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爱国运动期间爆发的一次著名事件。
1919年5月2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师各校学生群情激愤。学生们迅速筹备集会游行，部分激烈分子则秘密酝酿采取超越法律规范以外的暴烈行动。5月3日夜，北京大学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及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的大会，议决次日举行学界大示威。与此同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学会的会员在该校操场北端的西花厅也举行了秘密聚会。会上在讨论游行形式时，一些同学主张进行一种普通的示威游行，一些同学则主张“非参加暴动不可”。进行暴动的提议在群情激愤下得到了通过。但怎样进行暴动，用什么武器暴动，与会者并没有加以慎密的考虑，而只是要个人自己想办法。同学们在前门大栅栏一带的相馆中设法搞到了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照片，以便暴动时有所对证。学生们还议决带上铁器、小罐火油及火柴等物，预备毁物放火。会议推举北京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匡互生为负责人，形成一个秘密行动小组，分头准备，有的同学甚至向亲友托付了后事。由于工学会是小团体的秘密活动，所以五四游行时除极少数参加核心小组的学生外，大多数学生是没料到会演出火烧赵家楼和殴伤章宗祥等暴力事件的。
5月4日下午1时左右，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齐集天安门金水桥前，集会演说，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北洋政府的卖国媚外。大会决议先向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对巴黎和约签字。短暂的集会之后，游行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在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被外国巡捕房和北洋政府的军警强行拦阻达两小时之久。学生们悲愤至极，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陈词》后，决定去找卖国贼曹汝霖家示威。当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曹宅门口时，已是下午4时左右。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正在总统府宴请刚从日本归国的章宗祥，出席作陪的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等。当学生游行及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消息传来时，有人劝告曹等“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但他们无视这一劝告，认为军警完全可以把赤手空拳的学生镇压下去。下午3时左右，曹、章回到赵家楼胡同曹宅，由警察总监吴炳湘加派了200名警察到曹宅守卫。因此，当学生们到达赵家楼时，曹宅内外，警察林立，门窗紧闭。学生们高呼口号，在叩击大门时与护卫的警察发生争执。学生们一面和警察辩论，对其宣传爱国思想，一面绕屋而行，寻找破门之路。几个预备牺牲的同学跳上围墙，捣毁铁窗，冲人院中，打开大门，学生们冲进了曹宅。曹、章二人仓促间一个躲入了箱子间，一个钻进了锅炉房。学生们在厅内遍寻曹、章二人不见，愤怒之下，将厅内陈设的一些家俱抛出室外，将悬挂的日本天皇像摘下摔在地上。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在客厅中纵起火来。火起之后，章宗祥自锅炉房中窜出奔向后门时，被学生当场包围群殴，学生们用手执的小旗旗杆对着他的头乱戳乱打，章宗祥被打得头破血流，后被一日本人救出后门，始得逃脱。曹宅起火半小时后，北洋政府步兵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军警赶到。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经离去，未及走逃者遂被反动军警逮捕。被捕学生共32名，其中北京大学20名，工业学校2人，中国大学1人，汇文大学1人，吴炳湘率队将学生逮捕后，立即向曹汝霖道歉，并派车将曹及其全家送往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章宗祥也被护送到日华同仁医院。此时消防队也已将曹宅的火扑灭。当日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家中召开紧急会议，密谋对付学生的办法。同日晚，北京各校学生也集会讨论了如何营救被捕同学和如何坚持斗争。蔡元培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大会，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并表示要负责营救被捕同学，但劝告学生不要罢课。北大学生没有采纳蔡的意见。从5月5日起，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各方，请其支援。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校长组成了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营救被捕学生。但校长团在与北洋政府警察厅、教育部、国务院和总统府交涉释放学生时，均遭拒绝。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迅速释放学生。北京的社会名流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等也联名写信，保释被捕学生。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压力下，5月7日上午，被捕学生获释返校，受到各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