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挂着巨幅军事地图，红色地板上放着一套黑色皮沙发，金家巷张公馆西楼二楼的会议室打扫得干干净净。23日上午，秘密谈判在这里举行——十一天前，张学良也正是在这里发出拘蒋命令。
蒋介石派出的代表是宋子文，谈判的对手呢？是“三位一体”——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周恩来代表中共。
毛泽东和周恩来，成功地和张、杨结为“三角联盟”，组成“三位一体”。因此，原本是国共对垒，这一回张、杨却坐到中共一边来了。
在“三位一体”之中，周恩来成了主角。谈判一开始，就由周恩来代表中共及红军提出六项主张，整天的谈判便围绕这六项主张展开：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西安事变是张、杨发动的，周恩来后来才参与“斡旋”，然而此时此刻，诚如张学良所言，周恩来成了道道地地的“西安之谋主”！
周恩来提出六项条件之后，“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结果，“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
周恩来还提出，“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
这样，23日下午，周恩来与宋美龄见了面。
宋美龄后来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曾用“曲笔”写及她与周恩来见面的情景：张学良“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两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述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其言日：国事如今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
这里的“此人”，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确实对宋美龄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
第一天的会谈刚一结束，周恩来便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谈判情况。周恩来在电文结束时写道：“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这就是说，谈判的下一步，便是如何“放蒋”了。
宋子文、宋美龄亦向蒋介石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听取了蒋介石的见解。
翌日——24日的谈判：
“三位一体”依然是张、杨、周，而蒋方代表除宋子文外，增加了宋美龄。
宋美龄很明确地赞成停止内战。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第二天的谈判，实际上是“二宋”代表蒋介石，对于“三位一体”昨日提出的条件，作出具体的答复。
从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可以看出“二宋”作了这样一些答应：
一、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三、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六、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八、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十、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这十条，表明“三位一体”和“二宋”的谈判，取得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代表团的另两位重要成员博古和叶剑英，赶到西安。阔别十年蒋介石、周恩来晤谈于一室谈判结束后，24日晚，蒋介石会晤了他“所不愿见者”——周恩来。大抵因为他原本“不愿见”，所以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一字未提。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只提及她与“有力分子”周恩来的见面，未提及蒋介石曾会晤周恩来。
然而，蒋介石“悬赏八万元”的这颗脑袋，竞如此戏剧性地出现在他面前！
过去的文献，一直是说宋子文、宋美龄陪周恩来去见蒋介石。然而，1990年6月8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事情真相有了新的突破：
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张先生应该在场的，是吗？
答：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
张学良第一次透露了“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尽管已经事隔半个多世纪，张学良却依然认为“这是尖锐的问题”。
蒋介石那时被囚在距张公馆一箭之遥的高公馆。周恩来希望一晤蒋介石，宋氏兄妹事先打了招呼：“委员长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
当年，蒋介石和周恩来共事于黄埔军校，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主任。自从国共纷争，蒋介石与周恩来已经十年未曾谋面。
据张令澳作《国共合作秘密使者张冲》一文，写及1936年6月周恩来、潘汉年曾应张冲之邀秘密赴莫干山与蒋介石会谈。张令澳先生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1993年3月1日，笔者询问张令澳先生，文中所记蒋、周1936年6月会晤是否系亲睹之事？张先生答系传闻，那时他尚未到侍从室工作。由于此事迄今未曾在国共双方有关文献上查到依据，只能作为一桩传闻。
周恩来在张学良及“二宋”陪同下，步人蒋介石卧室，蒋介石正卧病在床。蒋介石支起身体，请周恩来坐在床前。厮杀了十年，蒋、周如今晤谈于一室，真是不易！
周恩来仍照以前的习惯，称蒋介石为“校长”，寒喧道：“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点了点头，说道：“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颇为机灵，顺着蒋介石的话，转向了正题：“只要校长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你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的指挥。”
这时，宋美龄一听说及敏感话题，马上就替蒋介石作了答复：“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这样，谈话的气氛变得宽松起来。蒋介石也说：“我们再也不打内战了！”
蒋介石居然还这么说及：“每次我们之间打仗时，我常想起你。即使在战争中，我还记得你曾帮助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们还能共同工作。”
这么一来，谈话切入正题。虽然张学良1990年对日本NHK记者说，“现在还不能泄露当时蒋介石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不过，1980年《周恩来选集》上卷问世，首次公开发表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其中倒是写及了蒋、周会晤的内容：
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甲）停止刺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乙）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丙）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这一段周恩来写于会晤蒋介石后第二天的电文，可以说是关于蒋、周会谈的最权威的记录。
在晤谈之中，蒋介石跟周恩来还聊起家常，说及长子蒋经国在苏联，并表露出思念之意。周恩来马上答应，可以与苏联方面联系，帮助他们父子早日团聚。
蒋经国自1925年赴苏联学习，一晃，已经十一个年头。后来，蒋经国消息杳然，蒋介石曾委托驻苏大使蒋廷黻查询，也未知一二。其实，1935年3月，蒋经国已与俄罗斯少女芬娜（后来改用中国名字蒋方良）结婚，年底生长子文伦，即蒋孝文；1936年又生一女，名爱理，即蒋孝璋。那时，蒋经国在苏联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
听说蒋介石思念长子，周恩来后来果真帮他与苏联联系，促成了蒋经国在1937年3月返回中国，与蒋介石团聚。国民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曾这样回忆：1937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是蒋经国。我很高兴……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遭劫持，不意却由此引出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见面，又引出周恩来帮助蒋介石父子团圆的喜剧来！
周恩来富有人情味，极为关心人，这一小插曲曾传为美谈，也是蒋、周会谈的意外收获！
顺便提一笔，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却是经张学良的帮助，由“红色牧师”董健吾牵线，于1936年6月趁张学良挚友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时，从上海带去，董健吾之子董寿琪同行。他们抵达巴黎后，再转往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