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功夫影帝”之称的好莱坞华裔影星李小龙回香港谋求发展待价而沽，却没有让邵逸夫看中，失之交臂；“嘉禾”趁隙而入与李小龙签约开拍《唐山大兄》风靡海内外，《精武门》再创神话，《猛龙过江》同样是大行其道，六叔“大跌眼镜”！李小龙英年早逝，“邵氏”开拍《李小龙与我》，日本人却不喜欢丁佩。“新艺城”后来居上，“邵氏”与“嘉禾”才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出击。
1970年，正当方逸华加盟“邵氏”、郑文怀另立“嘉禾”之时，一位从大洋彼岸好莱坞影城失意而来的华裔演员，携妻带女，到香港度假来了——此人就是后来被电影票誉为“功夫影帝”的李小龙。
李小龙是粤剧名伶李海泉的儿子。1940年11月27日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中华医院。其母亲名叫格丽丝·李，是香港已故殷商何金堂之女。她的中文名字叫何金棠。何金棠自幼生活在上海，19岁那年来香港，遇到了在港演出的李海泉，两人就一见钟情，结为伉俪。
“二战”期间，李海泉为避战乱，带着妻子万里迢迢到了美国。当儿子李小龙在医院出生时，他还在九千里外的纽约，正在中国城演出。
李小龙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因出生于在旧金山，所以他的第一个名字就叫李炫金。这是他母亲何金棠的“杰作”。而华人医院的护士小姐当时为了登记方便，又给他取了个美国“洋名字”——布鲁斯·李（Burce Lee）。“李小龙”这个名字是他后来回到香港做童星时，漫画家袁步云给他取的艺名。
李小龙从小就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时，就曾在好莱坞的《金门女》一片中，饰一名“东方婴儿”而被“搬”上了银幕。
6岁时，他已经是一名“童星”，在《人之初》一片中饰一名6岁的小男孩。这应该是李小龙真正涉足影坛的第一部电影，是他的“处女作”。当时，童年时代的他曾先后在二十多部影片中饰演过童角。尽管如此，李小龙离他后来的电影职业演员的距离还很远很远。
由于出生的环境和从小受到的教育，让李小龙从小喜欢惹事生非。十八岁那年他便去了美国，1961年秋季进入华盛顿州立大学，学的专业是哲学。在校期间，他就在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作为他的武馆，招收学员传授中国功夫——因他在去美国之前，曾拜武林高手、“咏春拳”的一代宗师叶问，学过神出鬼没的“咏春拳”。在他的“弟子”当中，有许多慕名而来的女大学生，既富有浪漫的情调，且长得光彩照人。有的甚至公开向他求爱。但是，李小龙最后还是娶了一位貌不惊人的美国姑娘莲达为妻。
1964年8月，李小龙带着妻子莲达移居洛杉矶。当时，他的中国功夫，在美国几乎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他曾参加过全美的“空手道大赛”，却以“咏春拳”击败了蝉联三届的美国空手道冠军。1964年冬季的“长堤国际空手道大赛”，成了李小龙开始进入电影界的契机——他被好莱坞看中了。结果在《陈查礼》一片中饰演的“长子”这一角色却不尽人意。后来他被安排到《青蜂侠》剧组。
在这部电视剧中，李小龙扮演的是“青蜂侠”的助手“加藤”。这部电视剧播出后没有引起轰动，但李小龙的精湛的演技，特别是他的中国功夫却获得了观众的青睐。这时，李小龙的武功大有长进。他经过几年的潜心钻研，博采众家之长，始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跆拳道”。在一次搏斗时，他一气之下，一脚把一位重82公斤的大汉踢到了二十米外的游泳池中。从此，李小龙的武功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了。
后来，李小龙又在美国演过一部《盲探神犬》。他自己想拍《功夫》一片，结果却遭到了冷遇。好莱坞的大门并没有为他开启，于是，他只有离开美国，到香港来发展。
