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长的脸颊，红而薄的嘴唇，额头突出，鼻梁高挺，嗓音低沉，眼长且有神，尖下巴，身长一点七零米……这一形象实际拥有者，是我的父亲：从农历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开始，在南太行村庄，他的双脚在泥土深陷，身影掠过每一株草木和岩石——手指短粗，指甲含满黑泥。三十岁时萌生皱纹；四十岁后逐年加深……五十岁到现在，一直被一种名叫十二指肠溃疡疾病所困扰，他的疼痛不为人知（时常捂着肚子呻吟出声），一如他迄今为止六十三年的农民生活（稔稼穑，精荆编；粗木工，善牧放）。他内心情绪极少流露（抑或是因为我们的忽略和漠视）。他迄今为止的人生历程模糊不堪，与南太行乃至全世界以耕种为生的农民毫无二致（以身体的劳累和疼痛，甚至出卖尊严获取生存所需）。
他的名字简单而灵性：小方，官讳恩付（承袭族规）。他的经历简单得就像一条直线，所有的喜怒哀乐按部就班，毫不离奇。他的生命和身体像是一枚贴地而行的草芥，在南太行的村庄及其周边方圆五十公里的地方，连滚带爬，嗤嗤啦啦滑行。时常会被尖利的石头划伤，被自己的镰刀割出鲜血。
在我很小的时候，时常见不到他的身影，据说在远地修水库。九岁那年春天，父亲背着行囊回到家里，不久又承包了村里的羊群。放羊是一门手艺，也不算是一门手艺。但村里的男人大都放不了，或者放不好。五月，麦子持续变黄，蝴蝶在麦芒上翩翩起舞，布谷鸟叫声从幽深的椿树林传来。学校放假，父亲把经年的羊铲冲我递来。母亲在一边看着，眼睛很柔。父亲叹了口气，转过头，蹲在磨石前使劲磨镰刀。我知道我逃不掉，只好噘着嘴巴，低着脑袋，像父亲那样，从村庄走到羊群面前，一声呼叫，头羊率先站起身，抖抖鬃毛，朝着山坡迈开四蹄。悦耳的铃声敲打着四边的岩石和蒿草，仍还毒烈的阳光在浅薄的流水上溅起一道道白光。
羊群逶迤，像是移动的黑色卵石。这时候，父亲和母亲已经到了麦地，俯身刈割。先是看到羊群，再探身看到我。父亲直了身子，朝我喊：站在羊群上边！母亲也提着一把镰刀，朝我大喊：别去陡地方！我听见了，但没吭声。俯身抓起一块小石头，狠狠丢向羊群——依照父母叮嘱，我在山坡上与羊只们赛跑，看谁先爬到高处——秋天，北风骤起，树叶摇黄，白露像是均匀的一层盐粒。气温从枯草根部升起。羊们似乎也嗅到了枯败和艰难的气息，看到一片庄稼或者一层发黄的落叶，就疯狂奔去。我制止不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哭。
父亲听到了，扔下头，沿着层叠的堤堰、光滑的茅草和绿色的苔藓，气喘吁吁冲进羊群，嘴里不停呼号，挥动手中的枝条。羊们像是顺从的臣民，看了一眼父亲。扭头走出庄稼地。父亲转过身来，走到我面前，一把抱起我，替我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再一伸手，不知从哪摸出一只苹果，或一把红丢丢的酸枣——最稀罕算是山楂和葡萄了。
冬天，母羊在山坡分娩，疼痛的叫喊与我听到的人的生产没有两样。雪粒砸断头发的时候——父亲手里提着几只小羊羔，咩咩的叫声把村庄外围浓郁的白雾和黑夜敲得格外清脆。带着一身羊腥味回到家里，吃过晚饭，父亲就又打着灯笼，回到羊群中间。
