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铨
胡铨（1102年～1180年），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邦衡，号澹。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二年（1128年）进士，此科由高宗策士，胡铨答策万余言，授抚州军事判官，转承直郎。绍兴五年（1135年），兵部尚书吕祉荐，赐对，升枢密院编修官；八年，上疏反对秦桧主和，乞斩王伦、秦桧、孙近，而且指责高宗。秦桧认为“狂妄凶悖”，于是下诏除名，贬昭州。由于朝臣营救，改监广州盐仓。十二年被劾，又贬新州，十八年又被谪移吉阳军。直至秦桧死，才得徙移衡州。孝宗即位，复奉议郎。历官至权兵部侍郎。由于始终反对和议，与朝廷政见分歧，于是力求去职。归庐陵，从事著述。卒谥忠简。
胡铨虽颠沛流离，半生岭海，但志苦心劳，好学不厌。对经史百家之学均有所得，而且通晓绘画艺术。他推崇韩愈、欧阳修，主张以文“传道”。他的文章，内容丰富，驰骋古今，多长篇大论。代表作如《上高宗封事》，决然表示“不与桧等共戴天”，“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并主张“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文章一出，群臣振奋，佞失色。其他文章，如《应诏言事状》、《应诏集议状》、《上孝宗封事》、《与王中丞相书》，也都痛快淋漓。题跋如《跋陈了翁帖》，也写得激昂慷慨。杨万里曾为他的集子作序，说道：“先生之文，肖其为人。其议论闳以挺，其叙记古以则，其代言典而严，其书事约而悉。”是中肯之评。
胡铨的诗，颇具风采，一如其文。如《次雷州和朱秀才韵时欲渡海》，虽再遭贬斥，意气不衰。其词亦多激愤之语，如《好事近》直斥“豺狼当辙”。秦桧的私党张棣迎合意旨，以此词为据，向朝廷检举他“谤讪怨望”，以致被远谪海南岛。胡铨作品散失不少，今传本有《胡澹先生文集》32卷，《补遗》1卷，有道光十三年刊本。其词集《澹词》1卷另行，有《四印斋所刻词》本。
《好事近》“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此词关系到南渡后一场斗争，因而闻名。绍兴八年秦桧再次入相主和，派主伦往多议和。这事激起了朝野广泛抗议，当时身为枢密院编官的胡铨尤为愤慨，上书高宗说：“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指秦桧、王伦、孙近），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此书一上，秦桧等人由恐惧而变恼怒，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将胡铨”除名，编管照州（今广西平）“四年后又解配新州（今广东新兴）。胡铨逆境中坚守忠节，十年后在新州赋本词，”郡宁张棣缴上之，以谓讥讪，秦愈怒，移送吉阳军（今海南岛崖县）编管“十年间，秦桧对胡铨的迫害愈演愈烈，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对反对和议的朝野名士也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的诗人、词人王庭珪、张元幹就被流放、削籍，”一时士大夫畏罪箝口忠义之士多避山林间“这首词就是在这样气氛下写作的。上片是说自己无意富贵，却在走上政途，深感懊悔。”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轻“轻率，鬼使神差似的，这是深深的自责，由现在想到当初的轻率尤为懊悔。”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猿惊鹤怨用《北山移文》文意。南齐周本隐北山（即钟山），却应诏出仕，也孔稚珪绿山灵草木禽兽的口吻对他进行责备，中有这样的句子：“惠帐空兮兮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薜萝”，幽隐之处，“薜萝秋月”借指隐者徜徉自适的生活，唐张乔《宿齐山僧舍》“晓山月出烟萝”类此。这里是借猿鹤以自责其弃隐而仕，放弃了山中的美景。“空”、“识”两字道出做官却未能遂愿，把自己的悔恨展现得更为强烈。作者缘何对当官如此懊悔？从上片看，可见他对薜萝秋月生活的怀念，对故乡的感怀。身窜南荒，自会产生离乡愁绪。
同时他另作了一首《如梦令》，云：“谁念新州人老，几度斜阳芳草。眼前欲晴时，梅雨故来相恼。休恼，休恼，今岁荔枝能好。”正是这种情绪的写照及其自我解脱。但是，这首词超越了这首情绪，他写悔恨写得那么痛切，另有所指。“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囊锥出头”即“脱颖而出”，索用毛遂自荐典故。要理清两句的意思，弄得清“刚”、“不道”这两个语辞。据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刚”即“硬”，“不道”有“不想”之意。这两句是说：你硬是要头，逞能你也得弄清时节和世道很明显，“出头”是指十年前反对和议、抨击秦桧。这用的是理怨、自责的口吻，还是“悔”。既然悔恨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便学陶渊明“或命巾车，或掉孤舟”，归隐田里了：“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可是，路上有豺狼挡道。想回也难！词就是这样一气呵成当官的悔恨，想归却不能苦闷，这对处于特定境遇中的作者来说，是道出真情实感的流露。但是若只是如此理解，又未免只在皮毛了。只要联系一下写作背景，这首词强烈的讽刺意义就不难看出。“豺狼当辙”即“豺狼当道”相对，语出《东观汉纪·张纲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豺狼”与“狐狸”相对，是指权奸、首恶，张纲所谓豺狼，是指独擅朝政的梁冀及其党羽，这里用以指把持朝政的秦桧。张棣说是“讥讪”，秦桧那样恼怒，看出“豺狼当辙”用语的含义。其实所谓“讥讪”，不独这一句，全词无不暗含着对秦桧等人的抨击。“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自责、悔恨是表面的，实际上是在骂那些主和误国、陷害忠良的家秋，朝廷里尽是奸臣，忠正之士想出头也出不了头。上片悔恨“故乡轻别”，“富贵本无心”是暗用了孔子一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无意于谋求富贵也不愿担任奸臣。他那般痛心地忏悔，与十年前上书所说：“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其志向恒一的。上面这些意思都是借用去国怀乡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的，并不直遂，叫人咀含而不语，其讽刺意味更为犀利。这首词是作为“罪人”在那险恶的政治气氛下写作的，表现了作者无畏的抗争精神和对国事的深切关注，它与《戊午上高宗封事》同为反和议斗争的名篇，表现了作者忠贞的气节。朱熹赞扬胡铨是“好人才”时说：“如胡邦衡（邦衡，胡铨字）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胡铨属于鲁迅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
吕本中
吕本中（1084年～1145年），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寿州人，诗人，词人，道学家。诗属江西派，著有《春秋集解》，《紫微诗话》，《东莱先生诗集》等。词不传，今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辑有《紫微词》、《全宋词》，据之录词二十七首。吕本中诗数量较大，约一千二百七十首。钱钟书认为“他的诗始终没有摆脱黄庭坚和陈师道的影响，却还清醒轻松，不像一般江西派的坚涩”，钱基博认为“其为诗骨力坚卓，亦得法庭坚，妥帖自然过之，而才力高健不如，所以格较浑而语为驽”，以上确为中肯之评。吕氏早年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效法陈师道黄庭坚，诗风轻松流美，“清芙可爱”。二十岁左右戏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使“江西派”定名。虽然未把自己列入其中，但后人多视其为“江西派”。后期推崇李白苏轼。南渡后，时有悲慨时事之作，诗风也更为浑厚。词作虽仅二十七首，但亦有佳评。《啸翁词评》谓其词“工稳清润”。其词多为小令，题材范围偏小，偏重于个人情感的抒发，不及诗作之浑厚。主要写离愁别恨，风花雪月，村色野景，南渡流寓江左后亦有思乡怀国之作。词风新奇清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此类佳作在唐诗宋词中可以找出不少，要能使人读后尤有余味经久不忘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张炎《词源》云：“词以意为主，不要蹈袭前人语意。”作词本当如此。但构思容易，变成语言确很难不变的平淡无奇。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好”即是此意。佳作看似妙手偶得实际上却包含了作者的无穷心血。这首词写离愁别恨，无一用典，词句极平常，但却别有风味，全无文人气。《长恨歌》写死别，故恨无绝期；此词写生离，故归即无憾，只求团圆。上片写其南北漂泊，东西奔走，只有江楼月亮伴随左右，思君之情甚浓。此处“南北东西”反复使用，既指人的漂泊，又指月的相随，白描之下，感情自然流露出来。“恨君”也是民歌中经常出现的题材，同是一个月亮，在上下片中比拟的情感、表达的内容各不相同，如此困难而又自然贴切，构思精巧，无雕琢的痕迹，实在难得，也颇有民歌的韵味。细读之下，便可知陈如江所言非虚。此类词作，词浅而意深，清畅而婉丽，少做作之态，确实是一时佳作。
前文曾经提到陈如江认为“词风格与韦庄之疏放为近”。韦端己词以白描写闺情离愁，淡雅清丽，确为神品。吕居仁词虽未达到这个高度，但也有其自身特点。以此篇“踏莎行”而言，首句“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与不似都奇绝便有皇浦松、和凝短歌的风味。
《踏莎行》“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与不似都奇绝。恼人风味阿谁知，请君问取南楼月。记得去年，探梅时节，老来旧事无人说。为谁醉倒为谁醒，到今犹恨轻离别。”
花比雪，在诗词中所用颇多。范成大《秦楼月》云“一天风露，杏花如雪”即以杏花比雪写闺情，周密《清平乐》亦有句云“欲梅欲雪天时”。此篇梅花与雪，如梦境如画境，极尽迷离之态，似清水出芙蓉。而与下文联系，此中含义颇多。温庭筠词云“鬓云欲度香腮雪”，雪亦可指女子雪白的皮肤，而非仅仅自然界的白雪而已。梅雪奇绝，暗香浮动，本是赏心悦目之事，但却“恼人风味阿谁知，请君问取南楼月”。王夫之《姜斋诗话》云“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梅雪最宜赏玩，作者心中有事，却厌其“恼人”，伴以“南楼月”，更增其婉转凄清。此处“南楼月”，没有明说恼人的原因。而有梅有雪有月，欧阳修《生查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可知一二。而“记得去年”等句念下，果然如此。去年探梅，二人共赏，而今物是人非，“老来旧事无人说”，“为谁醉倒为谁醒”，正是“到今犹恨轻离别”。词起结最难，而结犹是，“到今犹恨轻离别”之句，独有画龙点睛之妙。词至此，方为分明。而先雪再梅继之以月，如雪中花，将离情委婉道来，别有一种朦胧美。宋人写采莲歌多矣，而切不可看做少年情侣嬉游之作。此处采莲的并非平常女子，而是与作者共游的歌妓。故采莲歌多为咏歌妓嬉游之作。就此篇而言，此“君”为何“君”实在难以查明。吕居仁年少风流，亦诗亦酒，白居易《赠长安妓人阿软》云“绿水红莲一朵开，千花百草无颜色”，千花百草看似春景，实指歌妓。而此处似乎也可以这样认为。吕居仁词中亦有“游词”即是明证。例如此篇《西江月》似乎是才力不可而为之：
《西江月》酒罢悠扬醉兴。茶烹唤起醒魂。却嫌仙剂点甘辛。冲破龙团气韵。金鼎清泉乍泻，香沈微惜芳熏。玉人歌断恨轻分。欢意厌厌未尽。而《踏莎行》雪似梅花则不沾香艳气，独有婉转美。叶嘉莹认为，好的诗歌必须同时具备深刻精微的感受和完美适当的叙写，况周颐《惠风词话》也认为写景与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写景而情在其中。此篇《南歌子》恰如其言：
《南歌子》“驿路侵斜月，溪桥度晓霜。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驿路侵斜月，溪桥度晓霜”即为旅途感受。驿路映斜月，溪桥凝晓霜，极清极冷，未著一字而人已在其中。“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农舍短篱中，残菊寂寞开黄花，使人感觉在深山中度过的重阳格外凄清。北宋亡后诗人流寓江左，家国沦亡之痛极其深沉，而在此，仅轻轻带过，虽感情凝重而下笔轻灵，实不愧为完美适当之叙写，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原是旅途中常有之事，唯其在此重阳佳节，格外凄然，而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江左风光，尤为人称颂，而此时身在江左，所感觉的只能是凄凉之情——南宋只半壁江山，故园难归，又怎可言欢？诗的主题至此显现——并非仅是旅途风物感受而已，更多的是忧时伤乱。
吕居仁虽然少年颇为自在和自得，可以称得上潇洒，但为官之后，才可知为官之道亦颇为不易。他先是受佞臣秦桧之苦，再遭弃国离家之痛，加之羁旅行役和世态炎凉的感受，内心非常痛苦。而这种痛苦因为基于其自身的感受更为真切，非平常小曲可比这却是深刻精微之感受。再看其《满江红》东里先生，家何在、山阴溪曲。对一川平野，数间茅屋。昨夜冈头新雨过，门前流水清如玉。抱小桥、回合柳参天，摇新绿。疏篱下，丛丛菊。虚檐外，萧萧竹。叹古今得失，是非荣辱。须信人生归去好，世间万事何时足。问此春、春酝酒何如，今朝熟。黄苏《蓼园词话》评曰“写村居乐趣，骨秀神清，玲珑高韵，由其无机胜也。朗吟一过，觉陶渊明《归去来词》后，有此杰作”。此篇既清丽自然，又能感能写。“门前流水清如玉”，丛丛菊，萧萧竹等笔触轻快，色泽鲜明，清切婉丽，而“须信人生归去好，世间万事何时足”等句，缘景而发，确是作者的深刻感受，观其所写之物，实际上情亦在其中，此即所谓的情景交融，也就是深刻精微的感受和完美适当的叙写的统一。
吕居仁词存世仅二十七首，但细细挑选之下，亦能拣出十多首佳作赏玩，实在难得。他的词，或清丽淡雅，或凄清婉转，或新奇拗折，或明白浑厚，虽不及温飞卿之“句秀”，韦端己之“骨秀”，李重光之“神秀”，亦有自家风味。后人多厚其诗而薄其词，实在太过偏颇。
采桑子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
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
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蝶恋花
巧语娇莺春未暮，杨柳风流，恰过池塘雨。
芳草满庭花满树，无情蝴蝶飞来去。
