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之后，随着革命斗争情绪的高涨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加剧，革命战争一触即发。这时四川的保路运动就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20世纪初，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国内掀起了商办铁路、集股筑路的热潮。辛亥革命前国内商办铁路公司已有16家。第二次广州起义后第十二天，清政府突然宣布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个圣谕一下即触怒了整个工商界，因为清政府曾有过铁路可由商办的旨谕，铁路由商民办起来了，又收归国有，显然是恣意搜刮民财，自然引起国人的强烈反对。但这一招对消政府来说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清政府连年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举债，财政危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明知这一招凶多吉少，但也只得冒天下之大不韪，饮鸩止渴。此举的实质是在帝国主义的威压下，以铁路抵债，向帝国主义讨好。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授任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第二天即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当时的粤汉、川汉铁路涉及到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四省，尤其以涉及四川利益为最，所以四川反响也最强烈。四川原有的民间组织哥老会遍布全省，经过革命党人熊克武的努力工作，同盟会与哥老会不少首领建立了联系，所以在保路运动中哥老会的成员也积极地参加了。
5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全省保路同志会，第二天召开全省保路会成立大会，到会约有5000多人，会上宣读了《保路同志会简章》，该会“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力图进行为宗旨”。会上群情激昂，会议进行中有人突然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铁路完了，四川也亡了！”说完号啕大哭，会众也跟着哭号起来，连照料会场的警察也丢了警棍跟着哭。会后集会人群涌到四川总督衙门请愿，要求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朝廷，请收回成命。
接着，全省各县也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其间有人捐财产以资助革命斗争，有人弃官而入会，也有人断指矢志，甚至有人以一死殉国。可见民情沸腾，已不可遏制。另一方面清政府山进一步向地方施加压力，7月21日传旨申斥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查办保路运动不力。7月24日成都全市罢市、罢课，以示反抗，在罢市、罢课的同时，市里还到处供起了“圣位牌”，所谓圣位牌，即供奉德宗景皇帝（光绪）的神位，并于两旁上联写：“庶政公诸舆论”，下联写：“川路仍归商办”。此时光绪帝已死，但他坐皇帝时颁布的圣谕中就有这样的话，意思是国家一般政治问题可以公开讨论，铁路可以由商民兴办。因为这是圣谕中的话，所以查办保路运动的官吏们见此，虽然窝着一肚子火，但也不敢怠慢，还要急忙下马或下轿步行以行君臣之礼。7月31日清政府又传旨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兼程赴任，镇压保路运动，于是官民之间剑拔驽张。
很快罢市、罢课波及全省。接着川汉铁路总公司又宣布，自即日起不再向官府纳粮、纳捐，这更使清廷感到恐惧。于是9月1日清廷再派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入川查办，对赵尔丰传旨申斥。这样赵尔丰被逼得无路可走，便铤而走险，对保路同志会进行血腥镇压。9月7日赵尔丰假传圣旨，说北京有好消息，召集保路同志会、铁路总公司、谘议局负责人开会，但罗纶、蒲殿俊等人一到督署便被官方逮捕。这一消息被口耳相传，越传越历害，以致相传罗纶已被枪杀。于是成都乃至全省民怨沸腾，有1000多人自动聚集到督署抗议，要求立即放人。许多人左手捧着圣位牌，右手拿着一根香。在激愤之中人们涌入了督署仪门，赵尔丰见此情景，大喊：“快快推举代表，不准冲入牌坊！”这时群众怒不可遏，势不可挡，随即冲入了位于仪门和大堂之间的牌坊，涌至大堂檐下。赵尔丰见大势不好，厉声叫喊：“不许再冲一步，再冲一步，就开枪了！”人们仍不听，眼看就要涌入大堂了。赵尔丰气急败坏，慌忙命令开枪，这时枪声响起，冲在前面的一排人便倒在血泊之中，后面的人在轰乱中退出督署。当时的死难者有姓名可查的有26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赵尔丰当即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
这一血案无疑是火上浇油，使矛盾达到白热化。血案发生后，同盟会领导人龙鸣剑等人便在活动据点成都南门外农事试验所，做了许多小木牌，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等语，涂上桐油，包上油纸以免被水浸渍，于当夜将这些小木牌投入水中。时值秋泛，这些“小电报”很快顺流传遍各县，一时全省保路会同志揭竿而起，全川沸腾。血案发生后第二天，各县同志军开始包围成都，共有三路大军，一路是成都城南的华阳秦载赓等部，9月8日晨开抵成都东门外；另一路是成都西南的新津侯宝斋等部，9月8日挺进至成都南郊，并和清军激战于红牌楼；再一路是成都西北的郫县张达三等部，也随即开抵成都西门外。此外，成都东北广汉县的同盟会会员侯桔园、绵竹县的哥老会首领侯国治等，起义后切断了成都经剑阁、广元与陕西联系的交通线，成都陷入四面包围之中。
9月25日，从日本归国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和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这是武昌起义之前的半个月。
赵尔丰所指挥的四川新军，在成都以外的都被同志军所围困，在成都城内的又大多同情保路运动，所以他在被围困中一筹莫展。同志军也有弱点，虽然声势浩大，但缺乏统一指挥，武器和训练又差，因而在武昌起义之前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但它直接影响了武昌起义，使国内剑拔弩张的局势更加紧张起来，半个月后终于因这个导火线，点燃了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