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戴笠其人
良雄：《戴笠传》（上），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1]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2]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32年11月12[3]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76页。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32年11月12[4]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5]
良雄：《戴笠传》（上），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页。[6]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第613页。[7]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32年11月12[8]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载全国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9]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79页。
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10]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11]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12]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载全国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13]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79页。
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14]
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15]
第二章 从读书到投军
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1]
姜超岳：《戴先生雨农传》，原载台湾《中国一周》杂志第613期，转引自《江[2]山文史资料》第10辑《戴笠年谱》。
良雄：《戴笠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3]
良雄：《戴笠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4]
《戴笠自述》，载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5]
良雄：《戴笠传》（上），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6]
《王绍谦回忆录》，载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7]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8]
第三章 追随蒋介石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1]
沈美娟：《孽海枭雄——戴笠新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9—144页。
程一鸣：《程一鸣回忆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3]
良雄：《戴笠传》（上），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4]
良雄：《戴笠传》（上），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5]
《戴笠自述》，参见《四一纪念十二周年讲话》，1944年4月1日，载申元：《戴[6]笠轶事》，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53—154页。
载《行健月刊》第128期。[7]
黄康永口述、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8]——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版，第51页。
李炎[9]：《民国官场笑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186页。
见《王业鸿剖析：戴笠的起家》，载潘佳钊等编：《蒋介石特工密档及其[10]他》，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168页。
黄康永口述、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原国民党军统少将[11]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王业鸿剖析：戴笠的起家》，载潘佳钊等编：《蒋介石特工密档及其他》，[12]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169—170页。
第四章 充当蒋介石的佩剑
邓葆光：《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载全国政协文[1]史委：《文史资料选辑》第8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78页。
沈醉：《沈醉多次阴谋暗杀宋庆龄》，转引自《扬子晚报》2007年11月24日B7版。[2]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31—32页。[3]
司马良：《戴笠策动广东空军北飞记秘》，《艺文志》第34期，第28—29页。[4]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40页。[5]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41页。[6]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42页。[7]
黄美真等：《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8]
章鲁生：《日本曾费尽心机抢中东铁路》，转引自南京《晨报》2007年11月14[9]日第9C版。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九册，1976年版，第94页。[10]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30页。[11]
陈恭澍：《北国锄奸》（《英雄无名》系列第一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2]1981年版，第234页。
此节参考陈恭澍：《北国锄奸》（《英雄无名》系列第一部），台湾传记文学[13]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292页。
此处参考经盛鸿：《民国暗杀要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42—253页。
《戴笠自述》，载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7页。[15]
第五章 戴笠与“军统”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15—20页。另有说法，认为周伟龙[1]不在其中，另一人为吴遒宪。
也有说法认为特务处刚成立时暂隶于力行社，至1932年9月改隶于军事委员[2]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26页。[3]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4]
陈恭澍：《北国锄奸》（《英雄无名》系列第一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5]1981年版，第219页。
黄康永口述、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的[6]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黄康永口述、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的[7]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徐利剑：《“螟蛉子”刘健群》，载《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与十三太保》，中国旅[8]游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徐利剑：《“螟蛉子”刘健群》，载《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与十三太保》，中国旅[9]游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黄康永口述、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10]——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邓葆光：《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载全国政协文[11]史委：《文史资料选辑》第8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78—179页。
《戴笠自述》，载申元：《戴笠轶事》，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2]155—156页。
戴笠：《改进工作，适应大时代》，1941年12月10日出席总理纪念周的演讲，[13]转引自：《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第472页。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263页。[14]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276页。[15]
《戴笠自述》，参见《我们的态度与决心》，1943年8月30日在孙总理纪念周[16]上的训词。载申元：《戴笠轶事》，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53、155页。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第364页。[17]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264页。[18]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263页。[19]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262页。[20]
《中国特种工作的特质及其任务意图与作风》，1942年4月19日戴笠训词。[21]
《革命精神与革命技术》，1944年8月14日训示，载《戴雨农先生全集》[22]（下），1979年版。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270页。[23]
程一鸣：《程一鸣回忆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24]
黄康永口述、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25]——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该培训班的详细情况可参见陈恭澍著《北国锄奸》（《英雄无名》系列第一[26]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的有关内容。
黄康永口述、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27]——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刘本钦：《忆军委会特训班》（下），《中外杂志》第32卷第6期。[28]
戴笠：《恭录校长对本班第一期毕业学生训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29]档案七六五—14.
