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科索沃和这一地区有组织的犯罪与西欧阿尔巴尼亚犯罪团伙存在着很明显联系。由于阿尔巴尼亚人在欧洲少数族裔中占有较高的比例，他们最主要在瑞士、德国和奥地利生活和学习并且与他们的家乡有着频繁的联系，因此要掌握有组织犯罪在科索沃与国外的种种联系是十分困难的。通常西方国家统计犯罪活动时（比如德国），不会按照阿尔巴尼亚人的生源地来区分。他们更多地是被看作一个种族群体也就是阿尔巴尼亚族，而不考虑他们来自哪儿。马普斯——尼迪克（Mappes Niediek）对阿尔巴尼亚犯罪团体在西欧的强大势力表示：“尽管在科索沃战争之后势力有所倒退，但这一犯罪团伙对西欧的警察来说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至今都是最大的问题。”据马普斯——尼迪克（Mappes Niediek）称，德国犯罪统计中原南斯拉夫籍的罪犯约有80%属于阿尔巴尼亚族。
只有在一个地方性的、协调的战略之下，国际组织才能有效地打击和减少科索沃这一地区有组织犯罪以及它们对整个欧洲影响。因此稳定公约特别协调员认为：“我们需要十年的时间来了解有组织犯罪团伙在幕后的活动。他们在民族主义的幌子之下很好地合作。贩卖妇女、武器和毒品得来的脏钱没有民族、宗教、和种族和国界之分。所以，有组织犯罪本身就是一种跨国现象，只有通过跨国途径来打击它。”
《世界报》（Le Monde）2003年底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每年有60多吨的海洛因在联合国的协助下经过科索沃。”这对于国际组织在科索沃的代表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后一个被玛丽——詹莱茵·卡利克（Marie Janine Calic）所引证的例子是，对于科索沃领导层的政治家卷入犯罪活动和进行犯罪活动这一现象，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有些西方的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在职者甚至谈到身兼有组织犯罪头目和这一地区政治领导这两职的状况）的比喻通过塞族方面得到了加强，也就是说，贝尔格莱德的政府和记者们试图将这一内政话题工具化，为其所用。毫无疑问可以确定的是，来自有组织犯罪的资金中不小的一部分都流入了三大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党派。就一些科索沃政治家同有组织犯罪的关系在2005年春天进行了深入的有争议的讨论，这一争议是从科索沃民主党（PDK，即Partia Demokratike e Kosoves/Demokratische Partei Kosovo）、向科索沃民主同盟（LDK，即Lidiha Demokratike e Kosove/Demokratische Liga Kosovo）和AAA领导的政府提出具体指控开始的。
如果我们把适当和正确地评论和描述科索沃政治家同有组织犯罪关系这一严重问题先搁置一边的话，那么还是会有一些人赞成专家例如玛丽——詹莱茵·卡利克（Marie Janine Calic）和国际危机集团的估计——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也许真的没有对有组织犯罪采取坚决行动——是符合事实的。由于贝德里·沙巴尼（Bedri Shabani）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而被暂时换掉他负责打击走私的关税部门主管的职务：“沙巴尼声称，多年来他没有给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提供过具体的有关走私路线的信息，人们暗中对他施加压力，甚至最后失去了他的工作——非法解雇。根据最近的法庭判决，他又回到了他在海关的职位，现在当他跟他的客人打招呼时，话里行间透露着一些郁闷：‘欢迎来到哥伦比亚’。”
当我们2003年9月在苏瓦雷卡（Suharek/Suva Reka），普里兹伦（Prizren）和普里什蒂纳（Prishtin/Pritina）与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和通讯事务的有关负责人进行对话时，也给我们留下了类似的印象。普遍的观点认为，对有组织犯罪采取坚决一贯的行动对于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的工作和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有关人员的安全来说是有巨大冒险性的。要真正坚决和有效地打击有组织的犯罪——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是“简直太激烈了”，并且会危及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谨慎的稳定性政策。这简直就可以说是科索沃居民中的一道“沉默之墙”。后果是，想要得到大量可靠的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证明在科索沃存在有组织犯罪是困难的，而要找到支持它的有力证据就更难了。”
在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方面对这一问题到底有哪些行动呢？
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努力中的焦点是地方协调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虽然提出过一些怀疑，国际社会的那些机构和所付出的努力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对科索沃和邻国有组织犯罪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来减少这些犯罪活动。这些领域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停留在采取或多或少有效和大胆的措施的层面上，还涉及警察层面通过国际主体的战略之间更好的协调来解决。犯罪活动和有组织犯罪的行为最主要是结构原因和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它们的繁荣依赖于一种联系和环境，在这种联系和环境中居民对国家和国家机构的信任不多并且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边缘，甚至在贫困线之下。科索沃有组织犯罪的这种巨大规模也与国际社或对于科索沃重要部门的干涉毫无（或很少）成果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