧落后，造纸技术未加改进，使得日本机制之纸逐渐涌入江西市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国内经济的发展，日本国内的纸业迅速发展，在本国不仅挤占了中国纸的市场，且占领了南洋等国际市场。中国国外市场已告阻塞，国内市场又被日纸以价格低廉所占领，1937年《经济旬刊》第5卷记载，“江西纸国内市场之消沉，受日纸之代替，实为重大原因。以价格论，日本连史纸，每令在三元左右，中国连史每令则为四元五角左右，毛边纸日货为三元，而中国为四元五角，江西纸产细纸既以毛边、连史为主，其不能与日纸抗衡以争一席之地者，为当然之结果”。
原来江西万载、宜春的表芯纸，铅山的连史纸、关山纸都是有名的手工纸，行销甚广。但是由于“洋纸盛行”，手工纸难以抵制其竞争，再加上受中日甲午战争的影响，纸商不敢将货物运往北方销售，“以致江西素来产纸有名之区，多有作槽因此辍业者”。
（六）瓷业
近代之前，景德镇瓷业甚为发达。《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6之《实业六·工务》中记载，景镇“尝有窑三千座，从业工人达百万，产品输出各地，且达南洋欧美。每年出产总值，尝达六七千万两以上”。
但自近代以来，随着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经济侵略中国的深入，欧美各国及日本、朝鲜等地对陶瓷进一步研究，生产技术提高，所产之瓷与中国瓷器相争，并逐渐占领国际市场，甚至倾销中国国内市场。1931年东北沦亡，东北所用瓷器全为日商操纵，加之税率待遇不平，外瓷乘机侵入，赣省市场洋瓷亦触目皆是，故江西瓷器之销路，乃逐渐缩减。
1879年九江关瓷器输出量仅为5046石，为九江开埠以来瓷器出口之最低。至19世纪20年代后期，景德镇只有窑136座，瓷工约3万余人，出口数也降至七八万石。其原因在于景瓷“行销中国之货，恒多拘守旧式，不求精美”。故与洋瓷的竞争中不断败北。再加上各地厘卡林立，商人办货，凡运出省者，除成本外，合厘金运费，倒须加入60%于成本中，还不包括各种营业杂费，致使大批瓷商裹足不前。加之政府政策不当，这些造成了景瓷的国内国际市场日渐萎缩，输出欧美等国的瓷器之价居然与舶来瓷器价值亦几相埒。景瓷产业的衰退之剧由此可见。
在近代市场的冲击下，江西传统产业要么是濒临倒闭，要么是适应市场的需要进行某种调整，重新组合。在国内国际市场的波动之下，这种刺激性反应是迟钝的、不灵敏的。总的来说，江西传统产业的调整应变是不成功的，但还是艰难地维持下来了。江西籍的一些开明绅商则开始了新的尝试，开办近代工矿交通等新的产业。
二、传统市镇经济的衰败
九江通商口岸的开辟，造成传统商路的变迁，从而造成传统市镇经济的衰败。
河口镇在明清时是赣东北地区的流通中心和物流集散中心，浙、赣、闽货物之吐纳必经此地，号称八省码头。它既是武夷山纸、茶外销的中心集散点，也是纸、茶加工贸易中心。但是步入近代以来，随着竹木资源的匮乏，河口造纸业走向衰落；由于茶叶销路受到挫折，制茶业也风光不再，河口商业日益萧条。河口附近或武夷山区的茶叶逐渐汇聚福州，“滨海之区，贩茶最便，无过福州”（《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9，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0页）。据各种资料估算，从1853～1860年经由福州出口的茶叶总计高达2.44亿磅，价值约为4700万元。大部分祁门茶通过上海找到了出路，通常其运输路线是由陆路经玉山—常山关后，再通过河流运至杭州和上海。九江开埠后，江西各地茶叶，赣东北地区各产茶之区纷纷改道茶市出口路线，九江成为转输销售中心。“自九江关为商埠后，江西各地茶叶，多转由九江出口，河口茶渐趋衰落……”（上官俅：《江西茶叶之概况》，《工商通迅》，第1卷第13期，1937年）特别是20世纪初浙赣铁路开通，河口交通枢纽地位丧失，顿失昔日风貌，经济一落千丈。
景德镇在四镇中的衰落相对于其他三镇要相对缓慢，这主要是景镇作为中华瓷都的无可替代的产销地位所决定的。但在近代洋瓷的挑战下，景镇制瓷技术又拘守旧式，因而国际销路日窄。再加上城市过分依赖瓷器的产销，导致整个城市市场输出功能远大于其输入功能，表现为明显的商品市场的单向性，而输入方面较薄弱。因此其经济产品的单一性影响了景镇工商业城市市场的发展，故其衰败不可避免。从城市人口上来说，清乾隆年间景镇前后街13里，人口达25万，到1923年则降为16万，此后继续下滑，据当时内政部统计局调查，1928年人口为15万人，1936年为10万，到1949年则跌至9万余人。从1863年～1936年江西瓷器出口数量表也可看出，近代以来景瓷输出也一直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如1864年尚有6.6万余石，但至1897年就降为4.9万余石。这些都是近代以来景德镇缓慢衰落的重要见证。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贸易和交通格局的变化，江西原来比较繁盛的地区，如赣县、大余县、湖口县、玉山县纷纷失去原有的地位。昔日繁华的广信府玉山县，“但自有长江通商以来，繁盛较减于昔”。
第三节 “凤凰涅槃”：近代江右商帮的转型
清末民初以来，随着政治时局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包括江西商人在内的传统商人和商业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在此过程中，一部分商人和商业渐渐衰败，也有一部分商人和商业实现了近代转型，出现了分化与重组，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变迁
在外国资本投资的影响下，更多的是在洋务运动的带动下，江西的民间资本开始零星地开办小规模的工厂。1882年，罗新昌机器厂在南昌章江门外瓷器街开业，这是江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创办的工业企业。这家工厂主要从事碾米机、抽水机和柴油引擎的制造和修理，还可以制造小型的蒸汽机和抽水机，其资本额只有5000元，有20多个工人。有关这家工厂的具体生产经营情况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江西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诞生，尽管其发展较为微弱。遗憾的是，此后江西的近代工业似乎停滞了，一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再也没有看到有关江西创办工厂的记载。