父亲时常坐在门槛上吃饭，粗大手指握着细筷子，黑色的手掌端着洁白的瓷碗。他一次次把碗里的东西拨进嘴巴——不管是汤的还是稠的，都重复这一动作——吃面条时，稀溜溜地发出声音，吃馒头时会吧嗒吧嗒嘴唇。起身送碗筷时，总是先哎呀一声——好像腰很疼，一只手按住后胯，再慢慢把弓一样的身子拉直——坐在门槛上抽烟，摊开几张破报纸，一条条撕开，再抓了旱烟叶子，均匀撒上一层，卷起来，噗地一声，划着火柴。
那烟雾从嘴唇上升到房檐，再转一个弯儿，越过我们家青石房顶，在阴霾或湛蓝的天空化为乌有。几年后，村里没了羊只——它们分别被各自的主人取命卖肉，或者活着卖给另外一些人。农闲时节，父亲去附近林场扛木头，扛一根两块钱。直线路程不过五华里，而其中的沟壑纵横交错，上上下下，似乎是一张张弯弓。
父亲从茂密的林地，扛一根或两根木头。新伐的松树松脂外溢。父亲一步步，从这边的山岭到另一座山岭，下到沟底之后，再爬上山岭。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在远处，我跑过去，想帮他。父亲说：你这么小怎么能扛动呢？我只好跟在父亲身后，看他越来越弯的身子，颤悠悠的木头，脖颈里的汗水和汗水浸湿的衣衫。
吃饭时，父亲拿了好多麻花，找了一只大碗，给我盛了油腻腻的面片蛋花汤。父子俩坐在洋槐树的荫凉下，四片嘴唇油光发亮。吃完了，父亲躺在蚂蚁横穿的草叶上，美美伸了一个懒腰。交错的双手放在后脑之下。我也学父亲躺下来——从树叶的空隙我们看到高远的天空，以及天空中游弋的白云。偶尔的燕雀嗖地一声，从我们鼻尖飞过。
林场的木头扛没了。父亲又有了新活计，到外村给别人家盖房子。每天早上，父亲带了泥铲子和小锤子，沿着门前小路，消失在峰峦深处。有一天，我发现，父亲左手腕上忽然多了一块亮晶晶的东西。我看了几次，父亲似乎注意到了。取下给我，我端详了一会儿，套在自己腕上。我翻过来倒过去看，除了表链有些长，表盘太大之外，我都喜欢。
几天后，几乎每个同学腕上都亮了起来，在我眼前和内心闪动。我想到了父亲那块手表。当晚回到家里，就朝母亲要。母亲说小孩子戴啥手表呢？睡下之后，辗转好一阵子，开始做梦——亮晶晶的手表，在我手腕上闪着明净的光亮。那么多的同学都把脑袋扭过来——早上，我看看手腕，觉得沮丧，再看看父亲。他已准备出发。我想说出愿望，但又张不开口。父亲扭身出门，噗噗的脚步声渐去渐远。我一骨碌爬起来，胡乱套上衣服，背了书包，沿着父亲的脚迹，匆匆追去。出了一身热汗，父亲遥遥在望，我继续狂追。距离父亲两百米时，忽然难为情起来。
父亲站在原地等我。清晨的凉风吹落草芥上的露水，核桃树叶和白杨树叶不停拍打手掌。山鸡倏地挣脱草丛。我始终低着脑袋，跟随父亲脚尖，一声不吭走。快到学校了，父亲停下来，从手腕取下手表，递给我。我抿着嘴唇，眨巴眨巴眼睛，看看父亲，再看看手表。
四十岁以后，父亲俨然进入了老年。冬天的大雪把南太行村庄山野笼罩其中，野狼嚎声彻夜不息。黑夜的灰色颗粒还悬挂在门楣上，父亲起床，抓起铁锤、钢钎和洋镐，吱吱呀呀踩着大雪。不一会儿，石头与钢铁的鸣声就沿着曲折的河谷跌宕开来。母亲双手捉钢钎，父亲抡锤——再一些日子，大小不一的石头，通过架子车和父母亲的肩头、后背，进入我们家新辟的房基地。
月亮照耀的夜晚，寒风在夜枭的叫声中变得凄厉和幽深——父亲、母亲和我，一人一个木头架子，一人一次背一块比身体还要重的石头。汗水在夜风中沸腾，石头在暗夜移动。我累，哭。父亲母亲谁也不说一句话。我只好咬着牙齿，跟在他们身后，使尽所有的力气。
一九八八年正月十八，父亲完成了石头的搬运工作。吃完饺子，叮叮当当的声音蔓延开来。到二月，我们家的新房子耸立起来。它远离村庄，在南太行阳光照得最多的一处山坳，一边是流水，两边是山岭，门前是成片的田地。田地之外是大河谷，河谷一侧是战备公路。公路再向南，是连绵无际的松林，形状奇特的山峰。站在院子里，张目远眺，有一种胸襟乘风，青山入怀的开阔之感。
