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班固是班彪的儿子，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始作俑者。以班固为主要著作人的断代史书《汉书》成书时间，距汉武帝时期大约有两百三十余年。在这本书中，与《史记》相重的西汉史，除《董仲舒传》外，差不多都抄《史记》，或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关于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只是将“绌”改为“黜”。然而，《董仲舒传》却别有洞天：他增加了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对策之事，以及与此相连的《天人三策》，第三策中还有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认为这一建议曾被汉武帝所采纳。
然而，班固的说法实在值得怀疑，一来是因为班固距事件发生时间过远；二来，班固向有篡改历史的劣迹，而司马迁的人品、文品则一向被后人肯定。这么一对比，《汉书》作伪的可能性极大。
此说到了1084年，在中国史学界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再一次被认可。由于《资治通鉴》受到了北宋皇帝的赞许，后有胡三省注，又有朱熹作的《资治通鉴纲目》，于是，这种说法伴随理学的兴起，开始深入人心。自此，董仲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学术界成了气候。
到了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的高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首当其冲受到批判，自此，董仲舒与“罢”说的关系终于被坐实。
中国有四大发明，造纸术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影响中华文化传承的重大发明。通常，教科书将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归功于东汉宦官蔡伦。此说来源于《后汉书》。
根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在蔡伦之前，古人一直用竹简来记载文字，后来出现了绢帛之类的书写载体。但是，简太重、绢又太贵，用起来都不方便。蔡伦见此情况，萌生了造纸的念头，他用树皮、麻头以及破布、鱼网等为原材料，做成了“纸”，后人皆称此纸为“蔡侯纸”。
然而，到了近代，一些学者认为，蔡伦顶多只能算是造纸术的改进者，中国古代至迟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造纸术。这种观点不但在学术圈子引起争议，还在部分程度上影响了新出版的教科书，甚至被外国学者引用，出现在国际相关的学术刊物和典籍上。
难道“蔡伦造纸”又隐藏着一段历史真相吗？
105年阴历四月，执政达十七年之久的汉和帝刘肇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元兴”。通常来说，改年号一定意味着国家出了大事。
的确，上一年七月，全国大旱，本年度春季，一向为藩邦属国的高句丽又大举入侵，占领了汉王朝的辽东六县。为了振奋民心，刘肇决定改元。多事之秋，让本就多病的皇帝倍感疲惫。此时，时任中常侍，兼少府尚方令的宦官蔡伦不失时机地给皇上打上一针“兴奋剂”，献上了一种书写用具——“纸”。
东汉初年，政治稳定，思想文化十分活跃，对传播工具的需求旺盛。而当时的书写工具主要是竹简和丝织物，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形势需求。如果有一种更好的记载工具出现，自然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事件。
当左右内侍把蔡伦的纸进上来之后，汉和帝高兴得合不拢嘴。原来，这种纸质地柔软，便于书写，其最大优点是造价便宜，是用树皮、破布、麻头、旧鱼网制造的。要知道，先祖们在记载文字的道路上经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历程。起初，先民们是在龟甲、牛骨上刻画文字，这就是甲骨文。后来，他们开始在铸造的金属器皿上铭刻，称作金文。甲骨和金属不但过于笨重，刻画的方式“写”字也很麻烦。到了周朝，人们才找到了相对好用的一些材料：竹简或者绢帛（缣帛），这些东西要么不方便，要么太贵，根本不利于普及。所谓“竹简”就是将植物（主要是竹子）用刀切成狭长的条状，烤干刮净后，以绳索相穿联，然后在上面书写。绢帛则是丝织物，薄而轻便，有动物丝（主要是蚕丝）和植物丝（主要是麻类）之分，其中动物丝的编织物更适宜于毛笔蘸墨书写。
竹简和丝织物虽然使得文化发展大大进步，但缺陷也非常明显。竹简比较笨重，搬运、传输都很费劲。据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规定自己一天要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可算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了。晋朝人挖掘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坟墓，从中得到竹简古书十五篇，约有十万余字，装了数十车。这样算来，当时所谓“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只不过读了五万字而已，也没读过多少书。蚕丝织物则价格昂贵，一般人用不起，便宜点的麻布织物的纤维较粗不好书写。因此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书籍文件，还是以竹简为载体。
