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烟的往事中神游与遐思，是老年人心理的显著特征。对自己早年的人生经历总是忘情地津津乐道。伟人、名人、学者，当然有许多轶闻趣事被人们挖掘、整理、记述和传播着，而对我等平凡如草芥般芸芸众生的老人来说，也总会有一两件自认为是过关斩将、值得向儿孙辈炫耀的故事，不时借机倾诉一番。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战士，我从1951年初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到1958年夏复员回国，经历了近八年的抗美援朝战地生活。虽然没有经历过上甘岭战斗那样震惊世界的炮火硝烟，也没有奇袭白虎团那样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可也有许多珍贵素材镂刻在记忆的荧屏上。诸多往事，历历在目，有必要把它翻腾出来，权作给自己和亲友、战友、给那段战地生活，留下一点纪念。
作为一个志愿军老战士，我最难忘的是在公元1951年，3月23日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的第一夜，初受血与火战斗洗礼的经历。这短短的十几个小时，在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中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可是它竟给了我后半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法衡量其价值的一笔精神财富，影响了我至死不渝的人生准则。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
1950年春，我在沈阳市第十一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暑假开学后第一天，就接到通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已南下的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奉命调回东北。我校和邻近的四中校舍全部腾出交给部队使用，两校学生分配到其他中学就读。我被分配到皇姑区沙子沟第十二中学。
此时的沈阳市已被战争乌云所笼罩，全方位进入紧急备战状态。东北局等主要党政机关已经撤往哈尔滨，一些重要工厂也在陆续搬迁，中等以上学校也制订了迁往农村的计划。在市民中广泛深入地进行防空知识宣传教育，家家户户都挂上不透光的防空窗帘。尤其是不时进行的防空演习和那声闻数十里惊心动魄的警报声更加重了浓重的战争氛围。我们在学校里尽管还没有停课，但更多的时间是接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思想教育。此外，还要进行防原子、防生化武器的教育以及战场救护、包扎、抢救伤员的演习。每个学生都化验了血型，做好了一切战时准备。
也许是受母亲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受从小爱看的《说岳全传》、《隋唐演义》、《杨家将》的熏陶，也许是解放后火热而高昂的民心士气所激励，从这时起，在我的心里，投笔从戎上战场的愿望仿佛一粒种子，飞快地发芽，成长。我按捺不住这一天比一天强烈的念头，1949年，解放军佳木斯汽车学校在沈阳招生，我就曾瞒着家里前去报名，因年龄小，没有小学毕业证书而未被录取。12月中旬，学校动员学生参军，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也不愿再放弃参军的机会了。我与五中的侯振声、苏家屯幼师的江雪辰两个小学同学商定，要同时参军到同一个部队，于是三人准备同时报名参加东北军区军械部军械学校。但江雪辰因师范学校学生不准参军而作罢。没过几天，校长李德洲亲自通知我参军申请已被批准了。校团支部书记尚艺华也找我谈了话，要我写一份入团申请书，说是批准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当时挺着胸脯回答：“谢谢团组织的关心，我决心经过战斗考验后，再申请入团。”
12月27日，我与另一名同学坐马车到铁西广场南侧的军械学校报到。从此，我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革命军人。
1950年3月，军校开始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教育和动员。全体学员几乎人人都写了申请书，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我在一周内除写了四份申请书、决心书外，还两次找军械学校的洪教导员谈话，表明我入朝参战的决心。最后，我与侯振声终于被批准入朝。同时被批准的还有26名同学，差不多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
3月13日晚，我们准备入朝的这28名新兵乘火车到达安东（现丹东市）。出了车站，到一家包子铺吃晚饭。刚咬了两口包子，防空警报就响了起来，电灯也熄灭了。大家都紧张地听着动静，包子也不吃了。我呆坐了一会，寻思与其这么摸黑干坐着，还不如继续吃我的包子。可能是太疲劳了，吃饱之后我就靠着身后的粮袋子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眼前一亮，警报解除了。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咦！谁把包子给吃了？”原来黑暗中，四盘包子竟被我一个人吃了一半。看我揉着眼睛，慢慢坐起来，一副傻乎乎的模样，大家把我好一顿笑骂，饭后，我们住在机关早已撤离的市政府。房间里没有任何办公设备，地上铺满了稻草，原来这里是过江部队的临时住地。我们也打开背包席地睡了。
第二天九时许，送我们来安东的军械学校赵队长、韩干事陪同两位志愿军走了进来。其中一位身佩短枪的干部向坐在地上的我们敬礼后说：“我是志愿军后勤三分部司令部的怀参谋，奉分部首长命令，来安东接同志们入朝，到三分部军械部门工作。过了鸭绿江大桥就是朝鲜战场，那里没有前线与后方之分，我们就是夜间行车也难免遭受敌机的轰炸与扫射。在路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惊惶失措，一定要听从指挥。一旦发生意外，比如汽车被炸毁了，人跑散了，你们就沿公路南行，找到沿途的志愿军指挥所，搭乘汽车去三分部驻地，在平壤南大约200公里处的新幕火车站附近。你们要有几个人为一组独立行动的思想准备，这一点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另外，中国的货币过江后就不能使用了，带钱多的马上给家里寄回去，少的买些日用品花掉算了。”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大家听好了，明天下午四点，我们准时乘车出发。”
一、入朝行军记
3月15日下午，上街的人早早地都陆续回来了。我用所有的钱买了三斤五香花生米装在挎包里，准备雄赳赳地背到朝鲜战场上去。在焦急的等待中，四辆卡车停在了面前。我们28名同学坐第一辆车，后面三辆车上装满了通讯器材，怀参谋和通讯员坐最后一辆车。汽车徐徐开动了，赵队长站在车下，先是跟我们每个人握手告别，然后神情庄重地向我们举手敬礼。车开出很远了，这位讲武堂出身的老军人还立正站在那里，注视着我们的身影。我们入朝不到20天的时间里，就有四名同学光荣牺牲了，其中包括与我一同参军、一同入朝的同窗战友——侯振声。直到那时，我才懂得了赵队长向我们这些娃娃兵敬礼告别，久久不忍离去的全部含义。
在车上坐好之后，我们才注意到驾驶室右边的踏板上，站着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战士，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正笑嘻嘻地看着我们。他一开口就说了句：“各位首长……”这一称谓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我们算什么首长啊！论年龄都十六七岁，论军龄还不满三个月。