父亲嗨呀一声，屁股重重坐在光滑的石头上，像疲累至极，如释重负。伸出左手，像抚摸茅草一样摸了一下胡须，然后掏出撕开的报纸和旱烟，一丝不苟卷了一支，点着，深深吸了一口，含了大约三秒钟。然后，才从鼻孔和嘴巴一起吐出。我觉得，那一口烟，是父亲在我们新房子当中点燃的第一把人间烟火。
父亲似乎想起什么，转身抓了头，向岭后走。不一会儿，父亲一手提头，一手捧着一把湿润的泥土，泥土上，摇晃着一棵刚冒芽的椿树苗。走到院子，父亲放下树苗，抡起头，刨开新鲜泥土，将树苗放进去，扶正，双脚踩踩，又舀了一桶水，哗啦啦倒进树坑。
几个月后，这棵树便和周边的茅草、庄稼和枣树、板栗树、杨树、洋槐树一起长出绿叶，在夏日炽烈的阳光下，打出一小片妖娆绿荫。时常有花大姐和知了飞来，趴在上面唱歌，抑或不停抖翅。这时候，新房子浇了黄泥，装了门窗，我们一家告别了吵闹的村庄，在偏僻一隅，在时间当中，接续由来已久的乡村生活。
父亲又开始出外打工——有几次去得更远，烧砖或者给别人修房子，再或修马路和桥梁。每次回来，父亲都会带些吃的。再拉开一层一层的衣衫，取出一叠纸币，冲母亲嗯一声。母亲通常会问，这是多少？父亲有时会说出一个详细数字，有时会让母亲自己数数。然后扭了脸庞，看别的地方。
父亲时常去爷爷奶奶家。奶奶会拿出一些稀缺的食物。父亲闷着头吃。盲眼的爷爷坐在一侧，吧嗒吧嗒抽烟。父亲吃东西的样子像是一个可怜的饥饿的孩子，津津有味，心无旁骛。吃完，还要将碎渣捡拾一遍。下地回来时，父亲坐在一个堂哥家门口，和堂哥堂嫂唠家常，开玩笑。脸上皱纹一次次舒大规模展，呵呵笑出声。而在我们家，父亲几乎没有笑容，嘴角紧绷。不是苦大仇深就是郁郁寡欢——而更多的时间，父亲的生活一如既往，不是出去打工挣钱就是在家及四野忙碌。冬天，和母亲一起到山上割了紫荆，晾干后，再一趟趟背回来，垛在院子里。
融化的积雪，屋檐的滴水在地面砸出泥坑。父亲抓一把荆条，分四次拼成梅花状，用脚踩住，再一根根转圈编，编成圆状，直径达四十厘米后，把四角折起来——几个小时，一只花篓子就已成型。一只可卖一块五，再后来是两块五毛钱。再后来，花篓子没人要了，冬天，父亲就编荆苤子，有人收购，大批量送到附近煤矿和铁矿。
父亲粗通木工，简单的桌椅板凳乃至农具家什都可以随手拈来。家里的大小柜子和凳子，梯子和木桶，都出自父亲之手——有些年，父亲会被人请去编荆篮子和挎篮——在南太行村庄，种地挑粪，打板栗、核桃和柿子，甚或倒垃圾、串亲戚都离不开这些家具。
父亲这些手艺，自然可以贴补家用，但都极为繁琐且容易伤到皮肉，粗糙的体力活，向来不被人看重——倒是理发，倒引来不少乡亲。这时候，父亲才像是一个手艺人，用一把剪刀和推子，在别人的头顶上往来驰骋——但父亲理发向来免费。所以，母亲给他购置的推子用到生锈之后，便成为了委婉拒绝他人的理由。
父亲是喜欢给别人理发的——他会和那些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同龄人说话，甚至开很荤的玩笑。父亲边理发边笑，额头的皱纹一下子被风吹去，粗大的手指灵活得像是弹钢琴——我想，这时候，父亲是快乐的，而且是他一年甚至一生中最罕见的快乐——而母亲却将他唯一的快乐剥夺了。我知道父亲的郁闷和不满，但父亲从不爆发。懊恼甚至生气时，会乖张地说几句，然后闭了嘴巴，任母亲的唠叨在耳边跌宕。
