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托政权下，科索沃的发展受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的制约：一方面是强大的传统的社会结构，与之相联系的是高文盲率、高出生率；另一方面是由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权所推行的现代化进程，同其他国家相比，这一进程又明显是不太成功的。在这种相对落后的发展状况下，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和文化对立。这种对立主要是由塞尔维亚族人的统治及压迫引起的。比方说，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眼中，塞尔维亚族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少数民族”，最晚从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起，塞尔维亚族人就成了他们国家的权力代表，科索沃成了“原塞尔维亚国家”。而紧张的经济、社会局势又进一步加剧了科索沃阿族人和塞族人之间的这种敌对关系。兰科维奇（Rankovic）时代结束以后，科索沃实现了实质性自治，1974年南斯拉夫宪法通过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获得了政治解放；但这个短暂的时期没有能够促使科索沃阿族人与南斯拉夫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科索沃阿族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政治、文化和社会解放的这个时期结束于20世纪80年代初；背景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抬头，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要求更多民族自决权的呼声高涨。行政当局大大加强了针对科索沃阿族人的镇压行动。与此同时，首先是科索沃阿族大学生，随后主要是科索沃北部的特离布（Trepca）矿工游行示威；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居民首次实现了大规模的政治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的示威、请愿和罢工显现出科索沃主体居民阿尔巴尼亚族人对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强烈不满。1989年，科索沃的自治省地位被取消，作为回应，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实行非暴力反抗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影子国家”；科索沃的局势恶化到了极点。
在旅居国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科索沃阿族人的支持下，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首先以“影子国家”的形式使其对塞尔维亚政权的反抗制度化。这一从1989—1990年开始建立的国家、社会政策和社会结构是同米洛舍维奇（Miloevic’）的压制政策相对立的，其政治主张非常明确，即要求科索沃独立。科索沃民主联盟（LDK Lidhja Demokratike e Kosoves/Demokratische Liga Kosovo）也于同期成立；该同盟在易卜拉欣·鲁戈瓦（Ibrahim Rugova）的领导下，现在仍然是科索沃最为强大的政党。阿尔巴尼亚族居民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受到限制，自治权的取消又造成了完全的种族隔离和多种多样的歧视，这些都导致并行而生的阿尔巴尼亚族的社会组织结构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它有地方阿尔巴尼亚族管理机构，有独立的教育设施、媒体和出版社，还有独立的医疗卫生体系，等等。在南斯拉夫解体以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期间，尽管国际社会也一再提出警告，但科索沃问题和米洛舍维奇政权对阿尔巴尼亚族居民的压制政策还是被大大忽视了。所以，1995年的代顿和平协定完全没有涉及到科索沃问题。随着科索沃解放军（UCK Ustria Climitare e Kosovoes/Kosovarische Befreiungsarmee）的建立和科索沃局势的不断升级，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社会的政治对立也更加明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