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筠秋的祖父，以乡村教师终其一生的张老先生，在1904年为长子张书奎（字礼甫）、媳妇朱贵珍完婚。那一年礼甫二十岁，贵珍十九岁。媳妇秀慧，只是身体稍见单薄纤弱。
张老先生未至天命，身体已见衰老之相，盼孙之心尤其急切。可是婚后数年，仍不见儿媳有梦熊之兆，张老先生终于怀着未见孙儿的莫大遗憾逝去。
多事之秋的辛亥年初，贵珍始觉体征有异，待确证有了身孕后，全家大喜。贵珍的母亲闻讯也如释重负。临近产期还有一个月时，娘家着实地备了一份催生礼，由朱母乘船从武原镇送到宣家浜。内有：贵珍母亲手缝的“蜕毛衫”，是一件无领的和尚衣，可避邪，宽松，以示能脱掉身上胎毛。另有从店铺买的红糖、胡桃、桂圆、荔枝等滋补之物，还有自制的糯米饭糍、糕饼等供孕产妇充饥之物。
1911年12月16日，紧随着祖国母亲五千年以来最激剧的临产阵痛，张筠秋也从母腹中呱呱落地，来到人间。
父亲张礼甫时任海盐县西塘区十七图总董，筠秋降生时，他正在治下的乡间奔波，料理打点着社会上的那场阵痛：挂白旗、剪辫子，完成清朝到民国的改朝换代。
礼甫虽然婚后期盼了七年，七年中他也不知默默地在心中朝夕祈祝过多少遍，但在妻子一旦分娩前，却将一应事情，全撂给了母亲。
那时的乡间还都是老法接生，妇女一朝分娩就踏进了一脚跨在阳间、一脚跨在阴间生死难测的境地。一个催生婆，一把剪刀，一盆热水，最多旁边还伴着两三个照应的女亲属。大人小孩平安与否，大半系在产妇、胎儿的造化上。好在礼甫的母亲生育过四男二女，处事熟练沉稳。二个多时辰的声嘶力竭挣扎过后，贵珍终于产下一女。女儿似父亲，颇巨硕，哭声也洪亮。
待礼甫赶回家时，只见母亲已在堂中设香烛叩拜，感谢神灵祖宗保佑大人小孩均平安。礼甫拜谢过后，听说生了女儿，就对母亲说：“小名就叫佩兰吧”。母亲说好，头生是孙女，希望能陪（佩）着来（兰）一个孙子。
礼甫照着母亲的吩咐，即着人去武原镇丈母家报生，因为是生了女儿，报生人就携了只母鸡，外婆家则回赠红鸡蛋88双。那尾母鸡，在耳边系上一根兰线后，也作为回礼抱回张家。“兰”与“拦”谐音，意为“拦牢”小囡，使之健壮成长。
从佩兰出生到“斋三朝”的三天内，每天上午，礼甫推卸掉一切“委员”的事务与应酬，专在家中迎候来送月子礼的亲戚，还有各色闻讯而来多半是与，“委员”有事务往来的朋友。
最先送来月子礼的，是礼甫的三位胞弟，礼虽丰俭不一，但都是同胞的一片心意。
大兄弟张关甫与礼甫同住在宣家浜的房子里，得讯最早，送礼也最早。关甫娶海盐武原镇黄同源家的闺女，黄同源商铺在县城也小有名气，可惜黄氏过门后，一两年就因病故世，未生育。关甫也从此未娶，孤身一世。他妻舅在县城开黄同友酱园，对关甫颇为关照。关甫开串乡店为生，进货时妻舅均按成本价拨货。所以关甫经济上尚小可，出手也大方。金舜仪在回忆幼时去外婆家拜年时说：“关娘舅（关甫）顶出客，每人一个银元，大娘舅大舅妈（礼甫及妻子）双角头，小娘舅（方甫）去拜年呒啥啥，胡子一抹。”
小弟方甫，住老宅知稼堂。张老先生以此堂名，告诫子孙应知稼墙之难，一餐一粟来之不易，以耕读诗书传家。方甫生两子：振麟、振祥。妻子陈氏在产第三子时难产亡故。岂料方甫不能铭记生父遗训，染烟、赌两毒，倾尽田产后，靠兄长礼甫接济度日。在上海谋生的妻舅陈跃明，先后介绍振麟去上海浦东一家酱园当学徒，振祥进上海钢铁厂做学徒。方甫了无牵挂后，更加游荡乡里，一直至死。
二弟平甫，与小弟同住知稼堂。娶平湖俞兴里俞氏。平甫学校毕业后（据张兴华回忆，平甫毕业于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的嘉兴一中前身），曾设塾教书，因病早逝，撇下俞氏守寡，未生育。俞氏后归娘家居住，郁闷至极后到平湖县城西门外庵中带发修行，意欲黄卷青灯了此终生。张振麟在岳母去世后，荫寄平甫俞氏为继子，以母亲称俞氏，且将俞氏接往上海。
三朝过后是满月，满月以后是周岁，礼甫生性喜欢热闹，都摆酒设宴会聚亲友。筠秋周岁过后不久，贵珍又有了身孕。一天，细心的婆婆，看着贵珍迈过门槛时，先出左脚，就兴奋地对媳妇说：“这次是个男孩。”贵珍闻言，又是喜悦又有些羞涩地低头不语。
又一番十月怀胎后，果如婆婆所预言，贵珍产下一男孩，礼甫为儿子取名振乾。《易经》云：“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可以想见，礼甫对儿子寄予的厚望。
然而振乾降生后，并未显露出健相，倒有点体弱之征兆，哭声还不若筠秋洪亮有力，尽管全家上下悉心哺育，但没有婴儿应有的日长夜大的旺劲。更使人隐忧的是，振乾的降临，三年之内，给礼甫家带来两次变故。莫非此儿的生辰八字不好？
