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筠秋和胞弟张振乾的人生历程中，父亲张礼甫的影响不可忽略。
张礼甫，公元1885年生于海盐县张家门村，那个年代，已经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廷风雨飘摇的时代了。
张礼甫的父亲张老先生在世时，张家的情况如前章所述。礼甫就在这种衣食无忧的家庭背景下，幼蒙庭训，逐渐完成了文化和处世的双重启蒙。
礼甫娶海盐县城武原镇朱贵珍为妻。朱氏知书达理，还画得一手颇具功力的工笔画，家道也还算殷实，是县城中的小康之家。不幸的是，在长女筠秋五岁、长子振乾三岁那年，生第三胎时得产后症病故，终年只有三十一岁。是年为公元1915年。
张礼甫丧妻后的第三年续弦，是年为公元1918年。后妻名魏五宝，平湖县乍浦人。筠秋、振乾始有后母。魏氏生有二女。大女小名大宝，至十一二岁时夭折，小女小名二宝，长成嫁海盐县城陈家。
礼甫的父亲张老先生早逝，礼甫一下陷入了上有高堂需要侍奉颐养，下有弟妹需要哺育照抚，小家庭中还有幼女雏子嗷嗷待哺的境地。劳力操心，一齐奔向20刚刚出头的礼甫。
我们古老民族的“孝悌”观念中，虽早有“长兄如父”的道德规范，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见礼甫一路走过的冗重艰辛。三弟一妹的婚嫁大事要办，弟媳进门后的起居之所要安排得体。从礼甫弃祖屋而奉母别居宣家浜的行动中，可以想见这位兄长的苦衷。更难为常人做到的，已经分家的最小兄弟，沉湎赌博，荡尽家资。礼甫又将兄弟、弟媳招至宣家浜，组成七口之家一起生活。
在礼甫看来，以上种种所为，均是“长兄如父”古训下为人子、为人兄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房屋鳞次栉比，每一个家庭的大小事情都无秘密可言的小乡村中，礼甫公的这些符合传统“孝悌”伦理的举动，却客观上成就了他作为乡里领袖必须条件的道德升华。
由上种种，决定了张礼甫在其一成年，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地乡村中的绅士。
礼甫初任海盐县西塘区十七图总董，简称图董，相当于现在行政村一级的负责人。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乡村制度中，这个职务一直是个介于县以上各层级官僚政权（官），与被统治的贫苦百姓（民）之间的一个管理阶层。对礼甫本人，则是一生热衷于乡里公共事务。
辛亥武昌首义，全国响应。清延颓然倾灭，各地纷纷光复。夏历九月十七日，嘉兴光复，即日成立嘉兴军政府。时隔一月，嘉兴所属各县也次第光复。省立三中（现嘉兴一中）的历史教员朱希祖任海盐县民事长。
礼甫顺应潮流，奔走乡间，倡导挂白旗，剪辫子，完成了本图范围内的改朝换代。挟辛亥革命潮流，在乡间有一定文化和人望的张礼甫，如全国各地的其他绅士一样，风头甚健。稍后，虽有袁世凯唯恐士绅势力太炽而下的各地停办自治会的政令，但取消自治的结果反而使绅士直接参加到县级政权中去，进一步扩张了绅权。
张筠秋的父亲张礼甫，从辛亥到北伐，他在当地乡村事务中可谓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对中国封建绅权冲击最猛烈的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领导的国民军北伐。自南而北，国民军影响所到之处，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震彻云霄，往日威风八面的士绅们，或被戴高帽示众，或被捆绑游街。顷刻之间，威风扫地，抱头鼠窜，如同末日将临，惶惶不可终日。