“我是这台车的司机助手，首长们叫我小陈好了。我入朝快半年了，有一些夜间行车和对付敌机的经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情，只要首长们听我的，保证把首长们安全送到三分部，请首长们尽管放心。”几句话说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我们简直是崇敬地看着小陈，信任与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然而事情远非小陈讲的那样顺利，几个小时后这位不知名字的小陈同志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过江后的车辆、部队很多。战士们一律肩扛步枪，斜跨子弹带和米袋，腰挂四颗手榴弹。有的还扛着轻、重机枪和小口径迫击炮，还有的用扁担挑着炊具，赶着大车拉着给养……我们的车只能尾随着缓缓前进。尽管行车部队的几名干部一再命令战士们尽量往路边靠一靠，给汽车让路，可由于路窄人多，拥挤不堪，战士们还是挤在汽车前面晃来晃去。这可把小陈急坏了，只见他跨在车门边上，手里不停地挥舞白毛巾，时而向地面战士哀求：“请同志们让一让，首长们有紧急任务。”时而大声吆喝着：“车上都是排除定时炸弹的专家，三天之内必须赶到志愿军司令部执行任务，耽误了时间谁负得起责任哪！”可行军的战士不但不予理睬，有人反而调侃地大声问道：“喂！我说汽车兵，你的这些首长、专家都断奶了吗？”逗得周围的战士们也跟着起哄。羞得我们红着脸，低着头，再也不敢朝下看了。说实话，当时的中学生也算得上有文化了，可是不是专家我们心里最有数。我们上学的军械学校其实是东北军区军械部主办的第四期军械训练队，其主要任务是通过短期速成培训为志愿军总后勤部和东北军区后勤部的各级军械部门培养初级专业技术干部。虽然我们学习了日、美、苏等国的轻、重武器的性能；化学武器的种类与防护；各种弹药的性能、分类与识别；爆破器材等军械基本常识，并对几种机枪、步枪、手枪进行了分解结合的实际操作练习，但总的课程进度很快，几十门从最小口径的迫击炮，到最大口径的榴弹炮，教员仅仅用了一上午时间就指指点点讲完了，我们根本没记住多少。难怪战士们对我们这些专家要无情地嘲笑。小陈扭头瞅了瞅我们，也无可奈何地跟着笑了起来。
鸭绿江大桥越来越近了，大喇叭正反复播放威武雄壮、催人向前的《解放军进行曲》（当时《志愿军战歌》尚未问世）。我们的情绪也越来越亢奋，大家豪迈地唱起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接着又唱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著名的《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号角已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我们不停地唱着，尽情地抒发我们的心声，倾诉我们的衷肠。也用歌声掩饰着越来越浓的离情，抑制着泪水不要流出来。我突然产生了强烈的再见一见妈妈的欲望。本来，批准入朝后，学校给我们沈阳的学员放假一天，回家与亲人告别。
我回家后，几次想把明天入朝的消息告诉妈妈，可是怕妈妈难过，话到嘴边又都咽了回去。只是尽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抱着刚过两岁的弟弟，陪着妈妈闲唠，片刻也不愿离开。妈妈似乎觉察到我的异常，一再追问我有什么事，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都被我一一搪塞过去。这种与亲人生离死别的煎熬，使我再也无法忍受，更没有勇气再等两个妹妹放学回家。趁小弟熟睡之机，我匆忙地告别了母亲，强抑住眼泪，走出了家门……
汽车驶上了鸭绿江大桥，告别祖国，告别亲人的时刻来到了。迈出家门的泪水同迈出国门的泪水融在一起，终于在此时不听话地一起流了出来。我泪流满面，没有了男子汉的矜持，也没有了害怕同伴调侃的顾忌，任泪水在脸上奔泻。同学们也都哽咽着、抽泣着。在走了调的歌声中，汽车缓缓驶过了鸭绿江大桥。
那一年，我十七岁。
腮边的泪水还没有擦干，汽车已打开大灯，快速驶入了夜幕笼罩的朝鲜北部重镇——与我国安东隔江相望的新义州市。这里已是一片废墟，没有居民，没有灯光，没有一座完整无损的建筑物。有的断壁残垣上的门窗还正在燃烧。那夜空中摇曳的火光，更令人产生几许幽异恐怖之感，我们看到了战火，也闻到了硝烟。同伴们都默默地瞪大了眼睛，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大家的感受可能会有不同之处，但血脉贲张、义愤填膺则是共同的。过了新义州继续南行，汽车就只能开小灯了。偶尔开一下大灯，一听到防空哨报警的枪声，大灯就必须立即关掉。这时的汽车就只能依靠助手小陈在车前不停地挥动那条白毛巾来引导着慢慢向前移动了。我们紧张、激动、惊奇的情绪也逐渐平息下来，大都进入昏昏欲睡的状态。我却怎么也睡不着，面对灰蒙蒙的夜空，在朝鲜初春刺骨的寒风中，我又陷入了无尽的思念。透过夜幕下的北方苍穹，仿佛看见了妈妈在灯下缝补衣物的身影，大妹、二妹在桌前复习功课的情景和弟弟睡梦中的笑容……我喃喃自语：“妈妈，请原谅儿子的不告而别，我已经跨过鸭绿江，来到炮火连天的抗美援朝战场……”
突然，一阵低沉的发动机轰鸣声打断了我的沉思。继而是一片刺眼的白光，两颗照明弹悬在我们头顶上空。刹那间，敌机开始连续向公路右侧的山沟、树木轰炸、扫射，大火染红了半边天。我们的车停在路边的树阴下。也是第一次入朝的司机以为被敌机发现了目标，惊惶失措地跳出驾驶室就跑了。小陈见状急忙告诉我们：“大家别怕，千万不要跳车乱跑。”说完又跑去把司机拽了回来，告诉他立即发动车，待照明弹熄灭后开车全速冲出封锁区。这一着果然很灵，当照明弹再次照亮时，我们已从光圈中消失，隐没在黑暗中了。紧张、恐惧的心情稍稍平静之后，坐在我身边的宣传委员杨栋一本正经地问：“各位首长，有尿裤子的没有？”大家稍一愣神，继而就哄笑起来。有人说：“杨栋，还是摸摸你自己的裤裆吧！”大家又大笑起来。杨栋又接着说：“好！既然都这么勇敢，本委员有赏。”说着拿起挎包，发给每人一把花生米，最后才轮到我。我一边吃一边摸挎包说：“我这儿还有一挎包，都吃了吧！”可摸了半天，挎包却不翼而飞，怎么也找不到。我疑惑地看着杨栋，这小子正狡黠地冲我做鬼脸。见此情景，大家又是一阵开怀大笑。笑声，冲破了战争的阴霾，在夜空中久久回荡……
随着汽车的颠簸，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被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敌机刺耳的呼啸声惊醒。我揉揉眼睛。回头看去，只见公路上离我们几百米远的地方燃起了大火，好像是几台汽车被击中了。我们的车停在离公路右侧几十米的稻田地里，车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其他人都不知到哪去了。我喊了几声，也没有人回答。镇静了一下，我寻思着，一个人就这么呆在车上也不是事儿，谁知道他们还回不回来，得去找找。想到这里，我翻身跳下车，不料在落地时踩到一只脚。是谁吓成这个熊样，竟钻到车下边去了。我心里边想，边叫他。叫也不吭声，推也不动弹。我有点慌了，又大声喊了起来。好歹有一个叫夏国孝的听到我的喊声跑了回来，随后他又到处去找人，车上的人终于都陆续回来了。杨士儒带了个手电筒，他蹲下照了照，又用手摸了一会，慢慢站起来，老半天才说：“人已经死了，是司机助手小陈。”大家都愣住了，没有人讲话，也没有话可讲。杨士儒看着地上说：“他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条白毛巾呢！”听了这话，我的耳边好像又响起了那个笑嘻嘻的声音：“各位首长……我保证把大家送到三分部……”这位不知名字的战友，与我们相处不过几个小时，就把他的青春和热血洒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汽车在行进中突然遭到敌机来自身后的疯狂扫射和轰炸。当时小陈拿着白毛巾正站在右车门外，胆小怕事的司机连车都没停就跳车跑了。失去控制的汽车一下了就栽进右边的稻田地。大家跳下车跑到公路左侧的一片树林隐蔽，而小陈可能就在汽车失控时被甩到车下，或因敌机扫射而中弹牺牲。我们都被这一意外的变故惊呆了，没有了小陈，我们就没了主心骨，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大伙儿一商量，在这里干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后边三台车什么时候赶上来、能不能赶上来都很难说。我们只有沿公路往南走，走到指挥所就好办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有多大困难，只要活着就要去新幕火车站，找到三分部。我们刚刚走上公路，就见那位弃车而逃的司机一瘸一拐地拦住我们，哀求说：“小陈的死可不能怪我呀！我的腿也轧断了，你们走了，我可怎么办啊？”大家十分鄙视这个怕死鬼，冷冷地说：“我们二十多人不能在这陪你一个人，你自己在这里等怀参谋吧。”说完，把这家伙丢在身后，沿公路向南走去。
