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赵构
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为徽宗第九子。母亲韦氏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嫔妃，并不受徽宗的宠爱。赵构本与皇位无缘，然而，靖康之变中，赵宋宗室多被金兵掳去，惟独赵构成了漏网之鱼，“中兴之主”的位子自然非他莫属。靖康二年，时年21岁的赵构登基，重建赵宋政权。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初期起用李纲为相，以宗泽为东京留守，发动军民抗金，后罢免李纲，启用投降派，逃抵临安后，任用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后任用秦桧，为宰相，以为区旗妥协。后被迫让位给太子。
赴金为人质
靖康元年正月，金兵已经攻至开封城下，宋廷向金求和，金人要求以亲王、宰相为人质，方可退兵。钦宗命康王赵构前往金营。接下来的事情就与传说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了。在金营被软禁了20余天后，幸运降临到了赵构的头上。金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怀疑赵构不是亲王，将其遣返，钦宗只好命肃王赵枢代替赵构，赴金营为人质。在钦宗答应割地、赔款等要求后，金人暂时撤军，肃王却没有被放还，而是被掳北去，当了赵构的替死鬼。
靖康二年五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登基，建立了南宋政权，是为宋高宗。金人得知赵构重建赵氏政权，马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南侵，目的是要趁赵构立足未稳，将其一举消灭。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秋，金朝分兵攻宋。高宗内心惟恐重蹈靖康之变的覆辙，不顾主战派大臣和将领们的反对，于十月将朝廷迁至扬州。建炎三年二月，宗翰派兵奔袭扬州，攻陷天长，前锋距离扬州城仅有数十里。高宗此时正在后宫寻欢作乐，乍闻战报，慌忙带领少数随从乘马出城，急驰至瓜洲渡江逃跑。这次突如其来的惊吓也给赵构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赵构在北宋末南宋初的这段时期内从北到南、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即位前，在河北的逃跑途中，赵构和大臣在寒冷的旷野中烧柴温饭，一起在茅舍下就食。即位不久，又发生兵变。扈从保驾的御营司将领苗傅、刘正彦等人因不满宦官的胡作非为，包围行宫，诛杀宦官，胁迫高宗让位于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哲宗孟皇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兵变历时两月，后由韩世忠起兵平叛，高宗复辟。仅仅过了半年，金兵突破了长江防线，直扑宋廷所在地杭州而来。高宗退无可退，只得入海避敌，在温州沿海漂泊了4个月之久。前有恶浪，后有追兵，衣食物资也无法及时得到供给，南宋君臣的窘迫之状可想而知。一次，高宗饥饿难耐，命令停船靠岸，自己步行到一所寺院索食，僧人不及准备，只好以5枚炊饼进献，赵构居然连吃了三枚半，原本养尊处优的他方才真切地体味到饥寒交迫的感受。
但是这一切似乎并未磨砺出赵构坚韧的意志，也没有激发起他的斗志；恰恰相反，曾经在金营作人质的经历，让赵构亲眼目睹了金兵的强悍和凶残，每当想起，他还心有余悸。他抛弃了父兄被掳、国土沦陷的国仇家恨和中原浴血奋战的军民，宁可忍受道路风霜，只为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在逃跑途中，高宗还时时不忘向金人乞和，他一再派出使者前往金营，在国书中竟然自称“康王”，说自己未得金朝允许黄天荡之役就登基称帝，实为大错，现在甘愿放弃帝位，向金朝称臣。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之态跃然纸上。高宗的哀求根本阻挡不了金兵继续南下，倒是南宋广大军民的奋起抵抗，使金兵屡遭挫败，加上江南气候潮湿，河道密布，不利于金朝骑兵作战，金军主帅完颜兀术决定撤兵。金兵北撤途中，遭到南宋军民的不断攻击。撤至镇江时，宋将韩世忠率水师截断了金兵的归路，将其逼入建康东北70里处的黄天荡，宋军以8000人的兵力包围10万金兵。双方相持48天，金兵屡次突围均告失败，最后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撤退。兀术大军刚逃出了韩世忠的包围，抵达建康，又遭遇岳飞所部阻击，又被打败，岳飞收复建康。金军此后再也不敢渡江。
建炎四年四月，高宗在海上获悉金兵北撤，才从温州经明州回到越州。越州地理位置偏僻，漕运很不方便，南宋朝廷的大批官员、军队集中此地，物资供应无法得到保证。相比之下，高宗对逃难时曾经停留过的临安（杭州）念念不忘。那里交通方便，江河湖泊交错，金人的骑兵无法驰骋，大大增加了高宗的安全感；又地处鱼米之乡，物产丰富，基本可以满足南宋朝廷的需要；而且自唐、五代以来，杭州经过了长期的开发建设，已经一跃成为繁华秀丽的“东南第一州”，它对于刚刚饱经流离之苦、热切渴望安逸生活的高宗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绍兴二年（1132年），高宗迁都杭州，南宋朝廷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初步在东南站稳了脚跟。
意在求和
南宋政权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外有金兵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南下，内有各地溃兵败将组成的游寇集团和农民的反抗武装，极大中兴四将图地威胁着宋廷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得不抛开压制武将的祖宗家法，着意笼络重用武将。当时最有名的将领就是南渡后的“中兴四将”。其中，刘光世出身将门，其父官拜节度使，他本人早年曾随父镇压方腊起义；张俊和韩世忠都是行伍出身，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在平定苗刘兵变中又都立有大功；而岳飞则是资历最浅的一位，但是在短短几年间，他的战功和威名就已超越其他诸将，绍兴四年八月，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宋廷授他为清远军节度使，地位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不相上下。
高宗是在向金人求和而不得的形势下才重用武将的，其目的只是自卫，并没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岳飞收复的失地，实际是从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手中夺取的。岳飞出兵前，高宗明白他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特地下手诏，告诫他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就算立下战功，也定要严惩。这一纸诏书，牢牢地束缚了岳飞的手脚，加上岳家军只有不到三万人的兵力，也无力进行北伐，因此岳飞只好在收复襄汉后，率主力退守鄂州。
面对金人的进攻，高宗始终不愿放弃投降求和。尽管绍兴四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高宗并不想利用这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朝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绍兴七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朝带来了议和条件，金朝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徽宗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朝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