此节参考资料和引文来自沈醉所著《军统临澧特训班》，载中国黄埔军校[30]网—民国军校文史馆—军统临澧特训班，网址：www。hoplite。cn。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载全国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31]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20页。
良雄：《戴笠传》（下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页。[32]
《戴笠自述》，载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33]98—99页。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4年4月6[34]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421页。
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载徐恩曾等：《细说中统与军统》，[35]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页。
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载徐恩曾等：《细说中统与军统》，[36]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327页。
《抗日战争中宁死不降的七名远征军女将士》，资料来源：http：//news。[37]ifeng。com/history/1/200701/0121_335_66125.shtml
《戴笠自述》，参见《发扬正气》，1940年12月30日在孙总理纪念周上的讲[38]话，载申元：《戴笠轶事》，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54页。
黄康永口述、匡垣整理：《国民党军统组织消长始末（七）》，上海《档案与[39]史学》2002年第2期，第63页。
黄康永口述、匡垣整理：《国民党军统组织消长始末（七）》，上海《档案与[40]史学》2002年第2期，第63页。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第260页。[41]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第260页。[42]
乔家才：《中外文库之四十七——为历史作证》，台湾中外文库出版社1985[43]年增订版，第103—104页。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第264页。[44]
乔家才：《中外文库之四十七——为历史作证》，台湾中外文库出版社1985[45]年增订版，第103—113页。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第266页。[46]
参见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62年发行的内部资料第46页。[47]
黄康永口述、匡垣整理：《国民党军统组织消长始末（七）》，上海《档案与[48]史学》2002年第2期，第63页。
第六章 抗日杀奸
文强：《中日高级特工八一三大较量》，载萧宇：《日本特务在中国》，团结出[1]版社1995年版，第264—284页。
刘英照等：《日军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被刺记》，载《日本特务在中国》，团[2]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88页。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92页。[3]
邓葆光：《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载全国政协文[4]史委：《文史资料选辑》第8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84页。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第820、862页。[5]
本节参考江绍贞：《戴笠与军统》，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161页。[6]
李直峰：《吴佩孚死因新说》，载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上海文史》，1995年[7]第2期。
李直峰：《吴佩孚死因新说》，载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上海文史》，1995年[8]第2期。
此节参考经盛鸿：《民国暗杀要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312—325页。
转引自马芳踪：《吴佩孚死因又一说》，《传记文学》1995年第11期。[10]
有关吴佩孚通敌内幕及其死因考证的具体内容，请参见马振犊：《吴佩孚盖[11]棺不能论定》，《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第68页。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9页。[12]
黄开发：《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载孙郁、黄乔生主编：《国难声中》，河[13]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英雄无名》系列第三部），台湾传记文学[14]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
黄开发：《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载孙郁、黄乔生主编：《国难声中》，河[15]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1页。
鲍文蔚：《周作人遇刺》，载孙郁、黄乔生主编：《国难声中》，河南大学出[16]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黄开发：《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载孙郁、黄乔生主编：《国难声中》，河[17]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6—88页。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英雄无名》系列第三部），台湾传记文学[18]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页。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英雄无名》系列第三部），台湾传记文学[19]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309页。
祝宗粱：《“抗日杀奸团”回忆录》，转引自黄开发：《周作人遇刺事件始[20]末》，载孙郁、黄乔生主编：《国难声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祝宗粱：《“抗日杀奸团”回忆录》，转引自黄开发：《周作人遇刺事件始[21]末》，载孙郁、黄乔生主编：《国难声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转引自赵子云：《南京日谍案》，《文史月刊》2003年10期。[22]
资料来源：http：//blog。sina。com。cn/u/1241547503.又见建军、方杰著：[23]《大殉国——国民党海军抗日纪实》，沈阳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伪维新政府档案二〇〇一。[24]