先是礼甫母亲，刚入寿年就撒手西逝，且逝得异常突兀。
宣家浜所在的杭嘉湖平原一带，方圆几十、上百里的种田人家，几乎家家都有一片自家的竹园。竹园往往就在屋旁，从离北窗或西墙三五尺远的地方开始，逐年蔓生一直长到屋主人地界的尽头。竹园里的竹子，夏日里翠影婆娑，可挡去不少六月里骄阳的暑气。到了冬天，却如排箭般挺拔密立，又能抵御住西北风挟裹而来的凛冽寒潮。最能给庄户人家带来喜悦的，远不是文人雅士们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或者“一枝一叶总关情”之类的闲情逸致，而是春雷响起春雨过后，从地下不时冒出的茬茬春笋。这是皇天后土一年中对种田人家的首次馈赠，种田人喜悦的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同是春笋，却有分别。最先破土而出的是早笋，当地人叫燕来笋，数量不多，味最鲜美。第二茬长出的笋叫孵鸡头，有两层意思：一是出笋的时令，正当农家将蛋放在母鸡身下孵小鸡的时节；二是竹园里的笋出得多了密了，像母鸡身下破壳而出的小鸡，接二连三，成窝地来了。最后一茬的笋叫乌壮头，笋壳的颜色带点乌黑，笋的个头特别粗壮，只是笋味稍微夹杂点苦味。
一个从悠远的祖宗那里传下，又历经先农子孙代代口授相传的说法，仍为今日宣家浜及其周围的庄户人家深信不疑：竹园里竹子长势的枯荣，往往征兆着主人家家运的盛衰。因此，正经的种田人家，都会经心莳弄着自家的那片竹园。其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在出笋时节决定笋的去留。园里的笋，要留下挺拔粗壮的，使其长成竹子，不能太密，也不可太稀，以延续竹园的强势和茂盛。那些长得过密的竹笋，那些长得歪斜瘦弱的竹笋，则要将它掘去。掘下来的笋，在崇尚自给自足的乡村，大多供自家食用，少数也有拿到附近的小镇或集市上去卖了，换成妇女们的针头线脑或家用的油盐酱醋，当然还有男人们的茶钱酒资。殷实一点的人家，竹园常常也大，那是不屑将笋外买的。尽管笋多，但这些人家自有他们处置的办法：在每年竹笋刚出，还是时鲜佳蔬时，他们就掘来，分送给邻近镇上或县城里的亲眷朋友尝鲜，虽不是什么贵重的珍馐，但对方珍惜的还是这地头鲜中透露出来的亲情。等到笋大批地从地下冒出时，主妇们就忙了。每隔二三天，就要去掘回大篮大篮的笋子，随后切成笋片或笋丝，晒制成笋干。
1914年，张筠秋四岁，祖母四十七岁。那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春分刚过，接连下了两场透雨，在地下蓄势一冬的笋儿，也耐不住地下的郁闷急着要往地上窜了。那年筠秋家的笋长势极好。
祖母带着筠秋去竹园里掘头朝笋，不料篮中的竹笋刚遮住篮底时，祖母在掘笋用力时，身子一歪，倒在地上。筠秋大声地叫着“亲亲”，可祖母就是不应。筠秋急了，心里怕了，飞快地跑回家。哭着告诉了母亲。母亲放下怀里的振乾，睡在床上，叫筠秋看住弟弟，什么也不说地飞快冲出屋去……
待筠秋再见到祖母时，祖母已静静地躺在床上，旁边围着一圈的是低着头的爸、妈、叔、婶……
筠秋后来哭着要找祖母，大人告诉筠秋，祖母到天上掘笋去了。筠秋不明白：今年家里的笋是大年，祖母头朝笋也没掘完，为什么要去掘天上的笋？
母亲的骤逝，礼甫连随侍汤药的孝子之行也未能稍尽，更陷他于“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无可弥补的抱憾之中。礼甫只得将孝心移情于母亲的葬礼之中，倾其全力，为母亲送行，以表人子的哀思。礼甫体形壮硕，但至“五七”，已是一副形销骨立的孝子模样了。
正如俗语所说，祸不单行。翌年，礼甫丧妣之痛始觉消解，妻子在第三胎的分娩中，血流不止而亡，胎儿也未能保全。那是1915年，朱贵珍终年三十一岁。
五岁的筠秋已初谙人事，知道妈妈已离她而去，只在一旁抽泣。而三岁的弟弟振乾，却屡次屡次地哭喊着要寻找妈妈，闹着要妈妈抱……，众人无法，只得让振乾去见僵卧在床的妈妈。振乾号哭着猛扑前去，伏在妈妈身上，然而任凭儿子怎样呼天喊地的呛号，妈妈终不能回答。振乾哭得累了，只能脸贴着妈妈冰冷的脸睡去。弟弟睡着了，筠秋靠着妈妈的床边陪伴着，妈妈和弟弟都睡着了，只有筠秋一个人还在流泪……
三年中，张家两举丧事，连亡三人，有旁人向礼甫进言，是否租住的房子不吉，以另觅新居为上？礼甫一言：人生祸福事，岂关宅第中。朋友以屋遗我避风雨，此乃尚义之举。尚义之屋，何涉阴凶？于是，旁人止言，礼甫一家仍泰然在宣家浜屋中居住。