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定至关重要。绍兴八年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和议。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交锋，其为人又善于逢迎，所以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岳飞更是对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高宗对岳飞心生嫌忌。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高宗。这位抗金最坚决的大将个性耿直，在战场上有勇有谋，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缺少心计，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10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八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好心建议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独子赵旉8年前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时年才30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忌恨。
这两件事以及在抗金恢复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为岳飞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绍兴八年，高宗与金朝的媾和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文武百官的反对之声日益高涨，只有秦桧极力支持高宗议和。十一月，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与宋使王伦南来。金使的称号中将“宋国”称为“江南”，敌对两国互通信息，应称“国信”，金朝却称“诏谕”，显而易见，这是金人故意羞辱南宋。金人接下来的要求更令南宋臣民难以接受，金使居然要高宗跪拜受诏，奉表称臣。为了苟安偷生，高宗对此并不介意，他冠冕堂皇地表示：“只要百姓能免于刀兵之苦，朕可以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然而，天子有此“美意”，臣民们却不愿“领情”，朝廷内外群情激愤，抗议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临安市民甚至在街上贴出醒目的榜文：“秦相公（秦桧）是细作（奸细）！”矛头虽然是指向秦桧，实际上表达出对高宗的强烈不满。尽管高宗恼羞成怒，将反对激烈的大臣一一贬谪，但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十二月，高宗以为徽宗守孝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大臣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国书。
高宗以为和议之事已成，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岳飞在接到升官诏书后，当即上书表示拒绝，提醒高宗不可相信金人，并重申自己率师北伐的宏图大愿。高宗和秦桧此时对岳飞切齿痛恨，除掉岳飞的阴谋已经在酝酿之中了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金人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军又奔赴抗金前线。随着金兵在川陕、两淮等地的进攻相继受挫，宋军进入战略反攻，岳飞进军中原。他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过黄河，联络河北义军，结成“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以实现他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同时亲自领兵长驱直入，进驻郾城。七月，金将兀术集结大军，从开封直扑郾城，岳家军以寡敌众，大败金兵。接着，兀术又转攻颍昌，岳飞对此早有防范，事先已命长子岳云前往支援，兀术在颍昌再遭岳家军的沉重打击。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距离开封只有45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收复了黄河南北的部分州县。金兵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并打算放弃开封，渡过黄河北逃。
岳家军的接连胜利当然不利于高宗和秦桧与金朝重开和议，他们连下12道金字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此时，数万岳家军由于收复失地很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而且，其他各路军队也已接到撤军的命令，张俊、韩世忠、刘锜等部陆续班师，岳飞要想在没有后方支援、缺乏友军配合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收复故土，实是难上加难。在形势和君命的逼迫下，岳飞违心地拒绝了两河百姓要他继续北伐的恳求，奉诏班师。退兵之日，他不禁深深痛惜自己的“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就这样被高宗和秦桧葬送了。
绍兴十一年正月，兀术统领近10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锜、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兀术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著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据说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军队乏粮，其中是否夹杂着对高宗阻挠他北伐的不满情绪，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件事还是成了后来秦桧陷害他的口实。
淮西之战后，高宗加紧了削夺武将兵权的活动。由于南宋建立以来，他不得不倚重武将外抗金兵，内平游寇，结果造成武将势力崛起，对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夺去了三大将的兵权，三将所辖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接着，高宗和秦桧将迫害的矛头直指岳飞。七月，秦桧死党万俟卨秉承上意，上章弹劾岳飞，他抓住岳飞曾经擅离职守、私上庐山以及没有及时应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并把张俊撤除淮东防务的事情栽赃到岳飞头上。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仅凭上面的几条“罪状”，尚不足以置岳飞于死地，秦桧又指使张俊胁迫岳飞部下王贵、王俊，诬告岳飞爱将张宪密谋要挟朝廷还兵给岳飞，串通谋反。张宪被押送大理寺审讯，严刑逼供之下，张宪仍然不肯屈招。好不容易等来了除掉岳飞的机会，高宗怎能因证据不足就轻易放过？他决定让大理寺审理岳飞一案。十月，岳飞、岳云父子被投入大理寺狱中，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卿周三畏奉诏审讯。何铸反复讯问，实在得不到任何岳飞谋反的证据，在审讯时，又看到岳飞背部刺的“尽忠报国”四字，深知岳飞的忠心与清白，便向秦桧力辩其冤。秦桧抬出高宗来，明确告诉他：“此上意也。”也就是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何铸愤然道：“我岂是为区区一个岳飞的性命，强敌未灭，无缘无故诛杀一员大将，势必失去军心，决非社稷长久之计！”何铸既然对岳飞下不了毒手，秦桧便奏请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锻铸冤狱。岳飞身受酷刑折磨，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他在狱中悲愤地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发出了最后的抗议。