李小龙毕竟是靠自己的实力，打入好莱坞的为数不多的华裔演员之一。当时能在好莱坞站住脚的华裔演员只有卢燕、成龙、陈冲等几位。其中应该算卢燕（Lisa Lu）的成就最大。1956年卢燕移居洛杉矶，并进入加利福尼亚州巴莎迪那戏剧学院表演系深造。1958年，卢燕从巴莎迪那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毕业时演出的话剧《八月茶室》大获成功，从此开始在好莱坞的银幕上亮相。初登银幕，卢燕即与金像奖大导演弗兰克 保塞尼奇合作《飞虎娇娃》。1960年，她因与詹姆斯 史都华合演《山路》一片而名噪海内外，成为美国着名华裔影星，也是“奥斯卡奖”评委之一。
1975年她又应“邵氏公司”邵逸夫和导演李翰祥的邀请，在香港拍摄了“邵氏”名片《十四女英豪》和《倾城倾国》等影片。《十四女英豪》为她赢得了第十一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而《倾城倾国》为她赢得了继《董夫人》之后的第二个金马奖“影后”的头衔。
1987年她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末代皇帝》中扮演的“慈禧太后”，她在《瀛台泣血》中再度出演慈禧并夺得了亚洲电影奖。在王颖执导的演绎海外华裔家庭伦理观念的影片《喜福会》中，她同样奉献了精彩的演出。
1988年，卢燕作为唯一的东方人出任美国奥斯卡奖评委，又接受了洛杉矶市长颁发的美籍亚太裔“杰出表演艺术奖。前不久，巴莎迪纳影艺学院向她颁赠年度”杰出妇女奖，以表彰她在促进东西方电影交流方面所做的贡献。2000年，卢燕荣获联合国协会（UNA）“国际和平文化奖。美国优秀影视作品《音乐之声》、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在中国的引进都是由卢燕牵线搭桥的。她还应美国国务院之聘，担任”美国之音的特约记者，专门报道中美文化交流活动。
可是，当时的李小龙就没有卢燕那么幸运了。
尽管他是靠自己的实力打入好莱坞，而且是只通过几年的时间就了成功，这在当时香港娱乐界简直是一个神话。但是，好莱坞却没有给他以更多的机会让他进一步得到发展。
不过，当时李小龙一回到香港，却受到了香港娱乐界特别是电影界的热烈欢迎，让他大出风头。谁知李小龙并不想在香港从影，度假后他又回到洛杉矶去了。李小龙回到美国之后，好莱坞活依然对他既不轻视，也不重用，于是他很失望，感到前途茫然。
这时，由于《盲探神犬》的播出，香港开始出现“李小龙热”，很多制片商都希望他能来香港拍片，片约像雪片一样飞往洛杉矶。但是李小龙却提出了一大堆非常苛刻的条件，结果令人望而止步。
不过，真正有意想跟李小龙合作的只有邵逸夫的“邵氏公司”一家。李小龙也了解“邵氏公司”。知道“邵氏”是香港影业界的老大，财大气粗，历史悠久，在香港有广泛的院线和市场，在南洋又有庞大的发行网络。因此，他也准备为“邵氏”效力，塑造一个真正的中国硬汉的的形象，不再去演那些“烂仔”之类的二三流角色。于是，他便通过导演罗维的太太刘亮华牵线，准备与“邵氏”的老板邵逸夫谈一谈。但是，最后并没有同邵逸夫谈成——原因是罗维这时已经是“嘉禾公司”的人了。
此后，李小龙又托薛家燕的母亲，把自己的资料交给《金电视》的主编黄夏，再转交给“邵氏公司”的导演许国，并向“邵氏公司”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当时李小龙的“条件”既苛刻又简单：
一是每部片酬一万美元，拍摄的时间限期不得超过六十天；二是一定要有他满意的剧本，否则不干。
这些条件交到邵逸夫手中之后，他立即召集他的新“班底”进行蹉商研究。当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邵氏公司”制片部主任袁秋枫、编剧部主任董千里、宣传部主任陈铜民、策划部经理易文等人。这些人都是郑文怀离开“邵氏”后，邵逸夫新组建的一班人马。列席参加这次蹉商研究会议的还有一位“盟友”，他就是《香港影画》主编朱旭华。另外“邵氏”的编剧兼导演许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许国向邵逸夫介绍了李小龙的情况，并转述了李小龙的要求。