王永泉：《当事人首披“日本领事馆毒酒案”真相》，载南京《晨报》2005年[25]5月12日D12版。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26]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140[27]页。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28]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29]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30]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31]
邓葆光：《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载全国政协[32]文史委：《文史资料选辑》第8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85页。
一说上海嘉定南翔人，见王炳毅：《戴笠禁闭情敌》，《周末》2008年4月[33]24日。
[美]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特别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34]年版，第394页。
[美]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特别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35]年版，第396页。
[美]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特别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36]年版，序言第8页。
第七章 戴笠与其同僚和属下月西：《蒋介石和他的特务机构》，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页。[1]
李英：《徐恩曾与戴笠的“合作”与矛盾》，载文闻编：《我所知道的中统》，[2]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8页。
《戴笠自述》，载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3]
李继星主编：《戴笠传》，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4]
李继星主编：《戴笠传》，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5]
参见吴景平、林孝庭主编：《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戴笠致萧勃电》，《重庆来电》（1942年1月14日）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现藏[7]于（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Box No：43，Folder ID：2.
《戴笠致萧勃电》，《重庆来电》（1942年1月14日）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现藏[8]于（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Box No：43，Folder ID：2.
《戴笠致宋子文电》，《重庆来电》（1942年1月14日）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现[9]藏于（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Box No：43，Folder ID：4.
《戴笠致宋子文电》，《重庆来电》（1942年1月14日）华盛顿中国大使馆，[10]现藏于（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Box No：43，Folder ID：4.
《戴笠致萧勃电》，《重庆来电》（1942年1月14日）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现[11]藏于（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Box No：43，Folder ID：2.
《戴笠致宋子文来往电》，《重庆来电》（1942年1月14日）华盛顿中国大使[12]馆，现藏于（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Box No：44，Folder ID：2.
夏晋熊：《在孔祥熙官邸的见闻》，载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13]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良雄：《戴笠传》（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2页。[14]
良雄：《戴笠传》（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2页。[15]
李炎[16]锠：《民国官场笑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185页。
申元：《戴笠轶事》，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77—80页。[17]
《戴笠自述》，参见《我们的态度与决心》，1943年8月30日孙总理纪念周训[18]词。载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9—100页。
良雄：《戴笠传》（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1页。[19]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第855页。[20]
胡必林、方灏：《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二集，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89页。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22]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23]——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453页。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24]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25]
文强：《孙殿英投敌经过》，载全国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选辑》第64[2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20页。
良雄：《戴笠传》（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页。[27]
良雄：《戴笠传》（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514页。[28]
良雄：《戴笠传》（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7页。[29]
良雄：《戴笠传》（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7页。[30]
萨苏：《军统骨干沈之岳成功打入延安之谜》，http：//news。ifeng。com/[31]history/special/zhonggongqingbaogongzuo2/detail_2010_07/19/1796438_4.shtml
徐家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载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32]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一说民国20年7月23日王亚樵在上海北站派孙凤鸣刺杀宋子文，未遂，逃往[33]香港。详见《人物》1988年第1期第56—57页。
