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记米行的老板贝锦成在抗战初期，曾被推选为平湖米业公会会长。熬过1937年11月5、6日的日军飞机轰炸和随后的兵“匪”洗劫和某些人的顺手牵羊后，伤了皮肉筋骨但未伤着元气，不像一些小店从此偃旗歇鼓，而与其他几家较有实力的米行一样，也在局势稍为稳定以后复业。抗战八年，平湖县城基本上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为平湖县内陆陈行业中最大的几家米行之一，昌记米行同开业着的其他的几家大米行一样，必定要首当其冲地应付日伪摊派的办军米等事务。粮食是战时我敌双方必争的战略物资，平湖又是官定的全省仅有的四个产粮县之一，粮食的出处就更引起军政界的注目。
周伟权是贝锦成在1948年立红毡毯收的学徒，据他在2008年元月3日回忆：“贝锦成在敌伪时期任米业公会主席，办军米，收菜籽，胜利以后吃官司。”不知是坐实汉奸的证据不足，还是孔方兄的力量，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抗战胜利后身陷囹圄的贝老板不久即获开释。生意人总要做生意，这是生意场上的口头禅，也是贝老板信奉的金科玉律。获释后不久，贝锦成就重组米行，并树自己姓名作店号：“贝锦记米行”。
金洪声在昌记米行就深得贝老板信任，贝锦记米行的账房人选，贝老板仍属意于金洪声。然循旧例新规，进店都需参股，股金每人最低70石米。
这就是上章末所说的难倒金洪声和全家的事。俗话说“一钱难倒英雄汉，虎落平阳遭犬欺”，此时的70石米，对一般人而言，都是一个巨数。当时公教人员中的小教工资为月薪米一石五斗，70石米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员近四年的工资。而且金洪声此时的家庭经济状况，虽因张筠秋去嘉兴新塍代课稍得喘息，然仍处在有旧债需要偿还的窘态。
金洪声在1953年省行政学院学习时的回忆中，对进贝锦记米行只有一句话的记述：“进了贝锦记米行做职员。”在填写的履历表中说明了进贝锦记米行的确切时间和职务：“1947年3月至1949年6月会记（计）。”会计即旧时所说的账房。知情的金舜仪如此回忆：“进贝锦记，仍做账房，进来要搭股，空手进来不放心。不出事需要你时，你走了，要跳箱子盖。入股70～80石米钿。”前文说70石米是取其最低数，“跳箱子盖”，平湖话耍大牌撂摊子的意思，平时就要以经济手段防止你消极怠工。更要防止你在经济上“出事”，你入股几十石大米，老板就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担保。当然持股到年底可分到一定的红利，刺激你做事的积极性。
周伟权的说法也证实了这点：“米行收学徒要挑有点根基人家出身的人，不是随便什么人家的孩子都能进的。内账房，更要地主、资本家出身的才可做。我家里也是像模像样开店铺的，学的也只是场子上的生意。”像贝锦记这样的米行，在财务上的出进，动辄碰百成千甚至上万，账房事涉全店财务上的关钥，故而更要有经济上的担当。而此时的金洪声已非当年进昌记米行当账房时可比，当年入股600元，他只需从义昌米行和隆顺兴米行各取一点现金，仿佛抬脚间就一蹴而就了。而今日要拿出70石米，无啻是无力筹措的天文数字。金舜仪接着回忆：“屋里已没有钱，以前做的那点已炸完了，积蓄根本没有，只有借。第二个阿姐在上海纱厂做，向她也借一点；大娘舅也借一点；另外阿妈向人借，凑齐这笔钱。”机会难得，稍纵即逝，只得全家人行动四处告借。大娘舅即张礼甫，此时已故世，应是向关系一直不错的张振乾周转，习惯上仍称谓“大娘舅”。张筠秋去了一次宣家浜，说明原委，姐姐、姐夫有急需，振乾自然倾力襄助，自己现有也不多，好在他有“面子”，可以再向别人转借些。洪声母亲深知此事关系儿子一家的前程，而且走好这一着棋，全家这盘棋或许也就活了，所以也拼着脸面用尽全身力气腾挪。半个来月时间，总算凑齐这70石米之数，金洪声终得再进贝锦记米行。
由于筹钱耽误了些日子，正账房已有他属，金洪声名义上只能是贝锦记米行的副账兼场子上的外账房。而实际上在大多数时间里，做着正账房兼客户经理的工作。
自此，金洪声进贝锦记米行，张筠秋在离县城仅5里的民丰乡教书，这就可以在平湖县城安个家，结束年余夫妻俩聚少离多的生活。房子由张筠秋的寄伯枫大姨张罗，租住分金弄弄底2号罗姓人家的一所两层楼房。
枫大姨的小叔徐善涛，自抗战胜利从外地回家乡平湖后，一直担任着平湖县自卫大队副队长的职务。金洪声张筠秋与徐善涛论起亲缘关系来，是堂表兄妹的关系，因而得以结识。此人的出现，以后将对金洪声张筠秋的命运发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专章叙述。
几乎在金洪声进贝锦记米行的同时，张筠秋接到了刘明的来信，嘱她和金洪声择日一同去乍浦，有要事相商。
事关当时中共海北地下党的组织隶属关系，有必要在此处将刘明庄雪英的行止简述如后：刘明于1942年5月任中共海北特派员，为海北地区党组织负责人。1945年10月，随浙东区党委北撤到涟水后，担任华中分局分局政治交通，并兼管海北地区党的工作。1946年8月前后，由祝歧耕联系指导海北党组织。1946年12月，刘明重返海北任特派员。
当时上级党组织和张筠秋都是单线联系。
综合张筠秋1950年和晚年的四次回忆，刘明1946年12月重返海北后，代表党组织向张筠秋布置的任务如下：
“1947年1月，原来的领导同志刘民（明）回来了，指示我们发展新同志，预备搞武装。平湖叫我划表，一个干正民同志负责退伍军人交朋友，找外围。可是他一谈，廿天就有七个被发展了，还要向我要表，又不讨论。以致和他吵闹了一下。这时中，我也发展三个同志。”
要义是发展地下党党员和组织武装。晚年的三次回忆更从容和详细一些。
“刘明从苏北回来，传达党的七大文件，在国民党地区开辟第二战线的问题（指武装和反饥饿等精神）。具体交待了我们沿海组织准备，将来接应对江新四军来。由干正民在乍浦、白沙湾一带发展可靠人员。叫他在西塘桥据点撤回，到乍浦平湖找理发业作掩护，发（展）人员情况叫我了解后，填入党志愿书，待刘明来向他汇报。第一次我将志愿书保存，后来刘明来对我讲，不要保存，叫我在脑子里记住，待他来向他汇报。记得沿海分了二批，发展约六、七人。”
“在平湖，刘明同志经常来的，要积极承（慎）重的方针发展组织。47年初，三人开会，将我、冯（毓清）、干（正民）建立支部。这时支部基本分工，在分金弄开展工作。首先打好基础，由干正民去发展，叫我审查。实际也无法审查，祗听干讲讲，比如后来告密的张水忠。干正民西塘桥平湖乍浦已有告诉我说，干正民经常拿了进步书在船内看（那时鲁迅的书也是禁的）。与他谈一次话，要注意。”
1947年初起，张筠秋任中共平湖当湖地下党支部书记。重点负责新发展党员的审查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对干正民发展新党员的速度过快有分歧。
“四七年初夏时节，刘明在平湖布置工作，准备在平湖、海盐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外围，把平湖——西塘桥——宣家浜联成一片。叫干正民到西塘桥理发店工作，以职业为掩护开展活动。分配我负责组织发展中的审查工作，发展的人经我了解认为成熟后再发表格。记得干正民第一批在西塘桥发展了五人，我把表格给刘明看过。第二批大约四人，是我凭记忆向刘明汇报过的。”