礼甫所处江南小村，虽不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但潮流汹涌而来，他也不能幸免。1954年，张筠秋在《党员登记表》中回忆：“父亲是封建地主，在大革命中他的权威受到国民党的争夺，所以他反对国民党。”指的就是这个事实。
礼甫不甘心于这次由于“大势所然”造成的在乡中权势的失落，他试图凭借个人的努力东山再起。稍经沉寂后，他终于等到了“大势”赋予的又一次机会。
为填补大革命横扫士绅，在乡村一级政权造成的空缺，新政权着手培植自己的乡镇管理人才。浙江省在民国十七年（1928）创办了浙江省地方自治学校，隶属于浙江省民政厅。学校修业分前后两期，各6个月。前期修满成绩及格者，由民政厅拨付各县市实习1年，期满调回，续修后期课程。学员经考试入学。民国十七至二〇年（1928—1931）共招4期，实到816名。后期学生毕业共464人，从淘汰率看遴选是相当认真的。
民国十九年（1930），礼甫从浙江省地方自治学校毕业。算年纪，当年已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了。在近“知天命”年龄，而依然敢经考试入学，修满前后两期全部课程，最后从几近一半的淘汰率中胜出，他的坚韧可以想见。当然，回报也随之而来。回到家乡海盐县西塘区，名正言顺地担任起了西塘区自治委员。民初的西塘区行政区划大致与清末的西塘区相同，一番沉浮之后，礼甫从只管“一图”事务的十七图图董，升迁至总管十七个图事务的区自治委员。张筠秋回忆：“父亲十九年在杭州自治学堂毕业，任自治委员，后来疯病辞职。”除了学校名称稍有不确外，记忆还是相当正确的。张筠秋写的“疯病”，非“疯癫”，而是“中风”。礼甫的中风，大致发生于1937年，也就是说，复出之后，张礼甫的士绅地位又维持了近十年。
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抗日战争海盐沦陷后，日寇搜寻为其殖民统治效劳的汉奸。以礼甫的资历和人望，成了日本人在海盐西塘区所谓“维持会长”的首推人选。而礼甫的中风瘫痪，成了他婉拒坚辞日寇软硬兼施再三要求他当“维持会长”的合适理由。这既免除了日寇对他的进一步施虐，更成全了礼甫在暴敌入侵面前的民族气节。
礼甫从事公众事务对张筠秋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公元1917年。那年，她七岁。
1917年夏7月起，嘉兴全境螟灾剧烈，海盐也深被虫害。据《申报》1917年9月24日载：“不意夏历七月十六七日大雾之后，害虫又生，而其蔓延之速，被损之重，实为历年以来所未见。”防治螟灾，成为县区机构的第一政务，农民赖以果腹聊生的第一紧迫。
礼甫时任西塘区十七图图董，白天忙着组织人员在全图范围内向每家农户发放煤油灯。每天按灯盏数定量发放煤油，要求农户晚间在田中点灯诱杀螟虫，并以1个铜板30个卵块计数奖励。每到傍晚，礼甫又去田间查看发给农民的灯有没有真正置放田间点亮，甚至还要抽查灯中的煤油是否灌足。因为那时农村贫敝，农户又缺乏科学知识，往往那些贪图眼前小利的农民，会把领到的煤油存藏起来，以后当作点灯照明之用。
农户老小捉到卵块来礼甫家登记时，往往礼甫仍忙碌在外，看看满屋等待的人群，张筠秋竟自告奋勇地拿起笔帮助登记。一群大人小孩，簇拥着年幼的筠秋，在声声：“小宝宝，帮我记上”的央告声中，筠秋一笔一笔地记账。
“那时，我才六七岁，字也写得歪歪扭扭地。”张筠秋在暮年回忆往事时，笑着对她的内侄女张欣华说，笑声中充满着童年的欣喜和得意。
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对八十年前一件事的细节还记得如此清晰，特别是那笑声，全然没有了老人的苍老嘶哑，仿佛穿越了八十年岁月的时空，又恢复成了清新亮丽的童声。可见这件事当时在她脑海里烙下的印象之深。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这种儿时的经历和对大脑的刺激，会在大脑沉淀，成为一种潜意识，然后无形地在很长的一个时期甚至终生，对一个人的思维意识行动产生持久巨大的影响。筠秋这一刻发自内心的愉悦，是不是她一生熟衷公众事务的发轫，而这与她父亲张礼甫的社会角色有着直接的关联。