1917年振乾五岁，已到发蒙的年纪了。春节刚过，礼甫开始计议起儿子振乾读书的事了。宣家浜村落较小，又都是靠种田谋生的庄户人家，故没有设私塾，要为振乾发蒙就得到张家门张氏宗族开设的私塾中。
闹完元宵，私塾的先生就要坐馆，礼甫趁着年初十姐弟俩去海盐外婆家拜年回来，就向振乾说起了今年要去读书的事。不料，筠秋在旁说：“弟弟读书，我也要去读书。”事出父亲预想之外，礼甫脱口而出：“女孩子家读什么书！”在张家门、宣家浜，十七图图董张礼甫也算是个开通有识见之士，然而潜意识中，毕竟还不能越出几千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思想窠臼。
“反正我要读书。”
父亲一时失了应对。
“你难不倒我，弟弟去读书，我跟着弟弟一起走到张家门，也好读书了。”
“佩兰宝，你为什么要读书。”父亲似乎已经有点正视筠秋提出的要求。
“爸你听着：‘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分迟和早，人不读书，就像瞎子看不到，知识无价，学问是宝，读书好。”
“佩兰宝，这歌你是怎么会唱的？”
振乾抢着说：“爸，去年，姐就带着我去张家门，在私塾外面，听先生教时，偷偷学会的。”
至此，父亲已无言可说了，对着筠秋、振乾俩说：“好，备两份拜师礼。筠秋，你和弟弟振乾一起上学。”
张筠秋在七岁时发出的“我要读书”这一呼声，开始了她一生向旧习俗的挑战，至今我们仍不清楚，这是出于她求知的本能，还是来自于她体内潜藏着的与生俱来的叛逆因子。
私塾设在张家门礼甫家的老宅知稼堂厅堂上——那所老宅虽经火灾，但修葺后，仍住着平甫、关甫兄弟两家、据曾在此上过学的张礼甫的孙子张欣田回忆，知稼堂私塾的大致布局如下：“学校位于宣家浜的南面，从宣家浜的家里出发，走过了一片高地和田野，就有一个大院子，住着两户人家，他们是亲兄弟两家（即关甫、平甫）。房子大门在南面，面前是晒场，晒场前面又是一条小河。进大门后来到大厅，两边是两户主人的房间。前厅北面是很大的天井，中间的步道直达后厅，步道两旁还有两个已显损坏的花坛，里面种着月季、芍药，还有小葱和杂草。再两旁就是厢房，是主人的厨房和仓库。我们的教室在后厅。厅很大，有我家（指张礼甫在宣家浜的房屋）三个厅那么大。我们上学是从后厅东面的边门进来的，这样可以不穿过主人们的起居室。”
继承张老先生教员薪火的是礼甫的二弟关甫。虽然是叔父，但入学时筠秋和振乾仍以先生礼拜见，跪了红毡毯，行了三叩首礼，以免日后管教上失于偏怠。塾中已有十二三个学生，今年除了筠秋、振乾，还增加了另外三个学生。只是女童入学，只有筠秋一人。
先生教的是《百家姓》，以识字为主，后来又课以《三字经》，虽然此经意贯我们民族五千年文明精粹，但先生一秉历来的授业方式，识字读诵。其间文义，大多不释，只待学生日后逐渐自己明了。关甫教书胜过一般冬烘先生之处，是他进过新学堂，故在百家姓、三字经外，还兼授算术。虽是简单的识数，加减，但学生在日后大得认数记账的裨益。循私塾的惯例，向先生献上拜师礼，向同窗分送状元糕后，七岁的张筠秋开始了她的识字上学之途。俚语说，上学是穿了牛鼻子，喻儿童失去了童真的自由，如同牛被鼻绳牵着，不由自己了。筠秋因为自己要上学，所以只有能读书的喜悦，而少有被管束的窘迫；只有“没有学问无脸见爹娘”的焦虑，而没有半点倦怠松懈。不过当时读书的一个困难，恐还是现在非亲历的孩子们甚至大人们所不能想见的。
筠秋、振乾的读书之难，在那宣家浜到张家浜二三华里十几分钟的泥路。若是晴天，哪怕是严寒酷暑，都还不算难事，难在春天。江南春天的雨，常是连绵不断的一下几天，十几天，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对筠秋和振乾来说，那就没有“昨夜枕边听檐雨，明朝巷中买杏花”的浪漫风情了。路是泥路，雨后第一日走去，若前面的行人少，一步沾上一脚泥巴，脚下挂得十分沉重，使你举步维艰。雨后第二天、第三天的路况就更使人窘状异常了。路面已是一派泥浆，泥浆没过脚踝是经常的。最要命的是脚下的滑，一不留神，或是倒向前后，或是滑向左右，人失去重心，倾倒或仰面在那片泥浆之中。倘若摇晃的身躯在行人踏出的足辙中停住，那也是惊魂乍定，一身冷汗。天晴时十几二十来分钟的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还不能走到。人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江南水乡的春雨天的泥路泥泞，同前者的景象也相差无几了。
