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党外势力”，是相对国民党而言，一般是指台湾岛内一群对台湾现状不满，对国民党不满，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人。又由于在1988年以前，台湾实行“党禁”，除国民党以及从大陆迁台的民社党、青年党外，不准成立新的政党，因此，一切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政治力量都被统一称为“党外势力”。
自国民党迁台以来，“党外势力”就一直存在，但力量比较分散，形不成气候。50年代中后期以及60年代初，雷震等人曾企图通过《自由中国》杂志整合党外反对势力，建立新的政党，但在蒋介石的强力镇压下，最终以“雷震案”告终。6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台湾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台湾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力量，从而造就出一个力量庞大的中产阶级。而教育的普及，使台湾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不满，向往和追求西方民主政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基于其自身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也希望台湾实行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有意扶持党外人士反对蒋介石父子的专制统治。各种因素使得台湾的“党外势力”在70年代迅速崛起，并不断发展壮大。
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为了化解“党外势力”的冲击，消除美国的顾虑，开始逐步调整权力结构，推行年轻化、本土化政策，大量起用和提拔台籍青年才俊。1975年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之后，在政治上进一步对台籍人士开放。1978年出任“总统”时，已经有不少台籍官员进入了权力核心，“从副总统到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院副院长，一律由台籍人士出任”。至1981年，在国民党十二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常委会中，台籍人士已超过三分之一。然而，蒋经国的努力仍然无法阻止“党外势力”的发展，并很快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1977年11月，台湾地区将举行新的县市长、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议员及乡镇长等五项地方公职选举。对于“党外势力”来说，参加地方选举是争取参政的唯一合法途径，因此，每到选举年，“党外势力”便大量发放竞选传单，宣传自己的政纲，党外杂志也纷纷为“党外势力”宣传鼓动。“党外势力”不仅组织自己的“助选团”，还相互配合、支持。早在1964年的地方选举中，“党外势力”就显示出了雄厚的实力，很多县市的县市长都是无党无派人士当选。如基隆市的林番玉，台北市的高玉树，高雄县的余登发，台东县的黄顺兴等。
正因如此，每到地方选举，国民党便如临大敌，党、政、军、警、特一起出动。为了挤垮党外候选人，在选举中往往大做手脚，代领投票、故意唱错票、威胁选民投票等舞弊层出不穷。对于此种现象，蒋经国或多或少有所了解。为了尽量避免选举中的舞弊，他在1977年10月6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上指示说：
这次选举，我一再讲到：我们必须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对内对外都要如此。选举有如运动场上的竞赛，要有所谓运动的精神。无论径赛、球赛，都有它的规则，要大家遵守；参加竞选或办理选举，也应如此。
然而，尽管蒋经国一再强调公正、公平、公开，但在此次地方选举中仍然存在舞弊现象。中坜事件就是由于国民党地方机构在选举中因舞弊嫌疑而引发的一起政治事件。
在此次竞选中，就台北市桃园县县长候选人的提名，国民党内部有两个人最具竞争力，一个是台湾省议员许信良，另一个是中坜市长欧宪瑜。许信良因为在省议员任期内和国民党的省党部在很多问题上发生过冲突，而且在1977年又出版《风雨之声：省议会四年的回顾》一书，发表争议性言论，有哗众取宠、吸引民众关注之嫌。因此，国民党最后提名组织性较强的欧宪瑜为候选人。为此，许信良宣布退出国民党，以无党籍人士参加桃园县县长的竞选。许信良脱党参选，自然引起国民党的不满，以强大的社会操控方式，动员党员、农会、公会系统等影响许信良的选情。然而，国民党的做法反而引来民众反弹，数千名青年自愿充当许信良的助选员，许多普通的工人学生都支持他。许信良对于选举信心满满，但对国民党惯用的“做票”手法感到担忧，因此也加强了对国民党“做票”的防范工作。