睡起小奁香一缕，玉篆回纹，等个人分付。
桃叶不言人不语，眉尖一点君知否。
朱敦儒
朱敦儒（1081年～1159年），字希真，洛阳人。靖康、建炎间，屡召不起。绍兴三年（1133年）以荐补右迪功郎，五年（1135年）赐进士出身守秘书省正字（校正文字的官吏）。历兵部郎中、临安府通判、秘书郎、都官员外郎、两浙东路提点刑狱，致仕，居嘉禾。晚落致仕，除鸿胪少卿，秦桧死，依旧致仕。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卒。有词三卷，名《樵歌》。朱敦儒早年以清高自许，不愿做官。北宋末年大变乱发生，他经江西逃往两广，在岭南流落了一个时期。朱敦儒一生的七十多年中，做官的时间很短，长期隐居在江湖之中，被称为“天资旷逸，有神仙风致”的词人。所以，他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反映闲适的生活。主要词作有《临江仙》《鹧鸪天》《卜算子》《减字木兰花》《采桑子》《水龙吟》《相见欢》《好事近》《柳枝》。
《念奴娇》“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照我藤床凉似水，飞入瑶台琼阙。雾冷笙箫，风轻环佩，玉锁无人掣。闲云收尽，海光天影相接。谁信有药长生，素娥新炼就，飞霜凝雪。打碎珊瑚，争似看、仙桂扶疏横绝。洗尽凡心，满身清露，冷浸萧萧发。明朝尘世，记取休向人说。”
这是一首咏月词。开篇“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以问句起。这份奇丽“月上柳梢头”的景象恰是躺在柳下“藤床”纳凉仰看天宇者才能产生的幻觉：“翠柳”伸向天空，而“明月”不知不觉便出现了，如同被推上去一样。加之月夜如水一般的凉意，更会引起美妙的幻想，于是纳凉赏月的词人飘飘然“飞入瑶台琼阙”。“雾冷笙箫”以下写词人凭幻想飞入月宫后所闻、所见及所感。这里雾冷风轻，隐隐可闻“笙箫”，和仙子的“环佩”之声，大约她们正随音乐伴奏而飘飘起舞吧。然而“玉锁”当门而“无人掣”，说明月宫清静，不受外界干扰，原本打算寻声暗问的词人不觉感到怅然。回顾天空，是“闲云收尽”，海光与月光交映生辉，炼成一片令人眩惑的景象。过片：“谁信有药长生？”则针对关于月宫的传说，抒发自己的见解。据说有玉兔捣药，这药可以使人延寿的。然而“长生”的念头，只不过是世俗的妄想。在月中，只有“素娥新炼就”的“飞霜凝雪”而已，并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在词人看来，人间那些“打碎珊瑚”之类的夸豪斗富之举，远比不上赏玩月中枝叶扶疏的仙桂来得超凡脱俗。“打碎珊瑚”出于《世说新语·汰侈》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这里信手拈来，反衬月中桂树之可爱，自然惬意。作者通过如此清空的笔墨，勾画出一个美丽、纯洁、没有贪欲的境界。在这里，他两袖清风，“满身清露，冷浸萧萧发”，感到凡心洗尽，有脱胎换骨之感。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月下的梦，尽管美丽动人，却又无从对证，只能自得于胸怀，不可为俗人说。故结云：“明朝尘世，记取休向人说。”深沉的感喟和对尘世的深切厌倦见于言外。这首词写在藤床上神游月宫之趣，其间融入了月的传说，其境优美清寂，塑造了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似乎有意与充满烽烟势焰的人间对立。故前人或谓其为“不食烟火人语”。
《临江仙》“直自凤凰城破后，擘钗破镜分飞。天涯海角信音稀。梦回辽海北，魂断玉关西。月解重圆星解聚，如何不见人归？今春还听杜鹃啼。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
此词约作于靖康之变后十四年。词中在对离情别绪的抒写中，寄寓了沉痛的家国沦落之感，是一曲深沉的时代哀歌。作者在个人身世中寄托亡国之悲，集中描写一场巨大的事变对一个普通家庭的毁灭以及当事者在这场灾难中产生的心灵感受，反映了整个时代的大悲剧，这就大大地开拓了词境，赋予它广阔的社会现实意义。词一开始就开门见山，从金兵攻占汴京写起。“直自凤凰城破后”，指1127年北宋都城汴京被占。凤凰城，汉唐长安的美称，以汉长安城中有凤凰阙得名，这里借指宋都。“擘钗破镜分飞”，喻夫妻离散。“擘钗”，出自白居易《长恨歌》：“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而“破镜”一事，则见孟棨《本事诗·情感》“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倘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人执其半”以“直自”句起，一上来就暗示汴京失守之前，主人公生活平静，家庭团聚，十分美满。但作者又把这一切都推到幕后，只从美好事物的消失写起，便极大地调动了每一位读者的想象力，使他们不能自己地去寻味那些没有写出来的、与现实形成强烈对照的往事。这就是前辈词论家所说的“扫处即生”之法，使全词从开头便抓住了读者。同时，就前后的关系而言，这首句词又明确交待了次句“擘钗破镜”的缘由。“擘”与“破”，都是使动词，这就是说，钗非自擘，镜也非自破。而“分飞”二字，又递进一层，暗示着这场离散的程度，并为下文埋下伏笔。从用典上来看，唐玄宗与杨贵妃之“擘钗”，徐德言与乐昌公主之“破镜”，皆因战乱所致，作者用来反映主人公在靖康之难中的遭遇，可谓妙合无痕。“天涯海角信音稀”句是对分飞作进一步的阐发。亲人离散于天涯海角，无由寻觅。金兵攻下汴京后，许多人抛妻别子，流落江南，这位主人公也是如此。那一江之隔，竟在他心中引起天涯海角的感受，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是很丰富的。正是金兵的进攻，才生生将亲人拆散，而这条江便有了万水千山的分量。因此，“天涯海角”虽是极言之，却蕴涵着相当的历史真实。“信音稀”，实际上是说音讯全无。“梦回辽海北，魂断玉关西”是主人公对亲人所在之处的揣想。辽海，泛指辽东滨海之地，亦即上句的海角。玉关，即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县西北，亦即上句的天涯。这两句虽都是借辽远的边关，表现主人公对亲人流落的焦虑，其中却又有宾主在。金兵攻宋是从辽海而来，他们常把所掳的宋朝臣民带回去为奴。因此，作者的重点是指辽海，玉关不过是陪衬而已。
此处，作者将乐府诗简质的交待性描写，转化为一种带有浓厚浪漫色彩的梦境，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超越了主体与客体，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现了主人公爱情的真挚和执着。同时，这两句也使作品的思想意蕴升华。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主人公回不到北方，更找不到亲人的踪迹，而这一切，他都借助梦境加以实现，实际是对现实的一种变相抗争。再者，“魂断”的描写也有着很深的涵义。作为凝聚度很高的抒情词，作者不可能对主人公所牵挂的情事作详细的交待，但是，他却暗示了主人公对亲人处境的深深忧虑。词上片写离别的痛苦，下片则写对重逢的向往。过片“月解重圆星解聚，如何不见人归？”承上启下这里的星，显然是指牵牛和织女。那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的一年一度的天河会，虽然算不得美满，可比起自己，却是强过百倍。对比之下，主人公当然会更加体会到这漫长的十四年，是多么坚固，多么难以消磨。盼来盼去，望穿双眼，仍是“不见人归”。那么，“人归”二字，究竟属谁？是指亲人来到自己身边呢，还是指自己归回北方，与亲人团聚？显然是后者。因为主人公明白，大河有水，小河不干，只有收复了失地，彼此才能结束流离生活，回到故乡，重新团聚。而以“如何”领起的这一问句，浸透着他个人的失望，也浸透着一个民族的失望。“今春还听杜鹃啼”一句饱含着他十三年来，年年希望又年年失望的无限辛酸。新的一年，笼罩在他心头的阴影仍是那样沉重。那杜鹃啼声，以其在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意象中所特有的凄切悲苦的含义，宣告了主人公所遭受的又一次打击。一个“还”字，贯穿了过去与现在，交织着年年期望中的等待和等待中的失望，又对以后的状况作了一定的暗示。这句看似觉平常，实则出笔极为沉重，有千钧不敌之力。作者最后写下了“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二句作为全词的结尾，也作为对作品整体感情的概括。“塞”字，承上辽海和玉关。“塞雁”可以是眼前之景，作者对此触物起兴。作为一种年年准时经过的候鸟，寒雁能克服一切大自然的障碍，勇敢地向目的地进发，相形之下，主人公由衷地感到人不如雁。而中国古代传统上有着鱼雁传书的传说，因此，雁就又带有双关意味，暗承前“天涯海角信音稀”一句。十四年来，他一次次地关注着那边塞飞来的大雁，焦急地等待着亲人的消息，而时光不断地飞逝过去，结果仍是“信音稀”。写到这里，连“鱼雁传书”这样美丽的幻想也不复存在了，可见现实是何等的残酷。在词人看来，人的重逢固然最好，即便能够“信音”相通也聊可慰藉，而现在，二者都成了泡影，那么，主人公的心情不得不较之过去任何时候更为沉重了。这首词的妙处在于将十四年间国破家亡，到处流浪的种种切身经历浓缩于一瞬，集中笔墨描写战乱时最富表现力的一段。此词不仅拓展词这种文学样式的表现范围，而且小中见大，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大悲剧，其意义不可等闲视之。
陆九渊
陆九渊（1139年～1193年），字子静，为南宋心学理论体系的创建人。五代末年，先祖避难至抚州金溪（今属江西）居延福乡之青田。陆氏为一方宗族大姓，迁至江西后二百年间，合族数千人聚居，族规严密。父陆贺，字道乡，究心典籍，重践履躬行，在州里颇有声望。时家道中衰，没有田产，一门之衣食，皆仰仗药肆供给。九渊兄弟六人，九渊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强；二哥九叙，字子仪。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学成名，是为庸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与朱熹论学，辩《太极图说》，这是理学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与学者讲学，称为梭山先生。五哥九龄，字子寿，登进士第，因斋名为“复”，称为复斋先生。九渊在应山讲学，改应山为象山，自号象山翁，称为象山先生。他同子寿齐名，时人称为“二陆”先生。也有的将梭山列入，称为江西“三陆”。他们兄弟自相师友，讲学授徒，及门受业者数千，在东南有相当大的影响。三陆对心学的形成都有贡献，“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其中陆九渊成就最大。
爱好读书
陆九渊在绍兴三十二年（1164年）23岁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学时期。陆九渊5岁入学读书，这是启蒙学习。他自己说：某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今天子新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殊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云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线条的介绍。7岁读书，9岁能属文。所谓13岁志古人之学，是这一年，他思考出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进而体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系列认识。
陆九渊自小不爱嬉戏，静重如成人，他的求学一个重要特点是“读书有觉”。首先，这是一种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问个原委究竟。4岁时，就询问天地何所穷际，因为没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于忘寝食。他提倡读书不能满足记诵，“书非贵口诵，学必到心斋”。又说：“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体察出一种道理来。三哥陆九韶说：“子静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发。尝闻鼓声振动窗棂，亦豁然有觉。其进学每如此。”其次，这又是一种批判的精神。陆九渊读书很刻苦，在“实勤考索”的基础上，又主张读书要有疑，认为有疑方有觉，有疑方有进。他五哥陆九龄读《论语》，问九渊对其中《有子》一章有什么看法。九渊认为这一章是有子的话，不是孔子的言论。陆九龄说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门人，不可轻议。但陆九渊却不以为然，对这位贤人进行批评，说：“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
他对前人的学术和对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关于宇宙的认识，关于二程的评价，关于对王安石新法的意义的估定以及对荆公新学的认识等，有他自己的见解。在理学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朱熹的认识分歧更是明显。
陆九渊主张为学当先发明本心，但不应当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说到陆氏家学时有一句话，说：“真所谓本诸心而见之躬行之实者”。所以，重践履也是九渊“读书有觉”的一个落脚点。16岁时，象山读三国、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间北宋社稷覆亡的历史，“乃剪去指爪，学弓马”。他并不看重科举，只是把作场屋之文，当成是“直写胸襟”、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方式。
陆九渊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与朱学相对立，但陆九渊在学术上主张不要“护门户”，说：“后世言学者须要立个门户。此理所在，安有门户可立？学者又要各护门户，此尤鄙陋。”朱、陆辩异同，他们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学术上相互服膺。这与后来朱陆门人相互水火不一样。
聚徒讲学