听说岳飞以谋反罪入狱，已经辞官在家、明哲保身的韩世忠再也无法坐视不理，他当面责问秦桧，岳飞谋反的证据究竟何在，秦桧答道：“其事体莫须有。”意思是这件事情大概有吧。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是，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的心意已决。在高宗看来，除去岳飞，既可以使和谈顺利进行，又能震慑其他武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真是一举两得。因此，他不惜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张宪、岳云斩首。
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他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蓄姬妾又不营私财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高宗和秦桧对他就越是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所保卫的朝廷之手，不禁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
宋高宗在偷安东南几十年的统治生涯中，迫于时势，则又不得不在生活等细节上约束自己，克勤克俭，装点“中兴”门面。具体而言，首先在生活上较注意俭约。建炎二年，在扬州时，有人献宣和间器具，其中有螺钿桌椅，精巧奢靡，为了标榜俭约，高宗将“螺钿椅桌于市中焚毁，百姓观者，莫不悦服”。他意识到自己处于非常时期，不能与承平之主相比，因此在日常饮食起居方面不敢讲究。建炎年间，他睡的是白木床，上面只铺一层蒲荐黄罗褥。他对大臣说他不太喜欢吃肉，而多食蔬菜、豆腐；他还认为器具物品只要适用便可，不必美观，因此他准备把宫中的金酒器折为黄金五百两赏给有功将帅。其次，他还能注意农桑。诏令将帅在恢复区营地屯田，鼓励农耕。为了表明重视农桑，绍兴六、七年间，在宫中亲自种稻养蚕，“欲知民间蚕熟与否”，“亦欲知稼穑之艰难尔”。不贪女色，不专用宦官，也算是高宗有别于其他昏君的一个特点。高宗曾自称“朕不喜与妇人久处”，他于建炎元年曾得一子，三岁时早夭，此后高宗再无子嗣。他使用宦官，“备扫除趋走而已”，“未尝假以权也。每观汉唐之祸，及近时之变，故不得不防渐杜微”。他有较好的学习习惯，每日都有固定的读书时间，早上批阅奏章，午后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率以二更罢”。他尤其喜欢念《左传》，“每二十四日而读一过”。他还安排经筵为他讲《资治通鉴》，节假日也不间断。他对史书很感兴趣，不但通过读史了解以往史事，对史书编纂优劣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人说陈寿《三国志》写得也不错，而他却认为：“寿颇简略，事实多在注中，又诸家互相矛盾。”表明他毕竟认真读了点书。遗憾的是，高宗读史不能致用，历史上许许多多抵御外敌、捍卫主权，兼听纳谏、任用忠良的明君事迹对他不起丝毫作用，枉费一生读史，却落得个“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的可悲下场。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兵又一次南犯失败，金朝发生内乱，金世宗即位，金主完颜亮在军中被杀。南宋朝野纷纷要求趁金朝内乱举行北伐，宋高宗坚持继续屈己称臣，维持和议。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在军民的抗战声中，他也难以维持了，只好宣布退位。此后，他以太上皇的名义赋闲二十余年，于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病故。死后葬永思陵。
孝宗赵眘
孝宗赵眘（1127年～1194年），原名伯琮，为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宋代自真宗开始，皇位一直在太宗一系传承，到高宗时，由于独子赵旉夭亡，大臣们建议从太祖的后代里选立继承人。绍兴二年，6岁的赵伯琮幸运地被高宗选中，育于宫中，36岁时被立为太子，改名为眘，同年登基。孝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他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高宗时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曾一度有所扭转。然而，面对高宗的处处牵制、主和派的极力阻挠、主战派的人才凋零等内外不利因素，孝宗深感力不从心，中兴大业最终不得不付之东流。从此，宋朝皇位又回到了太祖一系。
孝宗之立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但在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为其二弟赵光义所杀，帝位从此传入宋太宗后裔一系。北宋为金所灭，赵构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但仍在金军的追击下狼狈逃窜，几无宁日。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军奔袭扬州（今属江苏），宋高宗突受惊恐，从此丧失生育能力，再未生一男半女。同年七月，独子赵旉又病死。南宋朝野认为是太祖的帝位为太宗所夺，太祖子孙“仅同民庶”，所以“艺祖（太祖）在上，莫肯顾歆”，以致北宋为金所灭，南宋政权也朝不保夕，应选太祖后裔为嗣子继承帝位，南宋才能稳固。高宗后于绍兴二年（1132年）选了宋太祖后裔赵伯琮、赵伯浩养于宫中，五月间，又选定赵伯琮由婕妤张氏抚养，但并未确认为皇子，实际上仍期望自己生子。宋高宗得宠的才人吴氏（后封皇后），也请育一子。于是在绍兴四年五月，又选了一个年已5岁的宋太祖后裔赵伯玖，由吴才人抚养，引起了大臣们的不安。次年五月，宋高宗以“朕年二十九未有子”，不肯封赵瑗为王，只是依皇子例，进授赵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仍不确认为皇子。
绍兴六年正月，赵伯玖赐名璩，初除也是和州防御使，因而中外议论纷纷。绍兴八年八月，宋高宗以御笔想封赵璩为国公、节度使，使其名位与赵瑗相等，遭到左相赵鼎和执政王庶、刘大中等的反对而暂时作罢，但赵鼎、王庶、刘大中随后被罢宰执而出任地方官。在秦桧独相后的绍兴九年三月，赵璩终于被进为保大军节度使、封崇国公，地位和礼遇又与赵瑗相等。在这场赵瑗、赵璩争夺皇子地位的斗争中，岳飞也参与其间，据说他还见过赵瑗，说过“中兴基本，其在是乎。”并向宋高宗秘密奏请立赵瑗为皇子，宋高宗却对岳飞说：“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这也是岳飞后来被处死的原因之一。
绍兴十二年二月，养育赵瑗的张氏死，赵瑗也归吴氏抚养。吴氏与张氏争宠与争着抚养未来皇子的斗争，虽因张氏之死而结束，赵瑗也随后进为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但还是不立为皇子。相反地，绍兴十五年二月赵璩也进为检校少保、封恩平郡王。两人礼遇仍然相同，号称东、西府，直到绍兴三十年二月，赵瑗被收养已30年，宋高宗对自己生子也已失去信心。在金宋战争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普安郡王赵瑗被赐名玮，字元瑰，进为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又进封为建王，终于确立了皇子的地位，赵璩随后也明确为皇侄。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军渡淮南犯，两淮很快失守。十一月的“采石之战”，宋军粉碎了金军渡江的企图，金帝完颜亮后也被部下杀死于扬州。南宋军民抗金呼声高涨，认为终归于和的宋高宗急于禅位，想将处理抗金还是求和的责任，推给皇子赵玮，并想立即禅位，在臣下提出只有先立赵玮为太子，然后再禅位为宜。于是，绍兴三十二年（1362年）五月，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眘、字元永。六月，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高宗退位为太上皇、吴皇后为太上皇后，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
收拾旧山河