与同时期全国的近代工业发展水平相比，江西的近代工业产生较晚，水平较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在19世纪40～50年代，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开始出现外国资本投资创办的近代工业，而江西直到1875年才在九江出现第一家外国资本投资经营的工业企业。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派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到1894年，全国共有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19家，民用工矿业22家，但是江西没有一家。19世纪70年代，中国又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江西的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出现在1882年。
19世纪晚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新成果被迅速地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需要更大的商品销售市场，而且需要广阔的资本投资场所。1895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其他列强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同样取得了此项权力。允许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正是适应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要求。此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资本投资飞速增长。1895年以前，外国资本在华投资总额约为2亿～3亿美元；1902年激增至15亿美元，增加了4至6倍；1914年又增至22.5亿美元，比1902年增长了49.45%。外国资本投资的增长一方面加深了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据统计，1895～1913年间，外国资本在华投资开办的厂矿企业共166家，投资额10965.1万元，涉及矿冶、船舶修造、水电、纺织、食品加工等行业。
进入20世纪，江西各地先后设立各种工艺局、所、场等，从事简单的工业生产。工艺局是清末的一种官营工场手工业，清政府倡办工艺局的目的，是“收养游民，教以工艺，最为良法美意”。可见，清政府设立工艺局是作为解决“游民”的办法。在官营工艺局之下，设有许多工艺传习所、工艺场。在政府的倡导下，江西各地官绅积极响应，一些官吏、商人、地主也投资经营民办工艺局和工艺传习所、工艺场等。这些机构多从事商品生产，已经“属于资本主义性质”。
辛亥革命以后，在举国上下兴办实业热潮的推动下，江西社会各界也积极行动起来，以振兴家乡实业为旨归，纷纷投资申办各种工矿实业，江西也出现了兴办近代工业的第二次高潮，江西的近代工业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投资规模还是工矿企业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段时间里，江西人的投资热情极高。由于江西矿产资源丰富，大力发展矿业是这个时期江西工业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北洋政府农商部档案”里，存有江西省实业厅、财政厅和中央农商部等部门呈请中央实业部要求发给江西商民采矿营业执照的档案，共有86件之多。江西商民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矿业生产，特别是民国初年在赣南发现稀有金属钨以后，对钨矿的开采成为江西工业增长的一个新亮点。此外，单个工业企业的投资规模也有所扩大，资本额在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增办了45家。其中资本额在5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有10家，仅这10家企业的资本总额就达721万元。而且，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几家投资额达数百万元的工矿企业，如1915年设在德化县的仙居铁矿公司投资200万元，1919年设在鄱阳、乐平的鄱乐煤矿公司投资100万元，1920年设在九江的久兴纺织公司投资银180万两（约合250万元）。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特别是江西省政府迁往泰和以后，江西的物资供应尤其是工业品的供应变得极为紧张。随着战事的发展，东南各个出海口均被日军封锁，阻断了工业品进口的通道。东南沿海、沿江地区的工厂大量内迁，使江西从外省获得工业品也极为困难。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只有致力于发展本省经济，包括工业。根据刘善初在《江西经济建设之路》中的统计，“战时江西工厂共计105家，民营者58家，公营者47家……就工厂的分布言之，大都集中于吉安、赣县、泰和，尤其是赣县最多，达40家，吉安次之16家，泰和也有14家”。加上矿冶业，江西在抗战期间举办的工矿企业在200家左右，资本额在1亿元以上。与同时期的周边各省相比，江西的近代工业发展势头良好。
与此前江西近代工业的发展状况相比较，抗战时期江西的近代工业具有突出的特点，表现在不仅投资领域比以前更为广泛，包括了轻工业中的纺织、食品加工、化学、皮革、文化用品、窑业、洗染、木材加工等部门的几十个行业，并已初具规模，而且重工业从无到有，开始起步，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为了给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提供原料和机械，江西省政府单独投资或与资源委员会合资设立了江西炼铁厂、江西机器厂、江西车船厂、江西硫酸厂、江西水泥厂、江西电工厂、吉安电厂等工厂，涉及炼铁、造船、酸碱、水泥、机械制造、电力等部门，这对维系战时生产和人民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江西省政府与资源委员会共同投资设立在临时省会泰和的江西车船厂，自行设计制造了以煤为燃料的浅水轮船，投入使用，解决了战时柴油、汽油紧缺的难题，使战时极为重要的赣江航运得以维持。
二、危机与新生：近代江右商帮在新兴产业领域的经营