入学几个月后，筠秋和礼甫同时感到了读书识字的喜悦。
1917年夏，杭嘉湖螟灾炽烈，政府号召农户白天入田逐株摘去有卵块的稻叶，并计数发放酬金。图董张礼甫至傍晚还在田头查看，筠秋就在家中，帮着记数。待礼甫回到家中，意料之外地见到前来报卵块数量的村民已经散去，女儿筠秋捧着记数本，在等他回来向他交账时，父女俩喜由衷来的大乐了一场。筠秋到晚年时，还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情景。
礼甫是力尚男子主外的人，母亲、妻子在日，一应家务全由她们操持，而母亲、妻子三年内相继离去，很使他有后宅空乏，内外难得兼顾的困难。劝礼甫续弦的事，在妻子张贵珍刚过“五七”，就有人提起，但礼甫断然拒绝。以后，又陆续有人或建言或作伐，礼甫一直在犹豫之中：这位壮硕的男人，怕一双儿女受委屈，“后娘的拳头，夏天的日头”……
过了三年，到1918年，在旁人的撮合下，礼甫终于决定续弦。后妻魏五室，平湖县乍浦人。乍浦，虽属平湖县，但却与海盐县张家门紧相毗连。
续弦的婚礼，虽不能怠慢了新人魏五室，但比起花烛娶亲来，总要逊色一些。不过，婚礼上在振乾身上引起的事，却让全体参加婚礼的亲友，感到突兀和惊愕。
婚礼进行到“拜堂”时，有人对在一旁观看的振乾说，那位与你父亲拜堂的女人是你的新妈。振乾听后突然哭着大叫：“那不是我妈妈，弟弟要弟弟的妈妈。”筠秋在振乾的旁边，也受到感染大哭起来。身旁的家人竭力劝慰，但姐弟两人的哭声不止反扬。众人弄得手足无措，抱着拽着两人去房间规避。不料正在行夫妻对拜的礼甫，撇下新人，跟随姐弟俩跑入房间，众亲友都惊呆了，新人孤兀地一人被撇在厅堂中间，少顷也放声大哭。一时，婚礼上竟然弥漫了哭声。
终于将新人扶入洞房。婚宴开始，礼甫也恢复常态，向亲友逐桌敬酒致谢，然而，刚才这一幕总给整场婚礼罩上一层阴影，或许还会延留到往后的生活中。
礼甫续弦后，筠秋振乾姐弟就不能与父亲同住一室了，姐弟俩的房间，在父母的房间后面紧挨着。本来应从前面的房间走入，比较亮堂方便。但姐弟俩不愿穿过父母的房间，在孩子的心中，一定是不愿经过继母居住的房间。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是他们的母亲曾经居住过的房间，现在却被另外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占住去了。父亲拗不过女儿、儿子，只能由着姐弟俩从后面堆着杂物的北间进到卧室。北间窗小，每到傍晚更是昏暗，要点灯才能看见。有时冷不丁还有老鼠窜出，更令人悚然害怕。每晚筠秋拿着灯在前面照路，后面振乾拉着姐姐的衣襟，摸索着脚步探着路，抖索着进入房间入睡。在两个孩子的心目中，每晚的睡觉竟成了涉险的畏途。张筠秋本人1985年12月的回忆，对其间细节记忆犹新：“我拿了手照（照明用的灯），弟拖着我的衣服进后房。当时我们穿的是布袜。因砖地潮湿，弟弟袜内爬进一条蜈蚣，第二天早上，穿进去被咬，吓得直哭。”张筠秋晚年还向侄女张欣华回忆起此事，张欣华评论说：“姑母坚持从后面进，吓得我的父亲只能躲在姐姐身后，拉住她的衣服往里冲，姑母所以从小就形成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性格。”
1919年，张礼甫续弦后第二年，五宝产下一女，小名大宝。虽是续弦后妻所生的女儿，一则均是己出，二则决不能怠懈了魏氏，大宝的三朝满月铺排，与当年筠秋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有过之之举。俗话说：“好吃油盐，好看铜钿”，张礼甫的家底，经过这短短五年中两丧一娶一生的四宗红白喜事折腾，只能靠借贷度日了。
更遇时局的艰难。1919年前后的嘉兴时局，使生活在其时其地的芸芸众生们，深受困厄。1917年，北洋军阀军队进入嘉兴，不久嘉兴全境就爆发螟灾，白穗遍野，当年稻谷收成仅为正常年景十之四五。数年中又时疫施虐，白喉、霍乱、痢疾、猩红热接踵袭来，一时间竟至棺木供应不及。
面对这般天灾时疫，执政当局却仍滥施淫威、加紧搜括。各县成立催租局，下乡催逼租税。连年饥荒，米价飞涨，1918年八九月间的米价，从五六元暴涨至八元以上，一般居民糊口艰难，难以果腹。
市场萧条，银根奇紧，海盐县城内商铺时时被迫停顿歇业。典当业每日营业仅两小时，以防典当衣物救急的贫民挤破门槛。
新丝上市时，丝行因资金短缺不能开市收购，茧农哭告无门。
社会治安更加动荡，大案迭出，海盐境内海盗数次登岸洗劫……
以上种种大势，更使礼甫的经济雪上加霜。