孝宗抗击金兵的雄心，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有所表现。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时年35岁的孝宗十分气愤，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但经史浩的提醒，为了避免高宗疑心，他再次上书，请求在高宗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即位后，孝宗表面上不便对高宗妥协求和的政策明确表示反对，但在处理政事时，他一反高宗的做法，平反岳飞冤案，驱逐秦桧党人，起用一批被高宗贬黜的大臣，还积极联络北方抗金义军。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孝宗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他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共商恢复大计。张浚，高宗时为知枢密院事，坚持抗金，先后率军转战川陕、两淮等地，多有战功，在南宋朝野间享有盛誉，金人也十分畏惧他。秦桧当政，张浚遭到排挤，被迫离开朝廷。孝宗久闻张浚的威名，内心早已非常仰慕，如今要恢复中原，主持大局的最佳人选非张浚莫属。新皇帝锐意进取，力图中兴，对自己又如此尊敬与信赖，令压抑已久的张浚兴奋不已。他建议孝宗亲赴建康，以招揽中原百姓之心；陈兵两淮，进军山东，声援西线川陕军队。同时，他还向孝宗举荐了一批力主抗战的人才，如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等，孝宗都一一予以起用。一时间，曾经弥漫朝野的妥协退让气氛为之一扫而空，主战派力量大大增强。
隆兴元年（1163年），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抗金前线的军事指挥。此前，金人向南宋索取海、泗、唐、邓、商五州之地及岁币，被张浚拒绝。金朝屯兵虹县、灵壁，摆出一副马上要进攻南宋的架势，南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张浚主张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此议一出，马上招来了主和派的强烈反对，右丞相史浩就是其中的代表。
史浩曾是孝宗的老师，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孝宗即位之初的一些改弦更张之举，如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联络中原豪杰等，都得到过他的积极支持，他还向孝宗推荐了陆游等一批有识之士。但是，史浩的这些做法并不是为了恢复中原，而是为了维持南宋偏安一隅的现状。他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才是最稳妥之计。他与张浚辩论五日，最终也没能说服张浚。此时的孝宗正是初生牛犊，锐气十足，虽然他曾一度在史浩的阻拦下有所犹豫，但经过张浚的鼓励和支持，又坚定了决心。当年四月，孝宗为了避开主和派的干扰，绕过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
北伐初期，宋军接连取得胜利，李显忠攻克灵壁、宿州，邵宏渊攻克虹县，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萧琦等先后投降，北方人民纷纷响应，归附者络绎不绝。捷报传到临安，孝宗大喜，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然而，就在宋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军队内部的种种问题也暴露出来。首先是将领之间不和，邵宏渊为人心胸狭隘，争强好胜，孝宗任其为招讨副使，位在李显忠之下，对此他耿耿于怀。而张浚对这一问题又处理不当，听任邵宏渊不受李显忠节制，使宋军无法协调行动，统一指挥。其次，面对胜利，主帅李显忠产生了轻敌心理。攻克宿州后，他既不谋进取，也不作防守，终日与部下饮酒作乐。当有人报告说金军万余人向宿州逼近时，他竟不以为然地说：“区区万人，何足挂齿！”此外，李显忠在犒赏军士时有失公平，士兵三人才分得1000钱，每人平均只得300余钱，无法调动士兵们的作战积极性，邵宏渊又趁机暗中起哄鼓噪，士卒怨怒，宋军一度高昂的士气大为削弱。
就在宋军主将失和、军心浮动的时候，金人已经从前期仓促应战的慌乱中调整过来，调兵遣将，准备反击。孝宗和张浚对北伐面临的潜在危险也已有所觉察，以时值盛夏、人马疲乏、不宜连续作战为由，急令宋军撤退。然而，诏书尚未到达军中，金军已抵宿州城下。隆兴元年五月二十二日，金军向宋军发动进攻。李显忠通知邵宏渊出兵，夹击金军，邵宏渊却按兵不动，李显忠只得独自率军出战。战斗间隙，邵宏渊装模作样地出城巡视，对士兵们说：“天气如此炎热，就是手不离扇尚不得凉爽，更何况要在烈日曝晒下穿着厚重的铠甲作战？”言外之意是宋军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宋军的二号统帅人物表现出如此悲观的情绪，使得宋军人无斗志，军心涣散。
当晚，中军统制官周宏、邵宏渊之子邵世雄等将领各带所部逃遁，宋军顿时大乱，金人趁机大举攻城。李显忠率领部下奋力抵抗，而邵宏渊当此紧急关头，仍不肯与李显忠合力守城，极力主张弃城撤退。李显忠知道邵宏渊对自己心存嫉恨，不会援手，仅凭自己所部孤军守城已不可能，只得放弃宿州，连夜南撤。二十三日，宋军刚刚退到符离，就被追击的金兵赶上。在金兵的围攻下，宋军再无抵抗之力，士兵们丢盔弃甲，惊慌逃窜，连同随军民夫在内的13万人马伤亡殆尽，粮草物资也拱手送与了金军。李显忠、邵宏渊二将在乱军中逃脱，侥幸保住了性命。至此，历时仅20天的北伐以宋军溃败而告终，这也是孝宗在位期间惟一的一次北伐，虽然失败，但毕竟是南宋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出击，与以前穷于应付金人的进攻绝然不同。
北伐失败给主和派留下了攻击主战派的口实，他们再度活跃起来，纷纷上书弹劾张浚，要求与金人重开和议。对于恢复故国的大业，孝宗是不肯轻言放弃的。符离兵败之初，他曾宽慰张浚说：“抗金之事，朕还要全倚仗你，你千万不可畏惧人言而心怀犹豫。北伐的事情当初是朕与你共同决定的，现在也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孝宗勇于承担责任，既无形中保护了张浚，也表明君臣之间志同道合的决心。虽然迫于主和派的压力，孝宗曾一度降任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但不久就让其官复原职，后又升其为右丞相，表示对他仍然信赖。然而，北伐的惨败，毕竟使孝宗的勃勃雄心受到不小的打击，他逐渐从高涨的热情中冷静下来，意识到中兴计划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权宜之策，议和也并不是毫不可取。因此，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疏远主和派，甚至重新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相，准备与金朝议和。
隆兴元年八月，金人向南宋提出割海、泗、唐、邓四州之地，纳币称臣，以及遣还中原归附之民等要求，扬言若宋廷不允，即挥师南下。孝宗虽不反对暂时与金妥协，但认为在议和条件上不能过于迁就，应力争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和议。九月，孝宗不顾张浚等主战派的反对，派卢仲贤出使金朝议和。卢仲贤临行之时，孝宗告诫他切不可答应金人割四州之地的要求，而汤思退却惟恐和议不成，私下授意卢仲贤可以割让四州。结果，卢仲贤到宿州金营后，在金人的威胁下，竟不敢有半句争辩，表示愿意接受金人的要求。孝宗闻知大怒，将卢仲贤革职，发配郴州管制。和谈遂陷入僵局。
此时，德寿宫的太上皇高宗也不断地向孝宗施加压力。言谈之间，高宗对孝宗的所作所为早已表现出不满。孝宗赴德寿宫问安，常常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恢复大计，而高宗最听不惯的恰恰就是这种言论，一次，他终于忍不住粗暴地打断孝宗的话，不耐烦地说：“还是等我百岁之后，你再谈论这事吧！”这无异于向孝宗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要他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其实，早在北伐之时，高宗就对孝宗处处牵制，现在好容易有了再次和谈、维持偏安的机会，他更是以为万万不能错过，极力敦促孝宗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
对于这位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因而总是尽量顺从他的意愿。主和派有高宗作靠山，便时时抬出高宗来压制孝宗，气焰更加嚣张。同时，他们又极力鼓吹金强宋弱，只有求和才是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孝宗的态度开始左右摇摆。他曾一度因不肯屈从金人的割地要求，有过再次开战的打算，但对战事实在是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一旦金人表示愿意与南宋继续和谈，他又不得不加以考虑。