同类的事例还有张礼甫办公用的电话。礼甫的孙子，现已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张欣田和张寅初老人在不同的场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张家的电话和电话间。
海盐县在民国十二年（1923）始设乡村电话，礼甫的电话当装在此时。时间已经过了五六十年，技术和经济发展与昔日已不可同日而语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话在中国城市农村，还是权力、待遇的象征。可以想象，在二十年代的江南农村，一个只住着30多户人家的小村，装一部电话，从兴师动众的拉杆架线，到电话铃声的不时响起，以及配着礼甫1米80的魁伟身材的大嗓门，更有与这些声音相连的事和人的命运，会给四乡八里的人们带来多少神秘、羡慕、敬畏。所有这一切有形无形说得清道不明的权力的衍生品，集中在一部电话机上，同样地烙印进张筠秋的脑中。
礼甫任图董、自治委员之职，除了应对上面县一级官府政权的调遣派令，玲珑周旋外，对所辖乡间邻里间的纠纷、疑难和争讼的处理，成了他日常工作的另一重要部分。他对辖区内的情况知根究底，又基于他的威望，按中国人更通行的称法——面子，一些棘手的争难，到他那里比去衙门打官司更容易解决。影响所及，除了他的辖区西塘一带，甚至还辐射到平湖县境的乍浦一带。
礼甫的长姐嫁海盐西塘刘家，生一子一女，待子女成年时，家道已经破落。哥哥为了拿到彩礼，背着家人和妹妹，将妹妹许配给人家。妹妹知情后，坚决不允。男方却扬言，到日子非要娶亲不可，刘家姑娘若不允，他们就抢亲。一时，刘家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退回财礼吧，已给兄长挥霍殆尽，立时要筹齐十分困难，况且即使全数凑齐，男家却扬言要人不要钱。一定要姑娘答允吧，催逼过严，恐生意外。若到时男方真要动粗抢人，毕竟刘家已收过人家彩礼，在理上欠缺一些。家庭的门面，姑娘以后的日子……刘家一家在无奈凄苦甚至绝望中煎熬。礼甫得知此事，问清彩礼数目，再加封银洋100元，当即赶到西塘男家，不知是慑于或碍于礼甫公的“面子”，还是那加封的100块银洋的作用，或者是三者兼而有之。一杯茶的工夫，男方送礼甫出门，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抢亲闹剧即时云消烟散。这种举重若轻急人所难的事，我们常常也能在解放后的筠秋身上看到。
上述是礼甫为大姐家“贴钱争面子”平息纠纷的典型事例。这类情况在礼甫经手的纠纷中恐属稀有，这决定于事主与他的关系。不过，争得了“面子”，这也是一种无价的胜利。至今，西方的一些学者、政客，实在还弄不懂中国人所说的“面子”为什么会如此重要，有时它的效能大大高于实实在在的金钱和鲜红鲜红的官方大印。
更多的是那类“摆平”纷争双方或数方的结局，当然事主会给礼老爷以实物或金钱的酬谢。实物都是一些比较高档的日常生活用品，大多自己家庭能够出产，当然也有向商店购买的。礼甫的外甥金舜仪回忆说：有次到大舅舅家，就看到几条少见的大海鱼，几天也吃不完。就属于这类。直接送金钱的，那一定是干系比较重大，事主有一定财力的。
金舜仪讲述过他耳闻目睹的一件事：宣家浜村头那座石桥西堍，开着一爿裁缝店。店主叫宣金观，缝纫技术蛮好，一村人的衣服差不多都到宣金观的店做，只是宣金观是一只眼，村里人叫他“独眼龙”。妻子平日做做缝纫活的下手，烧烧饭，人长得可以，衣着打扮也比一般农村妇女干净。不知怎么的，裁缝的妻子与本村一位做小生意的人好上了，还跟着那位生意人私奔了。他俩私奔前，到礼甫那里去了一趟，说：裁缝对他老婆不好，她一定要跟我，我也没有办法，请礼老爷帮忙。我们现在到外面去住一段时间，等裁缝那边平静了些再回来。当然还奉上了一定数目的礼物。