陆九渊从24至54岁的近30年中，主要活动是建立心学体系、传播心学理论，从而形成有自身特点的学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过地方官，也有政绩，但与他在学术上的建树相比，只占次要的。“立朝仅丞、匠、监，旋即奉祠以归。惠政所加，止荆门小垒而已”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秋试以《周礼》乡举，陆九渊应试，开始进入仕途的奋斗。是年丁父忧。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以《易经》再次乡举。次年，陆九渊34岁春试南宫，赐同进士出身。淳熙元年（1174年）授右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淳熙四年，丁继母忧。六年，服除，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九年，除国子正，是年秋赴国学。冬，迁敕令所删定官。淳熙十一年（1184年）在敕局祚德庙，为献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张。淳熙十三年（1186年）除将作监丞，不久诏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一个闲职。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年）光宗继位，朝廷诏陆九渊知荆门军。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去荆门赴任。
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颇有一番作为。在军事上，严边防，筑城池，整顿军队，增强战斗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救灾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学，亲为诸生讲学。荆门一方经他一番整顿，风俗一变。周必大称“荆门之政，如古循吏”。绍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陆九渊病卒。
在这30年中，陆九渊聚徒讲学，对陆氏心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乾道八年，在试进士时，他所作《天地之性人为贵》，为考官吕祖谦、赵汝愚赏识。吕祖谦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明，知其为江西陆子静也。”中进士后声名大振，都中诸贤从游，学者络绎前来求教，以至40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经浙江富阳回江西时，杨简等一批学人从游问学。回乡在槐堂授徒论道，论涵养德性，诲人为学当“辨志”；先后得朱桴、傅梦泉一批学者，傅氏也是陆九渊最欣赏的门人。淳熙十年，陆九渊在国学讲《春秋》，如居家教授，诸生感发良多。后来，江西与浙东成为陆学门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梦泉、邓约礼与傅子云为主要人物，是为“槐堂诸儒”；浙东以杨简、袁燮、舒磷与沈涣为代表，这四个人被称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
淳熙十四年，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讲学。他嫌应天山与佛教徒有瓜葛，根据山形，改名为“象山”。自称为“象山居士”，又称“象山翁”。这在陆九渊心学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每诣城邑，环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结茅象山，学徒复大集。居山五年，来见者案籍数千人”。陆九渊讲论，终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讲学的盛况：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起兴起……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诸生登方丈请晦，和气可掬，随其人有所开发，或教以涵养，或晓以读书之方，未尝及闲话，亦未尝令看先儒语录。讲学的盛况、讲学的方法、风格及特点，在这一段文字中说得很清楚。通过陆九渊的讲学，在他的周围聚集人数众多的信仰者，形成一个学派。他不重视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劝陆九渊著书。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因此，讲学在陆氏的学术体系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陆学作为一个学派，又是在同其他学派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陆九渊与朱熹争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是一件大事。朱陆之争，一次是淳熙二年鹅湖之会的为学之方的争议，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无极”“太极”之辩。在鹅湖之会之前，朱陆矛盾已经出现。吕祖谦于淳熙二年去武夷访朱熹，住一个多月，朱熹送吕祖谦到江西信州鹅湖。为调和朱陆分歧，祖谦约朱熹与陆九寿、九渊兄弟相会。陆九龄子寿、陆九渊子静自金溪来。除二陆外，还有刘子澄及“江浙诸友”。吕祖谦知道陆与朱议论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鹅湖之会的情况，据陆九渊的回忆，朱陆相会，展开辩论“至晚方罢”。次日，九渊请他哥哥先说，陆子寿将准备好的一首诗朗诵出来：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子寿才读了四句，朱熹对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诵完诗，陆九渊说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诗：“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诗还没有读完，朱熹面色很不好看。当读完后两句：“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朱熹老大不愉快，于是各自休息。次日，朱陆再辩，论难往复持续数日。吕祖谦虚心相听。三年以后，当陆子寿来访，朱熹和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朱熹的意思是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二陆的意思是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在诗中讥朱熹的为学之方是繁琐，是“支离”；朱熹认为陆九渊是不信古今的“无言”空疏之学。还有朱陆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关于这两者的差别，朱熹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两人也都意识到两者不能去其一，但侧重点与进德的次序不一样，按黄宗羲的话来说，是陆以“尊德性为宗”，朱以“道问学为主”。陆主张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认为“格物穷理”，则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后，又有无极、太极之辩。开始是梭山先生陆九韶（子美）与朱氏辩“无极而太极”这一句，认为“太极”上面又加“无极”二字，与周敦颐的《通书》不一样；二程也没有说过“无极”。《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来自陈抟（希夷），是老氏之学。朱熹“大谓不然”。陆九渊站在他哥哥陆九韶一边，支持梭山把这场辩论进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对“极”、“中”、“一”等概念、范畴的辩论。朱陆之争一方面使道学与心学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划清界限形成学派。同时二人在相互论难中，又促进思考，推动自身学派的发展。鹅湖之会在淳熙二年（1175年），六年后，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去南康拜访朱熹，时朱熹为南康守，他请九渊登白鹿洞书院为诸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九渊的阐发，为朱熹大加赞赏。太极无极之辩以后，朱熹要门人同志“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程颐理学到了南宋，虽然没有成为学术上的宗主，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朱熹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也有其自身的弱点，没有脱离传注章句的路数，其正心诚意一套说教在南宋社稷面临覆亡时，很难奏效。朱学在当时的命运并不好。陆学把理又归之于心，以它的“简易”心学，在讲学与争论中，发展了自己。朱学、陆学再加上吕学，成为南宋学术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学术流派。
心学理论
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没有脱离“理”的教条，他认为“理”充塞于天地中，说：“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又说：“塞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他由“理”论说“势”，但理是根本，势是从属，这就是他的“理主势宾”的观点：“窃谓理势二字，当辨宾主。天下何尝无势，势出于理，则理为之主，势为之宾。”陆九渊也说“道”，认为“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就这些方面来说，陆九渊与朱熹不存在分歧。但陆九渊认为心是宇宙的本体，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陆九渊认定“心”与“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这就是他的心学的实质。陆九渊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明朝王阳明说得直截明白：“圣人之学，心学也。”“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陆九渊的心学与孟子的心学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传”的传人。在认识论上，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与他的心本体说论一致。朱陆的一系列分歧诸如为学之方上的争论；“尊德心”与“道问学”的辩论；无极、太极之辩也都反映出他们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差别。但两人学术的实质、学术的意义，在维系封建等级统治的作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这就是黄宗羲说的：“二先生同植纲，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陆九渊的学术思想，为明代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吕祖谦
吕祖谦（1137年～1181年），字伯恭。曾祖吕好问，南宋初年“以恩封东莱郡侯”，始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吕蒙正，字圣功，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进士第一。
家世显赫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谢山《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谢山）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
少时科试
吕祖谦在《除馆职谢政府启》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徒怜初志。”这是颇合实际情况的。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门弟子。据《宋元学案》称，吕本中“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称高弟”。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祖谦又成了他伯祖吕本中的再传弟子，足见其在学业上，受其伯祖影响最深。汪应辰，本名汪洋，18岁成进士，因高宗览其应对，颇为赏识，赐名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学者称玉山先生。他受知于赵鼎，也颇得胡安国、吕本中的赏识。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宪字，因居住在籍溪，故自号籍溪先生。“先生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吕祖谦早年因祖父吕弸中的致仕恩，补为将仕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这时，他才25岁。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遣”。史臣在这里还特别注明：“祖谦既中选，赐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其制词说：尔两科皆优选，宜有以旌其能，资叙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从政郎，差遣如故。看来仕宦的生涯已向吕祖谦展开了坦途，但他的命运不济，实际上，他所谓的“隐忧”也随之到来了。就在吕祖谦连中两科的前一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他的妻子韩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
