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很多企业案例的分析结果可以确认，综效与良好环境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本尼迪克特将综效定义为社会机构性的设计，能促使自私与无私相互融合，并且超越两者的对立，使得自私与无私之间的分化获得解决，进而形成更高层次的统一结合。综效必须透过机构性的安排，使得员工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亦能对他人有益，而当员工帮助他人时，也能使自我得到报酬或满足。我们也可以由以下的叙述推论出可测试的假设：
在良好的社会里，道德是有价值的。在良好的社会里，自私是有价值的，他人能容忍和认同个人的自私行为，因为他们也能因此而受益。这时美德、利他主义与自私已合而为一，三者之间已不再互相冲突或排斥，已有相同的目标与结果。
社会的综效性愈高（或是情侣间或个人），就愈接近存在价值。在一个恶劣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只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相互对抗，个人的兴趣无法融入团队之中，也无法被团队的其他人认可，更无法获得个人的需求（即所谓的匮乏需求），除非是在牺牲他人的利益的前提下。
在一个良好的情况之下，我们不需为道德或追求存在价值而付出任何代价。在良好的环境下，个人的道德或自私是为他人所接受的，甚至会受到他人的喜爱或尊敬。在良好的环境下，具有道德感和利他主义（或健康的自私）的生意人在财务上的表现较为出色。
在良好的环境下，事业成功的人比较容易赢得他人的敬爱，而不会引起别人的嫉妒怨恨、恐惧或愤怒针对这一点，可以延伸出更多的讨论，我将会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在良好的环境下，仰慕是可能的（不掺杂任何的负面情绪，例如性冲动，强制别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或尼采主义的愤怒）。
在最高层次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私，但仍有道德感。
我们有道德感，但同时也能自私。
在这里，我们应当再度检验、测试亚当·史密斯的理论，也许我们可以重新诠释为：“在什么样情况下，开明的自私对整体社会有益？”同样我们也可以这样问：“在什么样情况下，对企业有益的事也对全国有益？”或者这样问：“什么事对我和你都有益处？”
在存在心理学的最高层次里，重新定义利他主义、自私与无私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以便超越两者之间的排斥与对立；另一方面，人道主义也极需重新定义，或至少剔除其所隐含的负面影响。
也许还可以这么问：“在何种情况下，人道主义是好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我们会因为自己的好运气、好命、才华与优越之处而产生负罪感？”在综效的层次下，利他主义与自私已相互融合，因此强调对他人仁慈、对他人友善、帮助他人，别人没食物时不可独自享受美食，如果他人贫困不可独自享受财富，如果某人生病不可享受自己的健康，如果某人的脑力不佳不可为自己的脑力为傲等等，以上所有的参考量都将变得没有意义。否则会给那些拥有优势或好运的人造成一种现实的阻碍，即在言语和行为上带来困扰。
以上的所有观点与我们原本所了解的概念有很大差异。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以上叙述的情形体现了印度佛陀的两种概念。其中一种是私下追求自己的自我实现，只在乎自己达到涅的境界，众生如何，与我无关；另一种与佛祖神话有关，他来到涅，然后又返回世间指导众生，告诉众生除非世上所有人都能做到，否则没有人可以进入涅。自我实现与其相同，没有人可以独自完全达到最圆满的自我实现的境地。
在良好的环境下，高度进化的人可以完全享受自己，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追求自我目标，不必担心别人的想法或为此感到罪恶，也不必对他人有任何义务，他非常自信，他只做他自己。从他人角度考虑，亦能从这些行为中获得好处。一个人在诚实地追求自己目标的同时，同样会产生很多副产品，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选择副产品。
换句话来说，在综效的环境下，也就是在最良好、最理想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会遭到社会中流行的、邪恶的毒害。也没有必要担心会有任何负面的怨恨或负面影响——憎恨优秀，恨真、善、美、正义、美德等。
在高度综效的情况下，优秀的人不必害怕因为自身的优秀表现引起他人的怨恨、嫉妒或敌意。他可以完全释放自己的潜力，展露自身的天赋、才华或优势，不必为此而隐含自己的潜能，也不必预防遭受攻击；也许此时夸大与谦虚的对立也不存在了，因为知识是完全客观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谈论自己和他人的优缺点。但请记住一点，此处谈论他人的优缺点与恶意诋毁毫无关系，二者完全不同。
在达到综效的环境下，重新定义政治自由和政治保守的整体性是非常重要的议题。例如，政治自由主义假设人道主义是好的——在任何情况下均是如此，弱势的人将可获得协助。但是若对健全而完善的社会结构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帮助他人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干涉、侮辱、不被接受、没必要而且愚蠢的行为。大量的临床资料显示，不加选择地帮助他人反而会削弱他人的能力。就像一位脚受伤的人若一直拄着拐杖，他的双脚一定会萎缩。
我们应该探讨补偿性精神官能症（患者因某方面的缺陷，因而力图在其他方面寻求补偿，但是过分重视成败、患得患失的结果反而会导致心理失常）的问题。我们国家有许多社会安全制度与此完全背离。例如，对病患或老人最低收入的限制就有某些弊端。我认识一位残障朋友，他勇敢而坚强地自力谋生，但却因此无法得到原本应得的协助。唯一获得补助的方法就是放弃自立的想法，完全象婴儿般由社会福利机构负责照顾。这种作法完全阻碍了员工的自立能力的发展。
假如我们在政治环境里系统性地运用科学管理方式，例如，强调联邦式的分权化相当适合工业化社会——可能与倡导政治自由的人士心中的想法有很大差距，因为科学管理原则强调联邦会议式的民主政治，尽可能由下层政府决定，削弱联邦政府的责任以加重地方政府的责任。尽管政治保守分子滥用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权力，以达成不道德的目的，但我们不应对科学管理原则产生质疑。我怀疑关于优秀主管和经理人的假设，是否适用于各种阶层的管理人员，包括议员和总统，这点值得系统地研究。不管怎么说，以存在分析的观点重新检视所有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概念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在优化的条件下，它们会是什么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