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萍的意义
艺术，作为一种受制于集体意识和文化观念导向的精神产物，其本身亦有着多向的制约，或者谓之具有多方面的产出方式，这同时也表明它与媒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对手艺术的创造看——艺术家而言，同时也可见出这样的比照关系：无数的艺术家构成了艺术史的走向，而艺术史也在无情地选择着艺术家。也就是说，当个体汇进集体性传统时又会反过来构成了扬弃新的艺术个体的因子。因此，这就要求敏慧的艺术家不但要创造历史更要不断地创造自己，这样才能在某种层面保持对艺术潮向的引导作用；才会不断被巨大的历史浪潮所归纳，从而使并入选择（或曰参照发展）力量之中成为可能。
中国油画的发展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毋庸置疑，中国油画本身的发展机遇与进程是充满偶然与短暂的。中国油画家在面对多向参照的同时，又要面临堕入同化的泥潭与绕入无意义循环怪圈的可能。这就要求他们一方面既要对西方大师母体语言无忌的吸吮与不间断的操演；同时又要不时地面对中国油画自身的发展进程。也就是说，当一只眼睛在将秋波抛向遥远的文化彼岸时，另一只钟情的目光还要不断地搜索着身边的动向。
然而，更为令人惊奇与担心的是，这种选择本身还不止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玄想与谋划，也非通过某些波普行为的观念比附可以到达。作为油画这个特有艺术类种，它要切切实实地落脚于具体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色彩、形式之上去进行灵魂的探索。这里容不得半点错位的溢动与随便。
阎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位中国女性油画家。齐鲁风土表现的传统，醇厚悠长的人文环境，粗犷朴野的民间风情，是构成阎萍特有的犷疏画风的因子。
当三年前我在撰写《中国·山东美术》近现代部分时，曾对阎萍的艺术性格有过扼要的论谈：以一种挥洒跌宕的表现笔法，契合对区域风情的讴歌。但同时也对她色彩的漂亮与洒脱失之于某种矫情而流露出不满。
然而，时间的流逝，文化的发展已不容许阎萍更多地垂顾那已往的记忆。艺术除了对于生活某个断面的表现之外，还必须注重语言自身的塑造。或者说作为油画这种特殊文化层面上的艺术话式，在发挥其材料质感的淋漓的光彩同时，又如何能饱合地显示出对生活的切身感受呢？
带着这种深刻的困惑与探索的信心，阎萍踏入中央美院油画研修班的门槛。在此之前，她已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要在这个新的熔炉中解体过去，重塑将来。
在这里，经过师承的转换、文化氛围的熏陶和良师益友的点拨，使阎萍以往的梦想终于有了得以实现的可能：立足于最切身的生活感受，进行纯情挚感的表现，从而告别自己的过去，向着强化本题的色彩语言深层拓进。这促使了阎萍对自己艺术性格有了全新的整合。由此，我们本文题目的“写意的诱导”方在真正意义上得以设立。
当然，在这个层面上，也同时联结了我们对于阎萍与中国油画进程间关系上的认识。
由此，我们做出了这样的阐说：
首先，“写意”的成立来自于中国油画自律探索的必然指向。
“写意”是阎萍本来性情中的成分，它既受制于灵魂深层的诱惑，又包含了一个珠联璧合式的语言联系，并由此完成了对中国油画某种趋向上的可能导向。
或许，对于历史的短暂梳理，将有助于我们的认识得以进一步深化。
如果说中国油画在近十年来方真正进入它富于战略参照发展的轨迹，这并不过分。由对唯美装饰风的借重、形式美的追寻到八五绘画观念的变更，而后又转递到古典风的勃兴，一直到“新生代”新写实主义的出现，它的内容嬗替在艺术上是这样的：初始阶段完成了对题材完全决定论的蜕化；中期进入了深刻的艺术观念转化，并深入到西方油画语言世界的深层操演之中；后期则借鉴于西方现代大师的感受，从文化形态上对“生活”进行近距离的读释。在这些过于匆忙的演变中，中国油画若隐若现于或匠意独运、或无羁的表现之中。理性的形而上学玄思带来的生命苍弱，抽象表现由于缺乏独到体验而流于情绪化的倾泄，过分的文化负荷又会挟裹假释的异化……所有这一切，当然可以作为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段落。
作为油画，更为深层的发展远未触及，由印象派提供的科学道路探索成果，过于迅速地转入后印象派主观的情感之中。然而，在它的间隙中却留下了大有可为的乐土。
而中国油画由于自身特殊的情势，曾过分于对艺术观念与艺术理式的注重。这些外在的负荷有时会将艺术灵魂深处的“真实”轻易地消解于无形之中，而各种“伪”性画风便成为不可抵御的风潮。
在如此形势下，阎萍用一种小心翼翼而又充满豪情的双重手法，去进行捭阖的挥洒与谋合。
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情感世界为坐标（阎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令人感动的舔犊之情景时常浮现在我们眼前），作出了充满天情之真荡尽一切伪饰的《母与子》之类佳作。
在阎萍的艺术感受的辐射范围内，我们曾注目于她在色彩上特殊觉察才能。这是一种无法取代却又令同行无可奈何的存在。
在这批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阎萍在色彩运用上所达到的自由境地。零落的布点响亮的单色与多重的撞色，犹若萤夜中的礼花，爆响在画面环境之内。笔触与堆挤的色泽，虽时常游离于形象之外，但同时又迅速地被形象所聚合，从而构成了特有的“离合”关系。这种“离”与“合”来自于她对形象塑造的稔熟与精到的细节把握。在“写意”状态里，色彩的高贵与形象的质朴得以轻松地粘连起来，而这种“粘结”并不是通过变形的弯曲得以谐调，而更多地是靠“写”的诱惑。“写”本身便具直接性，是通过笔法转嫁到画面上的近距离情绪体现。这里没有中国书法那种通过程式磨炼带来的间接意味，而更多地排斥修养性而呈现原生状态。
在阎萍的《母与子》系列作品中，她如实地记录了各种生活的细屑与真实情态，诸如室内简陋而繁琐的生活用品陈设，质朴的形象与稚拙的动态等。然而，由于她在色彩上对于灰色的成功控制，对零散道具富于气魄的摆布，一切粗陋在这里竟变得如皇家般的辉煌逼人。而这正是来自于生命写意要求与真实生活相叠合的高贵意识使然。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对于油画、对于艺术的深刻体验与清醒认识，使得阎萍进入了色彩的“意化”状态。而这一切又构成了对中国油画进程趋向所产生的毋庸置疑的导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