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他的母亲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以教授学子为业。乾道五年（1169年），他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乾道六年（1170年），他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1171年）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给吕祖谦带来了极大痛苦。接着，乾道八年（1172年），父亲因病告归，并以这年二月去世。在守丧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学子和著述为事。淳熙三年（1176年），守丧期满，因李焘的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这一年，正40岁。这时，他已疾病缠身。淳熙四年（1177年），又娶芮氏为妻，淳熙六年（1179年）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这一年他42岁。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年）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岁。
独树一帜
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年）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生课试之作”，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卷，所涉诗文集800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吕祖谦还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卷、《书说》35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春秋左氏传说》20卷、《春秋左氏续说》12卷、《东汉精华》14卷、《丽泽论说集录》10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古文关键》2卷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40卷传世。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②他对南渡之后50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③，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实在令人叹惋。
陈亮
陈亮（1143年～1194年）原名汝能，后慕诸葛亮之为人，故改名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祖父陈益，少年以“志气自豪”，从事科举，不得意。晚年，“自放于杯酒间，酒酣歌呼，遇客，不问其谁氏，必尽醉乃止。然其孝友慈爱，明敏有胆决”父亲陈次尹，默默无闻。教育陈亮的任务落在祖父母身上。祖父的学识与豪侠之风对陈亮产生了影响。
胸怀大志
陈亮青少年时代，就不同凡响，“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十八九岁时，面对南北对峙、山河破碎的现实，读史书，生出无限感触，“余年十八九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他写出了《酌古论》，表达自己“经略四方之志”。绍兴末年，集英殿修撰、敷文阁待制、婺州知州周葵，得到陈亮的史论文字，颇为赞赏，就同他讨论、商榷。陈亮直抒胸臆，阐发自己对历史、对时局的见解。周葵称道陈亮必为“他日之国士”，待为坐上宾。宋孝宗即位，周葵为兵部侍郎兼侍讲，改同知贡举兼户部侍郎。隆兴元年（1163年）六月，自兵部侍郎兼侍讲迁左中大夫，除参知政事；次年十一月，罢参政。时陈亮在临安，周葵极为器重。陈亮因为有周葵这一层关系，得以与一时名流俊彦结交，畅述自己的见解。周葵又亲为陈亮讲授《大学》、《中庸》，并说“读此可精性命之说。”《宋史·陈亮传》称陈亮“遂受而尽心焉。”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周葵在政治上“晚虽不附秦桧，而与龚茂良皆主和议”。就这点说，陈亮与他相左，“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陈）亮持不可”。就学术倾向上说，周葵“平生学问不泥传注”，这与陈亮又有近似的地方。周葵的参知政事被罢以后，陈亮也回乡里。不久，母亲去世。在服母丧期间，父亲因家僮杀人，被捕入狱。接着，是祖父母相继辞世。父亲在丞相叶衡等人的帮助下，得以出狱。
乾道四年（1168年），陈亮参加婺州的乡试，列榜首，入太学。次年参加礼部试，未中。退而上《中兴五论》，书入不报。于是，退而修学于家，“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陈亮在乡里力学著书近十年。
淳熙五年（1178年），陈亮至临安，复诣阙上书，极论时事。又过了十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年），陈亮在考察京口、建业以后，又至临安，第三次上书，这就是《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从作《酌古论》、作《中兴五论》，到多次上孝宗皇帝书，以及其间在淳熙十一年（1184年）至十三年（1186年），与朱熹往复辨“皇帝王霸”，这些标志陈亮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走向成熟。陈亮作《酌古论》，所论历史人物有：汉光武帝、曹操、孙权、刘备以及诸葛亮、吕蒙、邓艾、羊祜、苻坚、韩信、薛公等。他的史论以史为鉴，寄寓自己的兴邦之志：“吾鄙人也，剑楯之事，非其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及之而前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中兴五论》包括《中兴论》、《论开诚之道》、《论执要之道》、《论励臣之道》与《论正体之道》。这五论，言中兴事之大端，明经略四方之志。如果说《酌古论》重在论史、论古；那么《中兴五论》则是重在言今，由史而求中兴之道。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三书与淳熙十五年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主要是论说南宋的中兴与金的衰变，是必然；论说不可长久偏安，也是必然；论恢复大计与京口、金陵形胜险要，批评朝政，指斥君王之苟且，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他这样分析：“陛下励志复仇，有大功于社稷，笃意恤民，有大德于天下。而卒不免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此臣之所以不胜忠愤而斋沐裁书”。说太祖、太宗开创的宋朝，“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通之道，则维持之具穷矣”。又说朝廷在用人方面，是“朝得一士，而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而有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陛下聪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事出此哉”。陈亮上书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话说，为的是复开数百年太平之基。据史载，第一次上书后，孝宗要授以官职，陈亮笑着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
遭遇坎坷
陈亮一生遭遇坎坷。自幼家境窘困，二十多岁时祖父母、母亲相继离世，父亲又遭不白之冤。乾道九年（1173年），父亲也辞世，陈亮靠举贷才把父亲安葬。陈亮从上《中兴五论》、上孝宗一、二、三《书》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是五次上书，震动朝廷。在因循苟且的政坛上，一个不合时趋而锋芒毕露的年轻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展平生之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两次参加礼部试，后一次是在绍熙四年（1193年）中了状元，时已51岁。他没有来得及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次年便病卒。在个人经历上，陈亮没有什么显赫的仕宦履历，但他一生却三度入狱（关于陈亮一生入狱事，记载相当混乱，综合各种材料，应当有三次）。第一次入狱当在淳熙五年（1178年），他在近20天时间内，连上孝宗皇帝三书后，回归故里的途中，酒后放言，言语中有犯上言词，为席间之人告发。刑部尚书何澹曾是礼部试的考试官，有意压陈亮。陈亮对他言词不恭，所以何澹利用这件事，诬告陈亮图谋不轨，事下大理，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孝宗知道这事，为他开解，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陈亮得免一死（《宋史》本传将陈亮父入狱事，系于陈亮第一次入狱后，误。陈亮父于乾道四年已出狱）。
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年），时陈亮已42岁。在一次乡里间礼仪的宴会上，“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于是怀疑食物异味是有毒，陈亮被捕入大理，后得友人辛弃疾等的援助，五月才得以出狱。
第三次在绍熙元年（1190年）。家僮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几致死。吕天济诬告说这是陈亮指使的凶杀。台官谏司谕监司酷吏讯问，无所得，仍入大理，欲置陈亮于死地。幸有少卿郑汝谐，了解案由，很是惊异，在孝宗面前力言，说：陈亮是“天下奇才也。国家若无罪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在皇帝过问下，陈亮才得以脱狱。这已是绍熙三年（1192年）。
绍熙四年（1193年），第二次应礼部试，礼部奏名第三，孝宗擢为第一。他的策论为孝宗、光宗赏识，签授建康府判官厅公事。陈亮未到任便去世；时为绍熙五年（1194年），终年52岁。陈亮提倡功利之学，力主抗金，在当时的理学界中，独树一帜，“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淳熙九年（1182年），陈亮至衢州、婺州访朱熹，相处旬日。朱熹也至永康访陈亮，两人私交甚密，相互服膺。陈亮称朱熹是“人中之龙”，说：“世途日狭，所赖以强人意者，唯秘书一人而已。”是年夏，陈亮再致书朱熹，并且把自己的文字寄去就教。朱熹在答书中称“新论奇伟不常，真所创见。”但两人在对天理功利等问题的看法上，黑白判别。陈朱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淳熙十一年（1187年）的四月，即甲辰年四月，陈亮第二次入狱，尚未脱狱之时，朱熹写信给陈亮，希望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这年五月二十五日，陈亮出狱，在陈一之处才得到朱熹的文字，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又甲辰答书》。在信中，陈亮申述自己是蒙不白之冤，“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他在信中慷慨陈辞，坦陈自己的心迹，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谈到王霸义利问题，陈亮说：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关于醇儒问题，陈亮认为：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一段勇如此之详，又自发为浩然之气，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故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朱熹复信再论王霸义利，认为三代以后，即或是汉高祖、唐太宗这些英主，也都是“无一念不出于私也”，所以，汉唐以后的历史不同于三代，“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禹、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对于朱熹这些观点，陈亮在淳熙十二年（乙巳年）的往复的回信中，不断地对朱熹作出了批驳。陈亮说，不能把历史断成两截，分成三代与秦汉以后的两个不相联系的阶段：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如果这样认识历史，那么，“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存不息哉？”又说：“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他又说：“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所谓三代天理流行，人人都没有利欲之心，也不是事实，“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
第三年，即丙午年，陈亮致信朱熹，说：“秘书之学，至公而时行之学也；秘书之为人，扫尽情伪而一至于公者也。世儒之论，皆有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之意，皆亮之所不晓；故独归心于门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为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而求出于秘书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朱熹在答书中，说：“方念久不闻动静，使至，忽辱手书，获闻近况，深以为喜。”称自己：“只今日用功养病之余，却且收拾身心，从事于古人所谓小学者，以补前日粗疏脱略之咎，盖亦心庶几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一场王霸义利之争到此基本告一段落，朱、陈两人都保留自己的见解，但又相互谅解。
永康之学