1947年初夏开始，有了开展武装斗争的计划，张筠秋想要冯毓清偷取其亲戚乡长的手枪一事，正在这段时间。
入党登记表是张筠秋手工划制的，表格上的内容记住后要将表格销毁，表明当时地下党当湖支部的发展工作在草创阶段和地下工作的秘密状态。干正民一批接着一批的发展显示了工作带着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虽然引起张筠秋的不满，但无强大的组织手段和力量予以制止。
再回到张筠秋金洪声去乍浦，两人要去的是刘明在乍浦的家。庄雪英自1945年抗战胜利后，即由平湖迁往嘉兴，10月刘明北撤后，庄雪英仍留在海北工作，至年底环境已不适宜再留在嘉兴。翌年春，经人介绍到乍浦中心小学任教。刘明回海北后，就也住在乍浦。
在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发展党员的形势下，金洪声在前一段时间提出了入党申请，当然申请的提出，自然有着张筠秋教育和引导的因素。刘明的信是对金洪声入党申请的回应。金洪声在1953年说到自己的入党动因时说：“抗日八年中，经过了刘明和筠秋同志的教育，加是生活颠沛流离，家破人亡，觉得自私自私（利）的家幻想，相反给予我的苦痛。逐渐克服了家的观念，认识到应该团结起来，还是参加革命消灭反动派才有了前途。所以在47年3月筠秋同我到乍浦，刘明同志家中填表入党，由张筠秋庄雪英介绍。”
介绍人之一的张筠秋晚年的回忆还提供了去乍浦的细节：“这时刘明还在乍浦，庄雪英还在乍浦教书。我接到刘明的信后，与金洪声从平湖走到乍浦到他家，庄雪英与我作介绍参加了中共地下党。”
平湖到乍浦有二十七华里左右，当时有班车直达。而他俩却步行而去。二十七里路，在平湖人心目中已是很长的路程。除了保守秘密，我们想不出有其他别的理由。
金洪声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在贝锦记米行的同仁和一般外人中，丝毫不为人觉察，在众人心目中，他仍是忙碌的副账房兼场子上的账房先生。然而此时生意上的金洪声与以前在昌记米行当正账房时大有不同：金洪声前几年在马厩庙、西塘桥、新篁里、宣家浜、通界桥一带的开米店、贩运豆米柴禾生意中，结识结交了不少客户和栈船朋友，随着金洪声来到贝锦记，他把这些客户也带到了店中。就是说他可以为贝锦记带来生意，既有货色的来路，又有一定的销路，这就令店中的其他伙计乃至老板贝锦成刮目相看和倚重了。
身兼内外场账房的工作性质使金洪声更加忙碌，这是金舜仪回忆金洪声再次进贝锦记的工作状态：“金洪声第二次进贝锦记，做得蛮苦，副账兼带开票（按：即场子账房）。栈船到足，他趴在柜台上，一刀票子开票，相当划码。旁边有人唱票，相当验货员。弄好后交给账房，客户来结账。带了一个困帽，头发包牢，场子上做灰大。”
贝锦记的资金在当时的平湖陆陈业中名列前茅，老板贝锦成的商业信誉也不错，在嘉兴，上海都设有庄口（按：陆陈业行话，相当于办事处），在平湖县内主要乡镇，在春花、黄豆、稻谷汛时也会临时增设收购的庄口，所以一到全年的几个生意旺季，往往是夜以继日，生意繁忙。为了方便金洪声的工作憩息，贝老板特意为他安排了在店内的房间，且就在贝锦成休息处的旁侧，还专门另设一只账台。张筠秋不回分金弄家里时，金洪声就住在店中。店中生意忙时，也在这里休息。
陆陈行业中的规矩，老板对店中伙计的亲疏关系，基本以拜先生的学徒出身与从外面进来的客朋友划线。前者亲，待遇也高，所谓立过红毡毯的；后者疏，待遇也要略低于前者，所谓客朋友。金洪声在贝锦记米行以客朋友的身份，独一份地享此殊遇，要算是贝老板的特事特办了。
据周伟权回忆他在贝锦记与金洪声同事时，所见到金的生活状态时说：
“金洪声算盘很快。吃少量酒。抽烟，烟抽得较好，牌子大体是咖力克、白锡包、三炮台，相当于现在的国产、进口高档烟。喝茶，大部分时间是喝红茶。账房先生的生活在当时是比较好的，经常要陪客户应酬。晚饭不回家去吃，当时没有电话，就叫我去通知家里。晚上9、10点钟，还有从外面店里叫来的奶油蛋糕当点心。金洪声人在1.75米左右，很瘦，有胃病，比较内向。人家说他吸过老鬼，大概早戒掉了。”
关于金洪声曾少量吸食鸦片以治胃痛提神在解放前就戒掉的事，姚连清也有回忆。姚连清是姚水清医生的胞弟，姚水清1949年7月病故后，所设诊所就由姚连清经管。他1954年10月9日叙述道：“在1948年秋，金洪声自己向别处买来一点鸦片烟土，对先兄水清讲，我买了一点土，留着胃病发作时弄一口吃吃止止痛，后来未曾买过烟土。
自金洪声来平湖至解放前二个月上这段日子，金洪声经常到先兄处玩吸毒品的。大约一个星期来一二次，吸毒量甚微，吸几口就不吸了。张筠秋有时与金洪声一起来玩，张筠秋只吸过一二次毒品。
金洪声吸毒系与先兄友谊性质，不出钱的，金洪声时常给先兄米一石或五斗，作为吸毒偿还性质。
解放前最后一次吸毒，罗维华记得很清楚。大约在三月间（1949），同时还暴露一句，解放即将来的话，金洪声对先兄水清说：‘你要米到贝锦记来向我拿好了，将来都是别人的。’自此之后，来玩来的，先兄劝他吸几口，他总是拒绝的。”
金洪声在明知即将解放时戒断鸦片勿再吸食，或许是想以一种崭新的精神状态，迎接新生活的到来，从中也可见金洪声鸦片瘾之不甚深重和自制力之强。
金洪声当时与这位能干的小学徒周伟权相处较好，在解放后对周伟权又有提携之谊，而且五六十年的岁月也应该淘尽了不少偏见，周的回忆应是客观公允之言。
烟是好香烟，奶油蛋糕在彼时还是罕见的珍馐。金洪声又复原了抗战前优渥的账房先生生活，比起近十年来“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日子，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至于吸一点老鬼（平湖人对鸦片的称呼），没有现在统作吸毒论处那么严重。在当时，有一定数量的人每天定量地吸食几口，或作治病如治胃痛肚痛腹泻，或作提神通气之如慈禧，也并非让人大惊小怪之举。只是要控制在几口之内不能让其泛滥成殇，却需要吸食者超乎寻常的定力。且所费之资，也只在一包中等香烟的价钱。再则吸食鸦片，当时还有应酬交际上的用途，有一定实力的商家，往往备有一盏烟灯，用以招待有此好的一定身价的客户和朋友。
金洪声的吸食鸦片，量不多，毒瘾还在可控的范围内。且对于此物的危害，有足够的认识。表现在力主为其兄戒鸦片瘾上，后来姚水清医生沉湎此中时，金洪声也曾一度帮助姚水清戒烟。1948年冬，金洪声特地将姚水清接到自己家里戒烟，一度戒断，但终因意志不坚，姚水清回家后又复吸，直至因此而潦倒。
有关金洪声在贝锦记米行工作时的收入情况，我们没有获得直接的资料，只能以类比推算和旁证予以推定。金洪声再进贝锦记的月薪应与抗战前在昌记米行的月薪相当，即每月20元左右，按当时的米价折成米即每月4石米左右。还有入股的年底红利，以年利二成计算，也有14石米左右。
金舜仪对兄嫂当年的经济收入，在2005年元月也作过一次比较：“张筠秋一年教书20石米，洪声收入多。有一年教师欠薪兑现，一次发来20石米，筠秋拿到我做伙计的米行来存兑。”
金洪声凭借自己的能力，以及在平湖陆陈业中不断扩大的影响，在民国36年7月29日召开的平湖县粮食业职工会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上，被互推为唯一的常务监事。次日平湖的《正谊报》在标题为《粮食业职工会昨开理监联会》的报道中言：“（三）请推定常务监事案、决议：互推金棣仪为常务监事”。金洪声在解放前经常使用的名字为金棣仪。