凭礼甫的场面，举借数百甚至更多，在1920年前后还非难事。但求人口难开，无故而受人“馈赠”，往后的人情债更难偿还。礼甫只得从事起被他一贯不以为然的末业——商业来了。他先是趁着春蚕讯，与人合秋开设了一爿茧行，后来又独自经营了一爿油酱店。
然而将本求利的商贸之道，岂是易事，而适逢市场萧条，流年不利，礼甫如同屋漏偏逢连夜雨。茧行经营，另外一位合秋人的盈亏确情不得而知，礼甫是实实在在的亏了。油酱店小本经营，张家门宣家浜一带住户又不多，平常的需求本来就有限，虽可维持，但付出雇人的工钱——以图董的身份，礼甫不可能亲自站柜买油酱，所剩也就于家事无大补了。
受经济困顿影响的，除了在家庭日常开支上的节约外，连振乾的私塾也无力供养了。当然，筠秋的上学就更难以为继了。我们可以想见，礼甫在决定筠秋、振乾姐弟俩停止学业时的窘迫境状。一位是自己寄予厚望，以“振乾”嘉名名之的儿子，一位是幼稚童心就懂得“读书好”的长女。不到万般无奈之时，礼甫是决不会有此决定的。“一钱难倒英雄汉”，礼甫常常深夜扪胸自叹时运之不际。
筠秋姐弟辍学之事，终于惊动了海盐县城的外婆家。
姐弟俩自幼就受外婆宠爱。女儿不幸产后早逝后，白发人送毕黑发人，外婆对两外甥更添一分爱怜之意。逢时过节，或者遣派孩子的舅舅去宣家浜探望，或者接孩子到县城小住。礼甫家境困顿后，更不时接济。知道礼甫讲究面子，名义上都是给外甥用的礼物，接济和馈赠常使礼甫觉得内心有愧。但外婆舅舅爱外甥心切，礼甫往往在一番推辞后终也受纳了。在礼甫续弦后，两家也走动如前。
外甥因贫辍学，事关孩子前程，非同一般，外婆决定亲自去一趟宣家浜。
杭嘉湖一带的县城以及较大的集镇，一般都是一条市河横贯全镇。民宅就临河而筑，前门外就是街衢，后窗枕着流淌而过的市河。殷实一点的人家就在窗下驳起一座自家专用的河埠，平日里在埠上洗涤，出行时，船可直接泊在河埠。
正月初八，外婆就从自家的河埠下船，出县城经白苎到宣家浜。十二里的水路，三个来钟头就到礼甫家了。谈起外甥读书的事，外婆的意思，上学断不可停。在张家门上学不方便，可以接去在海盐县城里念书，住的房子是现成的，收拾一下就行。礼甫若怕孩子受委屈，就让姐弟俩跟着外婆吃饭。礼甫知道外婆接孩子去县城上学的心意已坚，在言语之间又极有分寸地给自己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允了。两个孩子则闻之欢欣雀跃，尤其是筠秋，知道自己可以上洋学堂了，更是喜上眉梢。
张筠秋张振乾姐弟同去海盐县城上学一事就此决定了。
那时的学校都是春季入学。1921年元宵过后，礼甫就送一双儿女到外婆家，临别叮嘱筠秋，弟弟自幼体弱，除了自己好好读书，还要照顾好弟弟。
外婆为姐弟俩选定的学校是私立兴武小学。海盐邑人朱瑞在民国肇始，受封为“兴武将军”，其后人于民国七年创办此校。教员多为高等院校、师范学校毕业生，并延请地方有识之士及朱将军故旧僚属，其师资之强，是当时县上其他小学不能望其项背的。治学严谨，管理甚善，声誉最隆。学校经费来源以朱氏及首任校长张氏的产息为主，故能对贫困学生免收学费。
筠秋、振乾已在乡间念过私塾，经兴武小学测试后，直接插入二年级，读第三册的书。
学校坐落在海盐县武原镇水仓桥西堍，筠秋振乾姐弟一进校门，就大吃一惊，顿觉眼前豁然敞亮：一片开阔的操场在前，一根旗杆矗立在操场左前方，顶上旗帜猎猎有声。一排五六间平房，虽不显轩昂，但窗上都装有当时尚属罕见的玻璃。与往日自己在宣家浜就读的私塾借着民居作的颓旧学塾相比，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上课以后，更有新颖的课程，特别是仪态、气度令人心仪不已的女教师，给筠秋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海盐县城这段读书的经历，张筠秋1950年在浙江省委党校学习时，有一段文字回忆资料，现原文抄录如下：“我在校内看到教师的生活很羡慕，想我好好用心，将来也要做个老师。所以我上课前已把功课预备好，每次月考不落五名之下。可是不喜欢活动，老师叫我少年老人，我以为很好了。”
1921年，张筠秋十一岁。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就立下了长大当老师的心愿。而且在日后的岁月里，教师果真成了她半生的追求和职业，倘然她的命运不是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发生转折，或许会成了她终生的追求和职业。可见“教师的生活”对这个年方才十一岁的，刚从乡村到县城的女孩影响之深，倾慕之深。