在这种矛盾心态下，隆兴二年三月到七月，孝宗下令撤去江淮守备，主动放弃四州之地，并同意了张浚的辞职请求。八月，南宋再派魏杞赴金议和。汤思退等人担心孝宗态度再有反复，竟秘密派人到金营，通知金人发兵南下，用武力胁迫孝宗。金人有了这些吃里扒外的帮凶，更加有恃无恐，他们扣留魏杞，进而要求南宋再割让商、秦二州，否则便举兵南侵。十月，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孝宗任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兵马，但汤思退拒绝赴任，江淮前线的宋军主力又已全部撤回，金军几乎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楚州、濠州、滁州相继陷落，金兵已临长江以北。南宋朝野上下舆论哗然，纷纷声讨主和派媚敌卖国的无耻行径。孝宗罢去汤思退，押赴永州管制。太学生张观等72人又上书孝宗，请斩汤思退等人以谢天下，汤思退在赴永州途中听说此事，忧惧而死。
孝宗虽然迫于时势，与金人媾和，但内心恢复中原的强烈渴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鉴于张浚仓促北伐而导致失败，孝宗对用兵之事变得谨慎了许多，集中精力进行各种必要的战前准备，等待时机，再图恢复。孝宗首先大力整顿军政，提高军队战斗力。从乾道二年（1166）底到乾道六年，他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活动，这是南宋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举动，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有其积极作用。除亲自校阅军队外，孝宗还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要集中演习，对于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予以破格提升，武艺出众的士卒也会获得重赏。中央禁军兵员冗滥，无法充当作战主力，孝宗对其进行拣选，裁汰老弱，补充强壮，使正规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提高。在以往的对金作战中，民兵是一支重要力量，但常常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如在淮东地区，原有一种叫万弩手的民兵组织，在抵御金兵南侵时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却在乾道元年被遣散。乾道五年，孝宗重新恢复了淮东万弩手，改名为神劲军，规定每年八月到次年二月集中训练，为两淮前线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孝宗要再次北伐，将帅人选的问题亟待解决，而此时可以依赖的主战派大臣却越来越少。张浚、吴璘等人相继去世，孝宗最终把领导北伐的重任寄托到了坚持抗金的虞允文身上。完颜亮南侵时，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曾大败金兵，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他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原，与孝宗的心意不谋而合。乾道三年，孝宗任命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并接替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四川练兵讲武，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巩固了南宋的西北防线，为再次北伐时出兵川陕打下了基础。
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孝宗遣使赴金，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对于孝宗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起立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闰五月，派范成大使金，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虞允文虽然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但实际上他心中顾虑重重。孝宗在隆兴和议签定前，对于和战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最终在太上皇的逼迫和主和派的压力下，接受了屈辱的和约，对此，虞允文记忆犹新。一旦再次北伐，他担心孝宗又会像上次那样改变主意，使北伐半途而废。而且，孝宗对东宫旧人曾觌等奸佞之辈十分宠幸，这也令虞允文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万一北伐不利，自己势必遭到朝野上下的围攻，甚至会有杀身之祸。乾道八年九月，他辞去相位，再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临行之前，孝宗要求他到四川后立刻出兵，与江淮军队会师于河南，虞允文忧心忡忡地说：“我担心陛下届时未必能够配合。”孝宗当即表示：“如果你出兵而朕犹豫，就是朕有负于你；如果朕已举兵而你不动，就是你有负于朕！”然而，孝宗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打消虞允文的顾虑。他到四川后，虽然积极备战，但却一再推迟出兵时间。乾道九年十月，孝宗手诏虞允文，催促他早日出师，虞允文以“军需未备”为由，要孝宗“待时而动”，实际上拒绝了孝宗的要求，从而使孝宗恢复中原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应该说，虞允文的担心不无道理，正当他在四川任上时，孝宗任命了坚决反战的梁克家为宰相，让这样的人物主持朝政，势必会对虞允文的行动有所牵制和阻碍。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虞允文因操劳过度，得病去世，这对孝宗的中兴大计和信心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南宋再也找不出像虞允文那样坚决主战又有才能的大臣，主战派不少干将已经亡故，尚还在世的大臣也日趋消极保守，更不要说主和派官员了。面对朝廷上下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自己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暮气日重。到了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也就是孝宗在位的后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
重振皇权
孝宗在积极处理对外关系的同时，更注重强化内部统治机能。高宗后期，秦桧独揽朝政，党羽遍布朝廷，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孝宗曾亲身感受到秦桧的专横跋扈，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大臣擅权的局面，他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加强皇权。
孝宗即位以后，“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大至军政国事，小至州县狱案，他都要亲自过问。无论是在积极进取的隆兴、乾道时期，还是在消沉保守的淳熙时期，孝宗一直保持着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这固然是为了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作为一个皇帝，自始至终能够孜孜不倦地处理政事，还是十分难得的。
孝宗即位之初，就开始着手革除南宋初期以来政治上的种种弊端。他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严格官吏的考核，甚至亲自任免地方中下级官吏。南宋建立以后，财政一直拮据，孝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还常召负责财政的官吏进宫，详细询问各项支出和收入，认真核查具体账目，稍有出入，就一定要刨根问底。为了改变民贫国弱的局面，孝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不仅每年都亲自过问各地的收成情况，而且还十分关注新的农作物品种。一次，范成大进呈一种叫“劫麦”的新品种，孝宗特命人先在御苑试种，发现其穗实饱满，才在江淮各地大面积推广。
