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木真曾经说过：粉粹敌人，追击他们，没收他们的财产，看到他们的亲人流泪，把他们的妻子和女儿抱在自己怀里，是多么快乐的事情！
在黄金家族开始军事征服的初期，面对所征服地区先进文明和高质量生活，深深地自卑感油然而生，在自卑感扭曲下的征服者的心态和行为方式，在帝国创立阶段主要依托血腥的军事手段，目的是迅速歼灭抵抗者的有生力量，最大限度地给对手造成“蒙古人不可战胜”的心理，使被征服民族和国家的抵抗意志消失殆尽，从而对黄金家族的统治俯首听命。
在军事征服时期，蒙古人暴力和杀戮政策的例子不胜枚举：
1220年3月，铁木真在中亚花剌子模国城市萨马尔罕投降后，仍然下令把几乎全城居民和同样的投降士兵依次屠杀，建筑物基本被烧光。最后，这个中亚著名的大都市仅剩一个小角落保存。
1215年，蒙古人攻占了金朝首都北京，大屠杀将近一个月之久，甚至连金朝的宫室也被焚烧一空。
1221年，铁木真焚烧了已经投降了的阿富汗巴里黑市，将居民全部杀光；在呼罗珊城市马鲁，铁木真授权四子拖雷亲自主持了对该市的屠杀，蒙古人将男人、女人、孩子分开屠杀，为防止假死，还把每个人的头从尸体中割下。
1227年，蒙古人在铁木真阵前去世后，攻克了当时世界上著名大都市之一的西夏国首都银川，他们把城内的居民屠杀殆尽，并四处追杀党项人，连藏匿在深山和穴洞中的也不放过，结果是党项这个民族和它灿烂的西夏文字与文明一起，永远地消失了。
1235年，蒙古人蹂躏了阿塞拜疆的冈扎城，他们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在胜利后还用攻城机毁掉了绝大部分城市建筑和全部的城墙。
1238年，对科哲尔斯克的战斗让蒙古人恼羞成怒，因为当地人居然在抵抗中把进攻者的攻城机给毁坏了，于是，术赤之子拔都下令将城市烧光，把全城居民全数杀死。
……
在黄金家族西征中，蒙古人还分别对今俄罗斯的梁赞、科隆纳、弗拉基米尔、莫斯科，以及曾经是欧洲三大文化中心之一的克拉科夫（今属波兰）、佩斯（今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之一部）等城市进行了屠城和焚城。
扩张时期蒙元对城市的破坏，使得亚非欧诸地的文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有史学者指出，破坏的力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了蒙古以前令人为之色变的匈奴人和古马其顿人、古罗马人。当时的蒙古人认为，把城市的毁灭、对农耕文化的践踏、对反抗者甚至是投降者进行屠戮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蒙古人的游牧习惯和原始制度残余，是造成他们对定居和农耕文明进行灭绝式消灭的动因。
旭烈兀（伊儿）汗国在前期的统治手段，主要是采用与汉地类似的郡县管理办法，委派（有时是忽必烈从元朝派出）以畏兀儿人为主的佛教徒来管理城市、收取贡赋，后期则仿照铁木真当年在给几个儿子分封的办法，用蒙古贵族或者汗室成员担任诸如呼罗珊等行省总督的方式来治理，但最后的结果是一些省督尾大不掉，反成汗国之大患。
察合台汗国主要经营以河中地区为中心的广袤地域。那里自然条件优越，农耕文化发达，城市文明比较先进，突厥-伊斯兰文化在当地被统治人民中有深刻影响，于是蒙古人在先期以扶植当地蒙古、突厥望族长老为“异密”（大臣）的方式进行治理；在汗国后期，这些世袭异密竟然可以决定汗位传承乃至汗王的生死了。
从地理上看，钦察汗国距离蒙元帝国中心较为遥远，既没有伊儿汗国与蒙元皇室那样近的血缘关系而具有的相近统治手段，也不具备察合台汗国当地比较强大的突厥文化和家族势力。钦察汗国领地主要以草原为主，而且术赤仅仅带了4000名蒙古人来对偌大的汗国进行统治，面对大批的游牧民族，只能采用比较原始的游牧民族管理方式进行汗国治理。