十八岁那年，我暂时离开他们。每一次回家，母亲就老一圈儿，父亲更不例外——老是每一个人的必然，但他们老得速度之快，令我猝不及防。每次我都给父亲带几条香烟，还有一些肉食及奶制品——母亲看到了，就说：抽烟没好处，给他带那个干啥？
我知道抽烟对人身体的危害性——我想，父亲几乎没有任何嗜好，喝酒打牌滋事生非甚至会相好，都没他的份。惟一的乐趣就是抽烟——每天都有卷烟装在兜里，夹在手指，就是最大的满足——如果将这一嗜好也去掉……我的想法或许迎合了父亲，使得父亲获得了欢乐和满足。
二〇〇〇年后，每次和妻子一起回去，除了香烟，总要给父亲买和煮爱吃的肉类——母亲自小素食，锅不沾腥，好荤食的父亲自然屈从。我们回去，父亲可以满足一下口福——二〇〇六年春节，我强行敬了父亲一杯酒。父亲皱着眉头，满脸痛苦咽下去，摇摇脑袋，说再也不喝了——那时，父亲的胃就开始发炎和溃疡了，陪他去医院几次，都是十二指肠溃疡，买一些药物回来，父亲不间断地吃。
以药为生的父亲，似乎没人注意到药物的效果，我打电话回去，总要问问父亲的胃。通常是母亲代答：好了，或者说药管用。父亲接到电话，叫我一声名字，就把电话递给母亲。我知道父亲木讷少言的性格，每次都想和他多说几句话，但他似乎也不爱说那些家长里短。
这时候，弟弟也结婚了，早我一年——到现在，也没和父母分开生活。父亲忙完了地里的活计，还要出外打工。当我发现自己进入三十岁时，父亲也开始奔六十了——而父亲仍旧要出去，修路或盖房子。我向母亲说了好多次。母亲说，现在俺还能动弹，不愿拖累恁都（你们）。我说五千块钱就够你们俩一年花了。母亲叹息了一声，摇着花白的头发，说，房子还没翻盖，你弟孩子要上学，现在两个闺女，还得要一个小子……我听了，一顿茫然。
父亲坐在一边，头发还没白，只是更加瘦削了，整个脸庞像是一把磨利了的刀锋。
父亲愿意我们在家，但从来不说。每次要走，父亲、母亲和弟弟提了我们的行包，或抱着孩子，送我们上车。父亲看着，弓着腰挥手，站在路边，一直朝车辆看，直到看不见。每次回来，父亲站在院子里，呵呵笑，看着我们一一进门。然后坐在椅子上，听我们说话，吃喜欢的东西。
有几次，不知因为什么事情，父亲发脾气，拧着眉头，弓着腰，快速挥动手臂，脸色涨红，粗大的声音像是从门缝挤进的寒风——我听到了，劝他不要一说话就瞪眼睛，呵斥人，尽量柔和、轻缓些。父亲听了，语气变得和蔼了许多。我时常想：我们这一家人是这世上最紧密的一群，是一个患难与共的自然国度——爱是最高政治，责任是兼顾城墙，义务是不竭水源，亲情是阳光，爱情是苗圃。
而父亲，就是巍峨堂皇的宫殿，四处伸展的建筑和道路，都因他宽阔和伸展——我们长时间忽略他，他的身体的疾病和疼痛、内心和趣味……二〇〇年夏天，弟弟说，父亲肚子疼，瘦得不像样子。走路拖着腿。妻子汇去一些钱，到医院检查，结果说胃、肝及肾等未见异常。可父亲还很疼，脸白得像涂了一层石膏粉，继而发黄，比菊花还黄。又去另一家医院，检查结果是幽门处重度糜烂，要做手术。
妻子乘飞机赶回，到另外一家医院做了胃镜，提取了胃液——弟弟在电话中哽咽，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我似乎知道了什么，涕泣出声，躺在床上泪流满面。儿子趴在怀里说，爸爸你怎么了？一边用六岁的手掌，替我擦掉眼泪。
几天后，我赶了回去——父亲躺在病床上，身体蜷缩，像一个孩子。看到我，叫我名字。我坐在父亲面前，抓住他的手——粗大的手掌，指甲缝里仍旧嵌满黑泥，暴起堵塞血管像是一串串蚯蚓。脸瘦得更像刀锋，夹杂着白须的胡子硬扎扎的。额头的皱纹像是水面上的波纹——眼睛红红，瞳仁有些发黄。我低了脑袋，摩挲着他的手掌，嘴巴咧了几次，想哭，可又忍住。