邵逸夫一听，不由得哈哈大笑地说：
“这个李小龙一定疯了，这是什么条件，简直是漫天要价”。
参加会议的人，也都认为这种条件太苛刻了。这里是香港，不是美国，不是好莱坞。公司不能因为李小龙一个人而开这个先例。他应该随乡入俗嘛。
邵逸夫当场就说：“袁秋枫，你就给这个李小龙写封信，告诉他，我们的片酬是每部三千到九千之间。不过拍摄的时间不能由他限制，他应该知道，他仅仅只是一名演员。至于剧本的好坏，也不能由他一人说了算。他有兴趣就面谈，没有兴趣就拉倒。”
李小龙收到这封信后，自然是一盆冷水当头淋下。他气愤地说：
“这些人实在不懂电影，更不懂一个名演员的价值。”
然而，“邵氏公司”的会议内幕很快就被“嘉禾公司”掌握了，这是邵逸夫没有想到的。郑文怀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开始行动，他要想办法争取这个李小龙加盟他的“嘉禾”。就像当年“邵氏”和“嘉禾”两家公司明争暗斗时一样，双方都有一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所以，当时公司之间的这种“情报战”也很激烈，后来更是愈演愈烈。
当年，《银色世界》杂志的总编辑刘亚佛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刘亚佛说：“邵逸夫上午召开的高级职员紧急会议，不到中午，郑文怀和何冠昌就知道内容了。高级职员中”有鬼“邵逸夫当然很伤心，但又无可奈何！倒戈者当中，甚至有贴身的”机要秘书。
“由于人才缺乏，竟然有些人脚踩两只船，白天在”邵氏“上班，晚上到”嘉禾打工，只瞒住邵逸夫和方逸华以及邵氏家族中人。
“当时的”邵氏“明星，还出了个新招，就是去”嘉禾“见见郑文怀，利用记者拍照见报。于是，方逸华必定召见，提出好条件挽留。”
——可见，当时的竞争，无论是市场竞争还是人才竞争都是相当激烈的。
本来郑文怀是不敢打李小龙的主意的，一是他公司创业伊始，本钱不足；二是认为邵逸夫对李小龙一定是志在必得，不会松手的。所以，他不想同“邵氏”的关系上雪上加霜，因为一个李小龙而把关系插得太僵。他们公司暂时还有个王羽，可以挡一阵子。
现在听说李小龙已无意去“邵氏”了，便立采取“亲善”的政策去拉拢李小龙。他知道李小龙的脾气是吃软不吃硬，想在香港发展，又放不下“好莱坞明星”的架子。如果投其所好，上门去“三顾茅庐”，也许一切就会迎刃而解。可是他自己又公务缠身，不能放下老板架子，纡尊降贵，亲自去美国。如果是打个电话过去，李小龙一定不买账。最后，郑文怀就立即指派罗维的太太刘亮华，找到李小龙力争把这件事“搞掂”。刘亮华这时也在美国，她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去“拉”郑佩佩。因郑佩佩脱离“邵氏”后就到美国结婚去了，郑文怀试图让刘亮华拉郑佩佩加入“嘉禾”。
刘亮华便辗转来到好莱坞拜访李小龙。
这是李小龙接待的第一位远涉重洋、前来诚聘他的港台制片商，他心理自然感到很舒服，便热情地接待了刘亮华，并把这位导演太太介绍给他的妻子莲达、母亲何金棠，还有儿子李国豪。刘亮华能说会道，又有女人的那种细心和世故，一下子就同李小龙一家都相处得很熟。
说了一些客套话之后，刘亮华便恰到好处地转到正题上来。她不是真的来李小龙做客人，她是重任在肩作“说客”来了。当谈到了“嘉禾”的老板郑文怀和郑文怀从“邵氏公司”分离出去的情况时，李小龙似乎可以理解，他说：
“他们都是香港影界的顶尖人物，论才华谁也不比谁差，干吗要一辈子屈着腰做人家马仔？”
李小龙的这番话，含蓄地对郑文怀流露出一种赞赏之情。刘亮华一听，心中便有底了，便趁这种火候提出了“嘉禾”的条件。她说，“嘉禾”给李小龙的片酬是每部7500元美金，至于其它的要求，他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满足。
说到这种份上，李小龙这时再也不好意思与刘亮华讨价还价了。这种片酬，按照好莱坞的标准是很低的，但按照香港的标准却是很高了，尤其是对“嘉禾”这样的小公司来说，李小龙认为他们是付了血本的。不过，李小龙没有马上同刘亮华签约，原因是他还没有看剧本，这也是他的条件之一。