元朝作为黄金家族的正统继承者，直接统治的区域无疑是帝国最为精华的部分，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东、南到海，西至今天的中国新疆，西南囊括了中国云南、西藏和今天东南亚的一部分，北面包括了蒙古“龙兴之地”的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东北到鄂霍次克海域。从地形看，有高原、平原、冰川冻土地带、沙漠戈壁、原始森林，可以说地球上各种地貌尽在其中；从人群看，统治对象既有为数众多的汉族，也有汉化了的女真人、契丹人，也有各类游牧半游牧民族，以及新近归附的西南操汉藏语系的吐蕃、党项、傣等族。
当蒙古人冲出高原、西征南伐的阶段，他们是典型的游牧人，表现在对城市文明的极度反感和对城市毁灭性的破坏，他们攻陷城市后往往把居民杀光，只留下他们认为还有用途的工匠，城市建筑基本上在蒙古人眼里不值分文，下场多是被夷为平地。
一旦其统治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后，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极端追求和对财富的疯狂掠夺。事实上，铁木真对自己和后代有过交待：“在我们之后，我们民族的人将穿上镀金的衣服，吃到肥而甜美的肴馔，骑上矫健的骏马（相对于蒙古马的低矮而言），拥抱最美丽的女人……”
这个话应验了——至少在蒙元帝国名义上的承继者那里，在成宗以后历代皇帝，全然抛弃了先祖在草原时的简朴生活方式，对奢靡和享受有了远远超越汉地皇室的追求。如历代元帝都以经常举办豪华的筵席为骄傲；他们过分宠幸阉人、奸臣；他们过度支持藏传佛教中的少数派别，以至于皇室竟然与少数藏传佛教徒一起追求荒淫无耻的生活，结果是使元朝偏离了治下多数人的宗教偏好，以一个小集团的骄横跋扈和横征暴敛走向了人民的反面。
蒙元皇室生活用度的奢靡，恐怕著名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世、哪怕其祖先铁木真穿越时光隧道回归也都不敢相信：以比较“清廉”的元文宗图铁木尔为例，天历二年（1329年）皇后每日的生活费用，即用钞十万锭、币帛五万匹、棉花5000斤，成宗宫中的宦官竟然超过1000人！
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载：蒙元一系，酷喜声色、犬马、豪宴。“国朝每宴诸王大臣，谓之大聚会。是日，尽出诸兽于万岁山。若虎豹熊象之属，一一列置讫，然后狮子至……身材短小，绝类人家所蓄金毛騥狗。”
又岂止奢靡挥霍？！蒙元整体上吏治腐败，残民以逞，政府无能，官员麻木，经济凋敝，民生倒悬，时人有道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来自草原的黄金家族巨大的军事征服力背后统治力的低下，在世界文明史上也不多见。
蒙元诸帝中穷奢极欲的典型惠宗妥欢铁木尔，即位后“天天做新郎，时时求快感”，整日与宠臣在宫中以群体性交为乐，他们均身穿藏传佛教徒服装，令数百名各族美女裸体游走，一时兴起即兴云雨之事。他还用宠幸的高丽人为耳目，刺探贵族和百姓家中的美色，一旦有“货”即派兵掳至宫内。后看到女子太多，宫殿不堪容纳，于是又建“穆清阁”，连绵“淫舍”数百间，名为研习佛法，实则供惠宗与少数藏传佛教徒一起群奸群宿。
不仅如此，此公还安排专人教授其太子学习各种性交大法、演练宣淫之道，父子二人以藏传佛教的欢喜佛（密宗）为榜样，饮酒、食春药、互相交流媾合之术，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的皇室中也是凤毛麟角。
武宗海山，把宠幸的妓女、市井小人、无赖之徒纷纷纳于帐下封官鬻爵，整日里只知在后宫公开宣淫，以占良家幼女为荣耀，导致朝纲废弛，自己也在不满31岁即因酒色过度而一命呜呼。
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凡事不求诸臣，而是事事问计于西蕃僧人，以致养痈为患，西蕃僧众浩浩荡荡络绎于道路，连政府主办的官方接待机构都容纳不下，进而随意侵占民家，强奸各地妇女，甚至蒙古籍官吏都敢怒不敢言。
元末叶子奇曾写下：“元朝……蒙古人惘然不知廉耻为何物！”