《戴笠自述》，参见《我们的态度与决心》，1943年8月30日戴笠在孙总理纪[34]念周上的训词。载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范绍增口述、沈醉整理：《关于杜月笙》，载全国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选[35]辑》第8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
陈恭澍：《北国锄奸》（《英雄无名》系列第一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36]1981年版，第157—158、218页。
陈恭澍：《北国锄奸》（《英雄无名》系列第一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37]1981年版，第127页。
黄康永曾任军统局人事处行政科科长、军统局湖南站少将站长。1949年随[38]程潜长沙起义后去了香港，回大陆后于1951年被关押，定为战犯。1975年特赦，后恢复了起义人员名义，任浙江省政协委员。
潘家钊等编：《蒋介石特工密档及其他》，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13—219页。
邓葆光：《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载全国政协[40]文史委：《文史资料选辑》第8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83页。
邓葆光：《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载全国政协文[41]史委：《文史资料选辑》第8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75页。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25页。[42]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265页。[43]
本文根据军统江西赣南站副站长、国民党第九编练司令部二处上校科长陈[44]达1962年所写材料整理。此节载于潘家钊等编撰：《蒋介石特工密档及其他》，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212页。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英雄无名》系列第三部），台湾传记文学[45]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117页。
陈恭澍：《北国锄奸》（《英雄无名》系列第一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46]1981年版，第287页。
李炎[47]锠：《民国官场笑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187页。
李炎[48]锠：《民国官场笑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189页。
《江山文史资料》第10辑《江山籍军统将领传略》，第83—85页。[49]
第八章 戴笠与中共的较量
此节内容参考引用沈醉的回忆录。[1]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51页。[2]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第813页。[3]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第813页。[4]
综合《文摘报》、《文史春秋》有关文章。参见陈少校著：《黑网录》，群众出[5]版社1979年版（内部发行），第90—91页。
张严佛：《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载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文[6]史资料选辑》第6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03页。
本节参考江绍贞：《戴笠与军统》，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146页。[7]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209页。[8]
王炳毅：《惊心动魄的延安反特斗争》，《南京晨报》2004年3月24日C16版。[9]
胡文彬：《我国现代情报工作简史》，台湾待归楼丛书之五，1995年版，第[10]49—50页。
王炳毅：《惊心动魄的延安反特斗争》，《南京晨报》2004年3月24日C16版。[11]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12]
月西：《蒋介石和他的特务机构》，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282页。[13]
第九章 戴笠与日伪的关系
《戴笠自述》，载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1]
陆宜泰等著：《陈三才》，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2]
参见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62年内部资料。[3]
徐福生主编：《目击20世纪丛书——无形战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版，第115—126页。
《戴雨农先生年谱》，1979年版，第92页。[5]
戴笠：《清白家风与无名英雄》，载《戴雨农先生全集》（下），第406页。[6]
李炎[7]锠：《民国官场笑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222页。
乔家才：《抗日情报战》（一），《中外杂志》第20卷第5期。[8]
乔家才：《抗日情报战》（一），《中外杂志》第20卷第5期。[9]
乔家才：《抗日情报战》（一），《中外杂志》第20卷第5期。[10]
费云文：《戴笠的几个战场》，《中外杂志》第36卷第4期。[11]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116页。[12]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英雄无名》系列第三部），载台湾传记文[13]学丛刊1984年版，第59、139、239页。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传记文学》第40卷第2—6期。[14]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英雄无名》系列第三部），载台湾传记文[15]学丛刊1984年版，第103页。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英雄无名》系列第三部），载台湾传记文[16]学丛刊1984年版，第54页。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英雄无名》系列第二部），载台湾传记文学丛[17]刊1983年版，第8页。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英雄无名》系列第三部），载台湾传记文[18]学丛刊1984年版，第6页。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英雄无名》系列第三部），载台湾传记文[19]学丛刊1984年版，第282—285页。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英雄无名》系列第三部），载台湾传记文[20]学丛刊1984年版，第286页。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英雄无名》系列第三部），载台湾传记文[21]学丛刊1984年版，第278页。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英雄无名》系列第三部），载台湾传记文[22]学丛刊1984年版，第274页。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英雄无名》系列第三部），载台湾传记文[23]学丛刊1984年版，第232页。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英雄无名》系列第三部），载台湾传记文[24]学丛刊1984年版，第234—235页。