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指挥所。这是一个小村镇，但是已经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了。在路东的一间草棚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不停地摇电话，还有一个人手持红绿旗，在公路边指挥车辆和部队。当我们介绍完情况，特别听说我们是刚从军械学校毕业的学生之后，他们非常热情。那个干部指着身后的地下防空洞说：“下边炉子上有开水，还有大米饭和榨菜，你们先吃点顶顶饿。小同志们请放心，我一定负责让你们搭上去三分部的汽车。”说话间周围不时有信号弹飞向天空，他见我们露出惊异的神情，连忙解释说：“别管他，屁用不顶。在这里，只要敌机一来，就有人打信号弹。时间长了，连老美的飞机都懒得理他们。这些南朝鲜特务和北方的敌对分子，我们现在顾不上抓捕和打击。不过他们一旦被朝鲜人抓住，那可就惨了。”说也巧，这时候，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朝鲜人也许认为这些中国人不会把他怎么样，竟大模大样地钻到我们这伙人中间，手一抬，只的“噗”的一声，一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去你妈的！”一米八大个子的柴玉林性子火暴，边骂边飞起一脚踢去，正踢在那个人的胯股上。那人“唉哟，唉哟”地叫着，连滚带爬地起来跑了。
这时，在公路上指挥交通的那位同志大声招呼我们：“小伙子们，快过来上车吧！这辆是去三分部的汽车！”我们拎起背包，急忙跑过去。司机一见是我们这群人，乐坏了，高声喊道：“我说首长们，你们都在这儿呀！”原来这正是我们那四辆车中的一辆。司机告诉我们：“怀参谋也过了封锁线，正在处理你们那台车的事故，我们先走吧！”我上车后，坐在车厢最前边的通讯器材上，高出驾驶室有半个身位，在淡淡的月光下，视野很开阔，几十米外的景物都依稀可辨。眼前的公路，好像扯向前方的一条白线，就是不开灯，汽车也能保持中速行驶。这时，不知是谁，又提起了小陈和他的白毛巾。是呀，多好的战士啊！乐观、风趣，一路上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他的音容笑貌、一言一行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永远也不能忘怀。大家谁也不说话了，都沉浸在无声的哀恸之中。我在想，小陈的母亲听到这一噩耗，不知要悲恸成什么样子。随之又想到了自己的妈妈，我若是有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也牺牲了……
正在这时，汽车快速爬上一道高坡。眼前的白线中断了，中间黑洞洞的，竟是一座被炸断的桥梁。我只来得及惊呼一声“不好！”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有人扶起来，走了几步。还好，除了头晕乎乎之外，其他都正常。大部分人都受了些轻伤，所幸的是汽车在突然向左翻转到一半时，人和器材都被甩到桥下干涸的河道上，而汽车却被桥桩卡住了。若是汽车也随后砸下来，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有了上次经验，这回一点也不用犹豫了，大家立即决定沿公路继续向南走。可一清点人数，少一个人。数了二三遍，怎么数也少了一个。大家又蒙了，一时间也不知道少的是谁。“人是怎么丢的呢？”在指挥所？不能啊，那时没有意外情况，大家一直都在一起。可能还是在上次敌机扫射、轰炸时，人们跳下车跑散了，走时又没清点人数……”大家议论着，猜度着，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少一个人也得走，总不能在这旷野里呆到天亮啊！那样就更麻烦了。就在我们背起背包刚要走时，就听身后河床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别走哇，我在这儿哪！”大家一回头，只见一堆通讯器材下似乎有人在蠕动。柴玉林等几人跑过去拉着两条腿把那人拽了出来，原来是小胖子童绍凯。他摔得也不重，胳膊、腿受了点轻伤，昏迷了一会儿。倒是把他往外一拽，脸又擦破了，疼得他嗷嗷直叫，真让人哭笑不得。人找着了，云开雾散，大家的心情又好了起来，继续上路出发了。
天快亮时，我们一行人在一个群山环抱、密林深处的小山村里安顿下来。
自此，我近八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生活开始了。
第二日：3月16日
天亮了，初春的阳光照着躺在山坡上的我，浑身暖洋洋的。厚厚的树叶里面，有几个裂开的“毛团”不知为何物，有人告诉我那就是栗子。我环视这似乎远离尘世的小山村，在寂静的山林中，不时传来山雀的啾啾鸣和声。几架敌机从空中飞过，破坏了这和谐美丽的田园风光。
战友们也都到山坡上来晒太阳，议论起跨过鸭绿江第一夜和初受战争硝烟熏烤的感受，各人都争说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这些军龄才三个月，年龄也只有十六七岁的在孩子们，个个都谈笑风生，没有丝毫对战争畏而却步的恐惧。我想，这就是中国新一代的英雄儿女吧！
0天还没黑，我们就登上满载通讯器材的汽车，告别了小山村，在房东大娘的注视下，又唱起了昨夜反复高唱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和《共青团员之歌》，在凝固汽油弹燃烧和扫射声的伴奏下，又无所畏惧地向平壤方向进发了。也许是昨夜精神太紧张也太累了，虽然为了防空，为了通过敌机封锁区，汽车仍然是走走停停。但我渐渐地还是睁眼时少，闭眼时多，后来就毫无顾忌地入睡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同伴把我推醒了，告诉我说：“别睡了，前边就要到清川江了。”过清川江大桥，车毁人亡的危险性更大，美军倚仗有制空权，对我后方交通要道，施行日夜封锁。妄图切断我后勤补给通道，清川江大桥正是美军重点空中封锁区之一。白天黑夜均不时遭到空袭。清川江大桥经常处于白天被炸，我舟桥部队夜间就立即抢修的状态。在距离清川江大桥还有二、三百米处，我们乘坐的汽车在公路右侧的一棵大树下停了下来，只见大桥上空有两枚照明弹高悬，两架敌机在上空盘旋，似乎在捕捉目标。只有在照明弹熄灭的间隙汽车才能摸黑快速地通过江桥。我们这个汽车的司机是已入朝四个多月的战地司机，积累了不少越过敌机封锁线的经验。照明弹虽然还没熄灭，但趁着敌机需绕一个大圈才能转回来的机会，他果敢地告诉大家坐稳了别乱动，说着他拉开小灯，加大油门快速地冲过大桥，我们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过了清川江后，在一个僻静的小山沟里宿营了。
第三日：3月17日
一觉醒来已是下午了。在一棵大杨树下，七、八个同伴正围着司机闲聊，我也凑了过去。这位李姓司机说：“从这里到平壤可能不到200公里了。这一路上没有什么大城市，更没什么重要的军事目标，不是敌机重点轰炸封锁地区。如果没什么特殊情况，我们今天上半夜即可到达平壤，首长们做好准备吧，今天可能早点出发！”在夕阳余晖的欢送下，我们披着一身晚霞，向南，向南，一直向南！一路上虽然有几次听见防空哨兵报警的枪声，汽车立即熄灯隐蔽，待听不见飞机的轰鸣声后，马上就时而大灯，时而小灯地向前行驶了。
正像司机所估计的那样，我们一路顺风地到达了平壤。
第四日：3月18日
尽管已经睡醒了，可总觉得仍是东倒西歪地坐在颠簸的汽车上，头还是有点晕乎乎的。当我发现自己睡在炕上时，就急忙坐了起来。出门一看，我们是住在一栋挺讲究的平房内，铺着深色的地板，就是看不见人，不知同伴们都到哪里去了。
