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家族显然气数未尽。1479年（北元满都古勒汗五年、明宪宗成化十五年），在也先篡位最终功败垂成以后，1466年——1475年间北元先后出现了无数自封或被“赛德”拥立把持的汗，直至后来有了出身正统的满都古勒汗徒有虚名的统治。这个时期，黄金家族在北元时代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领袖人物，他就是在满都古勒汗病故后被立为大汗的。巴图蒙克，即史上著名的达延汗。
如果说达延汗的出现是黄金家族积弱经年的一个奇迹的话，那么创造这个奇迹的人物便是身兼达延汗养母、妻子和重臣三个角色的传奇女人——满都古勒汗的汗后，鞑靼部土默特的贵族绰罗斯铁木尔之女满都海。达延汗和满都海夫人的传奇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作为满都古勒汗的侄孙，达延汗的父亲巴彦蒙克的身世也颇具特点：他是也先之前的岱总汗脱脱不花的后裔，出生时身处瓦剌，后被救出后送至兀良哈部抚养，长大后被叔祖父满都古勒汗以济农（副汗、副王的意思）称号，在娶贵族女子锡吉尔为妻后，于1474年（明宪宗成化十年）生子巴图蒙克，即后来的达延汗。
满都古勒汗曾经有改变“赛德”专权的雄心壮志，他会同侄孙巴彦蒙克一度在军事上取得了节节胜利，但由于亦思马因和洪郭赉等“赛德”的离间计，使得二人反目为仇，巴彦蒙克被迫逃亡，途中遭遇亦思马因的偷袭兵败被杀，其妻锡吉尔也被亦思马因强掳为妾，其子巴彦蒙克则被满都海夫人辗转收养，她不仅保护这位年幼的正统继承人，而且始终给他灌输光复祖先事业的理想信念。
1479年（北元满都古勒汗五年、明宪宗成化十五年），满都古勒汗病逝，有女而无子嗣，汗位的传承又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这时候，他的遗孀满都海夫人，利用自己作为先汗之后，享有实际监国权力的有利时机，亲自率军出战，屡屡大败瓦剌，还坚决拒绝以向她求婚为名、实则觊觎汗位的科尔沁部首领。1480年，满都海夫人扶立巴彦蒙克即位，称达延汗。
更为可贵的是，满都海夫人还是一位骁勇善战且有勇有谋的女将，她抓住包括瓦剌部在内的广大蒙古封建主崇尚黄金家族的正统思想的传统，以及大多数群众历经多年战乱后对和平和安宁的共同期待，一方面收拢失散的百姓，凝聚人心，同时携手达延汗首先打击瓦剌部“赛德”亦思马因，终于在1486年击败并杀死了后者。
达延汗和满都海夫人对瓦剌的重大胜利，也触动了另外一些既得利益者，当他们借胜势欲封其次子乌鲁斯波洛特为统辖右翼三万户的济农时，以永谢布和鄂尔多斯两个封建主为首的右翼三万户起兵反抗。达延汗夫妇展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率领左翼的喀尔喀、兀良哈、察哈尔三个万户的军队，彻底击败了叛军，并将右翼三万户成功收服，委派第三子巴尔斯波洛特为济农进行统治。
在征服瓦剌、收服鞑靼右翼三万户以后，达延汗统一了蒙古，他将汗廷至于左翼的察哈尔（今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带），一来因为察哈尔历来是黄金家族嫡系中的嫡系，可保汗室安全无恙；二来，此地接近中原，便于与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原进行交流互市。
接着，达延汗根据统治的人民主要是蒙古人等游牧和狩猎部族的特点，恢复了先祖铁木真时代蒙古人的一些传统管理方式：把长期以来太师、勋贵、宗王们利用皇权衰微而趁机侵吞的土地、牧场进行重新的“资源整合”，重新归并、整合了铁木真时代的万户制，把北元地域划分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每翼各三个万户，左翼为原来黄金家族的固有势力范围，即察哈尔万户（今天中国内蒙古部分地区、山西和河北北部、辽宁一部）、喀尔喀万户（主要在今天的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北部）、兀良哈万户（今天中国北京附近、内蒙古一部、东北部分地区），右翼为鄂尔多斯万户（今天中国内蒙古部分地区、甘肃和陕西一部和蒙古国一部）、蒙郭勒津万户（今天中国内蒙古部分地区、青海和甘肃、新疆一部）、永谢布万户（今天中国内蒙古部分地区、西北及中亚一部）。