陈亮与吕祖谦、叶適、陈傅良及朱熹等一代大学人，都有深厚的交谊。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辩难，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陈亮创立龙川事功学派，这个学派受到不少批评。全祖望指出：“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更有惭德。”归结起来是两点，在理学家看来，一是其学术上与二程学统没有联系，专言事功，是不纯。二是陈亮晚年急于求官，是晚节有亏。后一点是中伤，前一点也不准确。陈亮言事功，主张王霸杂用，在当时朝廷中，是一股新风。陈亮强调道不离气、道不离事，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如果把事物与理分离开来，即使是孔孟之学，也不是正大的学术。他说：“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非时君不用之罪也。”关于事物与道、理之间关系，他说：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因此，道不能脱离日用事物而孤立存在。在宇宙之间只有事。这是他的事功之学的哲理依据。因此，道在日用之间，包括礼仪都是与日用不能脱离的。“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当先王时，天下之人，其发乎情，止乎礼义，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远，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陈亮指出，如果抛弃这一根本点，则只能是流于末学，他以《诗经》来说明：“圣人之于《诗》，固将使天下复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乃区区于章句、训诂之末，岂圣人之心也哉！”
朱熹等一些理学家，通过章句疏释方法，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入德之门、进行天理纲常说教的教本。陈亮却认为，孔子的《论语》只是“下学之事”的作品。他说：“《论语》一书无非下学之事也。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见长，又从而为之辞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呜呼！此其所以终身读之而堕于榛莽之中，而自谓其有得也。”这是陈亮对理学教条的批判。陈亮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他与朱熹辩论的主要论题。陈亮说：“近世儒者，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专是人欲，公、私、义、利，以分数多少为治乱，其说亦不为无据矣；而不悟天理、人欲不可并用也。”他认为按照这样的办法，君王没法去治理国家。同样，把皇、帝、王、霸道各分割开，互不为用，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历代帝王的成功经验，也证明这一点。陈亮从道与气、与事、与物的关系上，说明王霸杂用、义利双行的根据。在朱熹看来，陈亮龙川事功之学，专是功利。朱熹说：“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可畏！可畏！”
陈亮在诗词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当时词坛多的是吟风弄月，抒别恨愁肠，而陈亮的长短句“每一章成，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適语）。他同朱熹、同辛弃疾、叶適相互唱和，他咏唱道：“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他与爱国词人辛弃疾唱和的词尤多，他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看到南宋乐于偏安，他只能是：“壮士泪，肺肝裂。”陈亮词作感情激越，风格豪放，显示了他的政治抱负。其著作后人编为《龙川文集》、《龙川词》。
叶适
叶适（1150年～1223年），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生于瑞安，后居于永嘉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
游学婺州
叶适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父亲性情开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灾，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自此更为艰难，居无寻址，先后迁过二十一处，“穷居如是二十余年”。11岁时，名儒陈傅良在县城林元章家执教，叶适经常在林家嬉戏，他得到机会从陈傅良学习。据他自己的回忆，从此受教、请益于陈傅良的时间，前后有40年之久。少年时代从学的学人中，可以考定的还有刘朔、刘愈、刘夙等。
13岁时叶适随父从瑞安迁到永嘉（今浙江温州）；15岁，学诗、学时文，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宋史》本传称他“为文藻思英发”，而全祖望评论说：“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16岁时，叶适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为稻粱谋，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干道三年（1167年）。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从19岁开始，一直到28岁，即淳熙四年（1177年），叶适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曾从学于郑伯熊，上书宰执叶衡，结识了陈亮、吕祖谦、周必大等。
这十年间，叶适到过临安，时为干道九年（1173年）；淳熙元年（1174年），叶适上书叶衡，叶衡时为签书枢密院事。叶适在这封《上西府院书》中，纵论天下大势，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论，轻仁义之学，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具体地说，一是政治上的有为：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重台谏而任刺史，崇馆阁以亲讲读。二是经济上的措施：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委诸路以择材，鼓舞士卒之勇气，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屯田耕种以代军输。四分上流之地，积极准备北伐。叶适提出中兴的“大略”，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诚”、“赏”与“罚”。诚，是指发号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赏，是指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罚，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以后，叶适多次上书朝廷，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这一年叶适才25岁，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年），叶适26岁，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
论政从政
淳熙四年（1177年），叶适得周必大的保荐，漕试合格，中举人。次年春，中进士第二名。自此，叶适踏入仕途。叶适在廷对中，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尺寸之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
淳熙五年（1178年），叶适授文林郎、镇江府观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丧。八年，服除，改武昌军节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荐叶适等，叶适辞不就。淳熙九年，升两浙西路提刑干办公事，居平江（今苏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参知政事龚茂良荐，奉召赴临安。淳熙十三年（1186年），改宣教郎，任太学正。次年，升太学博士。叶适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适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吧。叶适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年），叶适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他向丞相推荐陈傅良等34人。后来证明荐人正确，这34人被召，在朝政中发挥了大作用。这一年，林栗发起对朱熹的攻击，叶适为朱熹伸张，说从郑丙、陈贾到林栗，以道学之名指斥朱熹，是没有道理的，是小人残害忠良的惯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禅位，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五月，叶适除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乞外补，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叶适说：“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可是仍然毫无反应。绍熙元年（1190年）十月，叶适以秘书郎出知蕲州。光宗是个有隐疾的皇帝，在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等问题上，与退位在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皇后李氏以及陈源等从中离间。自绍熙二年十一月后，父子之间隔阂很深，从此光宗不朝孝宗。朝廷危机加深，国事艰危，群臣为促请光宗朝重华宫的太上皇，可说是费尽心机，陈傅良痛哭于庭，赵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华宫；太学生也上书。绍熙三年十一月，叶适等上疏，请光宗朝重华宫，不从。
绍熙四年（1193年），叶适奉召赴临安行在，十一月除尚书左选郎官。光宗很长时间以称疾为由，不朝重华宫。宫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废。叶适尽力上言，对光宗说，父子之间亲爱出于自然，不能没有事实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动心，曾两赴重华宫，都城临安人听说后，都为之欢悦。后来叶适又有建言，未报。但光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群臣请光宗朝重华宫成了朝政的焦点。
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称疾不执丧事，又引发出朝政危机。赵汝愚及叶适等人，通过韩侂胄请太皇太后吴氏垂帘，尊光宗为太上皇，立嘉王赵扩即帝位，是为宁宗。宁宗即位后，朝中又展开新的斗争。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为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很不满意。韩、赵的斗争不断升级。韩侂胄及其周围一批人，排斥打击赵汝愚、朱熹、叶适等。赵汝愚被贬死于衡阳。叶适也受到牵连。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斗争越演越烈，说朱熹提倡的学术是“伪学”。由“伪学”之禁，演变成反对“逆党”所谓的“庆元党禁”，“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
庆元元年（1195年）叶适为御史胡绂所劾，降两官。庆元二年（1196年），差知衢州。庆元三年，朝廷立“伪学”之籍，名单上共有59人，叶适在其中。
嘉泰元年（1201年），叶适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嘉泰二年，弛禁，迁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应召入对，叶适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已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这番话为宁宗所称许。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叶适说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虑周密，“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要考虑战事给各方面带来的后果。开禧二年（1206年）叶适除工部侍郎，韩侂胄进行北伐，是要利用叶适的声望。但如叶适所料的一样，这次北伐条件不充分，也没有周密的准备，加上用人的不当，吴曦的叛降，虽然战争初期，获得一些胜利，但很快战争的形势发生变化，金兵南下，形势危急。叶适乞节制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兵退，叶适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叶适在长江以北屯田，设置堡坞，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这些做法很有成效。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及杨后谋杀韩侂胄，取其首级，以向金人求和。叶适于战端未开之时，极力谏止，晓以利害。在战争中，特别是他节制江北的过程中，解和州之围，实施以江北守江的战略，收到了成效，这些方面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却弹劾叶适，“罪名”是叶适曾“附（韩）侂胄用兵”。叶适因此被夺职，回永嘉水心村专心著述讲学16年。嘉定四年，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获祠禄，奉祠凡13年，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辞世，终年74岁。