关于此事，当时任源裕米行正账房的龚启平在1956年12月29日的证词更为详尽：“地点在城隍弄内，庙隔壁，当时恐就是正谊日报编辑室吧。其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主持者是陆松筠（裕记米行）及平湖正谊日报记事员王季涛，其他有顾纪良、金洪声、金水生等（共有多少人记不起，没有数了，约共连我八九人左右）。在该处先后开过二次会议的，我也被选为委员或总务，是有些模糊了。但其目的意义是不明确，祗知要改善职工福礼（利）要求。当时开过会后，可以在一二天的正谊日报上披露会议内容的。并在此时期在东门外庙街米业公会也开过一次大会，人数约有百人左右。但后也有一阵风感，虽粮食职工会里曾布置过填表，但我西门没有贯彻，因为一般思想认为要收会费吧？……”
金洪声解放初期在干部登记表中《有何政治、组织、历史关节问题？》一栏中曾如此填写：“于1947年，我在贝锦记米行工作。时有陆松筠（在裕记米行工作）发起组织工会。陆的爱人王刘玉据我们当时的领导刘明同志讲也是共产党员，但没有职业。陆发起组织工会时，通知贝锦记米行职工参加，当时我也报了名。参加后就召开成立筹备会，进行选举，我被选到什么名称我也记不起了。因为在这次会议后就无形解散，因此没有进行工作和活动。据陆说，反动政府不允许成立，详细情况不了解，可问陆松筠。”
比起前者的回忆，金洪声的叙述就显得有些简单模糊了。
在1957年省供销社嘉兴办事处审干小组的调查报告中对此的叙述是：“1947年平湖成立粮食业黄色工会，金参加，并在同年七月经理监事会选举为常务监事。”
证据即是《正谊报》的报道，且有《正谊报》的剪报原纸作为凭证。
“黄色工会”的常务监事，按1957年的对人政治划分，属于参加过反动党团类的政治历史问题。
正当金洪声在贝锦记米行忙碌的同期，张筠秋也在明丰乡的学校中忙碌。1947年初秋，经过又一年嘉兴县小教训练的张筠秋走马上任，正式担任民丰乡十二保校校长。学生数从十余名到八十余名，张筠秋感到通身的舒畅，她喜欢这种热闹这种人气：学生欢欣雀跃地围着她，家长不时地问她儿子女儿上学读书的情况，还有时不时地叫小孩带来一把地头鲜菜瓜果，她看重那里面的情谊。学生多了，工作肯定劳累，不过她将这种劳累看作是对她的最高褒奖。
这种好心情使她原本就有的善与人结识相处的秉性，又有了新的发挥。
继1947年4月在民夷乡小学发展冯毓清入党，稍后张筠秋又以结拜姐妹的方式结识了徐运明、陈振华两位青年教师，并在1947年秋天发展她们加入共产党。张筠秋在1950年回忆时说：“这时（期）中，我也发展三个同志，是用感情拉拢而不用政治教育他（她）。”
徐运明出生于平湖乍浦开明士绅之家，父亲徐楣轩在日寇1937年入侵乍浦、平湖时，组织民间维持会维护了社会的秩序稳定。他的一则轶事在当地家喻户晓：徐曾西装革履在乡间路上行走，迎面遇到担粪的农夫，他即侧身立于路旁田中，皮鞋上沾满泥巴。解放后，徐楣轩被推选为平湖各界人民代表副主席。徐运明嫁给首任共产党平湖县委书记戴奎，徐楣轩就随女儿去上海定居。
张筠秋五年以后的回忆带有明显自责的色彩，但为我们确证了她待人处事中重感情的秉性。
这种好心情还带到了分金弄的家里，她向金洪声提议：今年的中秋节，请平湖海盐两边的家里人都到平湖来聚聚。结婚快十年了，也没有请老人们来家聚过。因为重进贝锦记米行而亦心绪渐佳的金洪声随声附和：好啊，就怕搬不动我爸。自家人自家请，看谁有面子。张筠秋快人快语地就把事情定了。
果然不出金洪声所料，父亲巨溁说儿子媳妇的心意他们领了，但中秋节店里那点生意不愿放掉，就不能去平湖了。话说的也在情理之中，于是节前洪声筠秋夫妻俩就去了趟通界桥，买了月饼等果品，筠秋还为两位老人买了一人一身衣料。
宣家浜带信来说，留佩贞看家，母亲、振乾和内侄欣田都来。内侄欣田过寄给洪声筠秋，所以称筠秋为“寄伯”。金洪声说，筠秋，看来还是你的面子大。
客人到的那天，洪声到轮船码头迎接。客人登上码头后，洪声叫了三辆黄包车，这在当时，已是一般人最气派的代步了。岳母和欣田一辆，振乾和自己各一辆。不想振乾横竖不肯上车，说还是走路好。尽管岳母说前几天刚发病至今未痊愈；洪声也说，码头离家太远，还是将就着坐吧！振乾勉强上车，不料未行几步，振乾不忍看五十开外的车夫拉车的吃力相，坚持下车。车夫为得几角车钱在旁哀求，后来只得以欣田坐此车，振乾仍跟着车走。
五十余年后，张欣田还记得此事：“我是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黄包车，车后父亲慢步咳嗽的身影，眼前衣衫褴褛的车夫和他们不时用毛巾擦汗的动作，像走马灯一样总在我脑中回旋。”
张振乾宣家浜那边还有事需他照料，吃过中饭就乘下午的海盐班赶回去了，只留下筠秋的继母和欣田在平湖作客。我们用当时还只七岁的欣田的视界，来为读者展现金洪声张筠秋家的这次待客活动：
“很快就到了姑母的家，她们是租了一商户人家的二楼的西厢房。西窗外是一条市河，朝南没有窗，东窗外是天井，可以看到主人居住东厢房外的西走廊。厨房在楼下是与主人合用的。厨房边河埠，可以洗衣、淘米。河上来往木船很多，很繁忙。
我和祖母睡在客厅南面的一个木床上，与客厅间没有遮隔的门。所以，姑母一定要把他们房间让出来，祖母说什么也不同意。
房东是有钱人家，在日寇占领时期发了财，一个儿子二十多岁了，无所事事，讲起话来女声女气的，整天抱着只波斯猫，姑母说他是十足的寄生虫。我不懂，姑母就解释说：‘就是不劳动只享受的那种无用人’。这‘寄生虫’的面相还是挺和气的，总是主动地和姑母打招呼，还不时地哼几句京戏中的旦角唱腔，很是自得其乐，也很无聊。他的妹妹也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肤白肌嫩，和哥哥一起在家中享清福，应该也是‘寄生虫’。
姑夫在东湖边一家米行任经理（案：应为副账房，大概在孩子眼中已是管事的‘经理’了）米店面向东湖，那波光粼粼的湖水在我的眼中像大海一样漫无边际。木桩构筑的码头面对东湖，水浪打来发出汩汩的响声。农民出产的稻谷、大豆、小麦，由水路从各地运来，上岸后倒在量斗里计量，再收入店中的仓库，大米也卖给居民。店里大概有七八个伙计。
米行的生意繁忙，姑夫中饭晚饭都在店中吃。尤其是傍晚打烊以后，伙计们围着一张八仙桌喝酒吃饭。当时没有电话，不来吃饭往往派小伙计来口头通知。
十几天后，还叔叔（即金舜仪）到我家后又来到姑妈家，告诉我一个坏消息，我养的那只鹁鸪被白花猫咬死了。我吵着一定要回家教训那可恶的白花猫。但姑妈一定要我们过了八月半再回去，因为离中秋节已没几天了。
中秋那天，我们和姑妈、姑父一起到通界桥去过团圆节。姑父的父母住在村口的一座石桥边，开着一家小酒店。晚上，就在门前摆着一张桌子，点起一盏煤油灯，吃团圆饭。在那空旷的露天，灯光显得那么的幽暗，而天上的月光泻下一片青光。吃好饭，还每人要分一块月饼，这个大月饼是姑父在平湖定制的，是豆沙猪油馅，还加了些籽仁和百果，比一般的月饼要松软些。
过了八月半，我们就回平湖去了。没几天我和祖母也乘父亲派来的船直接回宣家浜去了。”
张欣田的上述回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金洪声张筠秋夫妇的大得改善的生活条件。
而且此时金洪声的经济能力，还可以接济身陷鸦片烟瘾而经济沦落于困境的姚水清医师，资助的方式大多是不时地供给食用的大米。