当时，他只是口头答应了为“嘉禾公司”拍两部影片，但一定要有他认为可以的剧本。
刘亮华回香港后不久，她去好莱坞“拜访”李小龙的事虽然是在暗中进行，但不久便大白于天下。这时郑文怀的确紧张了一阵子，他担心邵逸夫这时会来插一杠子，这样，李小龙能否同他合作就难说了。因为，李小龙的那些话，仅仅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口头协议”。
但是，邵逸夫并没有这样做，他不想参加这种“逐李”的游戏。他认为这样一来，会把这个本来就很傲气的李小龙捧到天上去。再说，他“邵氏”并不是没有人才，这么强大的演员队伍，难道就缺他一个李小龙不成。
——就是这样想法，让邵逸夫后来后悔莫及。
不久，“嘉禾公司”为李小龙量身定制的电影剧本通过航空快件飞到了李小龙的手中——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唐山大兄》。
这个剧本是由罗维和倪匡联手炮制的。倪匡拉出了初稿，罗维从导演的角度进行了电影技巧方面的处理。倪匡是香港武侠小说名家，李小龙平时喜欢读武侠小说，对倪匡的大名自然不陌生。尤其是看了剧本之后，更感兴趣，认为这就是自己所喜爱的人物和故事。于是，他马上给郑文怀回话，答应担任该片中的主角并同意签约。
《唐山大兄》一片是在泰国拍摄。
1971年七月一个酷热的日子，李小龙飞往了曼谷，赶到了外景地。《唐山大兄按计划开拍了。这时，也正是“嘉禾”和“邵氏”为《独臂刀》一片闹上法庭后，“邵氏”在第一个回合中败下阵来的日子。
《唐山大兄》一片真的满足了李小龙的要求，只用了六十天就拍完了。导演是“嘉禾”门下的罗维。封镜后，李小龙去了一趟美国。1971年10月，李小龙带着妻子莲达飞赴香港，出席《唐山大兄》的首映式。这一夜，可心说是李小龙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夜。他在美国多年的失意和屈辱，都在这一夜观众的狂潮之中一扫而光。《唐山大兄》上映不到三个星期，就大破港产片纪录。在香港一地上映，就赚得350万港币。而在这之前，港产片票房收入最高纪录的保持者是《仙乐飘飘处处闻》一片，当时在九个星期内卖出了230万港币。
李小龙是在《唐山大兄》一片中，第一次恢复使用他童年时的艺名“李小龙”。后来的华语片商，在发行李小龙在美国拍摄的电影电视时，也一律也把“布鲁斯·李”改为“李小龙”。
该片不仅在香港走俏，在台湾、澳门、新加坡等国语片市场，也同样是一路畅通，打破当地的票房纪录。
就连在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功夫非常陌生的罗马、贝鲁特、悉尼、布尼诺斯艾利斯等许多外国大都市，《唐山大兄》一片也受到热烈的欢迎。
一位美国娱乐记者在一篇报道中赞道——
“这部影片是李小龙从影以来最好的一部动作片。这是人类出现在胶卷上最卓越的一次。我认为可和克林伊·威特、史蒂夫·迈昆或《007号情报员》的影片比美。”
《唐山大兄》如此之走俏和李小龙如此之成功，真是让邵逸夫“大跌眼镜”。这种效果，真是他始料未及的。然而，更让他“大跌眼镜”的事还在后头——
继《唐山大兄》之后，李小龙又为“嘉禾”主演了《精武门》一片。编剧仍然是倪匡和罗维。该片的打斗场面比《唐山大兄》更为精彩、激烈，并且第一次在影片中展示了李小龙的绝技——“双节棍”，第一次完美地体现了李小龙个人的风格。
《精武门》一片的上映，更是盛况空前。最初两个星期的票房收入就达到了400万港币，比《唐山大兄》19天的收入还高出五十多万。香港报纸在显著的位置用大标题报道了这一新闻。有记者说：“这些影迷们简直就是疯了！”
《精武门》的盛况及时地波及到海外——在新加坡上映时，门票时时告罄，影院常常挂出“满座”的牌子。炒票的“黄牛党”大发其财，把15元一张的电影票炒到27元一张。首场放映之后，致使成千上万的影迷涌向电影院，造成了严重的交通阻塞。弄得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宣布《精武门》停映一星期，等重新布局后再上映。这在新加坡，简直是史无前例的破天荒。