卓然独立
在宋代学术史上，叶适有重要的地位，叶适在学术上的贡献，全祖望评论说：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干、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段话说明了水心之学的几个方面。一是水心之学在永嘉之学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学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许景衡等所谓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学派中实际包括两个学系，一是二程的洛学，一是张载的关学。这就是全祖望说的：“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传洛学中尤以周行已为重要，“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南宋永嘉学人在传洛学方面，应当提到郑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叶适与薛季宣、陈傅良的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陈傅良的关系。叶适14岁结识陈傅良并从学，此后交游40年。南宋的永嘉之学始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所以永嘉之学到了水心，才“一洗之”，这句话可以商榷，但也点出叶适在永嘉学派上的地位。叶适提倡功利，但把讲功利与讲义理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性命，讲求学统，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水心文集·赠薛子长》）。叶适虽对理学家有所批判，但他并不是不重视学统，虽然他的道统与程朱的道统观又有差异。叶适完成了薛季宣、陈傅良对永嘉学的构建。叶适写《习学记言序目》时，已经是晚年，对历代儒家经籍和道统都有批判。叶适的经制之学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又讲义理。永康的事功之学专言事功，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水心同这些有差异。二是水心之学的学风。“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是说叶适与永嘉诸子的不同之处。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叶适在理论上的深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习学记言》有一段评论，说这本书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确能有所见，“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但指出叶适在论太极生两仪的论述，是“文浅义陋”。《四库全书总目》引陈振孙的话，说《习学记言》“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至于说叶适的门人多流于辞章，那是学风的影响所及。但《宋元学案》又说水心门人也有差别：“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还有王大受（拙斋）这样“欲以事功见其门庭”的学者。三是水心之学的影响。南宋干道、淳熙之际，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高潮。最初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以及陆九渊的陆学。所谓的朱学、吕学、陆学，鼎足而三。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是南宋的三大学派。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1180年），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了。从此是朱陆两分天下，叶适的崛起，成为一大宗，遂与朱、陆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学无法与朱、陆相抗衡。南宋后期，朱学地位在提高，朱、陆合流、相互出入，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朱熹指责陆学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学是大不成学问。这种学术上党同伐异，不足取。应该说，水心之学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辩理学家说《易》及解《中庸》、《大学》之非，以为“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诸多论断显现思想批判的光华，虽然仍是本《六经》之根本。
郑樵
郑樵（1104年～1162年），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自号溪西遗民，学者称为夹漈先生。父郑国器是太学生，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卒于姑苏（今江苏苏州），时郑樵16岁。他护父丧回莆田。此后，郑樵在家乡夹漈山筑室励志自学。他家境贫寒，但在学习上却是“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讽诵不绝”。家中没有书，便向当地藏书丰富的人家借书读，立志“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在治学上他兴趣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方书、校雠、目录等各个门类的学问都加以探索。与他在一起读书的还有从兄郑厚。
郑樵注意把书本知识学习和实际观察结合起来。他认为“农圃人”只能认识田野里的植物，但不明诗书之旨；“儒生”通诗书之旨，却是不认识田野里的东西，因此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为学习天文知识，他是一面读《步天歌》，一面观察星象，“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为了认识动植草木的状况，了解草木虫鱼的情性，他向有实际知识的人学习，“与农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在治学上，郑樵主张要有独断之学的精神，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只是一味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毫无创新，“胸无伦类”的儒生令人生厌。郑樵的“六书”说在文字学史上是一家之言。他写的《尔雅注》保存下来，受到历代学者的好评。在等韵学上，郑氏的《韵图》成就是今天可考的最早的韵图。关于文献校雠类例主张，一直受到学人的推崇。他在目录学上的十五分类方法及其著录书籍之丰富，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春秋》的看法、对自然灾异的现象的认识，含有科学的因素。在动植草木等方面，他的认识受到世界上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的重视。郑樵在这许多学术领域内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不但对这些学科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成就他的史学事业奠定了基础。
郑樵生活在宋代多事之秋，靖康二年（1127年）金灭北宋，掳徽钦二帝，“天子蒙尘，苍生鼎沸”，这对郑樵、郑厚兄弟刺激很深。二郑是有血气的青年人，这一年，宋高宗即位，改元建炎，二郑上书给江常，申述报国之志，但是没有结果。后又上书宇文枢密，也就是宇文虚中，希望得到他的引荐。其时朝政腐败，宇文虚中落职奉祠，无法给二郑以帮助。郑樵结识当时的抗金名将如李纲、韩世忠，《宋史》本传说：“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朝廷诏献书。次年，郑樵风尘仆仆千里，将自己所著的书献上朝廷。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绍兴十八年二月，朝廷曾授郑樵以右迪功郎，但实际上，郑樵并没有接受。绍兴二十七年，王纶荐郑樵，还称郑樵为“布衣”。二十八年，高宗召对，特补右迪功郎。郑樵献书，一是希望自己的著述能被朝廷收藏。二是避免因为是“私修国史”而遭受迫害。当时秦桧当政，政治黑暗，不断以“私修国史”为罪名，迫害士人。三是希望能有机会进入朝廷的馆阁中，阅读书籍，得到一点资助，以完成修一部通史的愿望。郑樵在献书以后，仍回莆田讲学授徒。朝廷几次引荐，均被郑樵婉拒。绍兴二十八年，高宗召对后，差监潭州南岳庙，给笔札资助郑樵抄所著《通志》。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冬，郑樵再一次赴临安献书。此时金人再一次南下，高宗幸建康（今江苏南京），郑樵未能见，留守临安干办公事。次年，高宗返临安，命郑樵进所著《通志》。三月，郑樵病逝，终年59岁。郑樵著述在千卷以上，地方志的“艺文”类还保存着所著书目，虽大部分散佚，但多数内容收在《通志》中。保存到现在的还有《尔雅注》，《夹漈遗稿》3卷（因遗漏错讹较多，吴怀祺作了校勘，并增补一些佚文，是为《郑樵文集》）。顾颉刚将郑樵的辨《诗序》的文字收集起来，使郑樵《诗辨妄》一书大部分内容得到恢复。
《通志》200卷，是我国现存继司马迁以后又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全书体例有：《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以及《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书前的《总序》以各略的《序》是郑樵力作，是郑樵史学思想精华所在，《通志》其他部分也能看出郑樵的卓识。郑樵的史学思想多数通过史学批评表述出来。一是会通思想。《总序》开篇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历史是一个有因依相关的过程，因此写史不能割断历史前后的联系。班固的《汉书》受到他的批评，就是因为断汉为代，“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会通观点另一点要求是写史要收集尽可能多的材料。二是反对用天命观曲解历史。他认为以天人感应的灾异说解说人事历史，是“欺天之学”、“妖学”。人间的祸福与天象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三是反对以所谓的“春秋”笔法写史。搞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欺人之学”，是“妄学”。他认为不能在写史中任情褒贬；只要史实写清楚，后人通过对史事的了解，自然会作出评价。历朝史书攻击对方是“贼”、“寇”；南北朝时代南方的史书中称北方是“索虏”；北方则称南方是“岛夷”。这些都是错误的。四是实学主张。郑樵认为写史和治学要讲求实用，否则就是一种空疏之学，是“从事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史书应该记载“国之大典”的材料，他强调要重视写谱（表）、图以及注意应用金石资料，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五是类例主张。应当如同带兵一样，要以类例的办法研究学问。所谓类例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要在弄清学术源流的基础上确定类例。
郑樵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自己的批评是为了“开学者见识之门户”，是要打破当时学术界中“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郑樵的学术批评凌厉，招致非议。《宋史》本传说他“独切切于仕进”，是诬词。郑樵在《总序》中对科举的利禄之途加以批评，一生多次拒绝引荐。郑樵在上书中请求入三馆四库中，是为搜求材料。对郑樵的学术批评，有的说是“好为大言”，有的说是“贼经害道”，但这只能从另一角度说明郑樵学术思想具有一种清新意识。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诸篇中阐明郑樵学术精神的意义。梁启超称他是我国古代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这三大史学思想家是刘知幾、章学诚、郑樵。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李焘
李焘（1115年～1184年），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之丹稜（今属四川）人。《宋史·李焘传》谓：“焘性刚大，特立独行。早著书，（秦桧尚当路，桧死，始闻于朝。暨在从列，每正色以订国论。张栻尝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这一评价概括了李焘的志趣人品。
绍兴八年（1138年），李焘24岁，中进士，调成都府华阳县主簿，拟嘉州军事推官。他没有赴任，而是在龙鹤山巽岩读书。绍兴十二年，赴华阳主簿任，李焘仕途不畅。李心传谈到李焘仕途遭遇时，说出其中的原因：秦桧当权，“尝遣人谕意，欲得焘一通问，即召用之，李焘恶其误国擅权，迄不与，坐此偃蹇州县，垂三十年”。绍兴十七年，丁父忧；绍兴二十年（1150年），他36岁，服除，再注雅州军事推官。在雅州任上，他反对郡守一类用私情背公法的人；总领财赋，反对加重百姓的负担，张浚称他有台谏之风。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改宣教郎，知成都府双流县，他勤于政事，及时审理案件，颇有政绩。知荣州，治水有成效。隆兴二年（1164年），他任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弹劾有劣迹的守令四人。当地的州县横征暴敛，李焘选官置局，括一道财赋，列其名色，使有无相补，酌三年中数为准，遍示官吏，更定名为《科约》。后来他至江西，也是按照《科约》规定的办法，整理一路财赋。乾道三年（1167年）李焘53岁，召赴行在，八月入对，陈上宋太祖故事，希望孝宗效法，并请求增置谏官，允许六察言事。又说，军兴三十年来，四川赋税一钱，折变百之，希望从此不要再增多。他主张严格简汰蜀兵，禁大将毋张虚籍、掊部曲。