中秋过后一个多月，1947年11月初秋的一天，当年的第一场寒潮夹裹着雨雪冰冻袭来，让人感到刺骨的凛冽之气。张筠秋结束一天课程后回家添加棉衣，金洪声那天也没有应酬。两人在家里刚吃过晚饭，便听见叩门声。迈着略显匆促的脚步声，张筠秋起身出去应门。却见祝歧耕和庄雪英的两人同时站在门外，手中还提着衣箱行李。张筠秋见状一愣，知道事出异常：地下工作多年，从来没有上边领导同志两人一起来过，即使是刘明庄雪英夫妻，谈工作也都是一个人来。忙将两人让进屋里，递上面水请两位洗去风尘后，更见两人脸色的凝重。祝歧耕他们带来的消息确实惊人：特派员刘明于上个月在上海被捕。今天祝歧耕先去乍浦通知庄雪英马上离开。现在请张筠秋马上通知干正民前来开会，商量下一步应对的措施。
不一刻干正民赶到，祝歧耕主持开会。会议开始主要由祝歧耕讲话：刘明已被捕，他马上去找关系。大家请安心，坚持工作，相信组织上一定会去组织营救。接下来议两件事，一是刘明被捕的事要否向下传达，议决暂不再向下传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惊慌。二是庄雪英不能再住在乍浦，掩护问题怎么办？金洪声随即提出，庄可暂住这里，估计敌人一时不会发现，比较安全。
会议一结束，祝歧耕连夜离开平湖，庄雪英就暂住在分金弄2号。
庄雪英在分金弄2号住了两天后，又去张筠秋任教的十二保校住了几天，大约一个星期后接到组织通知，转移到嘉兴周熊飞家。为了减小在路上的目标，庄去嘉兴时是空身，衣箱被子等物第二天由张筠秋拿到轮船码头寄往嘉兴。
在地下党组织中，自己的直接领导、而且是领导自己七年的老领导被敌人逮捕，而且又是第一次经历此种事变，对张筠秋金洪声心头的震动确实不小。以前只是听听共产党员被敌人逮捕后的种种血腥情景，顿时涌来眼前：被捕、酷刑、死亡的危险，离自己只咫尺之遥。
解放后张筠秋金洪声两人都留下了对这事的回忆，特别袒露了当时的心迹。
张筠秋在1950年的回忆：“10月间，领导同志在上海被捕后，祝歧耕同志来接关系，我想敌人的残酷，干革命工作的人，的确要牺牲自己，没有个人幸福的。一个很好的领导同志去牺牲，实在可惜。而不知道革命成功是同志的血汗换来的，想他受刑时一定很苦痛，想他是不会动摇的，不会出卖我的。我又想到自己，也是干革命的人，随时随地有牺牲的危险。我把家庭中的信都烧掉，想自己是个乡村教师，人家不会注意我的。所以这时他的爱人庄雪英在我校同住，后来上级来信叫她到另外地方去。”
金洪声在1953年的回忆：“在这年冬里，祝歧耕同志来平（湖），告诉我们刘明同志被捕的消息。他来接我们的关系，与我们开一个会，教育及安慰。我们想到刘明同志的政治水平高，不会损害了党内的同志。我并不恐惧，祗怀念他的生命如何？”
两人回忆时，刘明，庄雪英、祝歧耕等当事人都还健在，所述的情形应是客观的。相比而言，张筠秋的所述要率真些。对死亡和危难的恐惧，是人的天性，担心会不会被出卖落入魔窟，是极自然的事。对弱者蒙受苦难的同情和怜悯，也是一般人都具有的天性，两人的回忆中都不乏这点。最可贵的是两人冒着危险掩护同志庄雪英，这就需要本能之上的信仰道德来规范了，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直接面临着牢狱、严刑、死亡。
约半个月后，祝歧耕同志又来平湖，告诉张筠秋，他已找到上级，上级指示，暂时停止地下党的活动，张筠秋随即将指示精神通知有关同志。
自此，即1947年11月起，根据上级党组织决定，祝歧耕以海北党组织联系人身份，负责联系指导海北地区党组织。在平湖，与张筠秋单线联系。
刘明被捕后三个月，未见当局对平湖海盐一带的地下党组织有什么搜捕行动，张筠秋和金洪声在心中欣服领导同志的坚贞。不料一波方平，一波又起。1948年元月，祝歧耕又急匆匆到赶到民丰乡十二保校，告诉张筠秋，上海有一名工厂工人因为在厂内搞罢工，暴露了身份，需要转移。组织决定由张、金协助安排，并交待了与来人的时间和接头的方法。
张筠秋破例地直接到贝锦记米行找到金洪声，回分金弄后立即商议办法。因为要长期隐蔽，所以隐蔽的地点使夫妻俩颇费踌躇。
上海来的那位工人当时化名金永康，当晚就坐轮船到了平湖，由金洪声（一说张筠秋）去码头迎接。在分金弄2号住了一夜，向祝歧耕同志汇报情况和接上关系，第二天安排到金罗浜暂住。
金舜仪也知道这件事，他回忆：“上海地下党金永康，在金罗浜专门唱《夜半歌声》这只歌。扯起喉咙唱。金家房子大，死塞浜头，外面听勿出。”《夜半歌声》中“追兵来了，可奈何”的歌词，可能很切合这位地下党员当时的情境，所以他不禁引吭高歌。然毕竟自身仍陷在被人追捕之中，如此大声高歌总略显招摇，但勇气斗志的高扬确实令钦服。亦可见江山易改本性难易，否则金永康怎么会在上海被人盯住？要较长时间地居住，总不能在金罗浜闲居，需要有一个职业作掩护，但凭张筠秋金洪声的能力，一时无法可想。张筠秋只能与海盐的张振乾联系，后由金洪声护送至宣家浜。张振乾安排金永康在当保长的地下党员徐振益处，当保中的办事员，隐蔽了八九个月，到秋天才回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金永康更名金岚，曾任电力工业部电力建设研究所党委书记。在1969年5月4日接待有关组织“清理阶级队伍”的外调时，张筠秋对金岚在平湖海盐的生活有以下一段回忆证明：
“有时祝歧耕叫他来平湖，都是走路的，约在五月份，来我学校住了一夜，是到海盐去的。
在48年底，我们三个人，祝、金、我到上海法国公园开会。
他的生活是坚（艰）苦的，当时我没有看见他不好的情况。
他关系转去后，约在50年与51年来过一二次信，又寄一张照片。”
在那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年代，相信张筠秋的这段客观的证词，又一次掩护了金永康过关。不过这次不是国民党的追捕，而是“文化大革命”中对共产党员历史的审查。
1948年初，张筠秋刚忙完掩护金永康同志的事，自己却又经历了一次教师职业工作上的变故。
民丰乡中心小学易址，要办到张筠秋任校长的十二保小学的所在地白云桥。惯常的学校撤并，都应该是保校并入中心校，而这次却是乡中心校屈尊俯就搬到白云桥。十二保小学怎么办？十二保小学的校长张筠秋怎么办？明眼人很清楚个中原因：十二保小学的学生数八十余名，乡中心校的学生数四十余名。明眼人也在为张筠秋的教师职位担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佼佼者易折，是中国千百年来对待人的潜规则。张筠秋刚来民丰乡三个月时，已经遭到过一次撤掉学校裁员下岗，那时是因为她新来乍到，在旁人眼中也不算太出格过分。这次是否会重蹈覆辙，人们拭目以待。民丰乡中心校校长权衡利害的结果，敢得罪教师但不敢冒学生流失之大不韪，张筠秋终于以将十余名学生发展为八十余名学生的不俗业绩而留任，成为民丰乡中心小学的教师。
3月，中心小学校长通知张筠秋去参加嘉兴县的卫生训练班，时间二个星期，学的都是卫生业务方面的知识技能。在结业时，参加训练班的人每人发一套军服，并与县大队的人员一起照相。解放后，这样一张身穿国民党军服的照片肯定需要向组织说明情况，张筠秋作过这样的说明：“我们弄来莫名其妙，只有穿上，认为我思想上不受什么影响。”
同是在这个春天，张筠秋发展了一名后来流失党籍的地下党员，为了保留一点临近解放前平湖地下党组织管理情况的原始资料，现将张筠秋的回忆照录如下：“陆品良是金洪声的同店师弟兄，我是由老金介绍认识的，看他人比较老实。在平湖分金弄罗家房子里谈过几次，他也反映外面情况，所以在48年春天发展他参加中共地下党党员。我开始布置他了解一些情况，如地主王士华等情况。当未解放前，我开会比较紧张，后来托人去叫，听说有病，他后来好了也不来。可是当时对他也不积极教育，转来的关系里也没有他的名字，我也不向组织反映。”