“独眼龙”平时只管做衣服过日子，一碰到这种事，虽然又气又急，但妻子已远走高飞，虽然知道一定是同那个生意人一起走了，但海阔天空，人海茫茫，哪里去寻找？也只得带了礼物来寻礼老爷帮忙。礼老爷一句：“事体我晓得了，我会帮忙的。”有了这句话，裁缝喜从中来，一面满心欢喜地回家等待，一面逢人便说，礼老爷帮我了。裁缝店本来就是村中的公众场所，一传十，十传百，不几日，那对私奔的鸳鸯也知道了。还是生意人头脑活络，又准备了一份礼，当然比上次那份更重些，趁着天色朦胧又去礼老爷家一次。在整件事情人员往来接触中，有时张礼甫不在，儿媳少奶奶刘佩贞也闻其事，几天过后，裁缝见妻子仍没有回来，只得又去礼老爷家探问，回他的一句话却是：“你老婆诚心诚意跟人家走，别人又有什么办法。”在信奉古训“宁拆十座庙，不散一桩婚”和“万恶淫为首”的当时当地，礼甫做出这样的“判词”，不知是巧合了马克思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死亡的婚姻”这句名言，抑或是应验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俚语，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乡村的婚姻，只要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承认就算数，并没有严格的法律登记、离婚等手续。现在方圆几十里地上的“长头人”礼老爷都这样说了，还有什么其他的法子。村里人虽也有同情裁缝的，但大多是嫌“独眼龙”没有用，看不牢妻子。待私奔的那两个人回来，野鸳鸯变成了家鸳鸯，充其量，生意人再给裁缝师傅一点钱，让他稍感心理上的平衡。
1914年，浙北工委书记黄炎，以生意人身份作掩护，到海盐开展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礼甫将黄炎请到家中，生活了几个月，显示了他在乡村政治舞台历练了数十年才能具有的非同一般的政治敏感和洞察力。
礼甫在经济上的经营，不知是不太专心，还是确实缺少经商的天赋，一生中，虽然也与人合伙经营过茧行，自己也开过油酱店，但终不见以商致富。礼甫年轻时交游甚广，远在一般乡人之上，常去江西、绍兴之地，但除了人们能见到宣家浜屋前从绍兴运回的，铺着当晒场的四块青石外，经济上也罕见其收获。只是靠着祖上留下的田产（租田80亩，自耕田12亩）维持全家生活。筠秋、振乾姐弟由外婆家接去海盐县城读小学，振乾也只能在小学毕业就辍学去海宁县当铺做学徒，这是礼甫经济背景的两个典型标记。礼甫中风后，生活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礼甫性豪爽，人说酒性见真性，饮辄用大碗一倾而尽。儿子振乾将长成，礼甫第一次招其对饮，就用此法教儿，振乾不胜酒力，不一时醉卧桌下，待酒醒，礼甫告曰：男儿当作如是饮。
礼甫会使枪，好狩猎，得闲时常带着双筒猎枪去离宣家浜三五里地的海滩射鸟。不消半日，便肩荷猎枪足踏长统胶靴捕获颇丰而归。
礼甫性达观，中风半身不遂后，常年躺在藤榻上度日。自身不能挪移咫尺。但遇天气晴和，还会让人抬着去集市散心。据礼甫的外甥金舜仪回忆，礼甫还会招呼上他和另一人名二观的。“二观，连官，今天老爷出会，白相去。”“老爷出会”，是指当地民俗，逢农历节日，众人抬着供奉在庙中的菩萨塑像，出庙在街上集市游走嬉乐。听礼甫的口气，全然没有寂寞悲叹之意。
自礼甫任海盐县西塘区十七图总董开始，四乡八里的人们都称他为：“礼老爷”。
张礼甫因病于1943年谢世，终年五十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