近代江西新式企业最早是外国人在九江创办的一些洋行和公司，如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于1862年在九江设立分公司，建码头、趸船、货栈，经营轮船运输、货栈、进出口贸易，这是九江港第一家轮船公司。美国琼记洋行也在同年进驻九江，主营进出口贸易。1863年俄国商人在九江开办的顺丰砖茶厂则是江西近代工业的发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厂……雇用了为数很多的中国工人，在俄国茶叶专家的监督下，从事制造砖茶与茶饼”。顺丰砖茶厂实际是一个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企业。
由江西人创办的民族工业企业出现则较晚，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西一些有觉悟的绅商才不满“权利为外人垄断”的现象，为“杜洋人攘利”，他们起而模仿，引进西方技艺和生产方式开办近代企业。1892年，江西绅商各界曾上奏清政府：“禀请创办内河小轮、西式瓷器、蚕桑学堂，以扩商务。”1894年，辜茉荣、郑启东等在九江开设荣昌火柴厂，这是江西民族工业的开端。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开始施行新政，对华人机器仿制洋货实行特别课税法，从而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情。因此在20世纪初赣鄱大地掀起了一股创办近代工业的小浪潮。
自1875年俄国商人在九江建立新泰砖茶厂起，江西近代史上第一家采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就出现了，江西的新式工业也由此诞生。此后，江西的新式工业由北向南，从城市到市镇，由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少到多，由小到大，逐渐崛起，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一）机械工业
机械工业是新式机器工业的基础。1882年创立的罗新昌机器厂，是近代江西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也是近代江西首家机械工业企业。这家规模不大的机械工厂主要从事一些小型机械的制造和修理，诸如碾米机、抽水机、柴油引擎、蒸汽机等等。不过，在它诞生之后，江西的机械工业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民国前期才逐渐发展起来。
民国前期，江西的机械工业有所发展，但主要集中在省城南昌。据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1933年调查，南昌市大小机械工厂共有31家，其中专营机器制造及修理者28家，专营翻砂者3家。绝大部分工厂规模较小，资本额仅数千元乃至数百元。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31年9月改组成立的省营民生工厂，其资本额达10万元，全厂职工90余人。它原为省营造币厂，后改为铁工厂，再改为民生工厂。该厂的机械设备大部分购自德国天利洋行，主要生产一些小型的机器，如柴油引擎、碾米机、磨粉机、肥皂压花机、抽水机、织布机、织袜机、石印机、剪草机、手摇刨床、农具以及机器零配件等。
由于江西的机械工业并不发达，江西所用机器大多由省外进口，“机器多购自沪汉等地，或外国”。不过，与全国机器输入的数量相比，江西所占比例极小，如1927年江西输入机器价值仅为1.27万余元，占全国总数的0.03%；1924年江西输入机器价值最高，为118.79万元，也仅是占全国总数的2.26%。
抗战爆发后，因交通梗阻，江西所需机器及零部件无从供应，于是只得由本地自力更生，设立机械工厂自行生产，因而数量极其有限，总计共有9家机械工厂。其中颇具规模的只有江西省机械制造厂、江西机器厂和江西车船厂3家。抗战结束后，上述几家大型机械工厂陆续停办，江西的机械工业跌入低谷。据统计，到1947年，南昌和九江还存有24家机械工厂，大都是小型工厂。这些小规模的机械工厂只能在动荡的局势中挣扎，近代江西的机械工业实难发展壮大。
（二）电力工业
江西的电力工业产生于20世纪初。1904年，萍乡煤矿电机房安装了两台247千瓦直流蒸汽发电机组，这是近代江西电力工业的开端。1906年，永新县举人贺赞元等招股7万元，在省城设立南昌开明电灯有限公司，安装了三台60赫交流发电机，1908年冬正式发电营业。随后，九江、赣县、铅山、吉安、景德镇、临川、乐平、南康、玉山、婺源等地相继开办了电灯公司，但投资额都较少，装机容量也很小，只有十几至几十千瓦，仅能供照明使用。如1917年许鸿模设立的九江映庐电灯公司和罗易元设立的赣县光华电灯公司投资额仅5万元；1920年刘虎在铅山设立的广耀电灯公司投资额为6万元；1920年吉安商会合股，筹集资金97200元，成立吉州电灯公司，公司有两台英造蒸汽透平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80千瓦，有18名职工。
进入20世纪30年代，江西的电力工业在缓慢发展。1936年时，全省已有13家电厂，总发电量为3792千瓦，总发电604.5万度，有用电户13400户。现有的统计资料表明，全省最主要的电力生产能力和用电户集中在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河口镇、樟树镇、吉安县等近代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市县镇，只是经营状况不太乐观，大多数电厂亏损严重，少数盈利者也是利润微薄。
在电力工业缓慢发展的同时，整个行业经历了投资主体“民退公进”的换位调整。有些民营电力公司因为经营困难，相继被江西省政府接办。1933年9月，江西省政府接管代办南昌开明电灯有限公司。次年2月，因公司资不抵债，省政府令其解散，另组南昌市电灯整理处，将公司改称南昌电灯厂，并拨款加以整理；同年7月，省政府接管九江映庐电灯公司。1938年，吉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收归省营，更名为吉安电厂。1939年，江西省政府成立电力处，统管全省电力工业。抗战爆发以后，九江、南昌等地的电力设备被迫拆迁，且破坏严重。
（三）化学工业