平湖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因为刘明的被捕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又以1948年6月祝歧耕来平湖为契机，重新恢复了活力。
初夏的一天，祝歧耕从浙东上级党组织回来，就来到平湖分金弄张筠秋家，向她传达带回的文件《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并让她选择在一定范围内向下传达。整个文件用工整的毛笔小楷抄写在半透明的薄纸上，卷装进一支掏空的牙膏管中。这种传递文件的方式，让张筠秋格外感到了文件的重要性，也让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目前所取的地下工作状态。
文件中的内容令她兴奋不已，以前她也曾听刘明、庄雪英、祝歧耕等领导传达讲述过形势，但直接阅读党最高领导人的报告还是第一次，她感到来自党内最高层的声音确实不同，读着令她激奋异常：“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走向全国的胜利。”
她约定时间让干正民来分金弄家中阅读，干正民读后有一种摩拳擦掌大干一场的神情。待干正民走后，张筠秋把文件仔细阅读默记，等基本能背熟于心后，就把文件再装进牙膏管，藏进房子上面的天花板里。
这次文件传达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向钟铃的传达。因为钟铃不在平湖县城内，要步行30余里专程到钟玲教书的海盐县西塘区王庄桥。张筠秋在1969年还记得这件事：“与钟玲认识是在45年宣家浜，叫她来，是刘明告诉我的。这次我到钟铃那边去传达党的形势问题。我讲的时（候）朱士萍（按：钟的丈夫）抱了孩子进来，我不讲了。当时钟铃讲，他已与李留奎（刘明）接上关系。那末我讲下去了。学校是一只庙，庙前一条桥。”女性的细腻和政治上的警觉，张筠秋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
地下党的活动大多采取开会议事的方式，由于海北地区东片地连海盐平湖毗邻地区，所以那时的张筠秋经常要往来于民丰乡白云桥-平湖分金弄-西塘桥-宣家浜之间。
会议的参加者大多三四个人，较常采用的是利用田头水车棚作为开会地点的方式。平湖海盐一带的水田灌水，有能力的农户都会在田旁的河边，盖一座水车棚，安装一部龙骨水车，用牛力驱动引水，水车棚星星点点的散落在田野里。恐怕一般人不会想到，这稻田灌水的地方，还会成为地下党开会的场所。张筠秋回忆那时的开会情形说：“那时开会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里，而是利用田头水车棚，佯作聊天闲玩，边盘玩着水车转，边商量工作。而且脸都朝向田野路上，监视着周围动静，以防万一。”
当然那种时间较长、参加人数较多的会，就会选择在宣家浜张振乾家中召开，那次部署海北地区搞武装斗争的会，就在张振乾家中开了两天两夜。
会前还有个小插曲，张筠秋接到开会通知到宣家浜后，祝歧耕叫她去接朱、龚两位同志的关系。她在1950年回忆这件事时说：“我过去，他们问我姓什么，我说姓王。可是不注意旁边坐一个流氓，半面熟的。我思想上怕牺牲的，怕产生意外。我想像（象）我这样胆小，怎么能干革命呢。况且面上不写出字，我又如此服装，人家那（哪）里注意到？才算放心放下了些。回来在弟弟家开小组会，如何发展武装。”危险的地下活动环境和女性共产党员张筠秋接关系时的思想活动，栩栩如生地再现在纸上。
这次重要的会议由祝歧耕主持，参加者有张振乾、张筠秋、干正民，还有转移在宣家浜的上海地下党员金永康等。会议的内容大致有：
决定成立海北游击大队。在白沙湾-乍浦-五团-海盐武原镇一带建立沿海联络线。如果形势有变化，可以与上海的浦东支队合并。
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计划，把工作重点放到国民党地方武装人员的身上。当时作了如下分工：海盐自卫队、西塘桥自卫中队已有自己同志，西塘桥自卫中队还有干正民相识的人，可以继续扩大；平湖由张筠秋金洪声负责，通过自卫总队副队长徐善涛的关系，派王二观打入内部，做策反工作；干正民负责乍浦自卫队中的发展工作。
画了武装行动进退联络点的地形方位图，作为武装活动和搞到武装后撤离下海地点的蓝图，也可以作为时机成熟时上级党组织派部队接应的路线参考示意图。
如上级党组织同意发放武器，就隐藏在张筠秋教书的学校里，相对而言，那里较少引人注意。
决定刻制“海北支队第一大队”的印鉴，此事会后由海盐张振乾、平湖干正明赴沪向上级党组织汇报。
两天两夜的会议，与会者群情激奋，会后各付诸行动。
赴沪刻制印鉴的请示获得批准，“由张振乾和金永康两人用粘土刻制，上刻海北支队第一大队字样，基本上与木刻一模一样”，张筠秋在解放后回忆刻章一事时多次这样说。还说起这枚印鉴的一次用途：“干正民提出在发展人员中，有一人提出要担任职务。张振乾就印了委任状，盖了章，送来平湖，我交给了干正民。”
平湖派王二观打入自卫大队的工作，一开始进展顺利。张筠秋回平湖后，择机向徐善涛一说，当然是以帮助乡友解决生计到自卫队“吃粮”为名，徐当即爽快的一口答允。海盐的地下党员王二观一到平湖，徐却只安排到家中为他烧饭。与王二观同卧一室的徐善涛卫兵，抱怨王睡觉鼾声梦话扰他太甚。卫兵说者无心，张筠秋听之有意，惊觉于恐怕王二观在梦话中无意泄露党的机密，不久就将王二观从徐善涛处撤出。
张振乾、张筠秋等人进行海北武装斗争的进展情况，经常向在上海的祝歧耕汇报。工作进行三四个月后，时序在入秋不久，祝歧耕传来上级组织的决定，停止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理由是平湖海盐一带交通方便，缺乏隐蔽地点。张筠秋闻讯，紧绷了几个月的心终得松弛宽慰。她在1950年回忆起这事时说：“领导同志回来说，不要发动，要发动农民。我很快活，因我终（总）有保命思想怕牺牲。和对党不老实，嘴里和他们讨论计划，但思想上希望不要搞武装。”
“对党不老实”云云，明显带有那个年代拔高自己的所谓错误，以表示对党忠诚的一种时尚。除了这点，张筠秋所言的想法还是真实的。她自幼敬仰欲师从女侠秋瑾，毕竟在金戈铁马面前，不知是先天的秉性使然，还是后天的环境使然，她还缺乏秋瑾的侠气。不知若给筠秋以秋瑾的环境，造物能否成全于她，一如桐乡茅盾的弟媳张琴秋，成为红军的女将领——两人的名字只一字之差。
1948年10月，新黄豆登场。今年的黄豆年成不错，价格也平稳。以经营平湖特产特粗黄豆为特色的贝锦记米行，生意更为忙碌。金洪声副账兼着场子上的收购，还有一些不时冒出的事都要他处理。所以在汛期刚起时，就对张筠秋说，这阵黄豆汛店里要忙，回家常要晚些，有时陪客户不得已还不能回家，只能歇在店里。自金洪声进贝锦记以来，张筠秋已目睹了金洪声在菜籽汛草籽汛中的繁忙景象，就说，我倒没啥，可以在学校住，也省得走5里路。只是你自己要小心，不要像在西塘桥时一样吓我。金洪声应道，现在再忙，也不像过去那样风吹雨淋日头晒了，你放心。突然又想到什么接着说，把你教书的学校调近一点怎么样？省得你回趟平湖要走一个多钟头。正要出门的张筠秋停住脚步，对金洪声说，你说什么？把你教书的学校调近一些，张筠秋听明白后说，好倒是好，但这事恐怕还要问问上级。张筠秋有些心动，虽然只有5里路，但往返来回就是10里，走去也着实不容易。小学女教师那时的着装都以旗袍为主，穿了旗袍走5里路，在晴天已是件吃力的事，要遇上刮风下雨，还有女人每月生理上特有的那几天，确实也很辛苦。好，你就去问，有了下文，等黄豆汛一过我就去办。夫妻俩商议定了这件事。