孝宗的勤政确实达到了集中皇权的目的，许多原本该由臣下处理的政务，现在都要他亲自裁定，臣子们只好俯首听命，少有自己的主见。然而，这种勤政对南宋政治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孝宗理政之细，已经到了烦琐的程度，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细枝末节上，反而忽视了治国的大政方针。一些大臣曾劝过孝宗要先抓住国家大政，虽然孝宗也认为他们言之有理，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又依然故我。在重大决策上，孝宗常常事先不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施行，稍有挫折，又马上收回成命，他在位期间，朝令夕改、犹豫反复的情况多次出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张浚北伐、隆兴和议中的表现，恢复中原的计划最终落空与孝宗的这种为政作风也不无关联，有人评价他“志大才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因为孝宗的集权，使以宰相为首的朝廷难有作为。孝宗在位28年，先后出任宰相的有17人，参知政事更是有34人之多，如此频繁地更换宰臣，这在宋朝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每位宰臣在任时间几乎都不长，可见孝宗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臣的出现。他为树立起君主的绝对权威，有时甚至听信片面之辞，不经过调查核实，就将宰臣免职。乾道二年，有人检举参知政事叶颙受贿，而检举之人与叶颙素来就有矛盾，孝宗在真相尚未明了之前，就将叶颙免职，后来经有关官员查证，并没有发现叶颙受贿的确凿证据，孝宗才意识到错怪了叶颙，重新召其入朝。淳熙二年，朝廷选派使臣赴金求河南陵寝地，宰相叶衡推荐汤邦彦，汤邦彦胆小如鼠，他怀疑这是宰相要自己去送命，因此怀恨在心，向孝宗上书告密，说叶衡曾有诋毁孝宗的言论，孝宗大怒，当日就罢去了叶衡的相位，并将其贬往郴州。宰相是百官之首，孝宗却轻易罢免，反映出他对宰臣们缺乏真正的信任。
在宰臣的具体人选上，孝宗恢复了宋代立国以来“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提倡宰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见，以此来让他们互相牵制。宰臣们不能团结合作，虽有利于皇帝控制朝政，但这种局面却给孝宗的中兴大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应。隆兴元年十二月，孝宗以汤思退为左丞相，张浚为右丞相，让主和派重新执掌了大权，他们趁机大肆破坏张浚辛苦经营的江淮防线，最后迫使孝宗屈辱求和。乾道年间，孝宗再谋北伐。他先是任命叶颙为左丞相，魏杞为右丞相，前者素来主张恢复，后者却始终反战主和，一年之后，孝宗就觉得他们意见分歧，很难成事，罢去了他们的相位。但是，孝宗并没有改变用人方法，乾道八年，在他任用虞允文为左丞相的同时，又将反对用兵的梁克家升为右丞相，结果使虞允文心存顾虑，迟迟不肯从四川出兵。除了内部的互相牵制，孝宗还利用宰臣之外的政治力量来制约宰臣，就是重用自己未当皇帝前的部属们。这些部属往往倚仗孝宗的宠幸祸乱朝政，被士大夫们指斥为“近习”。他们由于长期跟随孝宗，和他关系密切。相对于其他朝臣，孝宗对他们更为信任，遂重用他们以为耳目，这构成了孝宗朝政治的又一特点。
孝宗的近习比较有名的有曾觌、龙大渊、张说等人。曾觌、龙大渊原是孝宗为建王时的低级僚属，因善于察颜观色，深得孝宗欢心。孝宗一登上皇位，立即破格提升二人，让他们参与军机大政。朝臣们纷纷上章反对，抨击二人不学无术、见识浅薄，仗着孝宗的恩宠，必将“摇唇鼓舌，变乱是非”。孝宗非但不听劝谏，还将反对的大臣降职免官。曾、龙二人从此更无所忌惮。乾道三年（1167年），参知政事陈俊卿抓住曾、龙二人不法行为的证据，弹劾他们偷听、泄漏机密政事，孝宗一时激愤，将曾、龙驱逐出朝。实际上，孝宗心里对二人还是念念不忘的。乾道四年，龙大渊死于任上。接到龙大渊的死讯，孝宗又想召曾觌回朝，但朝臣们已经猜到了孝宗的心思，不等诏书下达，反对的奏章就纷至沓来。乾道六年，反对最力的陈俊卿罢相，孝宗立刻召回了曾觌，对其恩宠有加。曾觌一时间权势显赫，朝中文武官员多出其门。直到淳熙六年（1179年），出守建康府的陈俊卿两次面见孝宗，一再指出近习结党营私的危害。孝宗对朋党一向严于防范，经陈俊卿的提醒，才开始对曾觌等人稍有疏远。
张说本以父荫入仕，后因娶高宗吴皇后之妹，遂受重用。乾道七年，孝宗任其为签书枢密院事，进入执政之列。朝议大哗，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耻于与张说共事，愤然辞职，中书舍人范成大拒绝草诏，孝宗只得暂时收回成命。一年之后，孝宗再次命张说参与枢密院事，尽管这次朝臣们依然激烈反对，但孝宗不为所动，将持有异议的李衡、王希吕、周必大、莫济等人一并免职，强行发布了对张说的任命诏书，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这件事了。张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孝宗的器重，除了他的外戚身份外，还与他在抗金恢复上的态度有关。当时孝宗正在筹备再次北伐，而朝中大臣要么明确反对，要么犹豫观望，张说对北伐积极赞同，是除虞允文外，少数几个支持出兵的大臣之一，因此，孝宗坚持起用张说，希望他能协助自己和虞允文，早日恢复中原。然而，张说既无才识，又无德行。他上任之后，便与曾觌等人互相勾结，倚恃恩宠，为所欲为，使孝宗大失所望。淳熙元年，孝宗罢免张说，将其贬谪抚州。
综观孝宗一朝，对外力图中兴恢复，最后却徒劳无功；在内重新树立起了皇权的威严，但吏治腐败、民乱迭起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淳熙后期，孝宗已经深感力不从心，开始厌倦烦琐的政事，打算让位于太子，但碍于太上皇高宗还健在，一时无法施行。淳熙十四年十月，高宗病逝，孝宗决定服丧三年，以“守孝”为名退位。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正式传位于太子赵惇，是为光宗，自己退居重华宫，做起了太上皇。
吴皇后
高宗赵构的皇后吴氏，14岁被选入宫，侍奉高宗赵构。高宗即位之初，外受金兵追击，内部时常发生兵变，吴氏身穿戎装，跟随高宗左右、英姿飒爽，颇有胆略。金兵南征，高宗乘船入海，从定海（浙江镇海）转赴昌国（浙江普陀）途中，封她为和义郡夫人。回到越州又迸封才人。此后，吴氏博览书史，勤习翰墨，旋进为贵妃。韦太后由金国还朝后，吴贵妃侍奉太后起居，太后的认可，高宗便于公元1143年正式册立吴贵妃为皇后。
高宗惟一的儿子病死后，后宫再无生育。张贤妃收养宗室赵伯琮为养子，吴皇后为才人时，也收宗室赵璩为养子。张贤妃病逝，伯琮也由吴皇后一并收养高宗分别封赵伯琮、赵璩为普安郡王、恩平郡王。伯琮恭俭勤敏，聪慧好学，可当大任，吴皇后劝高宗立伯琮为皇太子。于是高宗立为皇太子，改名为赵慎（系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赵慎即位，皇权又转人宋太祖一系）。
公元1162年，高宗禅位于赵慎，是为孝宗。尊吴皇后为寿圣太上皇后。1194年，孝宗死，光宗又尊吴太后为太皇太后。光宗因病退位，立皇子嘉王赵扩为宁宗。
吴太后一生，经历高、孝、光、宁四朝，在后位（含太后）长达五十五年，是历史上在后位最长的皇后之一。
公元1197年，吴太后病死，终年83岁。谥号为“宪圣慈烈皇后”，葬永思陵。
光宗赵惇
光宗赵惇（1147年～1200年），是南宋第三位皇帝。他生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九月四日，43岁登极，仅仅过了两年，就患上了精神疾病。两宋历史上患有精神障碍的皇室子弟并不罕见，如太宗之弟赵廷美、太祖长子赵德昭、太宗长子赵元佐和六子赵元偓，他们的死都与心理疾病有关。这或许是出于某种遗传，加上统治集团内部无休止的勾心斗角，一些皇室成员的人格和心理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光宗的病态心理源于他对父亲的猜忌和对妻子的惧怕，在位6年间，他的病情不断加重，最后不得不在48岁时退位。光宗在位时间虽短，却在宋代历史上写下了极为奇特的一笔。“孝”子：从东宫“孝子”到不孝之君。
权力斗争