无疑，这种影响和倾慕从直觉开始，所谓“一见钟情”。
“人看衣装马看鞍”，首先是服饰。辛亥革命对中国旧社会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中国服饰素来有严格的等级之分，特别是女子服饰。由于女子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的禁锢之中，近代变革的风雨作用于她们虽然相对较为迟缓，但一旦触及便动如脱兔，直摧心底，一发而不可收。辛亥以后，服饰的等级制度得以破除，文明新装急速为女人服饰打开了多变缤纷的空间。
兴武小学女教师们的着装，由于她们多为高等学校、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来自都市，尽得风气之先：短小化发展的衣裙，一扫往日女装的臃肿。下摆成弧线形的上衣塑造了温文尔雅的女性形象。小裤筒的裤子，在裤口加镶花饰。外边的裙子更为艳丽耀眼，洋印花的面料质地柔软，花色清丽繁多。在婀娜摇曳的款款轻步中，青春的气息，东方女性特有的曲线与丽质被极致地张扬着，向一切人扑面袭来。
女人与生俱来的仿效与从众的心理，在十一岁的筠秋身上纤毫毕现。尽管此时的她还不具备治装的经济实力，但心理上的趋之若鹜，恐怕是一种尤为深刻的柏拉图式的心恋。
在张筠秋仅几天前生活着的宣家浜、张家门一带，村民们的穿着与以往并无多大的变化：传统的大襟衫袄，肥大的中式裤，白布袜、黑布鞋，还有杭嘉湖地区特有的，不分男女，下身围一条蓝色似裙子样的围腰布拦，从腰际到脚踝，将下半身尽悉裹在里面。布料粗糙，款式简单，色彩单一。
这种几天内呈现在筠秋眼里的极大反差，更加剧了对她那初谙世事的心灵撞击。
接踵而来的是教师们的学养风姿。经历过1919年“五四”运动的一代新女性，更加催化了女人个性的解放。她们认为恋爱与婚姻自由，自主、平等，是自我解放与个性独立的首要表现，是女子迎合社会新潮流的必要素养。在课堂内外与学生的接触中，无疑会“润物无声”地潜移默化影响或是醍醐灌顶般地灌输给学生。而崇尚“科学”精神下的声光电化知识，更是以前私塾先生处闻所未闻的。
尽管年幼的筠秋对人赖以生活于世的所谓“经济基础”还处在朦胧的认识阶段，但因贫失学的经历，应该使她比同龄衣食无忧的孩子对金钱重要性的认识更早一些。女教师们一反以往的传统，摆脱男人自食其力，这点对筠秋有更大的冲击力吸引力。
因贫失学“苦其心志”的经历，使十一岁就立志当老师的张筠秋，在心理上比同班同龄人要早熟一些。我们在追踪了她的一生历程后发现，这种早熟或者说是得风气之先的先见之明，伴随了她一生。此时的早熟，就外化成为在学习上的刻苦。诚如她说“月考成绩总不落五名之下”，这名次的后面，我们还要看到筠秋先前受的旧式教育和新教育的巨大差别：辛亥革命造成的清王朝被推翻的政治形势的大变化，迅即在教育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民国六年（1917）各级劝学所设立为契机，将新的学制和课程设置标准推向全国城乡。教育部定：初级小学校学习年限为四年，高级小学校缩短为两年。在学校的冠名上也有区分，只设初级小学的学校名为初级小学校；初、高级合为一处的，则总称“某某小学校”，如筠秋就读的兴武小学。学校的课程改革更多，小学阶段共设国语、算术、社会、自然、卫生、美术、劳作、音乐、体育等科目。
筠秋以私塾的底子，直接插入二年级，除了国语以外，其余几门功课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她月考成绩在全班五名以内，付出的努力一定要大于从一年级就接受新式教育的其他学生不少。在学习过程中，只有国语，还能驾轻就熟。比如第三册国语的第一课《读书》，全文如下：“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名，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对于已经读过《百家姓》、《三字经》的筠秋来说，读、写、背、默易如反掌，而这种贴近学生生活的内容，更加强了她学习的兴趣和理解。但其余几门功课，算术已至百数以内的加减乘除，筠秋的那点私塾底子就相差甚远了，而社会、自然等科就更是前所未闻了。一句“我上课前已把功课预备好”，不知蕴含了她多少秉烛夜读的辛苦。