金洪声在贝锦记米行的工作，细论起来有些是分内的，也有分外的。所谓分外的当然也不是多管闲事，都是奉老板之命行事。
特粗黄豆大多产自平湖乍浦以西和海盐西塘桥宣家浜一带，他在那一带生意上的熟人多，为贝锦记米行拉来了不少黄豆货源。黄豆汛一起，熟人纷至沓来，他要招呼这些客户，店里更离不开他。
做生意总是这样，有一分钿想做二分钿甚至十分钿的生意。陆陈业越到收购旺季，店家的资金总是制约生意的瓶颈。种田人一季辛苦下来，将货色粜给你，他就是要兑现，这次你若当日不能将真金白银给他，下次他就要调爿米行粜货，你就少了一项货源。而且拿不到现钱的人是一种负面的广告，还会连带着他的亲眷、同村的邻人。生意上可真是人人都要顾牢，笔笔都要付清。栈船的主顾，做着从农户收进贩给米行的生意，不但要你笔笔付清，巴不得还要米行将资金铺底一点给他，让他做无本生意。栈船的船主你更不能怠慢，因为他是货源的大宗，除了他自己收的货色，有时还会给你带来田亩多的田主的货色——种田人往往没有自己的脚力，要雇他们的船将货色运到城里的米行来。
金洪声是能者多劳，贝老板知道他有同银行钱庄的渊源，店里急需资金时就要他跑银行、钱庄，调点头寸。
上海三吉油车近几年也开始做黄豆生意，还是那位小开到平湖进货，前时在别的米行坐庄。金洪声进贝锦记后，因同小开是生意上的多年朋友，贝锦记的特粗黄豆也声名鹊起，就转来贝锦记米行坐庄。贝老板就顺水推舟地将接洽三吉油车的事务，全权托给金洪声。三吉油车小开前几日有讯来，他今日乘上海夜班轮船到平湖。
忙完一天店里的生意，金洪声扣着钟点向贝老板打过招呼，去澡堂洗了个澡，换了衣服。等赶到码头旅客出口处时，上海班已经在抛缆靠岸，三吉油车小开如期而至。金洪声叫了两辆黄包车，直拉到同兴馆饭店。都是十几年生意上的熟人了，入座后略道寒暄就开始点菜。
还是老样子，平湖家常菜。入乡随俗，还是家常菜养人。再加两个时令菜，炒蟹粉、爆鳝丝。
你们平湖人真会讲究舒服。人家持螯品酒已是美事，你们却还要让厨子将蟹剥好了吃。不过平湖的蟹粉炒得也真嫩真鲜。
今天你再尝尝平湖同兴馆的爆鳝丝，是他们店的招牌菜。
洪声兄，你点的菜，肯定差不了。待会一定又让我开一次眼界，饱一回口福。
冷盆先上，酒是绍兴女儿红，宾主两人对酌品饮起来。话题自然转入生意，行情价钱数量货期，单刀直入水落石出。熟人生意好做就是这样，等爆鳝丝上来时，今年三吉油车在平湖的黄豆生意已基本谈妥。
只见厨师左手托着一只中号的蓝印花盆上来，盆中盛着八分满的爆成菊花丝状的鳝丝，将盆置桌中央后，立即把右手勺里的沸油倾入鳝丝中。顿时哔叭有声，厨师说了声请慢用欲退下，金洪声赶紧敬烟道了辛苦。
这是先声夺人啊，小开边说边举箸。啊哟，果然是上品。还差强人意吧。
点菜时我还以为爆鳝丝总不过如此吧？苏沪杭的饭馆里家家都有，吃过也不知有多少遍了，同兴馆不知特在哪里？今日得尝平湖的爆鳝丝，方知其他地方的虽名曰爆，其实却都是炒，平湖的才是真正的爆鳝丝。妙在它入口在牙齿底下有股轫的味道，此味在别处不曾尝得。洪声兄，果然名不虚传，别有神韵。
明日去游高坟如何？真想得识一下这位高侍郎。
两人说的高侍郎，是平湖在清康熙年间的一位名人，名士奇，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祖居余姚。以钱塘籍补杭州府学生员。康熙十年（1671）入国子监，试后留翰林院办事，供奉内廷，为康熙所宠幸。十四年（1675）授詹事府录事，不久升内阁中书。十八年（1679）后历任翰林院侍讲、侍读、侍读学士、《一统志》副总裁官、詹事府少詹。二十八年（1689）随帝南巡。于平湖置田产千项，在杭州西溪广置田宅。冬被弹劾，解职归里，居平湖。三十三年（1694），奉召入京，充《明史》纂修官。三十五年（1696），随康熙三次西征，深受信赖。三十六年（1697），以养母求归，特授詹事府詹事。四十一年（1702）升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正一品，以母老未赴。四十二年（1703）卒于家，谥文恪，葬于县城南郊。
此坟冢是平湖现存规模最巨的墓葬，平湖人俗称为“高坟”，三吉油车小开要慕名游览，于是第二天两人同游。
辛亥之变，北京城里的溥仪沦为宫墙里的逊帝，平湖的高氏家族也渐入式微。高坟至民国与新政权交替之前夕，更近颓败了——昔日森森的高坟也呈荒芜之象，连守墓的门人也不见踪影了，门禁形同虚设。
金洪声两人出县城南行二里，就径入高坟墓区。墓虽颓败，但气势犹在。但见此墓北濒东湖，东临海盐塘，西、南均靠浜，成四面环水拱绕之势。挖河成洲，占地几达十公顷。
墓坐东朝西，两人经入口处越河架设的拱桥，直踏条石铺设的甬道，甬道长贯五进。一进为三开石门，二进两侧例神龟驮碑，三边左右分列虎、马、羊、犬以喻忠孝节义，四进为高约丈余的四尊文武石像，五进置祭台。
三吉油车小开环览一遍后，对金洪声说：“浙北诸墓，吾未见出其左者”。
此墓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建成，至1964年初拆除石门，历260余年，一直保存完好。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在墓址建平湖化肥厂，高坟遂荡然无存，这是后话了。
正当金洪声陪着三吉油车的小开在高坟流连噫嘘的时候，张筠秋却在心急如焚地找着干正民。
干正民在1947年一个月中发展了二批七八个地下党员，这种盲目追求数量的做法，终于给他和党组织带来了苦果。张筠秋的警觉，是在平湖县城看见县政府张贴的布告，当时围观布告者甚众。布告的内容大约说现捕获一人，自称为海北××支队某某人，要此人所在镇的镇长拿出十石米交保。
张筠秋想布告上所称的“海北××支部”和他们所刻印鉴相似，而盖有此印鉴的委任状，日前已交给干正民，会不会就是此人？终于找到干正民，急切问干，布告上的事，是否就是你发展的要委任状的哪个人？干正民当时答说不是。
然而没过几天，1948年10月的一天，干正民终因被他发展入党的张某告密而被捕。
张筠秋担心的事终于不期而至，干正民被捕的消息传来，分金弄2号的空气骤然紧张。
张筠秋现在是独自一人面对这突发的情况，她不由自主地点燃香烟，猛吸几口，思考着马上要做的事情：先要通知领导和海盐的振乾，这件事只有自己去办。学校里怎么说？当然不能引起他人的注意。冯毓倩、金洪声和自己，干正民是知道身份的，还有干发展的几名党员，是否需要转移？要转移的话，去向哪里？还有哪些同志干正民可能知道，会不会有危险？而这一切，似乎都系于狱中干正民的嘴上，他在狱中……
真是事情难以逆料，思绪如麻一时难以理清啊！必需快刀斩乱麻！张筠秋决定先通知领导和振乾，以后的事情待与两人晤面后再说。事不宜迟，她即雇船去白云桥，以身体有病为由向校长告了假，冯毓清等三位同志处特意去转了一圈，以示无事。随后先去嘉兴，领导同志说，干正民被捕，这几天正在危险期，要她特别注意。至于是否转移，请她等候通知。张筠秋再去海盐，告诉张振乾干正民被捕的事。干正民在海盐活动较多，联系的人也多，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在第一时间与张振乾进行了商量，决定静观待变，等待领导通知。