孝宗皇后郭氏共生4子，长子邓王赵愭，次子庆王赵恺，三子恭王赵惇（即光宗），四子早夭。孝宗最先立赵愭为皇太子，但不久病死。按照礼法，庆王、恭王同为嫡出，当立年长的庆王为太子。然而，孝宗认为庆王秉性过于宽厚仁慈，不如恭王“英武类己”，决定舍长立幼，于乾道七年（1171年）二月立恭王赵惇为太子。有意思的是，孝宗对并非自己生父的高宗谦恭仁孝，而光宗对生身之父孝宗却一直怀着极大的疑惧和不信任。在东宫时，为了稳定储君的地位，光宗尚能对孝宗毕恭毕敬，而一旦登上皇位，父子之间的矛盾便开始凸现出来，并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日益尖锐。
东宫历来都是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太子言行稍有疏忽，不仅储君之位不保，而且还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赵惇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入主东宫后，勤奋好学，一举一动严守礼法，对孝宗克尽孝道。孝宗情绪好时，太子也“喜动于色”，反之则“愀然忧见于色”。孝宗常以诗作赐与太子，不断提醒他继承自己恢复故国之宏图壮志，太子在和诗中也竭尽所能地称颂父皇的功绩，努力表现自己的中兴大志。这种父唱子和无疑使孝宗更感欣慰，太子似乎的确继承了他的英武与志向。
赵惇小心翼翼地在东宫作了十几年孝子，年过不惑，却仍不见孝宗有将皇位传给他的意向，终于有些耐不住了。一天，太子向孝宗试探道：“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送来染胡须的药，我却没敢用。”孝宗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音，答道：“有白胡须好，正好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要染须药有什么用！”太子碰了软钉子，从此不敢再向孝宗提及此事，转而求助于太皇太后吴氏（高宗皇后）。他多次宴请太皇太后品尝时鲜美味，太皇太后心知肚明，在某些场合也曾向孝宗暗示过，应该早点传位给太子，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太子还须历练。父亲威严强干，又迟迟不肯放权，这也许已经给太子的心里投下了某种不祥的阴影。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高宗驾崩，孝宗悲痛欲绝。对高宗的禅位之恩，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加上自己已年逾六旬，对恢复中原也深感力不从心，因此他一改以往为先帝服丧以日代月的惯例，坚持守三年之丧，既表明他对高宗的孝心，也借机摆脱烦琐的政务。淳熙十六年二月，时年43岁的赵惇终于盼到了内禅大典。孝宗传位于太子后，退居重华宫。他原本希望能像高宗那样，悠闲地安度晚年，却没有料到父子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骤然剧烈起来。
登上了帝位的光宗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必要装出“孝子”的模样来讨孝宗的欢心了。即位之初，他还曾仿效孝宗侍奉高宗的先例，每月4次朝见重华宫，偶尔也会陪孝宗宴饮、游赏，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光宗便开始找借口回避这种例行公事，父子间的隔阂逐渐显现出来。
绍熙初，光宗独自率宫中嫔妃游览聚景园。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认为高宗在世时，孝宗凡出游，必恭请高宗同行，而光宗只顾自己游玩。看到这样的奏章，光宗极为恼火，恰逢此时孝宗遣宦官赐玉杯给光宗，光宗余怒未息，手握不稳，不小心打碎了玉杯。宦官回到重华宫，将事情的经过掐头去尾，只禀报说：“皇上一见太上皇赏赐，非常气愤，连玉杯都摔碎了。”孝宗心中自然不快。另有一次，孝宗游东园，按例光宗应前往侍奉，可到了家宴之时，却仍不见他的踪影。一向搬弄是非的重华宫宦官故意在园中放出一群鸡，命人捉又捉不着，便相与大呼：“今天捉鸡不着！”当时临安人称乞酒食于人为“捉鸡”，宦官们显然语带讥讽，暗指孝宗寄人篱下的处境。孝宗虽佯装不闻，但内心的愤怒与痛苦可想而知，毕竟光宗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连起码的礼数都没有，作为父亲，岂能听之任之？种种迹象已让孝宗感觉到光宗对自己的冷落和怠慢，而在立储问题上，父子二人意见严重分歧，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光宗皇后李氏只生有嘉王赵扩一人，立为太子，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却受到孝宗的阻挠。可能是因为嘉王天性懦弱，孝宗认为其不适宜继承皇位，相比之下，魏王赵恺的儿子嘉国公赵抦生性聪慧，深得孝宗喜爱。当初光宗取代了二哥赵恺，成为太子，如今孝宗却宠爱赵恺之子，不同意将嘉王立为储君，无形中加深了光宗心中对孝宗本就存在的猜忌，让光宗时时感到恐惧和不安。在他看来，父亲似乎不仅对嘉王的太子地位，甚至对自己的皇位，都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在别有用心的李后和宦官们不断离间挑拨下，这种恐惧感逐渐成为光宗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无端猜疑和极度偏执的症状。他视重华宫为畏途，不再定期前去问安，尽可能躲避着孝宗。天子孝行有亏，臣子劝谏责无旁贷，而臣僚们的这些言行更激起光宗的固执与疑惧，终于引发历时数年的过宫风波。
绍熙二年（1191年）十一月，李氏趁光宗离宫之机，杀死了他宠爱的黄贵妃。光宗闻讯，虽万分伤心，却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将痛苦埋藏于心。次日，光宗强打精神，主持祭祀天地的大礼。仪式进行过程中，突然刮起狂风，大雨倾盆而下，祭坛上的灯烛也燃起大火，祭祀被迫中断。接连两次精神上遭受如此大的刺激，光宗“心疾”加重，精神疾病彻底发作了，对孝宗的疑惧也日甚一日。每到一月四朝的日子，他就托词不去，有时明明事先宣布过宫，可又言而无信，临时变卦。后来他干脆以孝宗的名义颁降免去过宫的诏旨。如此行为无疑有损天子“圣德”，大臣们纷纷上奏劝谏光宗要尽人子之道。光宗偶尔也心有所感，绍熙三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他三次赴重华宫朝见，但不久又故态复萌，数月不过宫问安。朝野上下，市井街头，对当朝天子的不孝之举议论纷纷，太学生们也加入了劝谏的行列，上百人上书要求光宗过宫，而光宗依然故我，根本不理睬外间舆论。
绍熙五年，孝宗得病，光宗仍一次也没有过宫探视。亲生儿子冷落自己到这种地步，孝宗心中充满了失望、悒（yì）郁与悲伤，病情急转直下。五月，孝宗病重。太学生们听说光宗此时竟然还在后宫玩乐，并不过宫省亲问疾，便写了一篇《拟行乐表》，其中两句说“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康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辛辣地讽刺了光宗的不孝无德。与此同时，群臣因光宗不从劝谏，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居家待罪，“举朝求去，如出一口”，光宗统统下诏不许。丞相留正等大臣再三恳请光宗过宫探视孝宗病情，光宗不听，拂衣而去。留正紧拉光宗的衣裾，苦苦进谏，光宗仍不为所动，自回内宫，群臣只得恸哭而退。都城百姓对光宗的强烈不满至此也达到了顶点，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曾经藏在心里的愤怒，现在“勃勃然怒形于色矣”，过去只是私下里议论，现在“嚣嚣然传于道矣”。
六月，孝宗驾崩，光宗仍然不顾百官奏请，连丧事也不肯主持，只得由太皇太后吴氏代其主丧。实际上，光宗内心深处仍然畏惧着孝宗，他不相信孝宗已死，以为这是一个篡夺自己皇位的圈套。他不仅安居深宫，宴饮如故，不为孝宗服丧，而且担心遭人暗算，时刻佩剑带弓以自卫。然而，正在这位不孝的皇帝终日提防自己父亲的时候，他却万万没有料到，皇位已经被自己的儿子悄悄地取代。绍熙五年七月，嘉王赵扩在太皇太后的支持和大臣赵汝愚、韩侂胄等人的拥立下即位，是为宁宗。在过宫问题上，有些大臣对光宗的进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光宗有时也似乎被打动，当时答应了过宫，但一入后宫，就会在李后操控下改变主意，最终也未能成行。一次，光宗在群臣苦谏下传旨过宫，即将出发之时，李后从屏风后走出来，挽他回去，中书舍人陈傅良出班拉住光宗衣襟，一直跟随至屏后。李氏呵斥道：“这里是什么去处！你们这些秀才要砍了驴头吗？”陈傅良只得大哭而出。宗室赵汝愚是光宗较为信任的大臣，对于他的劝说，光宗也是“出闻其语辄悟，入辄复疑”。这种反复无常的举动固然是因为光宗的病症，而李后在光宗身旁不断的挑拨与阻拦，无疑加剧了其忌讳过宫的病态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光宗的精神疾病注定是无法治愈了。