妻子告诉我，父亲胃里肿瘤已经破裂，淋巴和肝、肠道都有，脏器粘连在一起。医生不主张手术。即使打开，也只能再缝上。以父亲的身体状况，刀口难以愈合。弟弟说，来医院那天，从另一家医院取了报告单，赶到找好床位的医院——父亲吃了一些喜欢的甜蛋糕，趔趄了一下。弟弟和妻子去搀扶，父亲说没事。刚坐下，就扑到在地。眼睛紧闭，牙关紧咬。若不是距离医院只有五分钟——妻子说：父亲吐了一脸盆淤血，吐得她和弟弟满身都是。等父亲苏醒过来，输了一千毫升的血，才慢慢好转起来。弟弟说，要不然，咱爹恐怕那时候就没了！我听着，咬着牙齿。我突然想狠狠发泄一下，或者冲着漆黑的夜晚的城市嚎叫几声。
黑夜，静滴的液体，不瞌睡的父亲，看着白色的天花板。母亲蜷缩在病床一侧，铺了一面破纸箱子。医院的黑夜静得可怕，眼神迷离的父亲就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眼眶红红，嘴唇干裂。我和妻子打了水来，给他洗脚，洗脸，擦了手掌和身体——父亲乖得真的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午夜，我听到了哭泣，是母亲的——我没说话，看着她，在白炽灯下，两个生养我的人俨然是两个孩子——我知道母亲为什么哭，也第一次听到她为父亲而哭——我把父亲的手掌放下来，拿了纸巾，给母亲擦泪。母亲接过去，自己擦，然后起身，站在父亲病床前。
天光放亮，医院嘈杂，查房的医生，就诊的患者……进来和出去的……生命和亡灵。妻子拿了CT片，主治医生片子夹在显示屏上，一处处指给我看：彩色底片，清晰内脏，肿瘤的形状及感染部位——妻子还悄声告诉我：父亲左胸第三根肋骨陈旧性骨折——我询问了弟弟和母亲，他们猜测，大概是前三年冬天，弟弟盖厨房时，父亲从数米高山坡摔下所致。
父亲这一折断已久的肋骨，足以让我们终生羞耻——放弃手术，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医生说，再住下去也没用，只能维持。我看了看妻子，打电话征求母亲意见——回到病房，父亲在哭，瘦得只剩下骨头的身体不断蜷动着，眼泪流进了耳朵，鼻涕像是两只蠕动的虫子。
几天后，父亲神色好了起来，脸庞有了血色，也稍微胖了点。精神尤其振奋，每天输液时，吃一些饼干，我嫌太硬，给他买了月饼、奶糖、八宝粥和蛋糕。父亲好像没吃过这些东西，总是很忘情，好几次滚针，鼓了好几个包。扎好后，父亲仍旧像孩子一样，坐着、躺着吃——不停地吃。
我们陪父亲去了附近新开发的旅游区——父亲说他二十多年前来过这些地方——我们为他照相和录像，搀扶着他，在人来人往的景区——回程路上，我忽然觉得，这些都毫无意义，对于一个病入膏肓而浑然不知的老人而言，这时候的“好”是虚假的，甚至做作得不可原谅。
趁父亲输液的时候，妻子和小姨妈买回送老衣，放在父亲轻易看不到的地方。我找了木匠，在曾祖母房子里做棺椁——和妻子去到那座早已废弃的老房子里，木匠叮叮当当干活，厚厚的土板刮得白净如镜——我抚摸了一下，扬起脑袋，攥紧拳头，使劲砸下去。
我和妻子暂别父亲那天，一夜没睡，早上四点钟给父亲扎上输液针管。告别时，父亲忽然大声叫我和妻子的名字，说，我不能送你们了啊！声音特别的大，尾音尤其长——在我记忆中，这是父亲平生说给我们第一句话客套话，我和妻子跑过去，抱住父亲的头脸和手臂。