11月19日是五项选举正式投票日。上午10点半，70多岁的钟顺玉、郭涂菊夫妇到位于中坜国小的213投票所投票，由于年事已高行动缓慢，进入圈票处后久久未出来，投票所的主任监察员，也就是中坜国小校长范姜新林主动进入圈票处询问。此时，旁边投票的选民邱奕彬则控告范姜新林在现场舞弊，但遭到否认，双方起了争执。就在警察介入调查时，愤怒的选民开始聚集，情绪激动。失去理智的群众把中坜警察分局团团围住，并用石块袭击了警察局的门窗、玻璃，群众还愤怒地焚烧了警察开来的镇暴车。至晚上7时，群众冲进警察分局，砸毁局内设施，并放火烧毁了警察分局。
当蒋经国得知中坜事件发生后，立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方案。在会议席间，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主张强力镇压，以免尾大不掉，并有实施军管之建议；一派主张以大局为重，坚持不流血。而当时，全副镇暴装备的保安警察，已经从台北赶赴中坜，准备随时要对现场打砸抢的激进群众展开强力镇压。
从表面上看，中坜事件是因选举舞弊引发的，但究其更深层的原因，主要还是国民党多年来高压统治所造成的积怨的总爆发。加之“总统”大选在即，蒋经国不愿在此关键时刻出现流血事件，因此他对军警下令“绝不能发生流血事件”。并定了几项处理原则：（1）此事只能由警察机关处理，不能动用军队；（2）虽然民众包围警局并且纵火，但是警察决不能伤害民众；（3）此案交由司法机关处理。当时的警政署长孔令晟也回忆说：
中坜事件发生前，经国先生曾经找我去谈如何处理群众运动问题。我提到当时尚未订颁游行示威法，并且缺乏科学的、不流血的驱散群众的能力；根据以往的经验，万一发生流血事件，势必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如今之计，只能忍一时之痛，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经国先生同意我的看法，并且明确指示，万一发生群众运动，警察遇到袭击时，只能以盾牌挡住，绝对不能还手，免得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直到次日凌晨，台湾当局宣布已将舞弊人员“移送法办”，并公布许信良以23万多票击败14万多票的国民党籍候选人欧宪瑜后，民众才逐渐散去，事态才得以平息。据统计，参与此次事件的民众达2万余人，共焚毁警车8辆、警用摩托60辆，是国民党迁台后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反抗事件。
对于中坜事件，蒋经国多次发表讲话，表示：“要切切实实、公公正正地调查及依法处理，绝对不可徇私偏袒或蒙上欺下”，“现在国民的水准均有足够判断是非曲直的能力，因此中坜选票纠纷事件尤其需要慎重，务须使全体国民对于政府往后的处理，完全满意”。11月26日，蒋经国还致电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向她报告情况：
本月十九日台湾地区地方自治五项选举顺利完成。此次确能实践公平公正公开之原则，为堪告慰大人之事。至于选举中发生中坜之扰乱治安情事，报纸已刊载，实系别有用心之偏激分子勾结流氓裹胁民众肇事，现正依法处理中。目前均甚安静，秩序良好，敬请大人放心。
宋美龄复电表示，如果许信良是属于脱党参选，而国民党仍不干涉其自由竞选，则大可公开阐明真相，以正中外视听。
中坜事件后来移交台北地检署审理，调查结果显示，确是因为这两位老人把自己的私章盖在选票上而成为废票。因此，对于范姜新林妨碍投票的案子决定不起诉；检举人邱奕彬则以伪证罪起诉，判决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当晚滋事的林益生等八人则判处两年零四个月到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1977年的五项选举中，“党外势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一举夺得35%的选票。其中20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4席，77个省议员席位夺得21席，51个台北市议员席位夺得8席，县市议员夺得了146席。这样的成果极大地鼓舞了“党外势力”的气势，以黄信介、许信良、余登发、张俊宏为代表的激进派认为，中坜事件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民心可用，国民党方面已不可能在当今的条件下大规模地镇压群众运动，所以今后应把“街头斗争”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手段。
国民党对于此次选举，也进行了总结。蒋经国要求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让学历高、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同时，蒋经国对负责国民党选举事务的最高党务部门“中央党部组工会”进行改组，免去了他的得力助手李焕的“中央党部组工会”主任委员的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