在从未上过的体育、唱歌之类的课程中，筠秋显得有些拘谨，老师说她“少年老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筠秋读初小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正值我国近代史上新旧思想文化争斗交替的大时代。她白天在兴武小学接受的主要是新思想、新文化的陶冶启蒙。而晚上，外婆向她讲授的是《女孝经》，训导的是千年封建道德对女子的标准三从四德。外婆心目中的外孙女，应该和她的母亲一样，也应该和她本人一样，同时与千百年来的中华妇女一样，成为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夫死从儿子的贤妻良母。所谓种瓜得豆，孰料外婆的谆谆训导，却客观上造就了外孙女对另一种人生的追求渴望。她在1950年回忆道：“从夫从子是不对的，靠父母是对的。我不要听，我时常要听老师说，要读书，要自立。”十一岁的女孩，面对世事的纷纭，已显露出她过人的甄别选择能力。
那段时间的日常生活，较在宣家浜要好一些。姐弟俩仍同住一室，跟着外婆吃“轮饭”——一种奉养父母的方式。筠秋有两位舅舅，一位在上海做事，一位在海宁开钱庄，经济状况均不错。外婆自己不起伙做饭，轮流着在两个儿子家吃饭，或一月一轮换，或一季一轮换。孝顺的子女往往在父母亲来吃饭的那段时间，格外地经营全家的伙食，唯恐怠慢了老人，唯恐伙食比另一家逊色。当然也有少数子女在当值的那段时日，会故意弄得清水寡汤一些。筠秋的舅舅属于前者，跟着外婆一起吃饭，饭菜要比在宣家浜家里的好许多，而且外婆总在席间叮嘱姐弟俩要吃饱吃好，还挑他们喜欢吃的菜为他们挟上。
外婆对姐弟俩是呵护有加，舅父舅母也是明理晓礼的人，由惜爱妹妹而移情于筠秋姐弟身上。但两位舅舅都有儿女，且都比筠秋稍长几岁。人类排他求专宠以及以强凌弱的本性，有时会使筠秋感到伤怀：“放学时，表兄欺侮弟，将泥塞在弟嘴里。我胆很小，想我们住在他家里，不敢批评他。只拉了弟弟到房内去温书，我看见弟吐血时常生病，二人经常哭着。又感觉到没有母亲的孤苦伶仃。看到表姐有母亲很羡慕。”
由于弟弟振乾的生病，使读书的事又起波折。振乾自幼体弱，不知什么缘故，在外婆家住了几个月后，突然吐起血来，而且是大口地咯血不止——张振乾的吐血病后来几乎伴他一生。外婆舅舅为他求医，此时海盐县城还不尚西医，只能由中医望闻问切，以草木中药止血。待病情稍稍缓解后，与礼甫商议，决定让振乾回宣家浜养息一段时间，伴读身份的筠秋也只得辍学回家。
1922年春节过后，振乾的病基本痊愈，姐弟俩回到外婆家继续上学。虽然耽误了一些学习时间，但因为成绩优秀，仍升入三年级。此后的一段学习，对筠秋的思想影响更大，或者可以说，初步奠定了她对世事看法、人生追求的基石。1982年，已步入晚年的张筠秋回忆说：“我在一所学校读书，老师就教育我们要爱国，并引用古诗‘商女不知亡国恨’来教育我们，不要学‘商女’，要知亡国恨。革命前辈秋瑾的书对我也有很深的影响，记得有篇文章中写到，我们妇女应当自奋，不做父母的寄生虫和丈夫的奴隶。在秋瑾的这些言论影响下，我决心冲出家门，走上社会谋生自立。”
以反对北洋军阀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为导火线的史称“五四运动”的北京学潮，将爱国雪耻的浪潮推向整个中华大地。筠秋生活读书于斯的海盐县，也于1919年5月9日，在县城西门外天宁寺千佛阁，召开海盐“国耻日”纪念大会，发出要求北洋政府释放学生的电报。会后游行，演出师生自编自演的节目“雪耻我天职”。而杜牧《夜泊秦淮》中的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恰恰切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态势。而诗歌的音韵上口和如画形象，更使六十年后的老人记忆犹新。
延至1922年，嘉兴海盐均爆发了抵制日货的游行。参加游行使十二岁的张筠秋兴奋不已。队列行走，教师引导，振臂高呼，师生振奋，尽情宣泄。一路是万人空巷的驻足观瞻和议论。……或许我们还能在此探溯到她日后热心于社会活动的肇始之端。
游行回来，便付诸行动。张筠秋在1981年10月16日回忆：“我问外婆扎头发的头绳是不是国货，我就要外婆买线头绳扎头发，把原来用的洋货头绳扔掉。”
朱瑞以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在《海盐县志》的朱瑞传中，有“曾以秋瑾等往来，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在以“兴武”命名的小学中，昭彰女侠秋瑾的事迹，应是题中应有之事。而筠秋在禀性上的豪爽应与秋瑾相通，故从人性的范畴而言，对秋瑾的仰慕更加深切，受的影响也就终生不悔了。筠秋回忆中的秋瑾文章，同秋瑾的《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和《满江红》两诗，甚合语境，现抄录秋瑾原诗如下：