近代江西的化学工业兴起较晚，能够生产肥皂、干电池、电镀、酒精、硫酸等化工产品，但大都规模较小。1902年，九江成立了一家肥皂厂，资本为2万元，年产肥皂3000箱，每箱50磅，该厂于1907年停办。进入民国以后，南昌和九江两地各建立了一些小型的肥皂工厂。1918年，郑伟生投资2万元创办九江菘大仁皂烛公司。1924年，肖贻远投资2万元在南昌创办章江皂烛厂（杜询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28页）。这是民国前期江西规模最大的两家肥皂工厂。除此以外，规模较大的肥皂工厂，南昌还有化明、正大、同仁、华兴、扬子江等五家，估计各厂全年产量约为5万箱，价值20万元；九江还有焕华、建华两家，这几家肥皂厂兼制洋式蜡烛。不过，江西的肥皂工业基本上都是半机械半手工生产，制品完全为洗涤皂，专门运销省内各县城乡。因为产量不大，江西的肥皂不能自给，每年经九江关输入的皂烛价值都在20万元以上。
民国前期，南昌建有两家电镀厂，一家名为定中电镀厂，建于1925年，资本额为1000元；另一家名叫公兴电镀厂，建于1929年，有资本1800元。这两家工厂各拥有八马力的柴油引擎1部、小发电机1部、磨光机4部，凡铜锁、铜环、铜扣、剪刀、小刀等铜铁器具，均能镀磨，每家每日能镀磨铜铁器具700余件。此外，九江也有一两家这样的电镀厂。（《江西年鉴》，第二十三编《工业》，1936年，第958页）
抗战爆发以后，江西的化学工业出现了一丝转机。由于沿海被封锁，造成化工原料和燃料短缺，江西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办起了江西硫酸厂和一批酒精厂。江西硫酸厂是近代江西规模最大的化学工业企业，它由江西省政府和资源委员会合办，设在大庚县，资本额130万元，双方各出一半，并在美国定购机器。该厂以生产硫酸为主，1942年初开工生产时，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在美国定购的机器难以运到，每天产量不过200公斤。1943年2月，在安装了自制的大型制酸机以后，产量增加到每天半顿。产品行销江西、湖南、福建等省，销路甚佳。
江西盛产甘蔗、山薯、玉蜀等，这些农产品可以用来生产酒精，以代替供应紧张的汽油。抗战期间，江西的酒精工业畸形发展，短短几年时间里建立起数十家动力酒精厂。这些工厂大多集中于赣县、吉安及泰和三地，“因为这三处地方都是原料容易运到及运输的枢纽”，据当时统计，“江西的大小公私营酒精工厂不下数十家，省营的有江西民生酒精厂，规模颇大，日出五百加仑；其私营资本近百万的有赣县的平安酒精厂、华德酒精厂；其规模次大者有强华、宏丰、大中、荣茂、工专、工业、力生、利华及大华十余家。”具体情形如下表所示：抗战期间，江西是东南数省的交通枢纽，从赣县起北有公路通至泰和、吉安，在泰和又有一条公路分支到湖南的耒阳；东有一条公路经过瑞金到达福建的长汀，从这里又延伸至闽北永安，进而沟通浙江；赣县之南有公路经过南雄通至曲江，连接广东。行驶在这几条公路上的汽车所用的酒精“都仰给于江西的赣县、泰和及吉安三处”。但是，在抗战这种特殊环境中急速成长起来的化学工业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战争的结束，江西硫酸厂关闭了，酒精工厂也相继停产，所剩无几，江西的化学工业几乎化为乌有。
（四）纺织工业
江西近代新式企业绝大多数是轻工业，量多面广的要数纺织业。1900年，南昌绅士曾秉玉出资创办工艺局，生产机制棉布；次年，官办工艺局在南昌设立。随后，各地也陆续创办了一些小型工艺局，或纺纱或织布，可谓遍地开花。如1903年，吉安县“集股创设广利工艺局，在郡城西门外租赁民房，专办纺纱织布事宜”；1904年，彭泽县商人“购买日本轧花机器十架，就本地所产棉花试办，以开风气”；上饶县“集股置办织布土机三十架，并色布绒巾之机十架，购办洋棉各纱”，设局试办，名曰开智工艺局；1905年，高安县购买东洋铁制织布机1架、轧花机器1架、木机4架，又邀集绅首筹集股本洋500元设立织布公司。这些工艺局之类的纺织机构资本额极少，且属于半手工半机械生产，还算不上新式机器工业。
江西商办纺织业全省各地都有，省、县官办的纺织企业发展也较快，据《世界年鉴》1913年统计，江西全省有纺织类工艺局、所、场达97家，几乎每县都有，但从生产规模和资金上来说，都比不上商办的纺织公司。如1904年铅山县典史张赞霖、商人饶曾春等筹集龙洋4000余元，赴上海、武汉购办织机纱棉，创设鼎兴织布公司，这家公司有机匠20余人，织成的各种布匹，均加以染色。1906年，清江县商人孙葆辰集股1万元，购买机器50余架，在距离县城七里的中州创设金凤有限公司，公司雇用本地女工从事生产，并在上海聘请了6名头等机匠来厂教授纺织各式洋布，每月织出洋布10余匹；1919年朱仙舫、丁孝敬开办的九江久兴纱厂，拥有资本达200万元，雇用员工计1500余人；1922年龚海清创办的九江益成针织厂在生产的同时还训练学生，让他们回各地创办实业。
同时期创立的纺织工厂还有乐平县（今乐平市）太顺织布厂、南昌益元织布厂、九江公益织布厂等，它们都使用手摇脚踏的铁木织机，成为近代江西机器织布工业的开端。
（五）工矿业
江西近代矿业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萍乡煤矿创办，到20世纪头10年，江西先后有20家新式的矿冶业。其中煤矿10家、铁矿4家、锰矿3家、铜矿2家、滑石矿1家。1918年赣南钨砂开采，从1918～1927年，经九江关出口的钨砂达4万多石，赣南钨矿业颇盛。1937年，省府在大庾设锡矿采炼厂，厂区号称有工人7000余人，实际生产工人有4000多人，规模是很大的。据《民国元年工商统计概要》记载，江西开采矿区数为368处，开采亩数为53987亩，在全国仅次于四川，其中粗矿煤产量为410余万吨，价值130余万元。
20世纪初，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江西近代工矿企业有萍乡瓷业公司、江西机器造纸厂、福康轮船公司、江西省城电灯厂、徐塘煤矿、赣州铜矿局、开明电灯公司、余干煤矿、厚生机器碾米厂、映庐电灯公司、久兴纱厂、裕生火柴厂、利丰面粉厂等。这些近代民族企业给江西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和元素。
（六）交通业
交通是市场的纽带，近代江西交通业主要表现为轮船、铁路和公路交通业。在轮运业方面，1896年绅商邹凌瀚、邹凌沅在九江创办的福康轮船公司，股金为6.8万元，为江西民族轮船航运业之发端。之后和济水轮公司、顺晶协记水轮船局于1898年在九江先后开张。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光汉轮船公司，拥有客货轮10艘。从1911年至1922年在南昌、九江、樟树等地共有30余家船局或轮船公司相继成立。这个时段江西全省轮船的总数量已达到100余艘，总吨位共约4400余吨，航线也延伸到江西能够行驶轮船的几乎所有的干流和支流。