对财富的追求也是蒙元皇室的最大享受。他们把铁木真和蒙古人辛辛苦苦创建的大帝国以及带来的便利的亚非欧交通，当成了满足自己物质享受的工具：陆路和海路的畅通无阻，为元皇室源源不断地运来了波斯的艺人、中亚的怪兽、各种珍奇宝贝，让他们在无休止放纵的物欲中迅速走向了灭亡。
长期以落后的奴隶制度统治先进的封建社会，是蒙元统治混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奴隶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缺乏约束人身依附关系，元朝皇室把蒙古人征服的非蒙古族百姓看作是自己私有财产的一部分，无法无度、肆意凌辱不说，还经常以赏赐的方式把百姓象物品一样赐予蒙古贵族。一般而言，这些被视作奴隶的各族群众缺乏基本的人身自由，他们的功能只是为蒙古统治阶级生产物质财富的工具，而且，奴隶的身份不可变更，奴隶的子子孙孙都是奴隶。蒙古贵族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互相炫耀自己拥有奴隶的数量，动辄把自己的奴隶和牲口、土地一起以互相赠送的方式进行交往。
奴隶制统治手段的另一个表现，是设置于各地的达鲁花赤并不像这个名词本身的“民政官（断事官）”那样，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公务员，而实际上成为统辖一方的大、小奴隶主了。那时候，在汉地中原几乎每个村庄都设有一名达鲁花赤，其基本功能除了征收高昂稅赋维持自己奢靡无度的生活外，还有一个奇怪的“职能”，那就是对汉族和其他民族女人行使“初夜权”，凡村民定亲后，在正式履行合卺大礼前，百姓必须自动将还是处女之身的女孩子送到当地达鲁花赤的住所供其享受初夜权。
今天，中国一些地区的汉族群众还保存有延续数百年的“摔死头胎”的习俗，也许现在的人们已经全然不知这一怪异习俗的由来了，实际上正是汉族为保持血统的纯洁而从元朝沿袭下来的习俗，尽管早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了。试想，当年民女珍贵而不可逆转的初夜权不得不被残暴的蒙古人夺去的时候，作为讲求贞操观的汉族群众，只能以摔死头胎这种悲凉的方式来表示抗争啊！以至于到了今天，尽管早已时过境迁，但这一深深刻在民族心里的耻辱，仍以摔死头胎的习俗顽强地保持着……
奴隶制的统治弊端还表现在用跑马圈地的方式来行使管理，蒙古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次次把非蒙古人民从自己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上赶走，一次次强行把百姓的私田变为所谓的公田——实际上是明火执仗的抢劫。蒙古人奴隶制的游牧本性使他们不愿意改变游牧习惯——即使后来他们的子弟早不复由当初的豪气、成为被酒色掏空了的酒囊饭袋，但仍然把无缘无故侵占良田改为畜牧作为时尚。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蒙元皇室后来变得比汉人还喜欢定居生活了，却极其矛盾的一直对作为定居生活基础的农田抱有天然的敌意。
蒙元统治者动辄占地几千公顷、奴隶万户余，仅忽必烈的一个儿子，就获得了10万6千家农户。长期居住在汉地中原的蒙古人，仍然长期沿袭着奴隶制度，元室曾明文规定：“如是军前虏到人口，在家住坐驱口”（驱口，即奴隶之意）。那些被奴役的奴隶，其人身都被蒙古奴隶主随意支配和杀戮，地位堪比新中国成立前的暗无天日的西藏农奴！
蒙古奴隶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令人发指，尽管在当时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在征服了汉地北方的金朝后，蒙古人强占大量良田，任土地荒芜，幻想把肥沃的华北平原和黄河流域统统变作草原，庆幸这一举动被汉族谋士们据理力争而终止了。当年，蒙古人还以砍伐树木、烧柴狩猎取乐，他们“任性”于自己的游牧生活方式，在汉地、在中亚等地烧毁温暖的房子而搭起帐包，动辄砍去大量宝贵的森林用以燃起熊熊的篝火来取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