上海《中华日报》，1941年11月28日。[25]
邓葆光：《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载全国政协[26]文史委：《文史资料选辑》第8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89页。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系列第四部），载台湾传记文[27]学丛刊1986年版，第82页。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系列第四部），载台湾传记文[28]学丛刊1986年版。
上海《中华日报》，1941年11月28日。[29]
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载全国政协文史委：《文[30]史资料选辑》第4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7页。
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载全国政协文史委：《文[31]
史资料选辑》第4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0页。
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载全国政协文史委：《文[32]史资料选辑》第4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2页。
金萍：《纵横牌桌，唐生明夫妇巧取汪伪情报》，南京《晨报》2007年4月13[33]日5C版。
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载全国政协文史委：《文[34]史资料选辑》第4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25页。
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载全国政协文史委：《文[35]史资料选辑》第4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43页。
沈美娟：《孽海枭雄——戴笠新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71—480页。
沈美娟：《孽海枭雄——戴笠新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82页。
朱子家（金雄白）：《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香港春秋杂志社[38]1959年版，第65页。
朱子家（金雄白）：《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香港春秋杂志社[39]1959年版，第71页。
余祥琴：《上海沦陷期间四年地下工作追忆》，《传记文学》第195期。[40]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系列第四部），台湾传记文学[41]丛刊1986年版，第374页。
此节参考郭静洲《抗战时期最特殊的中日“假币战”》，《金陵晚报》2007[42]年9月25日A13版。
第十章 戴笠与他的武装
郭旭：《戴笠及军统和杜月笙的关系》，见陈楚君、俞兴贸编：《特工秘闻》，[1]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乔家才：《铁血精忠传（六）》，《中外杂志》第24卷第6期，摘自《戴笠传记[2]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页。
恽逸群：《杜月笙论——从一个人看上海社会和中国政治》，载《恽逸群文[3]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页，原载1943年9—10月出版的上海《杂志》11卷6期、12卷1期。
参见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和帮会二三事》，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4]辑》之《旧上海的帮会》，第4页。
上海别动队，成立于1937年8月18日，由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为司令，下辖两[5]个纵队，其成员多为工人、学生和店员。
恒社，取“如月之恒”的典故，由杜月笙组织，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6]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仍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130余人，到1937年达520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
《戴笠自述》，摘自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7]
《演词及抗战后援会告全国同胞书》，转引自刘才赋：《通天教主——杜月[8]笙与国民党政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章君谷：《杜月笙传》第三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页。[9]
参1962年出版的《忠义救国军志》第8页。另有资料认为向松坡也参与其[10]中。参见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载《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
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载《八一三淞沪抗战：原[11]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12]
参见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载《八一三淞沪抗[13]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参见张选烈：《我所知道的军统青浦特训班》，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8[14]辑》，第181页。
也有一说松江班约200人，参见黄康永口述、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军[15]统兴衰——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版，第100—101页。
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载《八一三淞沪抗战：原[16]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参见1962年出版的《忠义救国军志》第61页。[17]
参见1962年出版的《忠义救国军志》第11页。[18]
参见1962年出版的《忠义救国军志》第11页。[19]
阮清源，字亚承，又名袁亚承，浙江嵊县人，毕业于杭州警察学校特警班，[20]曾参加过康泽所办的星子训练的别动队，是戴笠的得意门生。鲍步超，别名宗汉，浙江淳安人，黄埔六期。
又名朱松寿，1928年担任过中共江阴县委委员，参加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21]会，是后塍、杨舍等地农民暴动的领导者之一，在江阴、无锡一带很有号召力，其部是江阴东乡实力较强的一支部队。8月下旬，朱松寿率一部脱离忠救军，接受共产党领导，成立江浙人民抗日自卫军，简称“民抗”。五支队即由阮清源领导。
杨行方后来软禁忠义救国军总部所派的专员林云江，受到阮清源部攻击，[22]溃败后逃亡上海，其参谋主任郭墨涛后为第六支队长。
程万军原在98师当连长，后脱离部队，在太湖一带自组游击队，被忠义救[23]国军收编，因未按规定整编，于1938年冬叛变投敌。
参见《戴笠致蒋介石报告》（5月20日），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24]案，七七三-733.