在铁路交通业方面，江西省近代第一条铁路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修建的萍安铁路，乃萍乡煤矿专用铁路。南浔铁路在1916年6月建成通车，起自九江，止于南昌赣江北岸的牛行，全线总长128公里。九江至南昌，轮运要1～2天，木帆船要3～5天，铁路运输则只要几个小时。南浔铁路对改善赣北地区的交通起到了重要作用。据1916～1924年统计，历年通过南浔铁路运出的米谷、木材、矿产品等共有150万吨，其中农产品达到81万吨，占货运总量的54%以上，历年的客运量也有262.5万人次（吴宗慈：《江西通志稿》，第30册，第75页）。浙赣铁路始于浙江杭州，终于湖南株洲，全线长1008公里。从东北向西南方向贯穿江西省境，是当时我国江南的铁路干线之一。浙赣铁路从1930年开工，到1937年全线竣工，它对促进江西经济的发展，改善江西省境的交通运输条件，提高运力，加快商品流通和交换，加速江西与全国市场的紧密联系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公路交通业方面，近代以前江西陆路交通是所谓的官道，即驿道。近代以后汽车开始进入运输领域，江西近代公路建设也开始了。第一条公路发轫于清末，从九江至莲花洞共13千米。到民国二十三（1934年）年全省共完成县际公路共4571千米。近代江西公路交通省际路线有三大干线，省际和省内有七条支线，三干线是：汴粤干线、沪桂干线、京黔干线；七支线：分别是阳浔支线（从湖北阳新至九江）、永通支线（从永修至湖北通山）、咸宜支线（从湖北咸宁至宜春）、城赣支线（从南城至赣县）、宁乌支线（从宁都至寻乌）、瑞金长汀线（从瑞金至福建长汀）、温圳光泽线（从温圳至光泽）。近代公路交通的发展大大缩小了市场间的距离，便捷了货运。如湘赣边界的万载，其夏布生产向来发达，“汽车未通之前，出口运输，端赖瑞河以达南昌。公路贯通后，运输迅速，运输日程则由六七日降至一日，运至南昌后，转装火车至九江”（胡邦宪：《江西万载苎麻之生产贸易及其利用状况》，载江西《经济旬刊》，1936年，第7卷，第18期）。
考察近代市场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市场对江西产业结构的支配并没有给它带来质的变化，产业结构更多的是被动的局部调整。市场的畸形和不充分，以及传统社会经济的惰性，造成了江西对外部市场的刺激显得反应迟钝。新产业的出现寥若晨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与技术更新相当艰难。
三、近代江右商帮组织的转型
清末以来，全国各地域商帮组织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演变，原有商帮组织逐渐衰微，其经济功能逐步为跨地域商人团体组织如商会及同业公会、公所取代，而其社会功能则被同乡会继承。在此背景下，江右商帮组织也走向了衰落与转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地域商人组织逐步进行了分化与融合。
（一）商会的产生与兴起
商会是指某一地域的商人不分行业组织起来的商人团体。我国商会产生于清末时期，最早是由英国商人于1834年8月在广州设立的英商商会。据学者统计，至1904年外商已在广州、上海、香港、天津设立了6个商会。（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处在内忧外患双重冲击下的晚清政府，从1901年至1911年间，围绕废科兴学、发展实业、君主立宪三个方面颁布了一系列诏令，并要求各直省地方政府也进行相应改革，史称“清末新政”。1903年4月22日，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商部，作为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商部成立后，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1904年1月11日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鼓励各地开始创办商会。1904年5月，我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总务商会成立，其后各地商会开始陆续建立。
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诏令指导下，江西地方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导致了传统社会资源的重新组合，促成了各种新式社团组织的形成。这些新式社团为地方精英提供了新的政治舞台，逐渐成为新的地方权力中心。
此后，全省各地区陆续建立了商会，如新建县吴城镇于1907年成立商会，丰城县（今丰城市）于1909年成立商会，等等。吴城镇商会是清廷实行“新政”以后，商部催令各商埠速办商会的直接产物。1927年，南昌总商会依新商会法第二条“商会为法人”，取消“总商会”之名，改组为南昌市商会，由会长制改为委员制，设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江西形成了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江西省商会联合会、南昌市商会、各地商会网络体系。
商会这种新式社团出现后，不仅在自身的领域内发挥作用，还介入到其他地方事务中，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地方权力中心。除在省城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外，这些商会组织还介入到当地的众多公共事务管理中。如吴城商会对当地东岳庙演戏的干涉，表明其已开始介入当地社区生活的管理当中，并且取得合法的身份，成为当地权力机构之一。
从1907年《奏办江西商务总会章程并增订章程》颁行以后，经过几年的实践，清末江西商会的发展形成了商务总会、商务分会的组织体系，广泛分布于各商业较发达、集中的府、州、县、镇等区域内，并形成有机联系的纵向动态组织系统，成为近代江西各类商人社团中人数最多的一种，在促进本地商业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12年11月，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宣告成立，1914年3月20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商会代表大会，1928年更名为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
总而言之，清末民初以来，商会迅速发展，形成了横向和纵向的互有联系的网络结构体系，商会的对外联络功能不断加强，而且各商会都制定了严密的组织章程，商会的内部组织运作更加完善，成为超越传统的新型商人团体。
（二）商会组织与地方政治