稍后战友告诉我，我们住的地方是西平壤，距平壤市区还有八、九公里。现在已经是中午了，上午9点钟敌机就在不远处开始轰炸，连朝鲜老百姓都向农村疏散了，我们的一些人也向北跑了。在城乡接合处的土岗上，我找到了他们，在回来的路上我与侯振声说：“你看轰炸冒烟的地方，离这里还远着哪！别跟着别人无目的地瞎跑。真要轰炸这附近地区，找个地方隐蔽起得了，用不着吓得乱跑。”
第五日：3月19日
上午接到通知，为了等候汽车，今天还要在此住一宿，明日晚间才能走。白天要注意防空，如若在附近走动，最好二、三人一组，不要单独行动。
无处可去，又无事可做，只好坐在屋檐下的地板上，闭目养神。就在我昏昏欲睡之际，思绪又从饱受战争创伤的平壤，飞回到家乡沈阳市……
第六日：3月20日
整整一白天敌机没有光顾，我们是吃了睡，睡了吃，就是盼望快点天黑，好尽快赶路，真是心急如焚哪！
终于熬到了夕阳西下，夜幕低垂，趁着没有防空警报，我们兴冲冲地乘车出发了。
进入平壤市区后，所见真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到处都是残垣废墟，没有一幢完整的建筑物。战火在夜空中摇曳、闪烁，昔日繁华的国都，已变成了看不到人迹和灯光，毫无生气的死城。令人毛骨悚然，触目惊心。难道我们能允许这种悲剧在安东、在沈阳重演吗？当然不能！
汽车来到大同江边，只见一位手持红绿小旗的志愿军战士用绿旗一指江桥，告诉司机说暂时没有发现敌机，赶快开大灯，全速前进通过大同江大桥。汽车风驰电掣般将大桥甩在了身后。回首望去，只见一条火龙，首尾相接，数十辆汽车也冲过大桥，向我们飞奔而来。我们就这样毫无惊险地通过了大同江大桥。
过了东平壤，就一直向南时快时慢地前行。过黄洲、沙里院等朝鲜著名城镇时，我还能打起精神瞥一眼那些残砖断瓦，以后可就懵懵懂懂什么也记不清了。
我们在田月里西沟口下了汽车。我跟在怀参谋身后，向三分部驻地走去，身后的同伴离我有五、六米远。天上的月光、地上的残雪相互辉映，四周景物依稀可辨。偶尔有敌机飞过，引起人们一阵慌乱，甚至有人就地卧倒。我回头说了句：“没事，走吧！咱们都看不见飞机，飞机还能看见咱们？”身后立即有人发出呵斥：“就你显大眼儿！”听说话的声音是柴玉林。2003年10月，柴玉林、杨栋、吴景旭、聂宗棠等老战友来抚顺我家做客，柴玉林还谈及此事，引起大家许多有趣的回忆……
第七日：3月21日
美机俯冲时的轰鸣声、呼啸声，炸弹爆炸声和机关枪的扫射声，汇集成一首战争恐怖悲歌。我惶恐不安地爬起来，只见五、六个人枕着背包蜷卧在土炕上。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将房门震开了，我急忙去关门，从门缝往外看，只见在我们住处对面不到千米的一个小山村浓烟滚滚，烈焰腾空。数架敌机正轮番扫射轰炸。飞机俯冲时是机关炮一连串的扫射声，机头刚一抬起，火光一闪就是爆炸声，随后就见烈焰从浓烟中升起。我注意到，每一轮轰炸过后，总有二、三分钟时间，敌机才能绕回来进行下一次轰炸。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目睹了一个朝鲜的小山村就这样被敌人给毁灭了。
当时我没听同伴的劝阻，连背包也没顾上拿，跑出去找一个远离民房，自认为安全之处，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我想，与其在草房里等着挨炸、挨烧，还不如在外面监视敌机的动静，能主动采取点措施。辨别了一下方向，眼前这条山沟，大体上是东西走向，中间有一条长二十米左右，已经干涸的河床，两边是高低不等的丘陵，下边有几处大大小小的村落。就在我四处张望时，有人问我是不是昨晚怀参谋接来的干部，我点了点头。他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可找着你们了，司令部通知，说有三十几名干部已经住进了招待所，可就是找不到人。都快中午了，快找几个人，跟我到伙房抬饭去。”我与张希武、李申玉三个人抬回来一桶大米饭和半桶炒黄豆芽菜。只是我们几个也找不到其他人。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我们将饭菜抬到向阳的山坡上，用树枝当筷子、搪瓷缸作碗，凑合着吃饱了。他俩去找人，回来说二三十人都在一个大防空洞里，让过来吃饭，谁也不愿出来。只好又把饭抬到防空洞里去。
第八日：3月22日
3月22日，我们从分部招待所出发，来到我们的领导机关——三分部军械处。某领导先是致简短欢迎词，后又介绍军械工作的性质、任务及其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然后有人按名单将我们三十五个人分配到军械处及其所属各军械仓库。我和马安荣、司广福、吴晓钟、马振龙、刘恩陶等六人，被分到军械三库。军械三库离军械处最近，同在新仓谷。
从3月15日跨鸭绿江起，至我到达工作单位——军械三库止，行军路程虽然不超过五百公里，却整整用了八天时间，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一出校门就踏上战场的大孩子来说，这真是惊心动魄的八天啊。从此。我开始了在朝鲜战场上做军械工作的历史，开始了我的战争生涯。
现在想来，如果再晚十年，不要说在弹药仓库工作，单单就是参军，凭我的家庭成分和政治条件，根本就不可能。当然，这是后话了。
二、侯振声牺牲了
军械三库的弹药库房与军械处仅隔一道十多米高的山梁。我都开始工作一周时间了，可侯振声他们还住在军械处的防空洞里，整天没事干。所以他们每天晚上都到我们工作的地方来，跟着装卸部队一道扛着弹药箱装卸汽车。过了几天，他们不来了，听说已经去了南川军械库工作了。
1951年4月初的一天，炊事班老姚同志去南川军械库，我就给侯振声、杨士儒、蔡天堂、关长荣分别写了四封信带去。过了二、三天老姚回来了，将四封信原封未动地还给了我。他闷着头说：“4月2日美机对南川大轰炸，你的这四位朋友都牺牲了，还有同在洞里的四十多名官兵也都遇难了。”
这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使我惊呆了，泪水夺眶而出。若不是好多人在场，我非痛哭失声不可。同乘一辆汽车入朝战友的牺牲，固然都使我悲痛万分，可对于侯振声的遇难，我悲伤痛苦之情又异于他人。
我们俩是沈阳市西塔小学的同学，他刚到六年一班时，我们一起下棋，我曾嘲弄他：“庄稼佬儿也会下棋？”可不久我们就成为好朋友。我非常钦羡他的学识和文笔。侯振声长我两岁，是铁岭农村侯三家子人。1948年，铁岭土改后开始了扩军，父母将他送到沈阳姑母家读书。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潮里，他成为一个热血青年，投笔从戎，终于谱写了一曲为国捐躯的慷慨悲歌。壮哉振声，悲哉振声！
据说侯振声等四人与一个排的战士同住在一个大山洞。上午，有几个人在洞外十多米远的树下玩扑克，敌机飞来，他们往山洞里跑，从而暴露了目标。敌机用火箭弹、凝固汽油弹封锁了洞口，洞内40多人，除一、二人逃出外，其余全部牺牲。这一不幸消息，后来在东北军区《前进报》上有所报道。
1954年夏，军械处组织检查团到各军械库检查工作。在南川军械库，张景吉领着我和柴玉林、杨栋等去凭吊死难四烈士。
4月2日被轰炸的山洞在一个大山沟里，洞口离地面不高，前面有块开阔地，还有一、二棵松树。张景吉告诉我们，白天本应是在洞里睡觉休息，可却有人在松树下玩扑克，敌机来时，如果在树下不动，可能就没事了，可他们惊慌失措地往洞里跑，结果暴露了目标，敌机用凝固汽油弹将洞口封锁了，里面的几十人既不能、也不敢从洞口冲出来，致使四十多人全部牺牲在洞里。
4年了，山洞口早已全部堵死。在洞口立有一块木牌，上书侯振声等4烈士的名字。没有花圈、更没有供品，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脱帽默哀，在心中深深怀念这几位战友。
三、一次事故
由于我们的过错，险些造成我们军械库弹药仓库的大爆炸。这次事故如果真的发生了，当然也就无人、无法追究我的责任了，因为我肯定在事故中尸骨无存了。
1951年4月中旬某日，我们奉命要将大批炮弹用汽车送往前线部队。晚上，我被分配到山洞里指导装卸部队往外搬运弹药。照例我先进洞中，将通道一侧炮弹箱上的一排几十盏豆油灯点燃。这种照明用的豆油灯是用罐头盒下半部分剪成一寸多高做成的，灯捻儿是破棉衣里的棉花搓成的。由于山洞里的通道是采矿用的巷道，较狭窄，只有洞里扛着弹药箱的人都出去之后，外面的人才能再进来一批。
太困了，很难抗拒的睡意，此起彼伏地袭来，我知道这是到了最难熬的下半夜。一个战士扛起三箱炮弹后告诉我：“没人进来了，吹灯拔蜡吧！”