事过境迁后的1950年，张筠秋回忆起当时去嘉兴、海盐时的心情时说：“嘉兴和海盐都是我去的。我每次走时，心里很怕牺牲，这时我想暂换个地区。后来想到我们以前在小组会上各同志保证，如被捕不出卖，我才放了心。”
组织上此时还没有将她调离的安排，张筠秋只得坚持在平湖，而同志们和己身的安危，全系在狱中干正民的一张嘴上。
金洪声的对这件事的反应则有些愤然，他在1953年回忆道：“但被干正民同志在海盐发展组织急于求成出了毛病。被他发展的理发工人张某出卖，所以干正民10月被捕。这时我以为他们盲动，弄出这种事情来，使我们不安心。”
而正在此时，使他更不安心的事接踵来到了他身上：贝锦记米行进入了国民党平湖县警察局戡共人员的视线。金洪声得知此事，先是从店中伙计私议中，随即又在报纸上得到证实。事出当日《平湖日报》的一则消息。消息刊在《平湖日报》的当地新闻版上，篇幅虽不大，但内容涉及平湖少有的戡共，分外引人瞩目。报纸一卖出，就成为当日平湖坊间最热门的新闻和话题。平湖人平时讲话时的声音本不高，谈论此类敏感的话题，更大多压低了嗓音传告议论，这在到处都是“莫谈国事”字条的提醒下，更显得诡秘莫测。
《平湖日报》那则新闻的内容大致如下：本报记者本埠讯，有本市三元桥畔的某家米行，以做特粗黄豆生意著名。在该米行账房后面的窗下，有五个《特》字戳印。据消息人士透露，该记号表示每周五与共产党碰头。本报将随时报道后续消息。
当日的《平湖日报》一到店中，金洪声相机浏览了那则消息的全文，虽脸上不露声色，但心中漾起一片狐疑：店名虽未挑明，但指着贝锦记米行，是秃子头上的瘙子——明摆着的。店中好事的伙计已经数过，账房后窗下边的墙上，不多不少的印着五《贝特》字黑印，这本来是应该打在出货黄豆麻袋包上的贝锦记的戳记，不知是什么原因，此时却印在窗外的墙上？黑色的墨迹印在雪白的墙上，每个有一只手掌般大小，显得十分刺眼。
报纸上消息的来头是什么？是真有其事，还是新闻记者另有所图？如借机诈财等等，金洪声也不知袖里。那时候的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金洪声也不知店中其他人的庐山真面目。不过令金洪声有点不安的，是知道自己地下党员身份的干正明在几天前刚刚被捕……正在金洪声凝思片刻时，已有两名警察径直来到店中。警察在各处稍事翻检后，贝老板就将两人让至楼上，个把钟头后才离去。
贝老板送走警察后，只吩咐大家好好做店中的生意，不要听信外面传言，店中诸人当然不会再提起此事。捱过一天，各自回家。待张筠秋从学校回来，金洪声向妻子说了店里的事。两人猜测了各种可能，也假设各种应对的办法，最后还是决定以不变应万变。翌日天亮，金洪声去店中做事，张筠秋去白云桥教书。
第二天，贝锦记米行如常营业，稍微使金洪声感到有点异样的迹象，是贝老板的兄弟贝某也早早到店里来了。往日，贝某人自仗是老板的兄弟，俗话说的他是有黄马褂在身的人，在店里能露个面应个卯就算好事了，从未见他这般早到店里来的。《平湖日报》送来，上有“警员昨访三元桥某米行”的消息，虽无勘实的天机，但总保留着人们的悬念。金洪声心想，那些新闻记者的消息还真灵通，昨天只有两名警察来店里，并不见记者的身影啊。不怕贼偷只怕贼惦记，看来报纸是盯上贝锦记米行了。大概报社里的人，总盼着弄出点动静，一看热闹二可多卖些报纸甚至还有三四等。大约上午九点来钟，河对面的茶馆中人影绰绰，看得出来是隔着河在向贝锦记米行这边观望。金洪声后来听说，警察局局长和县政府的人都去了。那群人走后，有两个便衣整日坐在那里喝茶。当然隔日的《平湖日报》不会少公安局长侦访某米行联络暗号的报道，标题的字比此前两天的新闻更大。市民的小道消息仍在不胫而走，《平湖日报》的新闻推波助澜，事情在平湖县城闹得沸沸扬扬。处于事件中心地点的金洪声尽管脸上不露半点声色，然而心里却不免连日忐忑不安。张筠秋这几日也天天回家，算是着着实实地体验了几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滋味。
事情的最终逐渐平息，是在先扬后抑的一个多星期以后。那天贝锦记米行刚拔排门开店，两个警察就来到店中，见过老板后就请走了老板的兄弟贝某。好在第二天仍见贝某照常来店里，以后事情就不见后文，报纸也从此偃旗息鼓。算算时间前前后后总有十天左右。
周伟权在2004年2月22日回忆说：“当时也看不出金洪声是地下党。那时听国民党的宣传，共产党就是那些不三不四做事吊儿郎当的人。像贝先生的兄弟贝某那种人倒像，好吃懒做、吃喝嫖赌样样齐全。金洪声是账房先生，张筠秋也难得到店里来，穿着旗袍，我们只知道她是教书先生。这样的家境，在当时的平湖，算是中上的了，一般的人不会想到他们会去做共产党。那时的共产党，我们都晓得，是要捉进去坐班房，弄不好还要杀头的。解放以后，金洪声同我讲，那阵子，真紧张。再持续几天，我就熬不住了，要走了。”
说起金洪声与地下党关系的迹象，周说：“现在想起来，解放前夕，我为他寄过两封信，都是他坐在马桶上交给我的，要我小心点。我清楚的记得，收信人都是刘明，地址是杭州英士街某号。当时我是学徒，十六七岁，不容易引起人注意。”刘明在1947年11月被捕，周伟权进贝锦记当学徒学生意与金洪声同事是在1948年及以后，而周又言之凿凿，故存之以备考。
他还说起那时的物价飞涨：“物价飞涨时，米票都写上几斗几升。我从南市到北市收账，钞票要用麻袋装，掮在肩上，脖子都僵直了。”
金洪声1953年追述他在解放前的地下党工作时，总的说法是：“但这里反动派国民党统治，较抗日紧张，特务活动很厉害。加是我自己政治水平没有，受党教育少，有了保命思想，所以在米行作一般宣传工作外，很少活动。”应该说，这样的叙述既说了当时的平湖的政治形势，也说了自己的内心想法，开展地下党工作“很少活动”的自我评价还是基本如实的。
上级的指示迟迟不来，张筠秋只能在焦虑中苦熬。日子终于到了12月上旬，上海的金永康有信来，通知张筠秋去上海。到上海后在法国公园内以游园为掩护，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有金永康、祝歧耕、张振乾、张筠秋，前两人是代表地下党上级组织。
张筠秋记得，那日的法国公园，法国梧桐下满是落叶，自己一步步走去，踩着萎黄焦脆的落叶发出寥落的声音。金永康说，由于干正民的被捕，张振乾和张筠秋需要转移。前段时间没有联系好，现决定两人转移去浙东，可先回去交代一下工作，12日到上海，到时会有人来安排两人去浙东的具体事宜。
张筠秋在会上直陈己见：“干正民十月被捕时，我要走，不和我想办法。现在有几个月，危险期已过去了，倒要我们走。这里工作，我走了怎么办？没有问题，不必去了。况且我过去生活流离失所，现在夫妇两人都找到了工作。有了家庭，生活也安定了，要走觉得有些不舍。”
会上领导仍坚持要他两人转移去浙东，张筠秋只能服从。会后即回平湖，去民丰乡中心小学，以另有工作为名辞去教师职务。
张筠秋心中对形势仍有不同判断，认为干正明被捕至今已有两个来月，危险基本已经过去，可否不去浙东？后与张振乾约定不直接去上海，先到嘉兴再与组织上谈一次，陈说自己对转移的不同看法。若组织不同意自己意见，再转道上海去浙东。
嘉兴的会议由祝歧耕安排，在嘉兴火车站旁的一个小旅馆中进行。参加者除了祝歧耕、张振乾、张筠秋外，还有张筠秋准备移交工作的平湖党组织同志钟铃，其时的钟铃，从体表上已能明显地看出有身孕在身。张筠秋在会上谈了对形势的判断，向组织提出不去浙东，继续留在平湖工作的要求。钟铃接着也发言，说平湖地下党同志数量少，希望张筠秋留在平湖工作。至于安全问题，同意张筠秋本人的看法。