申元：《戴笠轶事》，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83页。[25]
良雄著：《戴笠传》（上），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26]
杨正明：《军统特务在六合活动始末》（上），《六合文史资料》第1辑，第[27]133页。
杨正明：《军统特务在六合活动始末》（上），《六合文史资料》第1辑，第[28]134—136页。
参见1962年出版的《忠义救国军志》第15—16页。[29]
参见文强、沈忠毅：《军统与汪特在上海的一场争斗》，《文史资料存稿选[30]编精选3：蒋记特工揭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161页。
陈耀宗，人称“陈瞎子”，国民党735团团长，在芦、莘、厍、周地区开展了大[31]量的抗日活动。
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抗日情报站》第二集，中外图书出版社[32]1981年版，第134—135页。
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载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33]《浙江文史集粹（1）政治军事卷上》，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
张霈芝：《戴笠与抗战》，1999年版，第392页。[34]
第十一章 戴笠与中美合作所
王炳毅：《一条经济谈判情报与珍珠港事变》，《南京晨报》2003年10月23日[1]D11版。
关于军统是否曾破译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密码情报，现在也有曾在军委[2]会技研室工作过的张令澳持否定态度。详见徐福生主编：《目击20世纪丛书——无形战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146页。另外据当时在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从事密码破译工作的池步洲先生回忆：他曾从日本外交系统密电中破译出日本即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情报，并否认军统有破译日本军用密码的本领。
据报道，6月22日上午，德军对苏军发动闪电袭击后不到10个小时，苏军有[3]900架飞机被毁于机场。（参见《人物》1988年1月第93页）。——原书注释。
《戴笠自述》，参见《改进工作适应大时代》，1941年12月14日出席孙总理纪[4]念周讲话，载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戴笠自述》，参见《对第一批赴美受训的训词》1946年2月，载申元：《江山[5]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转引自[美]杜彬斯（Charles G。Dobbins）：《戴笠将军与中美合作所》，载[6]（美）《Colliers》杂志。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7]
根据《戴雨农先生全集》1979年版第163—167页，《中美合作所志》1970年[8]版第37—38页以及档案资料等统计而成。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9]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第920页。[10]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第920页。[11]
根据《中美合作所志》及《国民党军统组织消长始末》等资料核定。[12]
《中美合作所志》，1970年版，第79页。[13]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第978页。[14]
《中美合作所志》，1970年版，第39—43页等。[15]
《戴雨农先生全集》，1979年版，第163页。[16]
《戴雨农先生全集》，1979年版，第164页。[17]
《中美合作所志》，1970年版，第69页。[18]
详见沈醉等人的回忆录及全国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选辑》第22、32等辑[19]上文强等人有关中美合作所的文章。
王炳毅：《军统破译密电码山本五十六殒命》，《南京晨报》2003年10月23日[20]D11版。另参见池步洲著：《一片丹心破日密——抗战回忆录之一》（未刊稿），池步洲所述实际为军委会军技室破译了日本外务省LA密码得知了山本五十六的行踪，这两种说法皆存于世，在此供参考。
转引自厉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研究与保护利用》，重庆出版社2001[21]年版，第54页。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22]
厉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研究与保护利用》，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23]第56页。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1979年版，第250页。[24]
黄康永口述、匡垣整理：《国民党军统组织消长始末》（八），《档案与史[25]学》2002年第2期。
抗战胜利后，中美所的武装如各支忠救军、教导营、别动军等共改编为18[26]支交通警察总队和1个直属大队，计64402人，归交通部所属，但仍由军统指挥，奔赴各地抢占地盘。戴笠还想控制美方移交的舰艇，自兼任海军司令。详见《戴雨农先生全集》、《中美合作所志》等书及沈醉等人的回忆录《戴笠其人》、《军统内幕》中的有关记载。
黄康永口述、匡垣整理：《国民党军统组织消长始末》（八），《档案与史[27]学》2002年第2期。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28]
第十二章 归宿
张霈芝：《戴笠与抗战》，第438页。[1]
乔家才：《胜利前后的奇事奇闻》，《中外杂志》第28卷第4期。[2]
[日]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页。[3]
朱子家（金雄白）：《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59[4]年版，第74、181页。
邓葆光：《军统领导中心局本局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摘自张士捷：[5]《特工密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古僧编著：《戴笠将军与抗日战争》，台湾华新出版社1976年版，第268页，转[6]引自洪小夏：《关于上海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魏德迈致梅乐斯函，1945年8月1日，转引自[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7]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6页。
梅乐斯致中美合作所各单位函，1945年8月16日，转引自[美]迈克尔·沙勒：[8]《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7页。
朱子家（金雄白）：《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三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59[9]年版，第126页。
朱子家（金雄白）：《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三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0]1959年版，第129页。
朱子家（金雄白）：《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三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1]1959年版，第127页。