在菲律宾，《精武门》连续上映六个月，久盛不衰，打破了当地所有影片的纪录，让发行商争相竟购港产片版权。结果也弄得菲律宾当局颁布了限制进口影片的新政策，以保护本国的电影制片商的利益。
在美国，所有唐人街的影院都在上映《精武门》，就是在白人居住区也同样受到空前的欢迎。《精武门》和《唐山大兄》两部影片，在美国一口气就创下了6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
就连在日本，《精武门》一片也是大行其道——尽管这是一部反日情绪很浓的影片，影片中几位参演的日本空手道高手，无一不是中国人李小龙手下的败将。但日本人却照看不误，大受欢迎。
《精武门》上市后如此之震动，实在让邵逸夫感到遗憾。此时，他不得不从内心佩服郑文怀当时的眼光和决策。
李小龙与“嘉禾”合拍了两部影片后，同“嘉禾公司”的合同已满。李小龙虽然有意想再为“嘉禾公司”拍几部片子，但由于多种原因而告吹。后来“嘉禾公司”拍摄《冷面虎》一片，李小龙就没有参演。“嘉禾”只是聘请了这时已经去了台湾的著名武星王羽担纲主演。
后来，李小龙和“嘉禾公司”“合股”，拍摄了他再次引起轰动的第三部影片——《猛龙过江》。但是在拍这部影片时，李小龙拒绝和罗维合作，由他本人自导自演，并且取得了成功。
《猛龙过江》一片上映后，同样是大行其道。也许当时谁都没有预料到，凡是李小龙主演的影片，都是一部比一部走俏，一部比一部卖座。这实在是一个无法预测的神话。
1973年7月20日晚，年仅32岁的李小龙不幸英年早逝。当晚，他是从香港影星丁佩小姐的闺房，被直接送往伊莉白医院抢救的。结果抢救无效，一代巨星从此殒落。李小龙生前死后，一直绯闻不断。这时，“邵氏公司”似乎看到了某种商机，便心血来潮，利用李小龙与丁佩的暖昧关第，拍了一部《李小龙与我》的影片到日本去卖钱，并派员亲自陪同丁佩到日本去宣传，结果效果不佳。因为日本影迷喜欢的不是丁佩，而是喜欢与李小龙关系密切的苗可秀。
事后才算是让邵逸夫醒悟过来了。
总之，气走了李小龙，实在是“邵氏公司”一大憾事。“嘉禾公司”正是及时地抓住了李小龙这棵摇钱树，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使之在后来的日子里，能进一步与“邵氏”抗衡，并屡战上风。关于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
比如，被“邵氏”捧红了的许冠文，在主演《大军阀》出名之后，有一天，他拿着《鬼马双星》的剧本去找邵逸夫说：
“六叔，你出资三十万元，我们合资拍这部戏，利润平分，我保险赚钱。”
可是邵逸夫不以为然，不仅不同意投资，还说剧本写得太差，不拍！后来许冠文找到郑文怀，与“嘉禾”合作。结果《鬼马双星》一鸣惊人，在香港创下了票房收入830万元的“神话”，让“嘉禾”白白捡了个便宜。
又有一次，“邵氏”的导演胡金铨，因为拍了个《大醉侠》出了名，但他觉得自己的《大醉侠》不如张彻的《独臂刀》卖座，就又写了个剧本，去找邵逸夫商量拍片，想“将功补过”。
邵逸夫并没有很认真地看这个剧本，只是随便翻了一下，见只有三十六场戏，就对胡金铨说：“金铨，一个三十六场戏的剧本，怎么可以拍成一部叫座的电影呢？日本人写的剧本，起码是一百几十场戏。你拿回去重写吧！”
胡金铨一气之下，跑到台湾自己组建了一家“联邦影业公司”，把这个三十六场的剧本，拍成了一部《龙门客栈》，结果在台湾卖了个满堂红。这一回又让邵逸夫“大跌眼镜”。
这时，他想到胡金铨同自己公司的合约还没到期，于是又打官司。胡金铨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地将《龙门客栈》在香港的版权卖给“邵氏”，收回了16万元。而《龙门客栈》在香港一上映，第一次的票房收入就是200万元，第二次又卖了一百多万元，加起来突破了四百万元，超过了“邵氏出品”最卖座的纪录。
所以，这种变幻莫测的电影业，实在是令人无法捉摸，结果让“邵氏公司”几次“大意失荆州”。幸好他们已经有了根基，可以经得起这种折腾，要是一些刚刚起步的小公司，恐怕早就关门大吉了。