我也想将灯吹灭，离开弹药库房，早点回去睡觉。可睡意越来越浓，神志已处于迷离恍惚之中。似乎闻到了伴随烟味而来的一股烧焦了的糊味，我激灵灵打了个冷战，揉了揉眼睛，看了看摇曳的油灯火苗，这才完全清醒了。刚才我是伏在了弹药箱上，睡着了一小会儿。我开始依次吹灭一盏盏油灯，向洞口走去，当我拐过一个弯道时，不仅烟味更浓了，而且前面通道处又明亮了许多。原来在一处近一人高的炮弹箱上，正跳跃着一团火苗。
我惊恐万状地跑上前去，用不停颤抖的双手，将着火的炮弹箱放在地上，用脚一阵猛踩，明火踩灭了，唯恐还有隐患，无处找水，急中生智，浇上一泡尿。我闻着阵阵尿香，这才放心地一屁股坐在地上。那种悔恨、后怕等诸多不可名状的感觉纷至沓来，冷汗早已湿透了衣衫，眼泪似断了线的珍珠……我险些成了国家的罪人，也险些尸骨无存。从此以后，不管是使用豆油灯、煤油灯还是电池灯，再也没有在库房里打盹、睡觉了。
四、老美的飞机冒火了
看到老美一架飞机被炮火击中冒火，这是我入朝以来最最开心、最最高兴的事。1951年4月下旬的一天，天刚亮，我从朝鲜老百姓的一间草房里出来，一架敌机从头上低空掠过，直向北方新幕方向飞去。我正招呼同志们快起来，敌机已经出动，该上山进洞防空啦！也就一、二分钟时间，那架敌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和大火，越飞越低，马达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距离我们只有200米左右。它左边正在燃烧的机翼掉下来了，飞机也在我们眼前向东北方向栽了下去。不一会，就见敌机落下方向冒起一股浓烟……
正当我们欢呼雀跃不止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快进防空洞吧！敌机马上就要来大轰炸了！”
果然，说话间已有十几架敌机飞到这一地区盘旋。为了看得清楚，我没进防空洞，而是跑到山上的小松林里。刹那间天空中布满了各种飞机，什么“油挑子”、“黑寡妇”、轻型轰炸机全来了，几百架敌机将飞行员跳伞处围成了一个大圈，轮番轰炸，企图阻止有人进去活捉飞行员。一直到中午，这些敌机才陆续散去，也不知道飞行员是否被我们抓住了。
过了几天，听说老美飞行员已被我们擒获。原来轰炸那天，正好我分部直属大站徐站长带着通讯员去分部开会，刚巧走入敌机的封锁范围。他们两个人看见飞机坠毁，知道老美可能来救飞行员，便沿着林间小径搜索前进。看见一小块林间的空地上，敌机飞行员正在铺红、白二色布板，以便美机能发现他所在的位置。二人将飞行员俘获后，立即找一个安全地方，隐蔽起来，防备敌机不顾飞行员的死活而狂轰滥炸。徐大站长因此荣立了二等功。
过了一些日子，大概是5月上旬的中午左右，我们只听西方的高空不时响起达达达、咕咕咕机关炮的响声。这可能是空战，但又看不见飞机，机关炮的响声是云层上传下来的。被击毁的飞机不知坠落何方，只见降落伞下有一个飞行员正缓缓降落。附近的中朝军民纷纷高喊着“抓飞行员俘虏去呀！”一群人争先恐后向飞行员降落处跑去，当然是瓮中捉鳖。
连续击落敌机，并活捉飞行员，这对中朝军民都是莫大的鼓舞。
五、军人也淘气
新仓谷是由四个自然村组成，我们住的地方只有四、五户人家。在几间草房的前面，是一大片高丽参园，上面覆盖着防冻的草帘子，已经掀开了。我们仓库有时也接收前线送回来的或缴获、或废弃的武器弹药。有一天我们从废弹药中挑出几发2.6CM信号弹，拿回来玩。几个战士正在议论信号枪的使用和信号弹颜色的分辨方法等等。不料通讯班长李奎将一发信号弹绑在树上，然后用铁钉、斧头击打底火，信号弹“腾”的一声，还真飞出去了。但由于信号弹发射时，不是密封在枪膛里，所以没飞多高就落下来了。由于飞行距离短，燃烧不彻底，落在一片接一片的草帘子上着了起来，顷刻间草帘子就烧了一大片。好在参园旁边就是一条深不及膝的小河沟，大家七手八脚地好一顿忙活，连军械处也跑来不少人，总算把火扑灭了。第二天仓库乔主任宣布，给予李奎警告处分。并要求我们今后任何人不准再将废品拿出库区。
在新仓谷西沟口，有一排高大的钻天杨树下的沟里，堆放着一大批各种口径的废炮弹和子弹，都是我军前线部队打扫完战场后送回后方的，平时我们也不怎么管它，只是在上边盖了一些稻草和树枝，作为伪装。可能是5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几个人正在山坡树林子里打扑克，突然听到废弹药堆里发生爆炸，不知是什么东西，崩起来二三十米后才爆炸，吓得敌机又飞高了许多。
根据这次废品爆炸一事，库领导请军械处派技术人员具体组织、领导将我库尚存的废弹药就地销毁。销毁弹药本来还有深埋法、投入江河等法，但都留有隐患。我们采用了爆炸法。
将废弹药搬运至铁路、公路以西很远的山坡上，按照罗教员的指挥，在50米以外挖好隐蔽掩体，接好引爆装置，只等罗教员一声令下，就可以点燃导火索起爆了。
我在废品中发现一枚美制4·2化学迫击炮弹，弹身涂有黄色带，英文缩写字母有“HMOKE”字样。我知道这是一发“黄燐烟幕弹”，其口径可能是10.67厘米。我向罗教员建议，咱们放一个烟幕弹看看，也长长见识。这在战场上是很难有机会见到的。
罗教员还在沉吟犹疑不决，可禁不住大家一再要求，罗教员说“好吧！离销毁弹药远一点，越远越好。”
我们离烟幕弹爆炸点有30米左右，随着烟幕的扩散，我退到40多米处，才停止了后退。可当我们抬头向山坡上观望时才发现，黄烟并不升高，只是在爆炸点向周围1米多的高度扩散。为了担心敌机的轰炸，我们后退到很远的地方隐蔽起来，静观其变。在销毁完回来的路上，罗教员说：“我之所以同意引爆烟幕弹，是因为我也没经历过。幸亏没出什么事，若是出点乱子，我可就惨了！”
六、虚惊一场
5月中旬下午的一天，我与吴晓钟从铁道北侧的一条山沟里，采摘“托盘”（其口味、形状、成熟时间均类似草莓）后回来，在距离防空洞还有五六十米，我俩正走在一块高丽参园东边的小路上。突然听到从西边新幕方向传来敌机马达的轰鸣声，我俩刚想赶快跑进防空洞去，可来不及了，眼看敌机已向我俩就地卧倒处俯冲下来，并眼看着发射出两枚火箭弹在机头前方电射而来，此时此刻，谈不上什么惊慌失措，什么“措”也没有了，刹那间，尚余恐惧的一念就是：完了！不知粉身碎骨是个啥滋味？
倏然，两枚火箭弹和飞机先后带着令人惊恐的呼啸声从头上低空掠过，火箭弹的尾翼都看得很清楚。机头已经拉起爬高了。继而另两驾敌机也依次发射投掷两枚火箭弹后爬高升空。尽管我俩惊魂未定，但也明白了，这是三架F86野马式战斗机，利用它可以超低空飞行的优势、性能偷袭距我身后二三里远的高炮阵地。我俩相视一笑，也许是腿软不能动弹吧，就坐起来议论开来，飞得那么低，老美驾驶员可能看见我俩了，不管看见没看见，在低空俯冲时，由于我身后就是近百米高的山岭，驾驶员只能精神高度集中，手扶操纵杆随时准备将飞机拉起来，待我回到防空洞时，冷汗早已湿透了上衣……
在我草此短文时，吴晓钟的音容笑貌仍是50多年前的一副娃娃面孔，不时在眼前映现。在军械三库工作期间，我俩关系较密切，常在一起玩或者到山上采桑葚、樱桃吃。六月份，某军请三分部支援几名可作文化教员的排级干部，三分部政治部以军械处刚从国内来一批知识分子干部，从军械处选调吧，吴晓钟就是这样被选中调到部队去了。五十多年过去了，虽经长春战友的多方询问，亦无任何消息。小吴，我想念你…
七、大老郑回来了
我到军械三库工作不久，就与郑殿志同志混熟了。大老郑一米八十多的大个子，黑龙江省人，1946年参军，不到30岁，排级押运员，其主要任务是为前线部队押车运送弹药。听他讲解放战争初期黑龙江的事，就像讲故事似的吸引人。他待人和气热情，乐于助人，尤其对我们新参军的小青年，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兄长似的关心和爱护，我们都亲昵地称他为大老郑。
第一次发津贴费时才知道，我们都是排级待遇，对此有几位老同志不时发牢骚地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而且个别人对我们态度上也不是很好。凡此种种，大老郑在党支部委员会上，曾提出过批评意见。
1951年6月，他奉命押运五台汽车的弹药送往前线，在正常情况下，最多有一周时间即可完成任务返回驻地。可这次十天过去了，大老郑仍未回来。人们开始议论着揣度着，是遭轰炸车毁人亡，还是当了俘虏。据说五次战役失利，我分部最前沿在兔山的大站，都撤回来了……总之是大老郑凶多吉少了。
就在此后的某天晚上，我们正组织装卸部队，在铁道北侧准备卸下一列火车弹药时，在暮色苍茫中，从东边顺着铁路恍恍惚惚有个人踉踉跄跄地向我们走过来，好像是随时都可能跌倒的样子。有人喊了句：“是不是大老郑回来啦？！”我们几个人立即迎上前去，惊喜地认出，真是大老郑。由于过度疲劳和激动，他只说了句：“我回来了。”就陷入了昏迷状态。乔主任立即命卫生员等人将他送回防空洞，告诉炊事班给他熬点粥弄点咸菜……