清末时期，随着商会等新式社团成为地方社会的政治权力中心，它们的领导人开始扮演地方利益代言人的角色。然而，由于这些资源具有相对的稀缺性，因而在士绅们进入这些政治权力中心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进行彼此之间合作与竞争，或是与地方政府之间产生矛盾冲突，从而使地方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不断重组和整合。
1.商会组织与其他社团之间的相互合作。由于各社团的成立有先后，因而前一个社团往往成为后来社团成立的筹备机构，这使得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联系更为紧密。以谘议局为例，由于它是由教育总会和商务总会负责选举产生的，因此教育总会和商务总会各自的利益也可以通过谘议局在制度上得到保障。此外，商会也利用自身的职权为其他新式团体提供利益保障，如1909年7月，江西总商会通过与屠业公会商议，决定向省城各屠户每日征收屠捐1000文，充当省自治研究会经费。
2.商会组织与官绅关系的变化。自明中后期起，作为地方利益代表和维护者的士绅阶层，是政府官员治理地方社会的重要辅助力量，他们共同承担着地方公共事务的建设。在军事动乱时期，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秩序亦成为他们共同的目标。至清末，由于各新式社团成为各行业的利益代表，新政又赋予它们在政治、法律上更多的权利，这就使得它们与地方官员的利益有了更多的不一致，彼此的冲突也屡见不鲜。
新政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士绅阶层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一度趋于分化与解体。但清政府推行的发展实业、新式教育及地方自治等改革措施，又为士绅阶层的近代转变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在新政条令的指导下，地方政府为了推行新政，设立了一批新的行政机构，导致了传统社会资源的重组，促成了商会、教育会、自治会、谘议局等各种新式社团的形成。在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相互运作下，这些新式社团逐渐成为新的地方权力中心。士绅阶层借助于这些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仍居于地方政治权力体系的中心。
第四节 “边缘化与近代化”：近代江西商业市场与地域社会变迁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近代江西市场逐渐形成。受九江开埠影响，形成了以南昌和九江为中心的内陆区域市场体系，以长江为联系纽带，沟通汉口和上海两大经济中心，对近代江西市场体系、商品流通和工商业经济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近代江西每年通过九江或者鄱阳湖进入长江上下游的商品贸易额达5000万海关两，加上东部与皖浙闽地区、南部与广东、西部与湖南等地区的贸易数额，总计每年出口值大约达6500万海关两。与此相比，每年由外输入的商品数量也较大，如在1912～1932年中，江西进口货物总值为5亿多两，其中直接从国外进口的洋货值为3500多万两，约占总货值的6.7%。
一、近代江西市场体系
近代江西商路的变化，使九江成为江西进出口商品吐纳的主要孔道。受此影响，近代江西从市场结构到商品流通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结合近代江西各级各类市场的分布、功能和特点，可以划分为初级农村市场——集市、县级集散市场——城镇、区域中心市场——中心城市三个层次，勾勒出了近代江西市场的结构和关系。
（一）初级农村市场：集墟
基层集墟也就是农村的集市，是市场网络中的初级市场。基层集市是为了满足相近若干村庄农民日常交易而产生的，墟市的基本构成是摊点，基本的特点是市场的聚散性。所谓“布帛菽粟，无他淫巧”，其市场辐射范围很小。据梁淼泰先生统计，光绪年间江西墟市有1700个左右，平均每县21个。这种数量格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基本保持不变。据统计，建国初全省共有1746个集市。这种现象说明了近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稳定性，但在一些商品经济相对较活跃的地区，农村集市增长较快。如南昌府所辖的8个州县，其集市数就达238个，平均每县达29.75个。赣中庐陵在道光年间有集市33个，民国初年就升至43个。这反映了商路逆转，近代江西的市场重心北移到赣北赣中地区的结果。但赣南地区的墟市增长则较滞缓，如赣州府的信丰县明嘉靖时有墟市44个，到清朝同治、光绪时仅有25个，相当于原来墟市的56.8%。近代以来江西的一些农村集市商品经济增长较快，发展成为或手工业生产专业市场或农林副产品的集散市场，如赣中乐安的招携镇成为当地的毛边纸、大麦纸的生产专业市场，清光绪年间该镇约年外销15000石毛边纸；民国时除产毛边纸外，还产5000石大麦纸。20世纪20年代初，遂川县的大汾墟、左安墟、黄垇墟常有外帮客往来，左安的猪仔、茶油年产值在百万以上；大汾的折扇、药材、百合、茶油年产在百万元以上；黄垇、堆前的茶叶、茶油、金橘、香粉年也在数十万元以上。这些墟市吸引了附近的土特产品，市场交易量是很大的。
（二）县级集散市场：城镇
城镇市场是由基层集市发展演变而来的。虽也发挥基层集市的功能，但也成为众多基层集市的商品汇集点。因而商贾云集，往往是一县境内某一区域若干墟市之上的经济中心。与墟市相比，其基本构成是店铺和街区，基本特征是市场的固定性。这类市场每个县境内有一到两个，成为某片区域商品汇集交易和向上流通的中间点。这类商品流通中心的市镇在近代往往也是县治城市，县治城市往往可以通过行政管理的手段将全县各个小市场纳入其流通圈，故县级市场辐射的范围也就进一步扩大。随着地方集市数量的增长和功能的变化，如手工业专业墟市及地方性商品集散市场日渐增多，县级市场更容易吸收农村各种土特产品，从而促进县级市场的繁荣。近代江西县级市场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分布在五大河及其支流沿岸的城镇。这些城镇在明清时期就是各水系流域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受近代内河轮运发展及对外贸易的拉动，城镇规模普遍得到扩大，辐射功能得到增强。如乐平，在20世纪30年代城内有店铺420多家，从业人员达1372人，城镇市场繁荣，吸引了乐平县（今乐平市）境内各墟市物产的聚集。赣中各县级市场大都位于赣江沿岸或其支流沿岸，都是当地的商品集散中心。第二类是近代铁路、公路交通线上迅速崛起的城镇，像德安、涂家埠、沙河街镇、牯岭镇、徐家埠、流泗桥镇等。第三类是省际交汇处，如湘赣边界的万载，城内店铺达到775家之多，囊括了13个商业门类，从业人员达到3410人。万载作为湘赣边的一大商业城镇，也是附近夏布的销售集散点。其他如粤赣边的大庾、浙赣边的铅山、赣皖边的浮梁都是附近的中心城镇集散市场。