淳熙三年（1176年），李焘62岁，进《四系录》，记女真、契丹起灭事，意在希望孝宗不要忘记边患。孝宗读后说：“朕可一日忘此虏哉！”淳熙十年（1183年），召对延和殿，读《陆贽奏议》，李焘又摘录唐朝李贽言论中适合南宋情况的数十事，劝孝宗力行；指出人主要修人事，不要相信所谓的天应，说：“功业见乎变通。人事既修，天应自至。”李焘长于吏治，关心民情。洪遵、周必大等屡荐，终未获大用。后以敷文阁学士致仕。淳熙十一年（1184年），在临终前，李焘还口授遗言，上表说：“臣年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他希望孝宗要如同宋代先世太祖那样来治国，振兴朝廷。
李焘一生著述弘富，《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他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的正式写作时间，应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时年40岁。他在知成都府双流县任上，在公务之外，“日翻史册，汇次国朝事实。谓司马光修史，先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后颇散佚。乃遍求正史、实录，傍采家集、野史，增广门类，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编者仅七之一，《长编》之书盖始于此”。实际上这部著作纂修时间，应该更早一些。淳熙九年（1182年），他说为修此书，“网罗收拾垂四十年”。以此上推，当在读书龙鹤山以后不久。
李焘自隆兴元年（1163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先后四次上进此书。隆兴元年李焘在知荣州任上，进太祖朝部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开宝九年，计17年，为书17卷。时，李焘49岁。乾道四年（1168年）又进上已修成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共108卷，写成175册和《目录》册。在《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中他说：臣诚不自揆度，妄意纂集，虽义例悉用（司马）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依凭……然而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诸海岳，或取涓埃之助。顾臣此书，讵便可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庶几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宁失于繁，犹光志云尔。可知此书在编纂方法上是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这一年，李焘54岁。
淳熙元年（1174年），李焘年60岁，他又进神宗朝《长编》，自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计417卷。淳熙三年（1176年）李焘擢为秘书监，权同修国史，兼权实录院同修撰。朝廷意在专付李焘以史事。
淳熙四年徽宗钦宗二朝《长编》编成，孝宗称赞他“无愧司马光”。北宋“一祖八宗”至此完篇。但李焘仍在不断地修订重编。完成修订工作一说是在淳熙七年，一说是在淳熙十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为是淳熙九年。以事理度之，这样一部卷帙浩大的著作，根据孝宗的要求，进行增损的内容达4400余条，绝不是一、二年所能完成的，应该是开始修订为淳熙七年，九年“重别写进”，完成在淳熙十年。重编的《长编》为980卷，记北宋168年史事，另有《修换事目》10卷，《举要》68卷，《总目》5卷。共计1063卷。凡实录、国史、会要、野史、家乘、墓志铭、行状等有关资料，无不广收博采。其中分注考异，详引他书，保存了大量史料。原书世鲜传本。由于原书卷帙繁博，刻写有困难，流行诸本，也是节录本，详略互异。明代修《永乐大典》曾把《续资治通鉴长编》绝大部分内容收入。清人开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该书，厘定为520卷；原书全貌虽未恢复，但主要内容已经收入。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最初动机，是要整理北宋九朝史事。他说：“臣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涪陵、岐、魏之迁殁，景德、庆历之盟誓，曩霄、谅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复辟，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可见李焘修史，最初兴趣在文献的网罗整理及考订。《续资治通鉴长编》选材上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编纂过程也是按长编法进行，先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李焘对史料进行考订，也是遵司马光的考异法，所以时人评说李氏之书是“仿司马氏《通鉴》，踵为之”（李心传语）。“大略皆温公旧规”（陈振孙语）。李焘从形式上继承了司马光史学，但与司马光作史旨趣略有差异，司马光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者，为编年一书”。李焘说他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因此，李焘认为他的书不敢称作《续资治通鉴》，只能称作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但李焘以四十年之精力，撰成近千卷的当代史，为治宋史之要籍。《长编》行文简洁，颇有章法，虽无“史臣曰”之类文字，但叙事中有识断；材料增删，见其用心。此书为史林中之精品，足以传世。李焘著述还有多种：如《易学》5卷、《春秋学》10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七十二子名籍》各1卷；《文集》50卷，《奏议》30卷，《四朝史稿》50卷，《通论》10卷，《南北攻守录》30卷，《七十二侯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3卷，《历代宰相年表》23卷，《唐宰相谱》1卷，《江左方镇年表》6卷，《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五代三衙将帅年表》各1卷，《本朝事始》2卷，《建隆事辨》、《赵普别传》、《科场沿革》、《集贤学士》并《赐带典故》各1卷；范、韩、文、富、王、欧阳、司马、三苏及六君子年谱各3卷。另有文字音韵等方面的著作。近人辑出李焘八十余篇文字。
晁公武
晁公武，字子止，祖籍澶州清丰（今属河南），出身书香世家。七世祖晁迥（951年～1034年）为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高祖晁宗悫、曾祖晁仲衍，也是饱学之士。父冲之，字叔用，擅诗名，为江西诗派作家，族父补之（1053年～1110年），字无咎，从父说之（1059年～1129年），字以道，均为著名学者，以名节文章盛名于世。晁氏后迁居山东，故又称为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
晁公武少承家学，浸耽群书。逢靖康兵灾，携家入蜀避难，寓居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故家藏书，在战乱中损失殆尽。绍兴二年（1132年），登进士第，后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属官。绍兴十七年知恭州（今重庆），后又知荣州（今四川荣县）、合州（今重庆合川）、泸州（今四川泸州）等地。隆兴初，入朝为吏部郎中、监察御史。隆兴二年（1164年）兼枢密院检详文字，不久又为御史台右正言、殿中侍御史、侍御史。他对当时官冗恩滥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救弊之策。乾道四年（1168年），以敷文阁待制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五年，除敷文阁直学士，在四川重建广惠仓，赈济饥民。七年，诏除临安府少尹，擢吏部侍郎②。致仕后，在四川嘉定府符文乡度过了他的晚年。卒于南宋淳熙年间。晁公武是宋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自幼耽书嗜学，虽家藏书大多毁于兵火，但仍“心志不衰”。他为南阳井度属官期间，曾帮助井度编书、刻书。结下了深厚友谊。井度罢官后，将藏书五十箧赠予晁氏。他以井度赠书为基础，结合自己原来的收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
绍兴二十一年，又在知荣州任上，利用“三荣僻左少事”的闲暇，“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终于完成了《郡斋读书志》初稿，并在去世前，不断对初稿进行修订和补充。《郡斋读书志》20卷，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首先，收入的图书达1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更为完备。这些典籍至今不少已亡佚和残缺，后世可据书目的提要而窥其大略。其次，体例有严谨的安排，全目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又分45小类；书有总序，部有大序，多数小类前有小序；每书有解题，从而形成了一个严谨完备的体系。全书的大序、小序中，注意阐述各部各类的学术渊源和流变，发挥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对经学素有研究，因此在经部大序、小序中，叙先秦、两汉、魏晋、中唐经学的演变和流弊富有独特的见解。第三，由于所录各书为晁氏实藏，所以在提要中对典籍情况的介绍，咸有凭据，自非其他丛抄旧录的书目所能比拟。晁氏撰写的提要不仅翔实有据，而且注重考订，内容详略得当。如在集部别集类《蔡邕集》的提要中说：“凡文集其人正史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若史逸其事者，则杂取它书详载焉，庶后有考。”其介绍作者生平、成书原委、学术渊源及有关典章制度、轶闻掌故，皆能引用唐宋实录、宋朝国史、登科记及有关史传目录，并详加考证。这些材料许多今已失传，因此晁氏所撰提要内容，很多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第四，《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比晁公武稍后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陈氏所作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效法《郡斋读书志》撰成的，有不少内容引用了晁氏的书目提要。宋末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玉海》也大量征引了《郡斋读书志》。至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主要是以晁、陈二书目为蓝本编纂的。直至清代的目录巨编《四库全书总目》，仍采用《郡斋读书志》的材料多达三百多条。由此可见《郡斋读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郡斋读书志》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20卷衢本和7卷袁本两个版本系统，前者源于蜀刻20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衢州刊本为祖，后者源于蜀刻4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袁州刊本为祖。两本各有所长，衢本以内容丰富见称，袁本则附有赵希弁《读书附志》。清人王先谦将衢、袁二本合校刊行，以衢本为底本，校袁本于衢本之上，附《读书附志》于后，仍为20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校证标点本。晁公武一生博学，他不仅在目录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在其他领域也有专深的研究，著述宏富。除《郡斋读书志》外，据史志记载，他还撰有《易诂训传》18卷、《尚书诂训传》46卷、《毛诗诂训传》20卷、《中庸大传》1卷、《春秋诂训传》30卷、《石经考异》1卷、《稽古后录》35卷、《通鉴评》10卷、《老子通述》2卷、《昭德堂稿》60卷、《嵩高樵唱》2卷等，这些著作惜已亡佚，今存者仅若干诗文残篇。
赵希弁
赵希弁，字君锡，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宋宗室子。按《宋史·宗室世系表》推算，为宋太祖九世孙。曾祖赵子孟，字醇父，号清愿先生，官右从政郎。祖伯荃。赵希弁为江西漕贡进士，曾任秘书省校勘书籍。他博学好古，家中累三世藏书，典籍甚富。淳祐九年（1249年），宜春郡守黎安朝重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嘱赵希弁代为校正。赵氏以所藏书勘对晁氏书目，将晁氏未载者，或详略不同者分类著录，仿晁氏体例，撰为《读书附志》1卷。合《郡斋读书志》4卷一并刊刻，世称“袁本”。同年，游钧在衢州（今浙江衢县）重刊《郡斋读书志》20卷本，是为“衢本”。希弁取衢本多于袁本的内容，编成《读书后志》2卷；又校原刻4卷与衢本差异，撰《二本四卷考异》附于篇末，于次年补刻刊行。至此，袁本增至7卷，由前志4卷、后志2卷、附志1卷组成。
赵希弁利用三世藏书，勤于治学。从他的《读书附志》中可以看到，他对史学情有独钟，曾撰有《读史补注》130卷、《资治通鉴纲目考异》59卷、《续资治通鉴补注》946卷、《建炎以来中兴系年要录补注》20卷、《续仰山孚惠庙实录》5卷，但这些史著今已不传。所存者为《读书附志》1卷和《二本四卷考异》。
赵希弁两次参与《郡斋读书志》的刊刻工作，对这部目录的校勘和传布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整理的袁州本作为《郡斋读书志》的一个版本系统，在由宋至清的五百余年中，流传和影响范围较大，其宋刻原书保存至今，明清时期属于袁州本系统的抄本、刻本也较多。袁州本不仅广泛传播了目录学知识，而且为后人校勘衢州本、全面认识《郡斋读书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基本材料，这方面，他所撰写的《二本四卷考异》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其校勘工作来说，他独力撰作的《读书附志》则具有更为显著的学术价值。《读书附志》共收书469种，除少数与晁氏书目重见外，大部分为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朝时典籍，正可以视为晁氏书目的续编。《读书附志》运用提要记载了各种典籍的篇目、编次，以及刊刻时间、地点、刻书人名等。其学识虽不及晁公武，提要内容也较简略，但对于人们了解南宋有关典籍的情况，则是大有裨益的，因而也为学界所重。