李后
李后出身武将之家。据说她出生时，其父李道的军营前有黑凤栖息，遂起名“凤娘”。李氏十几岁时，一个擅长相面之术的道士皇甫坦到李府作客，李道命女儿出来拜见，皇甫坦故作惊惶之状，不敢接受，说：“令嫒将来必贵为天下之母，怎敢受她的拜礼呢！”绍兴末年他受到高宗的召见，鼎力举荐李氏，说：“臣为陛下做媒来了，为陛下寻得个孙媳妇。”接着把李氏出生时的故事说得天花乱坠，高宗听信其言，遂聘李氏为恭王赵惇之妃。
光宗病情不断加重，皇后李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生性妒悍，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一方面，她独霸后宫，不允许任何女人与她争宠，光宗对此只有忍气吞声，抑郁不乐；另一方面，她视孝宗夫妇为她皇后地位的最大威胁，想方设法离间孝宗、光宗父子，从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光宗的病态心理。在做恭王妃期间，李氏尚能安分守己。恭王被立为太子后，太子妃李氏开始暴露出她骄横蛮悍、无事生非的本性。她不断在高宗、孝宗、太子三宫之间搬弄是非，到高宗那里埋怨孝宗为太子选的左右侍臣不好，在孝宗面前又诉说太子的长短。高宗方后悔不已，在与吴皇后的谈话中，他认为自己受了皇甫坦的蒙骗而撮合了这门亲事。
孝宗对李氏的做法也十分反感，屡屡训斥她道：“你应该学太上皇后的后妃之德，若再插手太子事务，朕宁可废掉你！”孝宗的劝诫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在李氏心中播下了怨恨的种子。淳熙末年，孝宗召集宰执大臣，表示自己欲行内禅之举，大臣们都交口赞同，惟独知枢密院事黄洽不发一语，孝宗问他：“卿意如何？”黄洽回奏道：“太子可负大任，但李氏不足以母仪天下，望陛下三思。”尽管孝宗对太子妃有所不满，但如此直言不讳，令孝宗难以接受，毕竟李氏是自己的儿媳。黄洽接着奏道：“陛下问臣，臣不敢不言。他日陛下想起臣的这番话，再想见臣恐怕是难有机会了。”退朝后，黄洽即请求辞职。此时，孝宗以为李氏虽然刁蛮骄横，还不至于祸乱朝政，凌驾于皇帝之上，但事实却不幸被黄洽言中。
光宗即位，李氏成为皇后，越发肆无忌惮。面对强悍的妻子，懦弱的光宗既惧怕又无可奈何。一次，光宗洗手时见端着盥（ɡuàn）盆的宫女双手细白，不禁喜形于色，不料被皇后看在眼里。几天后，李后派人送来一具食盒，光宗打开一看，里面装的竟是上次那个端盆宫女的双手。一个宫女因为手白而得到光宗的好感，李氏尚且不能容忍，对于光宗宠爱的妃嫔，她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光宗还在东宫时，高宗曾赐给他一名侍姬黄氏，光宗即位后晋为贵妃，倍受光宗宠爱，李后自然妒火中烧，她趁光宗出宫祭祀之机，虐杀黄贵妃，然后派人告诉光宗说黄贵妃“暴死”。光宗明知是皇后下的毒手，但惊骇伤心之余，除了哭泣，连质问皇后的勇气都没有。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与第二天祭祀时发生的一连串怪事，直接导致光宗的精神彻底崩溃。
李氏一向对孝宗夫妇傲慢无礼，一次，孝宗皇后谢氏好言规劝她注意礼仪，她竟恼羞成怒，反驳道：“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言外之意宋代的药铺，是讥讽谢氏由嫔妃册为中宫，在场的孝宗闻此勃然大怒。以前他说废黜还只是想警告一下李氏，希望其有所收敛，但经过此事以后，他真的有此打算了。他召来老臣史浩，私下商议废后之事，但史浩认为光宗初立，此举会引起天下议论，不利于政局稳定，执意不从，废后之事只得作罢。孝宗废后的警告对李氏来说，时时如芒刺在背。为了保住凤冠，她更得牢牢地控制住光宗，使其疏远孝宗，只相信和依赖自己。
孝宗为给爱子治病，搜集到民间秘方，照方和好了药，本可差人给光宗送去，但孝宗恐怕被李后所阻，就准备等光宗来重华宫问安的时候让他服用。李氏此前已经听说孝宗不同意立自己的儿子嘉王为太子的事情，认为孝宗是借机来发泄对自己的不满，此番孝宗让光宗过宫服药，更触动了她敏感的神经，以为这是孝宗要毒害光宗的一个阴谋，自己的皇后之位也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威胁，便极力阻止光宗去见孝宗。不久以后的一次宴会上，李氏当面向孝宗提出立嘉王为储，孝宗沉吟不决，李氏竟然责问道：“我是你赵家正式聘来的，嘉王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太子？”孝宗大怒，拂袖离席。回宫后，李氏向光宗哭诉，又重提服药之事，说孝宗对光宗有废立之意。光宗本就对孝宗不肯立嘉王耿耿于怀，李氏这一番添枝加叶的挑唆从侧面“证实”了他无端的猜疑。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再也不愿去重华宫朝见孝宗夫妇了。
在光宗突然发病的当晚，孝宗亲自过宫探视，看到儿子满口呓语，不省人事，不禁又急又气，召来李后厉声训斥道：“你不好好照顾皇帝，以致他病成这样。万一皇帝有何不测，我就灭了你李家！”接着嘱咐丞相留正劝谏光宗保重身体，若光宗不听，就等他到重华宫问安时亲自劝谕。几天后，光宗病情稍有起色，李后故技重施，哭诉道：“皇上近来龙体欠安，太上皇迁怒臣妾，打算诛灭妾族，臣妾有什么罪过啊？”又将孝宗吩咐留正的话肆意歪曲，说孝宗要在光宗再过宫时留住光宗，不让还宫，这样光宗更不敢赴重华宫了。
光宗的病情时好时坏，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这正中李氏下怀。从绍熙三年开始，“政事多决于后”，大权旁落李氏之手。然而，她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参决朝廷大政，权力对她而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为娘家大捞好处。她封娘家三代为王，侄子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下至李家门客，都奏补得官。李氏外戚恩荫之滥，是南宋建立以来所没有的。李氏家庙也明目张胆地僭越规制，守护的卫兵居然比太庙还多。李后一门获得的显赫权势、巨额财富，无疑都是其患病的丈夫光宗所赐。随着光宗病情的恶化，政局也开始动荡不安，群臣再也无法容忍这个疯子皇帝。绍熙五年（1194）七月，赵汝愚、韩侂胄等人拥立嘉王登基，是为宁宗；李氏自然也一道被遗弃，无论她如何泼悍，终归无济于事。
光宗此时对政权交接尚蒙在鼓里。当他知道后，长期拒绝接受宁宗的朝见，依然住在皇宫之中，不肯搬到为太上皇预备的寝宫里。他对于失去皇位的担心终于应验，病情因此又加重了。与他一同失势的李氏一反常态，对光宗不再像以前一样咄咄相逼，反而有同病相怜之心。她惟恐触动光宗脆弱的神经，常以杯中之物来宽解光宗心中的郁结，还反复叮嘱内侍、宫女，不要在光宗面前提起“太上皇”和“内禅”等敏感字眼。
当初皇甫坦一番故弄玄虚的话，让李氏母仪天下，从此她对术士之言深信不疑。一旦她成了宫廷斗争的失败者，命运已经很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更需要各种术士“指点迷津”，以解除苦难，得到“安静”。她听算命的说自己将有厄难，便在大内僻静之处辟了一间精室，独自居住，道妆事佛，以求神灵保佑自己平安度过难关。然而，平日作恶多端的皇后并未因此而心安理得，反而受到了更大的精神折磨。庆元六年（1200年），李氏在精室中染病，却没有人来关心照顾。七月，这位昔日泼辣刁蛮而又工于心计的皇后孤寂地死去。李氏死后，宫人到中宫为其取礼服，管理钥匙的人怨其平日凶狠，拒不开启中宫殿门，结果礼服没有取到，宫人们只得用席子包裹尸体，准备抬回中宫治丧。半路上忽然有人大喊：“疯皇来啦！”宫人们一向怕遇见疯疯癫癫的光宗，一听到喊声，便丢下尸体，急忙散去。过了很久，他们才知道不过是旁人故意喊叫的时候，再回去寻找李氏尸体，尸体已在七月骄阳的曝晒下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恶臭。治丧时，宫人们只得杂置鲍鱼，燃起数十饼莲香，以掩盖难闻的气味。一代骄后落得如此结局，也是其多行不义的结果。
综观宋代后妃，能够影响朝政者并不少见，但如李凤娘这样完全控制丈夫、大肆封赏外戚、蓄意制造皇帝父子对立的皇后，在两宋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她既无辅政之才，又无后妃之德，高宗仅凭术士的无稽之谈就选中她为恭王妃，种下了日后的恶果；孝宗始而不听黄洽之谏，继而耽于史浩之阻，废后不成，失去了补救的机会；光宗生性懦弱，对于这位泼悍的皇后除了惧怕，根本不可能制约她的所作所为；只有当新君宁宗即位后，她才随着丈夫光宗的失势而失去了往日的淫威。李氏的一生与南宋初期前后四代帝王紧密联系，从她的经历中，不难发现南宋初年政局变化的诸多诡异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