我们卸完火车，将弹药就近作好伪装后，已经是后半夜了，我们保管组几个人急忙回防空洞看大老郑去。
进到防空洞一看，大家都乐了。只见大老郑半赤裸着骨瘦如柴的身体四仰八叉地正发出阵阵鼾声，驳壳枪放在伸手可及处。别惊动他了，让他好好睡吧！
通讯员小朱说：“卫生员让我注意观察，他太虚弱了，别一觉睡过去。”
第三天下午，大老郑理了发，还在汽油桶里洗了热水澡，精神多了。这才向我们讲述了他遇险的经过。原来他将弹药先送到某师后勤，后又运到前线团指挥所。办完手续吃完饭后，有人领他到山坡林中的防空洞睡觉去。第二天上午他睡醒后，太阳都老高了。他起来找到昨天夜里吃饭的伙房，没有人。他以为都去防空洞睡觉去了，也没在意。见有馒头剩菜，尽量多吃点好准备晚间乘车回单位。这时忽然听到大路上传来轰鸣的马达声，他一张望，看到有几辆坦克正向北驶去，而且坦克上不是红五星而是白王星。大老郑有些蒙了，这不是老美的部队吗？他立即往挎包里塞了几个馒头和榨菜，回身就跑向山上隐蔽下来。现在他非常明白，只能远离公路和村舍民居，沿着北向的山林潜行，还不敢太顺着山林的走势，有时向东有时向西绕行。夜间困乏了，沿山间小路摸索前行，找一个能避风处既休息一下恢复体力，还要警惕受野兽的伤害。最后几天除了还剩下几块榨菜外，馒头早没了，为了能活着回到新仓谷，一切可能充饥的东西，不管是刚长出的土豆、地瓜、白菜、西红柿，刚有粒的青玉米棒，除了填饱肚子外，还用衣服包，把挎包塞满，带走一些。他告诉我们，最难以下咽的野果子，什么山梨、杏、枣等他都尝过了，有次他竟然活吞了十来条泥鳅和蝌蚪。在爬石砬子时，腿碰破流血，就尿尿和泥，将伤口糊上，再从上衣撕下一块布缠上。途中染疾，身体过度劳累衰乏还昏厥了两次，拄棍踽踽前行。直到有一天，天刚黑，他听到了防空哨的枪声，才敢到公路上向北走，在走到一个指挥所，说明了情况后，才搭上汽车，到距新仓谷尚有七八里地的物开里下车后，艰难地走回来了……
八、炸鱼去
在新仓谷军械三库，从1951年3月至1951年8月，仅仅工作了半年时间，就经历了几件吓人的险事，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大概是6月中旬吧，半夜接收完军火后，我们几个人上午在防空洞里睡了一觉就恢复了疲劳，下午干什么玩去？一核计，咱们炸鱼去吧。从废品堆里选了十几枚手榴弹，到我们经常洗澡的一条河，有二米多深，七八米宽。手榴弹一扔进河里，随着咕咚一声沉闷的爆响，河水向上一翻花冒泡，几条鲫鱼瓜子就漂上来了。此时就得赶快下去将鱼扔到岸上，因为有的鱼只是被暂时震昏翻白了，若不及时扔上岸，也就一二十秒钟吧，它可能就缓醒过来，脑袋一扑棱就钻到水里跑了。
第一次四五枚手榴弹投到河里爆炸后，岸上人吆喝声声，水里人扑扑咚咚，终于将五六条小鱼扔上了岸，用柳条将鱼串起来，也就有半斤左右。
第二次向河里扔手榴弹，只听有人惊恐地大声喊到：“不好，快就地卧倒！”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顺势趴在草地上了。只听轰的一声，紧接着连泥带水落了一身。原来是一位杨姓老兵，他拿了一颗美MK2手榴弹，俗称“癞瓜”，形状似大土豆，手掌将能握住。投掷时先将保险铨销拔掉，投出后五秒即可爆炸。由于他没扔过这玩意儿，觉得挺新鲜，好玩，又有点紧张。所以他用力过大，手榴弹越过河面，落到对岸河滩上爆炸后，尽管没有弹片飞出伤人，不仅弄了一身泥巴，而且炸鱼的兴致也吓没了。拉倒吧，可别没炸着鱼再出点事可就麻烦了，还是下河洗澡洗衣服吧，不然这副狼狈相，回去也没法解释呀！
九、俘虏乎？贵宾乎？
7月的天气太热，已扯旗的高粱叶子都打绺了，我因病去医院。
从新仓谷西行，过铁路、公路，再走个七、八里路就到了二分院。来看病的人有十多个，但没有重病号，有好几个只是擦点碘酒、红汞或紫药水就完事了。
军医告诉我，我得了中耳炎，用药水在我耳朵里洗洗，又给我拿一小瓶双氧水和棉球，吩咐我一天洗二、三次，过两天就好了。本来这时我也可以回去了，但听人们在议论两个美国飞行员俘虏的故事，挺有意思，我也就顺势坐在那里听听。原来在二分院住着两个美国俘虏兵，都是飞机驾驶员，还没来得及往后方送。由于和医护人员生活在一起，也流传他俩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了敌方的俘虏，本不是件愉快的事情，可这两位却每天都乐呵呵的，嘴里还经常哼着小曲什么的。俩人爱玩扑克，据说玩的是“大小21点、同花顺”等，俩人玩扑克，还真动输赢，输家不能付现金时，就写一张带有签名的欠条，赢者比划着告诉围观的人，回国后他要还我钱的。他俩之所以怡然自得地过着俘虏生活，据一位常与二人接触的军医说，这两个美国飞行员说没想到中国人对他们很好，也不用再担心上战场死在朝鲜了，而且中国菜很好吃，所以两人每天都是笑嘻嘻的。
每到开饭的时候，只要一敲钟，最先从防空洞出来的就是他俩，一路上敲打着饭盆，唱着歌儿。
这两位美国大兵的伙食标准很高，每天的主食除面包之外，还有馒头、米饭、面条、饼等可供选择，副食有黄油、牛奶、火腿、香肠和青豆、沙丁鱼等罐头食品。除此之外，还有中式饭菜，他俩对中国菜发生了兴趣，尤其是每逢医院改善生活，吃包子、饺子、芸豆土豆炖猪肉、小鸡炖蘑菇、瓜片炒肉时，就不要他们那份牛奶面包了。这二位饭量真大，每逢吃包子、饺子时，一人能吃两人的份，还大呼小叫地连连说：“好吃！好吃！”
这两位美国飞行员，全二分院的人都知道。他俩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最害怕美国飞机。他俩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不管正在干什么，哪怕是在光着脊梁打篮球、下国际象棋、打扑克……，只要一听见极远处传来的飞机微弱的马达声，就保证比兔子还快地跑回防空洞去，轻易绝不再出来。
有一次，他俩从防空洞出来，哼着小曲到伙房领饭去。此时，一队美机从高空向北边飞去，听到声音，他俩立即就地卧倒，待飞机远去，他俩马上返身跑回防空洞，怎么叫也不出来。最后炊事员只好将饭菜给他们端到防空洞里。
相比之下我们这些胜利者的“待遇”可就差多了。
七、八月份发生了朝鲜多年不遇的大洪水，多处桥梁、涵洞、公路被冲毁，国内的军需供应暂时中断。各大站的库存粮食，一律留给作战部队。我们已领不到粮食了，每天只能以炒面为主食，油炸丸子。油茶面、炸油饼、山野菜馅的包子等等。炊事班想方设法花样翻新，还从兵站领回来一些缴获罐头，除了水果、蔬菜等罐头已变质不能吃外，还有各种鱼罐头，虽然有的也变质了，但用盐水冲洗一下，尚可食用。尽管如此，十天以后，人们已很难下咽食物了。到后来就是为了完成任务，维持生命才拼命咽下炒面食品。
十、又一次历险
在我回驻地的路上，刚出二分院的东村口，只听见新幕85高炮阵地正以密集的炮火向高空的B-29轰炸机群射击。伴随着咚咚的高射炮弹的爆炸声，只见拳头大的白点在万米高空中像白色的礼花朵朵绽放。
我正驻足欣赏这高空蓝天衬托着的战争景致，忽然从空中传来一阵呜呜的风声。我抬头看看天，晴空万里，既无暴风也无骤雨。正在纳闷，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不好。稍一愣神，立即往回跑到一棵大榆树下，在一根粗大的枝干下站定，两手垂直，两脚并拢成标准立正姿势。稍顷，只听见一阵劈啪声、沙沙声，只见片片树叶、树枝陆陆续续地飞扬着落在地上。原来这是85高射炮弹在高空爆炸后，弹片纷纷坠落在地面。好险！我差一点牺牲在自己人的高射炮弹下。又经历了一次不可预料的险情。
十一、牛峰里的故事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敌我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在5月初，我军械三库奉命将大口径炮弹向北方一百多公里处的瑞兴运去。在那建一个临时仓库。对此，我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干吗往后撤呀？是我分部军械仓库的地理位置有新的变动，还是战线有向北后移的可能？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小道消息说，前方我军某段防线有被敌军突破的可能。
到了8月下旬，我仓库由军械一库接管。我们单位奉命调往南方约五十多公里处，即西由汗浦，东至市边里的五十公里处组建了弹药五库，行政划归第十五大站领导，业务工作仍由三分部军械处负责。库部设在东距市边里十公里处的石城洞，看样子是负责供应市边里以南的东线和九华方向的中线。由副主任李禄田带领我们一个保管组，在距库部以西二十五公里处的金川郡牛峰里建一分库，重点是负责供应金川以南的西线。