现在，又一个多月过去了，父亲的病仍在持续，而我和我们却还在千里之外，每天的电话，都急切想听到父亲的声音。私下询问母亲和弟弟父亲今天的精神如何。深夜躺在床上，想起父亲……无可治愈的疾病，腹部胀满，肋骨生疼。我想，在自己这三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当中，最失败的就是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父亲——我只是注重了对父亲性格喜好的某种迁就，但却没有真正走进父亲的心，用更为柔软贴切的形式，让父亲快乐。
六十三岁的父亲，原本迟一些时间患病，可以与我们同在这个世界生活更长一段时间——虽说死亡是一种习惯，而对于父亲，却极其残酷和不公平。
父亲的这种病，是南太行乡村农人惯常的疾病，共同的杀手——我想，父亲于我而言，是这个家中最雄厚的一面墙壁和一面石碑，只要他在，人世的风就不会吹倒我的脊背……我想我们总有一天会失去的，抑或是父亲厌倦了我们及这个世界、持续一生的苦难和农民生活——尽管他至今蒙在鼓里，以我们虚假的谎言，用痊愈的期望对抗肿瘤。
很多朋友通过我对父亲表示问候和关心——让我代替买些父亲爱吃的东西，有的让我节省一些费用……有时候，我幼稚且认真想：我的父亲会是很多人的父亲吗？他是不是可能还是与我同龄的所有人的父亲呢？或许这话说得太大，但“我”的父亲又何尝不是“我们”的父亲呢？我何尝不是另一个“你”和“你们”呢？你和你们，他和他们，又何尝不是我的父亲和我呢？
父亲面容一再在眼前闪现，在电脑上看到，猛然心惊——他的眼光和表情似乎变得凌厉了些。他张嘴微笑的神态时常让我想起故去多年的爷爷奶奶，还有从未谋面的曾祖父曾祖母，乃至曾祖父的父亲——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父亲与南太行乃至全世界的耕种者一样，用劳作的方式对抗苦难，在苦难中用身体作为最大的工具和赌注——大炼钢铁、吃树皮和观音土、在洪水和地震中侥幸逃得性命……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他只是一个用力气换取生活报酬的人。
现在，肿瘤占据了他的身体，人世间的药物和技术，都无法抵抗和消除他的疾病——父亲的身体成为了肿瘤的母体和巢穴，它们在剥夺，用不停胀大的贪婪，榨干这一个人在俗世之间所有的习惯、欲望和本能。
这似乎就是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一个农民，病痛中人——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熟练计算自家田地亩数之外，他对这个世界的诸多本质和表象一无所知，也不做深究——除了我们和我们这个家庭，整个世界都与他无关——中秋节，我在巴丹吉林沙漠看到的月亮出奇大，又出奇低，似乎就在人和树木的头顶。
坐在月光下，忽然想为父亲提前写一个墓志铭，这似乎有些忤逆，如果父亲看到，也许不会原谅我，也许会笑一笑——“在这里躺倒的这个人是我们的父亲/他累了，他在阳光和五谷之下/他是大地的亲人/南太行每一株草木都与他有过美好的纠葛/人世间的尘埃与云朵/必将从这里经过/他在这里静静回忆苦难和美德/他在这里必将得到永恒的福乐/——只有开始，永不止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