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合都汗从宗教属性来说是一位藏传佛教徒，他甚至有一个喇嘛名字：亦邻真朵儿只。他是伊儿汗国开创以来最差的汗王，贪图财富，治国无方，专好男女苟合之事。
花钱总比挣得快，这是永远的真理。经过阿鲁浑汗特别是那位理财有方的犹太人撒德。答兀勒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财富，没多久就被海合都汗给折腾光了。
在1284年阿鲁浑汗即位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专程从北京派来了蒙元帝国枢密院副使、帝国著名的货币专家孛罗来到伊儿汗国，宣布对阿鲁浑汗的册封诏书。我们知道，伊儿汗国和察合台、钦察汗国不同的是，后者虽然也以蒙元帝国的藩属国名义出现，但大政方针基本上还是由自己打理。而“伊儿汗”在古波斯语中，本来就是“从属汗”的意思，他们在进行外交活动中，一直坚持以类似于蒙元帝国行省的名义出现，并且所有的汗廷文书都必须加盖蒙元帝国赐予的汉字玺印，甚至历届汗王的即位，也必须得到蒙元帝国皇帝（大汗）的书面批准后才能实现，连宰相这样的重要大臣一般也需要得到帝国批准后方由汗王任命。
孛罗的专业知识，让当时的阿鲁浑汗欣赏不已，在经过忽必烈同意后，他被留在了伊儿汗国。海合都汗时的汗国官制完全是复制了蒙元帝国的那一套，丞相俗称宰相，也分为左、右两相，按照蒙古人尚右的传统，一般中书右丞相由汗王自己的嫡系来担任。海合都汗的中书左丞相是撒都鲁丁，中书右丞相即是从蒙元帝国来的孛罗先生。
撒都鲁丁和他的主子阿鲁浑汗一样，是不学无术之人，看到汗国财政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这才急急火火地找到了孛罗，要求后者参照帝国在汉地发行纸钞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危机。于是，忠诚于黄金家族的孛罗，帮助汗国于忽必烈离世的1294年（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9月，在波斯和伊儿汗国历史上首次发行了纸币，并在都城大不里士（即今天伊朗共和国阿塞拜疆省首府大不里士市）举行了“首发式”。
元朝在世祖即位后开始发行纸钞，当时基本做到了“以银为本、虚实相权”，即有比较严格的准备金，纸币发行量完全按照货币金融手段的科学性来安排，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因而纸钞曾经有极高的信用；只是在阿合马主持理财后期，迫于征宋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和阿合马一伙利用货币政策以权谋私等原因，才导致纸钞发行量猛增，货币贬值。
和元朝发行纸钞不同的是：其一，伊儿汗国的纸钞制度在完全没有建立准备金制度情况下进行的，这样就给制度的实施带来了天然风险；其二，元朝统治的汉地百姓，在宋朝时期就有过纸钞流通的经历，因而具备接受这种货币手段的心理和传统，而伊儿汗国的百姓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当然更谈不上认知与接受了。
尤其是那些已经习惯了用贵金属交易或者喜欢易货贸易的商人们，对纸钞更是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为推行纸钞，海合都汗规定：全汗国必须使用交钞（纸币），凡拒绝使用或者敢于伪造者，以及继续用金银进行交易者，一律处于极刑。
令海合都汗始料不及的是：空前规模的商人罢市和市场骚动开始了，一段时间里，往日繁华的都城大不里士成立，居然看不到商人的影子，连那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们也没了踪影，汗国的财政危机转瞬间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
忠诚的孛罗丞相向海合都汗苦谏数次后，后者终于迫于形势，下令停止使用纸钞，并恢复原来的交易方式。
轰轰烈烈的汗国货币改革政策失败了，但是作为载体的纸钞发行本身，却具有巨大的意义。今天，在博物馆里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珍贵的伊儿汗国纸钞的真品，其质地和规格基本上和蒙元帝国的一样，也是长方形，正面印有8个汉字，中间圆圈内印有面值，最下方是海合都汗的喇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