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商鞅终于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房子有了，车子有了，票子也有了。人的一生中该有的奢侈品，他都有了。更为重要的是，商鞅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应该承认，在商鞅的心目中，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
商鞅不是一个为了票子而献身的人。
他实在是一个地地道道地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人。
一个伟大的人。
为什么这么讲呢？
试想，如果商鞅心思里只想保住荣华福贵，他完全有多种选择的机会，最历害的手段有二种：
一是完全可以规避风险，挑一个软柿子来捏，而不必得罪太子－－后来的秦惠文王；二是既然得罪了太子，他也还有选择的机会，那就是如西汉的江充所做过的一样，扳掉太子，另择中意的人选。
但他没有。
商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计后果、义无返顾是他的必然选择，别无选择的选择。因此，他甚至不惜利用友情，端的就是一幅冷血无情、刻薄寡恩的面孔。于其说这是商鞅的性格缺陷，倒不如说这是由法家的学术性格所决定的－－为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必要剑无情人也无情。
商鞅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商鞅也为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商鞅自得秦孝公的信任二十年来，其中担任秦国的国相十年（秦国初不设国相，大良造相当于国相），不该得罪的人，他得罪了，该得罪的人，他也得罪了。总之是统统得罪，一扫光。
商鞅除了喜欢在别人的脸上刻字，比如公孙贾，还喜欢割别人的鼻子（劓刑）。在贯彻执行度、量、衡的过程中，公子嬴虔顶风犯禁，商鞅也不客气，割了他的鼻子。嬴虔羞愧难当，杜门不出整整八年。
商鞅曾经亲临渭河处决犯人，杀人杀到什么程度呢－－河水尽赤。好家伙，水都染红了，那就不是一二个地杀，而是砍柴一样成片地杀。
于是，举国上下，一片怨望。不再有人念他的好，只惦记着他的坏－－血腥。
商鞅丝毫没有意识到得罪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吗？
如果这样，商鞅就是愚蠢，商鞅也就不成其为商鞅了。
事实是，商鞅每次出门，必然戒备森严，孔武有力的侍卫贴身在侧，持矛挥戟的武士在车旁疾驰，后面尾随大批全幅武装的战车。只要这些保卫工作没做周全，商鞅就坚决不出门。
与其说，商鞅这是在享受权力带给他的荣耀，不如说商鞅在时刻提防不可知风险的发生。商鞅是清楚的，他不想成为吴起第二。
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出现，似乎给商鞅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此人名叫赵良。
如果商鞅肯听赵良的一番劝，我想，商鞅或许能规避后来的悲惨结局。可惜的是，商鞅是一个铁人－－铁石心肠的人。铁人商鞅注定不可能选择低头，这是商鞅的命，也是法家的宿命。
商鞅对自己的事业很上心，不无得意地问赵良：“你看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羖大夫百里奚相比，谁更高明啊？”
应该承认，商鞅是有资格与百里奚相提并论的，因为商鞅帮秦孝公取得了西部诸国盟长之高位，正如百里奚帮助秦穆公称霸西戎一样。
赵良说：“俗话说，一千个人俯首听命，不如一个人敢于表示异议。如果您承诺不杀了我，我就说说我的想法，可以吗？”
商鞅说：“那好吧。”
赵良坦然直言：“百里奚做国相才六七年，即向东讨伐郑国，取得胜利；三次拥立晋国国君，一次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有功劳如此，百里奚也从不敢坐“安车”（古人乘车，是站在车上，只有贵族才能使用可以坐的安车），盛夏酷暑也从不打伞。去地方视察，从来不搞前呼后拥的那一套。百里奚死的时候，秦国上下，不管男女老少，都象死了亲人一样悲伤痛哭。而你，打上台以来，欺凌贵族，残害百姓，连公孙贾、嬴虔这样的大人物你都敢碰。《诗经》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你干的这些事，可不能算是得人心。一旦秦孝公有什么三长两短，到时你怎么办呢？”
商鞅不听。
不听的结果是，大祸真的临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