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为，于新生的绘画已具备一种学术上的性格和意义，并不仅仅在与他以个人的奇思异想去创造了一个近乎完整的瑰丽世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于新生是立足于年画的这个类种进行心灵变异的。说他的绘画已经超越了年画的层次，或者说他的画为年画这一民俗类种的图式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这一切毕竟还不是首要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于新生立足于地域性的民俗美术层次，也就是说在难以逾越的制约中走了出来，创立了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图式。在这个意义上，表现的内容与涵义已不是第一位了。图式特征会成为我们进入他绘画深层的必然契点。
作为一个自学者，于新生在民间艺术这块沃土中已耕耘良久。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于新生孜孜埋首于“新年画这一系统，在混沌中循环徘徊，不能越雷池一步。如果我们面对的全是他以前面目的年画，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位勤恳的年画作者，但绝不会成为现代艺术家，也由此会使我们失掉关注的兴趣。”
步入山东艺术学院，使得于新生在一个有意的学术氛围中，得以对“艺术是什么”这个恒久的课题投入深深地反省。他开始对于过去采取一种带有“批判”性地超越。把他的这个过程比做是蝴蝶与蛹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准确的。由此而成为如此有趣的关系，以往那么“蠕动”的生涯为日后提供的均是一种反向的比照。这的确是方向上的反动，因为在美丽的蝴蝶与平庸的蛹之间的距离太大了。这是一种创造与个性——站在“历史”与“艺术”发展的坐标点上，以巧妙的融汇结合发射出来光彩。
于新生的个性光泽同时不同程度地反耀在以下方面。
在《儿童游戏图》中，他展示出自己的初级图式特征。利用装饰点缀与错来堆砌的方法，汲取民间固有的色彩与造型。于新生采取了一种符号□绎法则。从而使个性的显示寓合于共性的色彩原则之中。在空间处理上，他则利用了“直叠性透视”，打破自然特定空间带来的心理障碍，形成整体上的“摆放”意识。
富于浓烈图案的装饰手法的运用，并没有给他这些画面带来那种洋溢生命力的削弱。相反，这些略带矫饰以为的补充反而辅助了他的表现对象的个性感的成立。
于新生涂绘在土红布上的一套《岁始舞乐图》中，以龙灯、狮子、旱船、闹海、秧歌、鼓乐六个部分，向我们展示出建筑在北方文化土地上那奇诡而瑰丽的宏阔画面。应当说这既不是甘陕文化中生殖崇拜同时又区别于江南文化清秀柔丽的情调。这是一种根植于深厚历史文化心理空间（原始到民间）之上的崭新创造、它同时提纯与组合了许多民间集体意识下的图形，其学术意义在于指向了对一种造型系统的认同与把握。
我们有待于进入那个世界的深层。
《龙灯》中，翻滚的龙置身于画面的中心富于诡异感的人形，向我们展示出民俗文化情境的特有意味。
《狮子》在于新生的笔下已成为一种侧底的符号，伏在上面与抵在下面的人形购销横奇异的比照关系。
《旱船》上伏倒的人形与游□的鱼形，途上了一笔浓重的戏谑与幽默色彩。
《闹海》富于游动感的交错出各种动物与人物的符号。
《秧歌》则以一只侧立的鼓指示出内容特征。
《鼓乐》以动势感的图案化剖离出不同姿态的人形。
《岁始舞乐图》在整体上是以红色图谱为基调，填补着黑色的分切。于新生用残破的木版年画线条，勾画出不同的形与色。这些随便的笔触进入了形式与空间之中。
走出民间，也既是艺术家个人在民间集体思维笼罩下的摆脱，或者说民间艺术的符号与图式在新的组合与变异中得以完整成立。于新生的实践可以同时说明两个问题：年画自律发展上狭窄与创造超越的瑰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