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惨败，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以康有为为首联名上书朝廷，要求拒签和约，变法图强。虽然他们的目的没有实现，却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紧了，妄图进一步瓜分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人民觉醒。一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幻想在清朝皇帝的统治下，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改革政治，实行变法，以求中国富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
1895年，康有为和梁启超联合在北京参加考试的知识分子1300多人，上书清朝光绪帝，请求拒绝与日本和议，变法图强。这一次联名上书的行动，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虽然对清政府没有太大触动，却轰动了全国。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后的几年，一直在为变法做着准备，他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宣传维新变法。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湘报》。全国议论时政，宣扬变法的风气已经逐渐形成。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人民群情激愤。12月，康有为看时机成熟，第五次上书光绪帝，痛切陈述当时中国的形势，指出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要求任用维新人士参预政权，并由皇帝出面，倡导变法。不久，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同他谈了两个小时。康有为进一步向光绪帝陈述了变法思想，指出：在外国的欺侮和分割下，中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不改变旧法，就不能自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光绪帝深为感动，表示不做“亡国之君”，决心变法。1898年春，光绪帝鼓起勇气，向慈禧太后要权，并对首席军机大臣奕说：“太后若仍不给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经奕再三劝说，慈禧太后终于同意，“由他去办（变法），等办不出模样来再说”。这样，才有这么一场戊戌变法。
虽然光绪帝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态势，但变法内容其实并没有触及到封建统治的根本。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中“设立国会”“制定宪法”等主张根本没有被光绪皇帝放在心中，皇帝关心的只是要通过这一次变法，摆脱慈禧太后对他的控制，压制朝中和自己作对的大臣，改变多年来被列强欺负的局面。
所以从1898年6月到9月，光绪帝按维新派意图，发布了几十道变法命令，但内容只是包括：设立农工商、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这些文化、经济、军事上的措施。因为变法的这一年是旧历戊戌年，因此这次变法叫做“戊戌变法”。
但是，清政府的大权把持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手里，光绪帝没有实权。变法运动触动了顽固派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仇视。九月，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把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自己“临朝听政”。她还下令拘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到香港和日本。谭嗣同不肯逃走，他说：“各国变法，都是经过流血才成功的，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人，让我来做第一个吧！”他写出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诗句，表现了临危不惧的无畏精神。九月底，谭嗣同等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被杀害，戊戌变法失败了。这次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至9月21日结束，共103天，因此历史上又叫做“百日维新”。
尽管“戊戌变法”只维持了103天，它却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运动，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