（三）区域中心市场：中心城市
区域中心市场是在县级城镇市场繁荣的基础上形成的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性中心市场，是大区域的商品集散地及消费中心。这类市场在近代江西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明清时期的江西四大镇在市场网络中就是扮演区域中心市场的功能。区域中心市场由于辐射范围几乎达到整个流域，因而成为整个流域商品集散中心。五口通商，九江开埠后，江西的商路、贸易中心和商品流通格局巨变，传统的区域中心市场逐渐衰落，代之以行政级别更高的中心城市。如赣北南昌取代了吴城；赣中庐陵取代了樟树镇；赣东北广信府治上饶取代了河口镇。以赣中吉安府治所在的庐陵县城为例，赣中各县诸如永丰、吉水、泰和、万安、莲花等县的粮食、油料、毛边纸、夏布、木材、竹子等农副产品大部分汇聚庐陵市场；赣中各县流向樟树、南昌等地的商品绝大部分也需经过庐陵市场，而且多在庐陵聚集，然后成批运出。从庐陵源源不断销往赣中各县的商品则以南货、铁器、药材、瓷器、纱棉以及杂货等为主。可见吉安府治已经成为赣中商品最大集散市场，也是赣中地区市场的中心地。
庐陵大量吸纳赣中各县的物产，同时又输出各种商品于各县级市场，故其商业地位显赫，市场一片繁华。据统计，庐陵城有的行业商铺甚密，如粮食产业达157家，反映了赣中地区作为江西商品粮主要产地的地位；有的行业资金甚多，如绸缎业匹头最高的达2.5万元；有的行业从业人员济济，如布业店员达234人，油盐业达388人；时人称庐陵“虽不逮南昌、九江两埠，但较诸赣州、樟树，当有过而无不及”（民国《庐陵县志卷30，1920年刊本）。
分析近代江西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网络，我们可以看出集市是作为商品流通链上的最基本环节，是输出市场的起点。它依赖县级集散市场来销售其聚集的土产，又从高一级的市场运来商品出售给农民。县级市场从城区规模、商品流通量、交易种类、贸易形式来看，已经是门类比较齐全、综合性较强的高级市场模式了，是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流通的重要中间环节。区域中心市场则有效地拉动、汇接了本区域的集市和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整合本区域的经济资源，它们既是本区域巨大的消费市场，又是重要的工商业中心。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地方小市场向上层层递进为地方中心市场、区域中心市场或中心城市。这些市场构成了一个严密广大的商品交换网络系统，使近代江西商品流通有序，并得以纳入全国市场体系之中。这种阶梯性市场结构既承续了传统市场一定的轨迹，也打上了近代商品经济的烙印。
二、新兴工商业市镇的形成
在传统商路变迁和外来商品的竞争下，以四镇为代表的江西传统市镇在19世纪中期以后纷纷失去了原有的商业地位。与此同时，江西近代新的市镇增长点也在酝酿和逐渐成长中。九江开埠通商后，整个江西的市场重心发生了位移，万安十八滩以南的赣南地区日益衰落并在江西的经济结构中边缘化，而凭借鄱阳湖与九江相连的赣中、赣北地区发展较快，成为江西货物进出口的重要区域。市场重心的位移必然相应地带动了一批新的城镇市场的出现。
（一）九江
九江开埠以后，作为江西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九江承担着江西进出口货物的吐纳功能。从海外运往江西的洋货均自九江上岸，从江西运销海外的土产也从九江出口，九江很快取代了樟树、吴城、赣关的地位。九江从传统社会的江西边缘化城市一跃成为江西贸易中心城市，所谓“扼沪汉交通之咽喉，轮船接迹，铁轨交驰，赣省商业集中于此。森林矿产，靡不以此埠为转运趸积制造之所”。九江成了江西土洋诸货销售转运场地，从而逐步发展成为全省最繁荣的近代工商业城市。“本省货物出入，向以九江关为聚汇之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其出入之总值，即为三千七百余万元，此后逐年增加，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突破一万万元”。
（二）南昌
五口通商前，南昌虽处省会地位，但商品的出入并不多，商贸市场地位并不突出。南昌与吴城、樟树两埠相比是“惟彼时省会，转视两埠弗若焉”。九江开埠后，与鄱阳湖及九江相连接的赣中赣北地区成为江西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渠道，昌九联系也更加紧密。一方面南昌利用其地理优势，昌九水运里程为210里，南浔铁路开通后，铁运里程约为128公里，两城交往甚为便捷；另一方面，南昌是江西省会，省府可利用其行政资源手段加强其在全省经济中的控制功能。这样一来，江西出口商品在南昌集中经九江出口，进口商品从九江上岸经南昌聚集后分销省内各地。
南浔铁路的营运，也在南昌和九江之间的铁路沿线上，带动了一批工商业新兴城镇群的崛起。这在近代江西城镇市场体系中很是引人瞩目，如涂家埠、沙河街镇、牯岭镇、徐家埠、流泗桥镇等。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以九江—南昌为中轴的赣北城镇市场体系，这个市场体系在近代江西是处于市场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三）其他
从江西其他区域市场格局上来看，也还有几个亮点。赣东北地区的河口镇的贸易地位逐渐被广信府治上饶所取代，赣中地区的樟树镇则被吉安府的庐陵所代替。以吉安庐陵为例：庐陵位于赣江上游沿岸，“水陆交通，为通省腹心最要之区”（同治《庐陵县志》序）。近代以来其商业在赣中地区尤为发达，商贾会集于城西南二关，资诸邑负贩，然后通过诸邑负贩再流向全国各地。如乐安南部、永丰之夏布远销高丽；吉水、吉安之土布则销于广东、香港；粮食更是通过庐陵流向江浙、福建以及广东等全国各地。在清末民初庐陵县，其全县的地方小市场数量就已达到43个，其县城商业门类达25种，商家数达632家，商业资本达13.4万元之巨，从业人员有2787人（民国《庐陵县志》卷23，《民事志·农业》）。庐陵商业兴盛，以至当地坊间流行这么一句俗语“有钱吉安府（庐陵），没钱吉安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吉安市场的繁华。民国《庐陵县志》是这样记述庐陵的：“濒临赣江，帆樯云集，益以内河轮驶，公路车驰交通便利，商业日形发展……虽不逮南昌、九江两埠，但较诸赣州、樟树，当有过而无不及。”（民国《庐陵县志》卷23，《民事志·商业》）