我们到达牛峰里时，当时第十五大站四十三分站正在密林深处搭建临时仓库。用柞木搭起房架，上面用稻草覆盖防雨，底下再横竖垫上数根十厘米以下的圆木，就可以堆放弹药了。
我在牛峰里工作了两年，还是有几件值得追忆的事。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些事已经成为故事了。
一天我们三、四个人赶着朝鲜老百姓的牛车，慢悠悠地去山沟里拉准备过冬的柴火。在经过一片向阳的山坡地时，突然惊起一只山鸡，扑喇喇地向远处飞去。仔细一看，二十多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只山鸡在那里卧着，五颜六色的羽毛，在夕阳辉映下，更加绚丽多姿，色彩绚烂，煞是好看，尤其那两根上下不停摆动着的漂亮的鸡翎。有人向野鸡开了枪，接着三四个人都纷纷向着猎物射击，山鸡周围落下几发子弹，山鸡扑扑棱棱地，翅膀抖个不停。枪声停下来了，山鸡在那儿一动不动了。我连忙跳下车，向山鸡跑去，准备把山鸡拎回家，明天来个山鸡炖土豆岂不美哉！
当我弯着腰刚要伸手去抓时，它却突然扑喇喇振翅飞走了，不仅吓了我一跳，还弄得我满脸是土。车上的人见状都笑起来，说：“易世良掌鞋不用锥子，真（针）行！能把死山鸡都给吓跑了。”
我重又上了车，大家议论说：“咱们几个枪法真不赖，硬是把山鸡给打蒙了，不敢飞。”
有一种说法，蛇被打死之后绝不能用火烧。因为烧蛇会带来很大麻烦。附近所有的蛇都会到烧蛇的地方来，想想吧，那情景该多瘆人！我们都听说过这种事，但谁也未亲眼见过，所以都有点半信半疑。
某日，我们从沟里检查完仓库后回来，路过河沟旁的一片沙滩，看见有条死蛇，好像是汽车轧死的。有人提议将死蛇挂在树上，烧烧看，是否真有蛇从四面八方赶来。有人担心地说，一般的蛇来几条还不怕，可真要来大批大蛇、毒蛇、怪蛇可咋办？到时候枪也用不上。为了预防万一，又搬来两箱手榴弹作好“战斗”准备。眼看蛇却快烧焦了，又等了半个小时左右，一条蛇也没来。
十二、王八盒子丢了
日本大正十四年式手枪，我们管它叫“王八盒子”。由于这种枪是死撞针，容易走火伤人，所以人们都不大喜欢它。在部队里很少有人佩带。某炮团军械股的同志给我拿来一支王八盒子玩玩儿。不料这支枪却给我带来不少意想不到的麻烦。
1951年秋天，一场秋雨过后，库区道路有些泥泞，库房又都在山坡上，汽车很难靠近，只能靠人力装卸搬运。某夜，我在库外指挥装卸部队装车，在山坡上跑上跑下，忙个不停。完成任务已是下半夜了。又困又累，急忙回到防空洞脱衣睡觉。可当我解下皮带时，觉得很轻，一摸枪套是空的，王八盒子不见了！可把我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尽管是在战时，可丢枪也不是件小事啊。我在炕上辗转反侧，迷迷糊糊地熬到天亮，急忙去沟里库区，在我昨夜经过的地方来回寻觅，运气真不错，在车辙泥沟里，看见仅露出一点枪把的王八盒子，不由得我喜出望外，急忙用一根树棍从泥里将它抠出来，在河沟里冲洗干净后，又装进枪套里，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到了驻地，正好开早饭啦！
说到丢枪，还有可笑的呢。柴玉林和杨栋在一次躲避敌机轰炸扫射时四处奔跑，等停下来喘口气时，老柴发现自己腰下挎的王八盒子丢了！刚抬腿要去找，咦？感觉不对啊，哈，原来枪窜到裤子里去了！刚才仓皇奔跑时竟没有察觉。杨栋哈哈大笑，老柴拍拍枪说：“真是个王八盒子，不就是老美的飞机吗，你倒吓得躲裤裆里去啦！
这事经杨栋的广为传扬，已经成为多年来老战友聚会的经典话题。
十三、冒烟的迫击炮弹
1951年9月，已是深秋了，晚上已有些凉意，这天晚上我库要接收汽车运来的“美重八一迫击炮弹”，仓库是在牛峰里东沟新建的。库房门向南三米多远，再拐向东二米多远，距地面也有一米多深。这是为了防止敌机向门口投掷炸弹或汽油弹。保管组副组长林乃武告诉我在外边组织装卸部队卸车，并向库房里搬运，要注意用双手捧着圆铁筒装的迫击炮弹，绝不能让铁筒的一头落地，为防止意外。他则在库房里组织向里传递和堆放。一车弹药已卸完一半时，突然，库里的人都惊慌失措地跑了出来，而且有些战士还向山上跑去。不知道库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我刚跑进库门口的拐弯处，碰见林乃武双手捧着一发尾部尚有余烟的炮弹，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将炮弹扔向远处的一条沟里。他回来后，情绪已稳定下来了，拉着我的手回到库房门口，用手向下一指说道：“你看看，事故就是这么发生的。”我一看就全明白了，原来进出库房门二段拐弯通道，均系一米宽。捧着一米长的炮弹进入库门口，里边的人就挤不出来，只能是一个人进去后，其他人才能出来。这样将炮弹运入库房，既费时又费力。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将出入口两段通道的两侧，都顺势摆放两根用铁筒炮弹形状的轨道。在拐弯处站有两人，一人接地面滚下的，另一个再接着炮弹往下边库房里滚。在库房里的林乃武和在库房外的我哪里知道这种情况，结果一枚发射药包已触及铁筒的炮弹，在滚动中摩擦生热，终于在滚入库房的一刹那，发射药包燃烧了，顿时库房里浓烟弥漫，呛得人喘不上气来，吓得人纷纷逃出库外。
林乃武因此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而荣立三等功一次，一个月后因本人枪支走火洞穿手掌而转回国内治疗。
十四、神秘的喀秋莎
初秋之时，我库存放的140多枚喀秋莎，即苏132毫米火箭弹，一下子让某炮团全部领走了，这有点不太寻常。令我们惊疑的是，过去一向都是我们派车将弹药给部队送去，可这次却是由炮团自己来车领取弹药，看样子真是急待使用。没过几天，空弹药箱都给我们送回来了。志后军械部有严格规定，在战争中，132火箭弹使用后，必须立即将空弹药箱送回原储存仓库，就连箱内固定火箭弹的卡板一个也不能少，然后送回国内，绝不允许私自将弹药箱留作他用。
在新仓谷军械三库，在准备接收132火箭弹时，我们就专门召开了会议，要求工作人员在装卸搬运、入库堆放过程中，绝对要高度警惕。一是要注意防火，因为火箭弹尾翼中间有喷火口，直接接触空气。二是防止发生意外，在任何情况下也绝不允许使用手电筒照明，因为火箭弹的发火装置是电雷管。至于轻拿轻放就更不要说了，装有两枚火箭弹的一米多长、一百多斤重的弹药箱子，一人肩扛一角，喊着“一、二，一、二”的号子，真个是小心翼翼，稳稳当当地前行。平时尽管我们觉得132火箭弹很神秘，也很好奇，但也不敢随意开箱摆弄，只能是看看实物，开开眼界就算了。这是因为苏132火箭弹太神秘了，说它是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战胜纳粹德国的秘密武器，能使敌方阵地变成一片火海，寸草不留，杀伤破坏力极大，受到红军战士的钟爱，因而以女英雄喀秋莎的名字命名。
待我们调到牛峰里改成军械五库后不久，就接到紧急通知，因为存放在军械一库的606枚132火箭弹，在朝鲜一场四十年不遇的洪水中被淹泡了。此事不仅立即报告了志后军械部，也惊动了志愿军后方勤务部洪学智司令员。通知要求有132火箭弹保管任务的军械仓库，要加强防护，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故此，我们也经常将弹头缷下，取出六根一米多长，近200毫米粗的棒状发射药，看看是否有受潮等异常情况。后来某132火箭炮团军械股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在战场上使用喀秋莎的情况。喀秋莎之所以威力大，主要是因为一台汽车上的发射装置，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发射两次共32枚火箭弹，落点均在直径几十米左右的范围内，对敌密集设施和部队，都具有毁灭性的杀伤力。但其也有不易解决的弱点，即其发射位置必须选择汽车可以随时转移之处。因其发射及其弹道轨迹，均有明显的火光，发射后汽车必须迅速撤离阵地，否则将很快遭到敌方地面炮火和敌机的袭击。
以后我们又听说有关喀秋莎出问题的两件事：一是在某次战斗中，我军发射了132火箭弹，可有一枚火箭弹可能是发射药出了问题，中途就落地了，致使我军一个营部被击毁。二是某部在发射架上的一枚132火箭弹不知怎么出的事故，只见那枚火箭弹一溜火光腾空而起，转眼就不见了。虽出动部队在山区搜寻多日，也未见踪影。
至此，苏132火箭弹在我眼里，已无神秘之处可言，只不过是一门口径稍大一点的多管火箭炮而已。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亲爱的“老大哥”所有支援我们的武器弹药，尽管都是二战结束后剩余、积压、即将淘汰的军火，却并非是无偿的。