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
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
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
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满江红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渐。苦将侬强作蛾眉，殊未屑！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折磨，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张筠秋和秋瑾两人的人生追求何其相似也，只可惜筠秋未能早生三十年。
她在县城的读书，终因振乾的又一次大吐血而终止，时为1923年岁末，刚读完小学三年级。筠秋也从此结束了她一生的学校读书生涯。这段读书的经历，尽管只有短暂的两年，却对她的人生留下了极深的思想烙印：教师职业的选择，自立思想的确立，热衷国事参与社会活动的开端。
“有时我和父亲吵，要读书”，张筠秋后来回忆，回宣家浜后，她向父亲张礼甫继续要求读书。此时的礼甫公，在经济上的山穷水尽和观念上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双重夹击下，终于没有答应女儿的要求。而失去为振乾伴读的身份，外婆也不能再为她提供读书的机会。无奈之下，礼甫对女儿的吵缠只能应以“匡衡掘壁偷光、苏老泉二十七岁读书”的历史故事。筠秋的屡屡要求最终得到了一点结果，父亲买回一本商务印书馆所编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七册，供其自学。筠秋在1950年回忆起那段自学生涯时说道：“我想我要自立，可以离开家庭，没有机会读书，只好自修。白天做家里的事务，晚上看书。看到眼睛合拢来了，在臂上狠狠的咬了一口，醒了再看”。其志之坚，其状之可见怜，悬梁刺股的励志情景历陈于字里行间。
1921年末，继母又生了第二个女儿，小名二宝。筠秋姐弟从海盐县城读书回家后，与继母魏氏的关系仍然不睦。此时家中筠秋以下还有振乾、大宝、二宝，分别是十四岁、十二岁、六岁、四岁。四个孩子在一起生活玩耍，有点打闹起点别扭也是极正常的事。但两母所生的天然隔阂，会使孩子之间的抵牾，演绎成继母的迁怒。振乾是张家的独子，承载着延续张家香火的重任。继母也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这样责骂更多的指向筠秋。而代人受过甚至是无端受过的委曲更加剧了她和继母之间的积怨。张筠秋回忆道：“继母很自私的，对我们（应指筠秋、振乾两人）不管。借人骂人，妹打我咬出我有了血，不敢还手，只是哭着。继母就说我不该哭，她小。我很懦弱，对继母敢（怒）不敢言。时常觉得自己命苦，没有母亲苦痛。”哀楚之情景溢于文字。
1927年的国民军北伐，是中国历史上对几千年士绅势力最猛烈的冲击，十七图图董张礼甫虽没有被戴高帽沿乡游斗，但图董的名号已不存在，实际上对乡里事务的掌控也荡然无存。失去权势而最终家庭经济也陷入末境的礼甫，在1927年12月，将儿子的出路作了如下安排：妻舅朱云鹤（又名茂生）在海宁一家钱庄当经理，振乾去那里当学徒。尽管在当时的县城乡镇，钱庄是头等的择业选择，但对以士绅为尊荣、一向鄙视商业的张礼甫而言，那是一种相当的无奈了。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以上诸种，对张筠秋的影响，其主流却是相反相生的“我要自立，离开家庭”。
1928年岁末，张筠秋十八岁。正当她每日秉烛夜读，立志走出家庭当一名小学教师自立的时候，父亲张礼甫却也在为女儿安排前程：为待字闺中的女儿择一乘龙快婿。正当这事在张筠秋不知晓的情况下紧锣密鼓进行时，却在张家掀起了轩然巨澜，几至不可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