颜公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沦陷区的“劫收”风潮》，《文史月刊》2007[12]年第3期。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载全国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13]第198页。
王子晨等：《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天津的活动情况》，载《天津文史资料选[14]辑》第26辑。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6年4月20日，[15]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张衮甫即张冠夫，戴笠的表妹夫，军统局第五处处长。
朱子家（金雄白）：《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三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6]1959年版，第129页。
文强：《日本投降后戴笠来平情况琐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17]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16辑，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朱子家（金雄白）：《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8]1959年版，第109页。
良雄著：《戴笠传》（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2页。[19]
朱子家（金雄白）：《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三册，香港春秋杂志社[20]1959年版，第129页。
朱子家（金雄白）：《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册，香港春秋杂志社[21]1959年版，第129页。
朱子家（金雄白）：《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册，香港春秋杂志社[22]1959年版，第130页。
陈少校：《黑网录》，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183页。[23]
陈恭澍：《平津地区绥靖戡乱》（《英雄无名》系列第五部），载台湾传记文[24]学丛刊1988年版，第19页。
张霈芝：《戴笠与抗战》，第423页。[25]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26]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27]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235—237页。
张霈芝：《戴笠与抗战》，第421页。[29]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30]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5年11月7[31]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50页。
黄天迈：《戴笠的生活片断》，《中外杂志》第42卷第6期。[32]
《戴雨农先生全集》（下），第260页。[33]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34]
《戴笠自述》，载申元：《戴笠轶事》，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35]第162—163页。
戴笠：《牺牲的决心》，1946年3月10日北平怀仁堂总理纪念周演讲，载《戴[36]雨农先生全集》（下），第619页。
良雄：《戴笠传》（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2—543页。[37]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38]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39]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40]
所谓“西北垦荒”之说，源于戴笠过去在重庆一次高级干部聚餐会上的玩[41]笑话。当时二处处长王新衡问他：“委员长百年后我们的出路如何？”戴笠回答说：“你们真傻！敌人及共产党一天不消灭，国家仍需要我们。中央有宋（子文）先生支持我们。万一在中央无事可做，胡（宗南）先生会支援我们前往西北拓边垦荒。”载黄天迈：《戴笠的生活片断》，《中外杂志》第42卷第6期。
王蒲臣：《得天独厚的戴雨农》，载《戴笠传记资料》（五）。[4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6年3月19日，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43]档案馆。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6年4月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藏美国斯坦[44]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6年6月7日，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45]档案馆。
“国民政府褒扬令”，1946年6月11日，见《戴笠传记资料》（六），台湾天一[46]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沈美娟：《孽海枭雄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1页。[47]
良雄：《戴笠传》（下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6页。[48]
《戴笠死于谋杀》，《南京晨报》2004年6月1日C15版。[49]
申元：《评〈戴笠坠机之谜〉》，载《戴笠轶事》，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50]2003年版，第193—196页。
李炎[51]：《民国官场笑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
《戴笠死于谋杀》，《南京晨报》2004年6月1日C15版。[52]
陈恭澍：《平津地区绥靖戡乱》（《英雄无名》系列第五部），载台湾传记[53]文学丛刊1988年版，第143—144页。
费云雯：《戴雨农与中美合作所》，《中外杂志》1973年2月第13卷第2期，第[54]30页。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版，第264页。[55]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6年3月25[56]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6年3月25[57]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附录（四），群[58]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页。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4年6月7[59]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
陈恭澍：《平津地区绥靖戡乱》（《英雄无名》系列第五部），台湾传记文化[60]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