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魏文侯自打灭了中山国，相当得意，于是摆酒设宴，款待群臣。其实魏文侯此举意在显摆自己的英明神武，就如一夜暴发户，装金戴银，以显摆自己的阔气一样。
酒过三巡，魏文侯不无得意地问群臣：“你们看，我是怎样一个君主啊？”
其实在魏文侯的心底，他自个是有答案的，比较自信。
果不其然，群臣附合了他的意思，纷纷竖起姆指头：“仁君，仁君，大大的仁君”。
这时，不知趣的任座站出来说话了：“您得到中山之地，不先紧着您的弟弟，却封给您的儿子，这能叫仁君吗？”
按照当时通行的社会法则，有道德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奖赏有功的人，得先从关系不好的人开始；惩处有过错的人，得先从亲近的人开始。这才叫一碗水端平。
正是基于这一点，任座才有这个闲话。
可是，这样的场合这样的话，让魏文侯觉得很没面子，当下怒形于色。任座一看瞄头不对，立即提鞋走人。
《通鉴》用了一个词：“趋”。
什么是“趋”？就是小步快跑。
由此可见，魏文侯那是相当生气。
余怒未消的魏文侯，察觉到边上的翟璜，脸色也有点异样，转而刁难他：“你认为呢？”
这无疑是一个悲惨的时刻，领导象被抄了家似的，脸上跑乌云，鼻孔出粗气。这个时候，如果哪个下属出门忘看皇历，不知死活地凑上前去，毫无疑问，他一定是一个倒霉的人。因为这个下属不管说什么做什么，接下来的景象一定是这样的：
领导跳将起来，咆哮如雷。那根变态的食指，与下属的鼻子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距离，而且象炒勺一样，一刻不停地在鼻尖抖来抖去。
这个倒霉的人摊上了一个倒霉的差使－－出气筒。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悲惨的一幕并没有如期出现在翟璜眼前。翟璜的一番话，非但没有迫使魏文侯的双脚迅即搬离地球，反倒拨云见月，乾坤朗朗。
这实在是一个了不得的本事，由此来看，翟璜确实是一个机敏的人。
翟璜的第一答并不出彩，他说：“当然是仁君了，事实明摆着嘛。”
魏文侯料定翟璜会这样回答，因此，需要继续完成他的铺垫工作，好让突如其来的那一跳更为合情合理。
于是，魏文侯没好气地问：“你怎么知道？”
翟璜接下来的回答就相当有彩头了，全指望着这句话，翟璜避免了成为那个倒霉的人。
翟璜说：“俗话说，国君心地宽厚，大臣就敢据实直言。任座敢当面冒犯您的天威，这不就说明，您的宅心大大的仁厚嘛。”
结果是，魏文侯派翟璜去把任座请回来，亲自走下台阶迎接，待为上宾。
根据考据学的原理，孤证不立，只有二个或者二个以上的事实，才能构成有力的证据链。这也是时下法院判案的重要原则之一。
也就是说，要想证明魏文侯的胸襟象马路一样宽广，以上故事只是孤证，还行不成有力的证据链。
那么好吧，这就来一个。
一次，魏文侯与田子方一边喝酒，一边闲聊，一边听着悠雅的音乐－－这个场面是很惬意的。
魏文侯突然发现音声有点不对，当即向乐师指出问题所在。
对于魏文侯的这个举动，田子方笑而不语。
魏文侯有些纳闷，问田子方：“先生笑什么？”
田子方说：“音声所以不对，那是乐师不才，撤换他就是了，却不必费心去了解音乐本事的具体事情。”
魏文侯点头称善。
其实我们更应该对魏文侯点头称善。因为以上的证据链有力地证明了魏文侯确实肚量很大，特别是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人。
历史的经验表明，这是任何想成事之人的成事法宝。
正是基于这一点，魏文侯才成功团结了一大批可以团结的人，而这些人都堪称是战国初期最顶尖级的高手。他们紧密团结在以魏文侯为中心的魏中央周围，高举做大魏国这块蛋糕的伟大旗帜，解放思想（他们的思想确实很解放），振奋精神，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终于鼓捣出魏国初期百姓能吃饱饭、睡好觉的清平局面。
在杀伐迭起的战国时代，要做到这一点，正如在眼下的乌干达求取和平一样，实属不易。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魏文侯精通用人之道。
事实证明，人才可用但不好用。用得好，坏事可以变好，好事可以锦上添花；用得不好，好事可以变坏，坏事可以变得越发不可收拾。
不要认为，人才就一定干好事，正如不要误以为好人一定干好事，坏人一定干坏事一样，这显然是个认识误区。
这就是为什么魏文侯弃乐羊不用的原因。
也因此，在当时的魏中央，有这样的一批人才：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他们显然适合做参谋工作。
在地方，有李克这样的法学家，又有邺令西门豹这样能干的地方官（邺城在今河北临漳）。他们显然适合做一线的实际工作。
铁的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魏国在战国初期独领风骚的局面，不是吹牛皮吹出来的，延续并且完善晋国以来不拘一格用人的新风气，才是魏文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眼下，魏文侯又得为西部国境线物色一个合适的守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