为了有效强化控制力度，达延汗规定：左翼即黄金家族传统的“根据地”、曾经的鞑靼部，由大汗直接统辖，右翼即曾经的瓦剌部，由大汗的长子、北元储君来管理。
达延汗是黄金家族在北元时代经历了十余代后裔的“萎靡不振”以来，是在铁木真、忽必烈等著名的祖先之后出现的一个中兴领袖，是历史赋予蒙古民族和黄金家族的一位著名领袖。他对北元的最大贡献主要有三点——
其一，他结束了北元自益宗脱骨斯铁木尔以来蒙古人内乱不断、纷争不息的局面，重新恢复了黄金家族的权威；同时，在蒙古人从铁木真时代的奴隶制发展进步到忽必烈时代较为先进的封建制以后，因为离开中原再次回到蒙古高原那种比较落后的奴隶制游牧社会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历史倒退，在达延汗时代得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比较适应历史和社会发展潮流的新的封建制体系；
其二，达延汗改变了自瓦剌部也先以非黄金家族成员身份“篡夺”北元汗位后黄金家族皇权式微的历史，重新找回了黄金家族的自信和勇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达延汗以后直至蒙古被后金所收服的150多年间，北元的汗位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黄金家族，而且一直保持着相对比较稳定正常的传承秩序；
其三，达延汗在形式和实质上再一次把蒙古人团结在一起（当然没有完全包括那些已经突厥化了和穆斯林化了的蒙古人），使蒙古族人民至少部分地恢复了一些往日的自信和荣光，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虽然与明朝仍然处于南北朝对立的态势，但是作为两个不同政治实体内的广大人民，经济、文化的交往大大加强了，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和统合。
达延汗在位长达38年，他在政权建设上不断与时俱进，深得广大蒙古人民的拥护。本来，北元承袭的是元朝的中原旧制，在中央政府设立中书省，中书省首长丞相，丞相分置左右二人，以蒙古人传统的尚右风俗，中书右丞相为政府百官之首。但是到了岱总汗（1433年—1451年在位）前后，中书左右丞相往往形同虚设，而原本没有太多实权的朝廷虚职——太师，反而因为瓦剌部兴起后、其领袖入职太师而尾大不掉，大汗反倒成为太师们的掌中玩物，脱欢、也先父子两代太师甚至径自把中书右丞相都一肩挑了起来，竟然把自己的亲信私相授受任命为也很重要的主管国防事务的枢密院知院和负责弹劾与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大夫，以至出现了百官和民众几乎只知道太师、而不清楚谁是当朝大汗的咄咄怪事！
达延汗即位伊始，太师专权、弄权的惯性依然存在，而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了。但是，达延汗是一位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人物，他从小就渴望恢复黄金家族昔日统治地位和权威，同时也具备实现这个目标的胆识与才华，他充分利用了黄金家族在广大蒙古基层百姓中历久弥新的偶像色彩，坚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针来处理隐患、根治弊端。达延汗对北元封建统治秩序的调整是深层次的变革，他果断废止了早在成吉思汗时代一来一直实行的部落（万户、千户或者百户）内黄金家族子裔与异性“赛德”并立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中亚是造成察合台汗国分为东西两部分的直接原因，也是巴鲁剌斯、朵豁剌惕等家族操纵汗位传承的直接根源。不过，在中亚，这种“赛德”的称谓被穆斯林演化为“异密”），这样一来，曾多次使北元汗统和黄金家族遭受重创的太师、“赛德”被彻底消灭了，封建主的身份只能是所在百户、千户或者万户内黄金家族成员的一个僚属而已。