让“邵氏公司”的老板邵逸夫在这几年连连“大跌眼镜”的原因，主要是在这几年当中，郑文怀的“嘉禾公司”同邵逸夫的“邵氏公司”竞争得太激烈了，其程度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让邵逸夫在商机的把握和公司的决策上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顾虑，结果作出了许多不冷静的选择。
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八十年代以后，由于香港影坛上一家“新艺城”影业公司的出现，又让“邵氏”和“嘉禾”之间又意外地化干戈为玉帛。他们不但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争斗，反而携手并肩，联手出击，共同对付这个新的对手。
“新艺城”公司是1980年成立的，由黄百鸣、麦嘉、石天三人组成“铁三角”，致力于拍家庭喜剧。这种“剧种”，在当时的香港可谓“新潮一族”，因此，“新艺城”也尤如香港影坛上的一匹黑马，异军突起，锐不可挡，一时竟成为“邵氏”和“嘉禾”共同的“敌人”。
“新艺城”公司刚成立时，并没有引起香港影坛的注意。直到成立了一年以后的1981年，在台湾颁发“金马奖”时，邵逸夫在台上宣读“最佳影片提名”的名单时，竟然把《鬼马智多星》的出品公司“新艺城”三个字，错念成了“艺城”影业公司。可见当时“新艺城”公司的地位和知名度。
但是，后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新艺城”就后来居上。他们拍摄的每一部影片，票房值价都是直线飚升。不过，只有到了“新艺城”拍制的《最佳拍档》在香港引起轰动时，才让“邵氏”和“嘉禾”真正感到了新的威胁正在来临。这时的“新艺城”，也的确大有凌驾“邵氏”、“嘉禾”之上，成为香港影坛新霸主的势头。
仅以1983年香港“十大最卖座港产电影排行榜”为例。
在这排行榜上的10部影片中，“新艺城”就占了5部，分别是《最佳拍档》、《大显神通》、《难兄难弟》、《小生别怕》、《我爱夜来香》。而“嘉禾公司”仅有《摩登保镖》和《蜀山》两部。最叫人心寒的是影坛霸主“邵氏公司”，竟然榜上无名，剃了个光头。
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时，“邵氏”和“嘉禾”眼看形势不妙，就只有化敌为友，冰释前嫌；并且携手合作，试图以联合的方式瓦解“新艺城”。
“邵氏”和“嘉禾”后来曾一度合作，联合拍制了一批大制作。如在1988年出品的影片《七小福》，就是“邵氏”和“嘉禾”的合拍片。
不过，“邵氏”和“嘉禾”企图联合起来，共同遏制“新艺城”的策略最终并没有成功。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还是邵逸夫曾一再强调过的“社会现实。”——时代进化，潮流更新。随着风气时尚的改变了，观众欣赏口味的转移，自然要求电影市场出现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内容。这同样是一条不以制片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而“新艺城”所体现出来的这种风格和套路，正是迎合了这种新的时尚和潮流。所以，人为的扼杀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徒劳。
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邵逸夫又把目标瞄准了国际际市场，开始同国外的电影界合作了。1975邵逸夫宣布投资6000万港元购买詹姆斯 克莱尔（James Clavell）的畅销小说《大班》（Taipan）的版权（并非陈冲主演的那部），并宣布于1976年在“邵氏影城”开拍。
1978年，邵逸夫在好莱坞投资1600万美元，参与拍摄好莱坞巨片《地球浩劫》（Meteor，1979），主演者有好莱坞著名影星肖恩 康纳利（Sean Connery）、妮妲莉活（Natalie Wood）、亨利方达（Henry Fonda）等人。