祝歧耕不同意张筠秋的意见，并提出了批评。说已经安排同志在上海接应，张筠秋应服从组织决定去浙东。不过答应胜利后，可考虑张筠秋仍回平湖工作。张筠秋旋即将冯毓清、徐运明、陈振华、金洪声四个人的党员关系交给钟铃。
据钟铃在1957年9月21日为张筠秋出具的《关于对张筠秋同志的证明》中回忆：“因干正明被捕，祝不敢到平湖来，约我和张筠秋同到加（嘉）兴来会面。在加兴东门旅馆，那时研究了干正明被捕的情况及分析了万一干正明暴露组织，张筠秋和张振乾就有危险。因此要张筠秋离开平湖，张振乾离开海盐。他们二人都同意，回去做好准备后离开。”
张筠秋和钟铃两人的回忆基本相同。
张筠秋没有与张振乾一起直接从嘉兴乘火车去上海，而是先回平湖家中取钱，再乘轮船去上海，约定张振乾去上海码头接她。
原以为不会误了12日约定时间的张筠秋，直到11旧晚上到平湖轮船码头时，才觉得命运跟她开起了玩笑：当晚的上海夜班轮船因故停航。无奈只得乘次日的夜班轮船前去，到上海时已是14日凌晨。
关于张筠秋迟去一天上海的原因，据钟铃的回忆，张筠秋亲口对她所说，另有缘故。现也录以备考：“我到白云桥小学住了一夜，我们谈的是关于张筠秋未到浙东去的原因。举（据）她说是上去迟了一天未碰到来接的同志，故未去。她说她准备要离开家里，金洪声的母亲知道了，就想替儿子纳妾。这事给她知道了，情绪很波动。为了这些事耽误了时间，她心中很难过。”
张筠秋婚后一直未为金家续上香火，现在你要离开，婆婆要为儿子纳妾，似也在事理之中。况且此种闺中私密，既鲜为人知，钟玲也断无凭空信口之理。
好在振乾还到码头等候，一起到浦东旅馆住宿。张振乾说，来接的同志已来过。又与金永康约定了，和接应的同志在16日晚6时，到东昌码头碰头。
张振乾张筠秋16日傍晚6时准时到东昌码头，却不见对方前来。后来才知，又是一次时间的错会，双方都去了东昌码头，但对方记错了晤面的时间。翌日，张振乾张筠秋按着对方给的住址，找到了据说那位同志寄住的亲戚家，回答却是没有此人。这在十里洋场上海，平时也是常有的事，人家毫不认识你，为免事端，真的有此人也不会告诉你，更何况有地下工作的背景？
寻人不值，在都市上海的茫茫人群中，何处能寻到接应的同志？平湖话说，七石缸里捞籽麻，希望渺茫。此时的张筠秋有点急了，思绪纷纷，心乱如麻。她在1950年述说当时的心迹时说：“这时我思想上混乱，一个思想对党不老实，以后如问我时，我可以借口，等了好久，不见那个同去的同志，所以我回来。第二恐怕这个同志是被捕了，我怕牺牲，在这里等不妥，避乡下去。第三既然我出来了，又回来，对平湖同志面前难为情。策四我想得现成果实。祗知道自己革命多年了，要胜利了。如不革命当然没有一点地位，可惜的。恨自己不好，应和弟弟一同来。一人可以先来，就可以看到了同去了。”
姐弟两人在旅馆又等了一天，仍不见接应的同志前来。商议后，进退失据之下，只得去上海浦东乡村堂弟张振麟家暂住。二十多天后，又转到东昌旅馆。此时的张筠秋思虑重重，她说：“在上海也背上了包袱，怕组织关系断了，又怕在上海久住要出问题。”后来终于接到金洪声来信，信中暗示平湖没有出现问题。在上海久住肯定不是办法，张筠秋终于在离开平湖近一个月后，于1949年元旦过后没几天，又乘轮船回到平湖。
回到平湖的张筠秋陷入苦闷彷徨之中，自己入党八年，眼看共产党就要在全国胜利，会不会因为自己这次上海之行的不顺利而断了组织关系？回平湖后接到祝歧耕的第一封来信，说张筠秋这次的行为是“逃避”，更加重了她的担心。尽管站在她的角度上，认为自己“还自以为不错，什么逃避，我在上海等了不见，不是自己不肯去。”我们似乎又看见了那位倔强的张筠秋，然而好在她不是直接对着领导的面诉说，而只是在腹中争辩而已。领导祝歧耕的第二封来信使她的担心得到了一定的化解，信的大意如下：“我最近不来，三四月间四兄来开厂，家中经济你们自己留意，身体你们自己保重。”深谙地下工作通信用语的张筠秋接信后放心了。她后来回忆道：“我是接了信后，思想上苦闷打消了，觉上级仍信任我的。”
金洪声在1953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在冬天，令（领）导上要我们离开平湖，但我平时不活动，可以不去。表面讲为了这里工作，实际出去不知到哪里，恐怕受分离的苦痛，过了一个时期没有什么问题。筠秋等也回来了，这时大家不敢活动。祝其（歧）根同志除来信外，自己也不来了。”
应该转移的人员中还有金洪声，而金的判断自己不会出问题，不想离开平湖。干正民被捕两个月没有异常，或许还有不久前经历过的贝锦记米行的“贝特”事件，更增加了他对形势的乐观估计。看来金洪声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筠秋在转移行动上的左顾右盼犹豫不决。
虽然后来的结果确实证明了张筠秋金洪声对形势和个人安危上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在组织上却违反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原则。从事情的当时进程看，尽管张筠秋后来还是服从去了上海，但阴差阳错的当晚没有开往上海的夜班轮船。行动上的迟缓最终导致了转移去浙东的上级决定没有实现。这在解放后，注定地就成了两人，特别是张筠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绕不开的政治关节问题。
除了1950年在浙江省委党校学习时必须加以重点说明和思想检讨之外，1956年的审查更为严格。张筠秋对自己的行动作了如下的思想剖析：“为了贪图享乐不原（愿）离开家庭，有意的拖拉时间，不去浙东，违反了组织和纪律性。……思想麻痹，认为没有问题，不想到敌人的手段残酷，所以想尽了办法，反抗领导。……这一个严重的不老实忠实，自私自利的表现。”文字中透露出希望早日弄清问题以获过关的焦急心情。
通过严格的内查外调，对张筠秋的这段历史，终于有了组织上的官方说法，现原文照录于下：
对张筠秋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调查报告
甲：据其本人交代：
（2）1948年9月，地下党员干正民被捕，组织上为了我的安全，也为了整个组织的安全，叫我到浙东暂避。但我为了贪图享乐，不愿离开家庭，违反了组识纪律，没有去浙东。
乙：调查中发现：
根据上述证明情况：因干正民被捕，而未坚决服从组织，到浙东暂避。主要害怕艰苦，贪图享受，未发现有什么政治企图。
中共加兴水产供销分公司审干办公室
中国水产供销公司浙江省嘉兴分公司人秘科（印）1957年12月
只是思想意识上的贪图享受，无政治企图，不是政治大节问题。照那时处理问题的标准，思想意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只需批评教育提高点认识即可过关；若有政治企图可就要归入敌我矛盾，那就是斗争专政打入地狱了。天云苍狗，问题总算基本得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定论，张筠秋也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审查。
让我们重新回到平湖临近解放的1949年元月，张筠秋从上海回到平湖分金弄家中没几天的一个苍茫暮色中，被敌人捕去的干正民突然造访，不由使张筠秋夫妻俩心头骤然一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