六大万户乃至以下各千户、百户的首领，经过达延汗的分封，全部都由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担当，北元用汉语官职分别称其为洪台吉或台吉，即汉语中的大太子（大王子）、太子（王子）。达延汗的改革和分封制度，不仅大大强化了黄金家族对北元的实际控制，而且作为游牧民族的一种行政区划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使蒙古人在漠北、漠南、漠西的建制更加清晰，成为清朝在蒙古地区设立盟旗制度的基础。
达延汗的这场革命性的变革之所以取得了成功，除了在表面上看来是顺应了民心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考虑到北元的控制地域已远远不能与蒙元时代相比、人民相对文化落后，但保守、传统势力比较强大的现实，他恰当运用了黄金家族的权威，撤销了原先长期沿袭的汉地官制，如太师、知院等等，其实是从根本上改变北元权臣操纵大汗的历史，重新找回了黄金家族真正的皇权。
同时，达延汗利用主要来自瓦剌部的权臣势力被打破的时机，迅速改革了原有的瓦剌、鞑靼二部并重而内斗的体系，分化组合了左右两翼，实际上肢解了势力极其强大的瓦剌部，从而也大大削弱了依靠瓦剌部的原窝阔台系和原拖雷系中阿里不哥后裔等传统对立面的力量；并且割裂了原先鞑靼部内部少数与黄金家族存在不和谐的一些宗王、贵族之间的联系，使大汗成为“裁判员”和仲裁者。
达延汗考虑到黄金家族退出北京后，所控制的人民主要是蒙古本部（不包括突厥化和穆斯林化的蒙古人）以及女真等狩猎人群的特点，即相对文化落后、相对比较守旧和重视游牧生活方式与传统，大胆地恢复了近300年以前蒙古人古老的“济农”制度。所谓济农，是蒙古人古已有之的一种官职，相当于副汗或副王，日常作为大汗的助手而开展工作，达延汗规定济农协助大汗管理右翼的三个万户，实际上把原先的瓦剌部主体牢牢控制在大汗的手里。但是，与300多年以前的济农所不同的是，达延汗明确废除了“幼子守家灶”的习惯，按照汉地以长为先的制度，确定济农必须由长子担任。
更重要的是，达延汗还敏锐地洞察到蒙古帝国以来汗位传承方式杂乱无章的巨大弊端，这种弊端不仅造成了黄金家族在蒙古帝国及其各个藩属国的手足相残，而且也给外人乘虚而入敞开了大门。所以，对明朝和中国传统封建皇朝帝位传承制度颇有研究的达延汗还规定：以后所有的济农都由北元大汗的嫡亲长子担任，而济农同时就是汗储，是大汗全部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的合法继承人。
很有意思的是，自达延汗以后直至被后金收服的林丹汗，前后共传七位大汗，达延汗第三子曾经在位两年以外，无一例外地都是由前任大汗的长子（或长孙）接班！使得北元在蒙古人总体上不断衰弱的情况下，却有了比黄金家族在任何时候都要规范、有序、严谨而缜密的传承方式，无疑是整个蒙古人历史上最为稳定的世袭时期，也是蒙古族人民历经几百年战火洗礼以来生活最为安定、经济平稳发展的时期。
此外，达延汗针对瓦剌部不甘于退出权力中心的心态，在处理西蒙古的工作中，一方面运用直接控制地域军力不断强盛的优势，适时进行军事斗争，另一方面，采用中国历史上传统而有效的“和亲政策”，通过与他们联姻，来建立起基于姻缘和血缘关系上的牵制和联合。
达延汗在即位之初，虽然徒有黄金家族后裔的光环，实际上面临着蒙古人逐水而生、放浪形骸的落后生产方式和瓦剌部权臣咄咄逼人的威慑，但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自己重新真正统一蒙古各部、重现祖先荣光的伟大理想，结合中国传统封建制度中的精华和北元的实际，创造性地进行了重大改革，并且取得了北元北撤以后罕见的“黄金时期”。达延汗不愧是北元中兴的伟大领袖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