1982年，邵逸夫还投资了由尼史葛（Ridley Scott）导演，哈里森 福特（Harrison Ford）主演的科幻经典《2020》（《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其实远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邵氏便与日本开始合作拍片，制作的影片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皆有市场。待到1973年，罗烈主演的《天下第一拳》更打入美国电影市场，票房跻身当年全球十大卖座影片第九位，深得西方观众喜爱。邵逸夫尝此甜头，才真正激起进军世界影坛的雄心。同年，邵氏公司与英国咸马公司合拍恐怖片《七金尸》；
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无论是拍摄面向国际市场大制作，或者是直接投资拍摄好莱坞大片，“邵氏公司”都下足血本，意图打开国际市场。可惜事与愿违，1976年的《大班》几无反响；《地球浩劫》票房平平；《银翼杀手》纵然如今倍受推崇，当年却是票房、口碑皆差；总之，这几部大制作的商业失利，最终令邵逸夫对进军国际心灰意冷。相比之下，倒是邵氏受低成本的《天下第一拳》意外卖埠的启发，不断向欧美市场输出大量功夫片，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利润，亦因此在国外拥有了一大批如昆汀 塔伦蒂诺那样的忠实影迷。
因此，到八十年代后期，“邵氏”的兴趣也在开始转移。随着电视机的逐渐普及，电视事业的逐步兴起，这时，老板邵逸夫也和当年他的二哥邵村人一样，准备投身新兴的“电视业”，慢慢地淡出影坛。这也应该是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到了这时，一是影片的制作经费已今非昔比，大大地超出了六七十年代的制作成本。即使票房价值再大，除去投资，也所剩无几，只是空热闹了一番。有人作了一个比较——在六十年代的香港，投资100万元的影片，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大制作”了；然而到了七十年代，100万元的投资成本，也就只能算得是邵逸夫经常说的“湿湿碎”了。
1967年，“邵氏公司”公布了一份普通影片的制作成本和支出的情况，各项资料显示如下——
电影生产总成本：八十万至九十万元
各项总支出为：
演员：百分之三十
人事与物资（包括导演、剧本、摄影师、场地、布景、胶片等）：百分之五十
冲洗（配音、剪接等）：百分之十
宣传：百分之十
假设票房总收入超过一百万，分账方式如下：
娱乐税：百分之八点五
发行：百分之十一
宣传：百分之十五
戏院主（与片主以五五或六四分账）是百分之三十
从这份资料就可以看出，一部影片的票房收入只有破了一百万元，制片公司大约才有三十万元的盈利。如果低于一百万元的票房收入，那就只能是持平或者是赔钱。由于“邵氏公司”本身有自己的“邵氏影城”这样的片场，又有自己的专门放映影院，这种“产供销”一条龙的作业，是可以省下几项开支的。但是即便如此，公司在每一部影片上所能获得的利润，也就只有六七十万元。不过，要想每部影片的票房收入都能破百万元大关，这就谈何容易了。
到了七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东南亚各国都一致行动，开始实行抵制外来电影的政策，以保证本国电影业的发展。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大部分票房收入主要还是靠来自海外的收入。如此一来，海外的财路就断了。
所以，这就是邵逸夫在八十年代以后，准备改弦更张的原因。
然而，就在邵逸夫还没有淡出影坛之前，“邵氏公司”又创造了一段震撼香港影坛的辉煌。原因就是大导演李翰祥重返“邵氏”，《大军阀》一片再度轰动。几近沉寂的香港影坛，又迎来了一场新的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