江西和沿海地区相比，新的市场结构还是比较薄弱的，但它们毕竟给近代江西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带来了新的机遇，新的市场网络布局也得以重新建构。
三、近代思想观念的变化
九江开埠以后，随着中西方贸易日益频繁，洋货纷至沓来，江西土特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走向全国和世界，近代江西市场逐渐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近代的工矿交通业等新的产业也移植过来，商品观念伴随着商品无孔不入的渗透到江西各个角落，古老的赣鄱大地正缓慢地演绎着前所未有的空前巨变。
（一）观念的嬗变
思想观念的革新是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前奏和动力，思想观念的解放也就是生产力的解放。传统江西社会自唐宋以降即被誉为“文章节义之邦”，作为宋明理学的渊薮，这里书院私塾遍布，讲学之风盛行，千百年来的科举文化优势累积深厚。然而承传正统儒家血脉的江西文化人效忠朝廷，热衷科举功名，形成所谓“文节俱高”的思想观念，立论言必称三代，著文开篇子曰诗云，行事则祖宗之法不可变。众多的士人举子不断扩充和壮大了官僚地主士绅集团，他们强化了上层建筑，同时又通过他们自身切实地将传统思想观念根植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这种顽固守旧、不思变革的社会氛围中，传统江西文人热衷功名、重农抑商的思想尤为盛行。
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猛烈冲击下，部分先进的江西人开始放眼世界，摆脱传统落后思想的束缚，接受新的先进思想观念，重视工商业的发展。1894年3月，翁方伯在省城设立蚕桑局，在城外购买荒地、栽种桑秧，并且带动当地农民种桑养蚕。后来又设立农事实验场，征订各种农学丛书及农学报指导生产；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实业；到上海、日本购置化学仪器和优良种苗，请农业专门技术人员进行管理，采用先进栽培技术等。从中不难看出在外贸的刺激下，江西人开始突破原有思维定式，开始接受和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哲人说，一切社会的进步最终表现为人们“观念”的进步。的确，思想观念的革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更是人们发展生产、改造社会的不竭动力和精神支柱。江西人思想观念的革新为江西地域经济的发展、社会制度的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过程中，江西百姓千百年来奉行的“耕读为上”的农本观念开始动摇，民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盖农之利一，良工五之，商之利十”的认识盛行，这道出了市场环境下普通百姓的心声。农民按照市场规律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商品生产，进行商品交换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肯定。
近代江西一些开明商绅纷纷投资创办近代农工商矿企业，这些企业和外国洋行一样把许多普通百姓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市场的某一环节，使他们的生活或多或少地带上了近代市场的影子。社会价值观由崇尚耕读开始转向兴办实业，工商为重，这反映了时代变迁与社会的进步。
从上表我们可以稻米的出售在农作物中是最低的，这反映了落后生产力条件下“民以食为天”的现象，商品粮的提供是有限的。但经济作物里的甘蔗、油菜籽、花生、棉花、荞麦等在农民投入市场中的比率是很大的，大部分保持在60%以上，甘蔗甚至达到96%，这反映在市场的拉动下近代江西农村农产品的商品化是相当高的。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已和市场交错在一起，承受着市场的波动带来的欢喜与阵痛。
（二）习俗与生活方式的变化
九江开埠后，欧风美雨渐入江西，大量的舶来生活用品从九江口登陆，如鱼贯水地涌入江西境内。这些来自西方工业革命后的舶来品极大地扩大了江西百姓的生活范围，改变了他们的消费习惯。首先改变赣人的是洋布，九江开埠以来从未使用洋布的人们开始着用洋布了，这些物美价廉的机制洋布打开了封闭状态下江西人生活习俗的口子。除洋布洋纱外，还有洋伞、煤油、火柴、肥皂、杀虫药剂等在江西市场上随处可以找到，甚至到了一些离市场很远的农村。“至洋纱、煤油、火柴、洋钱之用，虽穷乡僻壤，无不遍及”。近代江西人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衣着上洋装流行，德安县在“民国初，南浔铁路通车，城内人的衣着上逐渐奢华，‘洋学生’穿起西装，老板娘穿起旗袍”（《德安县志》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在玉山，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县城人普遍穿中山装，部分政界人士穿西装、打领带、戴礼帽，小姐太太身穿旗袍罗裙，脚套以高跟皮鞋，普通妇女则是短衫西裤，青少年学生则多穿童子军服和学生装。（《玉山县志》卷36，《服饰·饮食·建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在住的方面，传统的江西人是“住宅，木屋十之四，砖屋十之四，黄土筑墙十之二”。这些住宅大都不讲究华丽，只求坚固耐用。而至晚清时，随着九江洋房的大量兴建，在一些城镇开始仿照西式建筑房屋。如民国初期的广丰县城那些富商大贾就建起了两三层的洋楼。
在食的方面，各种国外的饮料、调味品也进入江西，城市里如九江在1915年设立了普济自来水公司，开始改变人们饮水或取诸河中，或汲自井水中的落后状况。西式的纸烟也大量涌入进来，成为年轻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据《江西年鉴》统计，1928年纸烟输入江西达1856116元，1930年则达到2459199元。
另外如化妆品等其他生活用品也纷纷进入江西人民的生活中，江西人开始自觉地模仿西式装饰自己的生活，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老百姓的消费市场领域与品种不断扩大，市场与百姓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影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