张浚
张浚（1097年～1164年），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父张咸，元丰二年（1079年）进士，历任州县属官；绍圣元年（1094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张浚政和八年（1118年）中进士，北宋末官至太常寺主簿。
主张抗金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宋高宗即位前夕，张浚自京师投奔南京（今商丘南），参与登基仪式，任枢密院编修官。七月，受到新任右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任殿中侍御史。八月，张浚附和黄潜善，攻击左相李纲独擅朝政。主张抗金的李纲被罢相后，继续受到张浚的攻击。建炎二年六月，张浚奏论：“无谓金不能来，当汲汲修备治军，常若敌至”。因而与一味求和的黄潜善意见相左，受到排挤。已被出为兴元知府，被宋高宗留任为礼部侍郎。同年十月，张浚兼任御营使司参赞军事，从此参与抗金的军事活动。建炎三年二月，金军数百骑突袭“行在”扬州，宋高宗仓惶出逃，张浚与吕颐浩追随渡江，中书侍郎朱胜非任节制平江府（今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军马，张浚任同节制军马，驻守平江抗金。不久，朱胜非召赴行在杭州，留张浚驻守平江。三月，杭州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3岁皇子赵旉被立为帝，孟太后垂帘听政，张浚在平江组织张俊、刘光世、韩世忠等所部勤王。四月，“苗、刘兵变”平定，宋高宗复位，张浚升任知枢密院事。
富平之战
张浚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五月，被任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同年七月赴任，十月下旬到达兴元府，设司于此，随后调整西北各路军事长官。十一月间，到达秦州，经参议军事刘子羽介绍，张浚接见吴玠、吴璘兄弟，并提升吴玠为统制。曲端在陕西进行抗金活动，但专横跋扈，曾想杀死节制陕西六路军马王庶，南宋朝廷即以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召曲端，但曲端不奉诏。同年十二月，张浚任命曲端为处置使司都统制、威武大将军，并进行隆重的登坛拜将的仪式，张浚企图利用曲端的抗金声威，树起西北的抗金大旗。但当建炎四年正月，张浚命曲端率军救援在陕州围城中的李彦仙时，曲端却拒不出兵，以致陕州终于被金军攻陷。同年二月，张浚得知金军早已渡江南下，立即将处置使司事务交由刘子羽负责，自己率步骑数万人自秦州东进救援。当三月间到达房州时，得知金军主帅宗弼已自临安退兵北归，张浚遂率军重回西北。
当年秋初，张浚得知金左监军完颜昌（挞懒）仍在淮东，而前此渡江南犯的主将完颜宗弼（兀术）也滞留在江北，张浚推测金军企图深秋时将再次渡江，因而考虑出兵进攻金军，以分金军并力南下势。曲端在陕西的抗金，主要依靠部属吴玠等作战，自己常远处敌后，战胜则以为己功，战败则委罪部属。正月间，曲端命吴玠、张中孚等抗击金军于彭原店（一作自原店，白原，自当是白之误，今陕西彬县南），自拥重兵远处后方的宜禄（今长武）。当吴玠血战时，前军稍有退却，曲端不仅不出兵救援，反而立即率军逃向泾州（今属甘肃），吴玠等遂战败。此战被称为建炎三大战之一。“白原之败，其（曲端）气已沮”，主要是依靠部将血战，取得虚名的曲端，已被金军的气势所压倒，当张浚提出进攻以分金的军势时，曲端竟然提出：“俟十年乃可议战。”张浚知道依靠曲端为主将，领导抗击金军是不可能的，于是曲端以彭原之战坐视不救，被夺军权并被贬。自张浚经营川陕以来，陕西军民受到很大鼓舞，使得金军主将完颜娄室“所下陕西城邑，辄叛”，不得不请求增兵。完颜宗翰（粘罕）等也认为宋“陕西五路兵力雄劲，当并力攻取”。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七月，金派位望隆重的皇子（金太祖子，世宗父）、左副元帅完颜宗辅（讹里朵）前往陕西任主帅，并命江淮战场的主将完颜宗弼（兀术），“以精兵二万先往洛阳”，准备“以八月往陕西”，与张浚争夺陕西。宋高宗“以敌萃兵淮上，命（张）浚出兵，分道由同州（今陕西大荔）、鄜（今富县）延（今延安）以捣其虚”，企图以之消除金军再次渡江南犯的可能性。建炎四年八月，张浚移檄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辅），问兴师犯宋之罪。同时，派权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攻取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环庆经略使赵哲也收复鄜延诸郡。于是，张浚调集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渥、泾原经略使刘锜、永兴军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各率所部东进，金左副元帅完颜宗辅也立即将在京西的完颜宗弼所部2万人马，调入关中。
九月下旬，张浚集合五路宋军，骑兵6万、步军12万，号称40万，以刘锡任都统制，进抵富平（今富平北），金主帅宗辅以宗弼与娄室所部分为左、右两翼，与宋军决战。“泾原帅刘锜率将士先薄虏阵，自辰至未，杀获颇众”，金军左翼主帅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遂解围，与宗弼俱出”重围。“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以右翼军力战”，“自日中至于日暮，凡六合战”，两军相遇勇者胜，在此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环庆经略使赵“哲擅离所部”，率先逃跑，宋军相继溃退，金军虽胜但伤亡亦重，因而“得胜不追”。“富平之战”是宋金两军以大兵团决战，宋军虽然战败，但仍然达到了宋高宗要求张浚将金军主力调离江淮战场的目的。所以，当张浚在斩赵哲、贬刘锡、上疏待罪时，宋高宗就说：“‘浚放罪诏，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赵哲、刘锡，后见其过即重谴之，浚未有失，安可罢也……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国，无如浚。”有的史书亦称：“富平一战，偶为赵哲离部以取败……（张浚）痛念向者（高宗）海道之幸，（自己）已出襄汉。今也敌驻淮旬，有再入吴越之谋，万一犯属车之清尘，纵欲提兵问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顾利害，不计胜负，而决于一战也。”去冬渡江南犯的主将宗弼及所部精兵，此后数年一直滞留在川陕战场，确实相对减轻了金军在江淮地区的压力。
富平之战失败后，张浚退向兴州（今陕西略阳），命刘子羽去秦州，召集败散的宋军达10万人。在金军进攻下，张浚又退往阆州（今四川苍溪东南）。张浚任命王庶为兴元知府，王庶也汇聚溃军、义军2万人。吴玠亦收兵保和尚原，并于绍兴元年（1131年）五月，大败来犯的金军宗弼所部。
江淮抗金
绍兴二年，张浚被授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同年九月，南宋任命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十二月，又加任命卢法原为宣抚处置副使，引起张浚的不满。张浚被罢宣抚处置使，仍任知枢密事。绍兴三年五月，诏令张浚回朝。绍兴四年三月，在台谏的攻击下，张浚罢知枢密院事，以提举洞霄宫、福州居住。张浚调离川陕后，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年）六月，金军主将宗弼才自川陕回燕山府（今北京）。同年九月，伪齐与金军渡淮南犯，十一月，张浚再次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随后即诏张浚“暂往江上措置边防”，“西连陇蜀，北洎江淮，既加督护之权，悉在指挥之域”，负起了全面的抗金重任，但主要是领导江淮前线的抗金斗争。同年六月，在张浚亲往湖湘督战下，岳飞镇压了杨么起义。绍兴六年正月，张浚视师荆襄；后又被召回朝奏事，张浚即命韩世忠自承（今江苏高邮）、楚以图淮阳（今邳县西南），刘光世进屯合肥，张俊进驻盱眙，以杨沂中作为张俊部的后翼；岳飞进驻襄阳，准备北伐中原，摆出对金进攻的态势，军心振奋。韩世忠首先自楚州攻淮阳，张俊于五月间进驻盱眙，张浚也于六月渡江至淮南视师。刘光世于七月收复寿春府（今安徽凤台），岳飞于八月攻占蔡州（今河南汝南）、卢氏（今属河南）等地。宋高宗在张浚的力请下，也于九月初出发前往建康以鼓舞斗志，张浚又赶往镇江督师，伪齐闻讯后发兵分道南犯。十月，刘光世慌忙南逃，张浚乘马奔到采石，并下命有一人渡江者斩，刘光世被迫停止南逃。数日后，杨沂中等大败伪齐军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其他南犯军队也纷纷退回淮北。
绍兴七年三月，刘光世因骄惰怯敌被罢军职，宋高宗原已答应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扩充其兵力以恢复中原。但首先遭到枢密使秦桧的反对，张浚也不同意将刘光世所部并入岳飞军，遂收归自己兼任的都督府直接管辖，以刘光世部将王德任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任副都统制，以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郦琼不服王德居其上，多次申述不被重视。八月，郦琼杀吕祉等，裹胁4万人叛变投向伪齐。九月，张浚以处置不当而罢相，提举宫观，后贬居永州（今属湖南）。但伪齐也因无存在价值，于同年十一月为金所废。抗金大好形势因而受挫，降金求和势力抬头。绍兴八年三月，秦桧任右相兼枢密使，主持降金求和活动。同年末，金以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换取南宋的臣属。绍兴九年正月，宋高宗以宋金和议大赦，张浚恢复提举宫观。二月，出任福州知州，福建路安抚大使。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同月，授张浚检校太傅、崇信军节度使、万寿观使闲差，次年封和国公。绍兴十六年七月，张浚上奏备战抗金，奸相秦桧大怒，张浚被罢去检校少傅、节度使、国公官爵，只保留文阶官特进，以提举宫观，贬往连州居住，绍兴二十年又移往永州居住。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奸相秦桧死。十二月，张浚被重新起用，恢复观文殿大学士职衔及和国公爵位，任判洪州（今江西南昌）。此前不久，张浚因母死守丧，于是奉柩归葬西川，到达江陵时，又上奏请高宗备战抗金，引起新任宰相、汤思退的不满，宋高宗也以“今复论兵，极为生事”。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张浚再次被贬往永州居住。
隆兴北伐
绍兴三十一年正月，金军南犯已迫在眉睫，宋高宗在不得不作抵抗准备的同时，也放宽了对张浚居住地点的限制。同年十月，在宋金战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又起用张浚任判潭州，十一月又改为判建康府，当他十二月下旬到任时，“采石之战”已结束，金帝完颜亮已被部下杀死，两淮金军也开始退兵。但宋金战争仍在进行中，宋高宗却认为终归于和，所以并不重用张浚。直到绍兴三十二年五月，才任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全面负责江淮防务。六月，高宗即退位，孝宗即位。
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张浚升任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封魏国公。“上谓浚，当先图两城（指虹县、灵璧），边患既纾，弊以次革”。四月，张浚命李显忠、邵宏渊出兵北伐，李显忠接连攻占灵璧、虹县，张浚渡江前驻盱眙督战，李显忠又攻占宿州。李显忠被任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准备收复中原。但不久在金军攻击下，因邵宏渊坐视不战，其子又率先逃窜，李显忠被迫退兵，宋军溃败，史称“符离之战”。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秦桧党羽汤思退，于七月间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议和活动也在进行中。十二月，汤思退升任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仍兼江淮东西路。隆兴二年（1164年）三月，张浚还奉诏视师淮上，“遍行两淮，筑治城垒”，积极部署抗金措施。但于四月间即被召回朝，随后江淮都督府也被罢，在太上皇宋高宗干预下，左相汤思退更加紧进行降金乞和活动，张浚看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遂被罢相，授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张浚辞新命，恳求致仕，改授醴泉观使闲差。同年八月，张浚病死。乾道五年（1169年）谥忠献。
张栻
张栻（1133年～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张浚长子。自幼受张浚“教以忠孝仁义之实”，又受父“命往从南岳胡宏讲求程颢及颐之学”，以荫补入官。孝宗即位后，“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历知州、知府、侍讲、左司员外郎。淳熙七年（1180年），任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江陵（今属湖北）知府，本路安抚使，“以病请祠”，改授右文殿修撰、提举冲佑观闲差以养病，未及拜命，病故，终年48岁，有《南轩易说》等传世。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家，理学湖湘学派（也称湖南学派）创始人，与朱熹、吕祖谦交往密切，时称东南三贤。朱熹对张栻也很敬重，曾说：“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张栻亦为后世学者所敬佩，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南宋后期，理学日益受到推崇，张栻也因而被推崇。嘉定八年（1215年），赐谥宣。景定二年（1261年），封华阳伯，从祀孔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