蔡伦的纸出现后，大大降低了纸的造价，并且好用，汉和帝能不高兴吗？于是，他马上通令天下采用。这样，蔡伦的造纸方法很快传遍各地。114年蔡伦被封为“龙亭侯”，民间便把他制作的那种纸称为“蔡侯纸”。
以上记载来自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所著的《后汉书·蔡伦传》，是“蔡伦造纸说”最普遍的说法。但是有人根据其他史料或考古方面的资料，对蔡伦造纸提出了质疑。
有专家认为，蔡伦之前就已经有纸了，论据来自两方面。
其一，在中国境内，陆续出土的汉代文物，有少数类似纸的残片。
1933年，考古学家在中国新疆境内罗布泊考察时，在一座建于西汉时期的汉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一张纸片。富有考古学知识的人们将它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这种说法联系起来，头脑一下子兴奋起来：难道，在蔡伦以前就有了纸？由于当时正值动荡年代，此事并没有深究下去。
时间转眼到了1957年，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十公里处的灞桥再次成为文化热点。
灞桥，又作霸桥，是中国历史上一座颇富文化气息的古桥。早在春秋时代，“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与东方诸侯争雄，改滋水为灞水，建桥于其上。随后灞桥就成为长安向东方出入的要道。大约在隋开皇三年（583年），隋朝官员在距秦汉古桥以南一里左右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南桥，是为如今的灞桥。唐人送客多到灞桥，折柳赠别，心情为之黯然，灞桥因之又得名销魂桥。“灞桥风雪”也是古代“关中八景”之一。
1957年，考古学家在发掘这里的一座土墓时，在出土的一面青铜镜上发现垫衬着麻絮纤维组成的纸状物残片。据考证这座墓室的年代不晚于汉武帝时期。经过对这些残片的切片化验分析，有关专家认为：这是西汉初年所造的纸，其成分为大麻和少量的苎麻叶。由此，专家们得出结论说，灞桥古纸乃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联系到1933年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出土的古纸片，学术界出现一种观点：纸并不是蔡伦的发明创造，造纸术的发明时期可以前推两百年。
有一个名叫德博诺的西方科技史专家也认为，“曾经主管宫廷御用手工作坊造纸的蔡伦，可能只是把贫民的一项更早的发明通过官方进行宣扬罢了”。换言之，这不过是中国人惯常使用的“名人效应”手法而已，就像在肉前面加上“东坡”二字变成“东坡肉”一样。
蔡伦在汉和帝时期任过小黄门、尚方监、中常侍，是主管御用器物制造的人。皇帝觉得蔡伦有才能，所以很喜欢他。所以有人认为，皇帝因为爱屋及乌，所以将在民间流传的用树皮、麻头、破鱼网造出的纸冠以“蔡侯”的名义。
其二，除了考古发现，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史书中便有了“纸”的记载。例如，《汉书》记载，西汉时期，汉成帝的宠妃赵昭仪（赵飞燕的妹妹）要害死女官曹伟能，派人送去的毒药，便是包在写了字的“赫蹄”上的。赫蹄，东汉人应邵解释为“薄小纸也”。汉武帝的废太子刘据，因为鼻子长得太大，也曾在觐见父皇时，用“纸”遮挡。再如《风俗通》记载，东汉初期光武皇帝刘秀迁都洛阳时，搬运的简、纸等文化用品，装满了二千辆车。这些“纸”的记载都在蔡伦之前，说明中国当时已经有纸了。
否认“蔡伦造纸”的人还认为，《后汉书》称蔡伦进呈的纸为“蔡侯纸”而非“纸”，这除了与“古以缣帛为纸”的“纸”有所区别以外，可能还意味着当时还有其他的纸。
除了上面两条强硬理由外，反对“蔡伦造纸”的人还有一个论据。
与蔡伦同时代的刘珍、延笃等人写过一本《东观汉记》，其中只记有“蔡伦典尚方作只纸”，意思是他在任尚方之职时做过少量的纸，而不是“发明”。有人认为，如果蔡伦发明了纸，这本书是不会不记载的。
以上种种证据，似乎都不利于蔡伦。难道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而是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
事实并非如此。
1957年出土的“灞桥纸”，被很多人作为“西汉时期有造纸术”的论据。它是否真的具有了“蔡侯纸”的特性呢？似不尽然。“灞桥纸”的成分主要是麻，但其麻的纤维丝较长，人工切断的痕迹较少。而且纤维丝常有纠缠成团现象，造成这“纸”厚薄起伏，质地很不均匀。由此可判定，“灞桥纸”的制作过程中，其原料并没有经过切碎、打浆的过程，而这些却都是“蔡侯纸”的主要工序。
部分专家认为，“灞桥纸”属于絮纸，即由败絮残丝纠合成片的东西。更有人说，“灞桥纸”根本就是一堆乱七八糟堆积成团的麻丝，经过铜镜两千年的重力挤压，才形成薄薄的片状。这种东西，压根与造纸术史无关。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从应用来看，“灞桥纸”被用于垫衬铜镜，而没有任何书写文字的标记，靠它来推翻“蔡侯纸”的历史地位，力量太过于薄弱。
再来看看史书中提到的“纸”是什么样子的。
前面所提到的太子用来蒙脸的“幡纸”，经考证，也就是较厚的缣帛。它质地光滑轻柔，被用于书写重要的文字。但它更倾向于是编织物，就像林黛玉题诗的手帕，与造纸术扯不上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