十五、第一次给报纸写稿
1951年10月的一天，驻地附近部队给我们送来了三发带引信的炮弹，有仿美105榴弹炮弹，九四式山炮弹，三八式野战炮弹各一发。没有装炮弹的木箱，很可能是装载军品的汽车，由于车速太快，一次大的颠簸致使炮弹掉在了车下。这太危险了，炮弹落地时或其他汽车闭灯行驶都有可能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根据此事，我给《志愿军报》写了一篇不足三百字的小稿，大意是运送弹药的汽车司机装载货物一定要摆放合理、稳固，防止由于途中颠簸而发生意外。
稿件发出后的两个月左右，库部通讯员来送信件，其中我的一封是《志愿军报》社寄来的。打开一看，里边有一张刊有我那篇短文的报纸和稿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小稿变成了铅字，那种喜悦兴奋之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同志们也都为我高兴得不得了。后来仓库李指导员与我谈了不少有关写稿方面的事，可惜有许多东西我都是似懂非懂，但李指导员鼓励、期望的心情，我还是理解的。李指导员是大连市某区政府的干部，是以“战勤”的身份来部队任职的，平时对我们总是和和气气的。
至今深感遗憾的是，没有将那张《志愿军报》保存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其实遗憾的不仅仅是一张《志愿军报》。在朝鲜七年多的战地生活中，尚有许多信函、报纸等物品值得保存而没有保存下来，确实是件令人惋惜的事情。更主要的原因是年幼无知，不懂得保存资料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当时也没想到能活着回家。
十六、除夕文艺晚会
1952年的年三十儿，大家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气氛里。把防空洞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晚饭早就吃完了，吃的是大米栗子干饭，干豆角炖猪肉（头天从分站领回来的冻猪肉，如果是夏天偶尔还能领回来猪、牛肉罐头）。晚饭后就开始准备包年夜饺子，一切活动、程序均与国内相同，只是免去贴春联、挂灯笼、放鞭炮等战场上办不到的事。
吃完饺子，天快黑了，今晚没有收、发车的任务，李主任告诉大家回防空洞去，咱们开文艺晚会。防空洞里温暖如春，大家在热炕上团团围坐，李主任让我登记谁出什么节目。可是问来问去，没有一个人吭声。除了我和马振龙的年龄不到二十岁，其他人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可这七、八个人里竟没有一个会说、能唱几句的。看来这个除夕晚会是开不成了。李主任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叹了口气说，老兵不行，学生兵还不行，那么你们可会什么哪？不管怎么的，咱们的除夕晚会还是应热闹热闹。易世良，弄些纸条，我说一句，你写一句，“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我主爷起义在芒砀”、“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滚滚”、“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等等。我写了有二三十条，然后放在帽子里，李主任自己抓起一条，就按纸条上写的内容唱一段。后来你抓一条，他抓一条，李主任都照唱不误。我们知道他唱的是京剧，但不知道到底唱的什么。尽管如此，防空洞里还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1952年除夕晚会，那战地生活中难得的趣事，给我留下了不尽的怀念，令我终生不忘。人到老年，更是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更想念老战友——李禄田主任。我记得他是山东省黄县人，可马安荣说他是龙口人，弄不清他的确切地址，如能确切知道他健在的住址，我一定会去看望他。
十七、1952年的“五四”青年节
走了五十多里路去十五大站驻地——草河里，参加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大会的一些内容已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两件事：一是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二是取消团员的预备期。
在会议期间，我和大站军械股程少有股长，玩了挺长时间的篮球，这是我入朝之后首次触摸篮球，既感到很新鲜，又感到很亲切。因为在参军前，我曾是沈阳市第十一中学篮球队的一员。
回到牛峰里后，有人告诉我说，为什么让你去参加“五四”青年节大会，很可能是党支部要批准你的入团申请了，听了之后，我也很高兴，在朝鲜战场上入团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1950年12月，我被批准参军之后，班级团支部书记尚艺华告诉我，现在写入团申请书，立即就批准你入团。当时我对他说，不想因参军而马上入团，我要到战场上经过战火考验后再入团。
这次被批准入团，是我深感自豪的一件事。谁知不久发生了我保管的仓库在倒库时落下两箱迫击炮弹的事故，我的入团申请也就无声无息了。
原来在牛峰里北沟又新建了几座半永久性仓库，要将东沟仓库的弹药倒运到北沟。可是在倒完库后，在我负责的库房出口的草丛里，发现有二箱迫击炮弹，装卸部队没有将他们装车时落在草丛里的炮弹送到北沟库房，而是最后送到他们的营部。我估计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保管组长何自然（排级）有点盛气凌人，与装卸部队刘连长有些矛盾所致。当然，倒完库后，我也没进去检查，主要责任还是在我。
十八、凝固汽油弹
在朝鲜几年的战地生活中，由于敌人有空中优势，有制空权，我们只能在夜间工作，白天都要防空，防止敌机的轰炸。最令人讨厌的是那种F86野马式战斗机，俗称油挑子。它专门钻山沟，甚至在狭窄的山沟里可以竖起来飞行，发现目标先是发射火箭弹，继而就投凝固汽油弹，命中率非常高。这玩意儿威力很大，水面、冰雪上面都可以燃烧，对后方军民危害甚大。
在我们住处的对面有座长圆形的小山包，高约三十多米。山上多是松树和柞树，非常茂密。1952年夏天某日，三架野马式战机在我库区上空低空盘旋。我们都很担心仓库什么地方伪装不好会暴露目标。
这时只见一架“油挑子”在小山包上空投放一物，黑色长形，两头稍尖，中间是圆柱形，在空中没有迅速落地，看来不是炸弹，而是横着晃晃悠悠坠落。眼看落在对面山上的树林里，我听见“噗”的一声，先是一团浓烟，继而是暗红色的烈焰腾空而起，山上树木烧得“噼拍”作响，顷刻间就成了一片火海……
此时此刻，我不仅亲眼目睹了凝固汽油弹投放、燃烧的全过程，更似乎看到了4月2日南川我的四位战友牺牲时惨不忍睹的场景，我更想起了好友侯振声……
十九、这是什么玩意儿？
准确时间记不清了，大概是1952年的秋天，天空阴云密布，细雨霏霏。这样的天气，敌机是不会出来的，我们可以随便活动了。我从草房中出来，屋里面四个人的扑克激战正酣。我在小河沟里洗完脸，正在无所事事，忽然从南边的天空，传来“呼哒呼哒”的很大响声，我正惊疑不止，只见一个大气球带着一条长长的绳子，绳头离地面有三米多高，慢慢悠悠地飘过来了，我赶忙招呼人们快出来看，可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空投装备，还是有炸弹装置呢？同志们议论纷纷。风向变了，大气球不紧不慢地向东方飘去。我和通讯员小徐跟着气球向东沟里跑，到了库区一看，大气球正停在弹药仓库上空不足五十米处。那条绳子的下端在山上的树林里。通讯员小徐比我大几岁，个头比我高，力气也大。我告诉他快上山去，把挂在那的绳子解开，让气球赶快飞走，若真有敌机飞来，可就麻烦了。待我爬上山坡时，只见小徐正伏在一棵大树杈上，拿一根树棍用力地试图拨松那绳头。我也爬到树上一看，那不是麻绳，是一根粗愈手臂的钢缆绳，根本无法将它弄开。我俩只得就在树下，看着气球瘪一下，鼓一下，发出呼哒呼哒的声响。
雨逐渐停了，可风却越来越大。那个怪气球在空中摇摆的频率也越来越快，就听咔的一声，那气球上的钢丝绳带着一段树枝，快速地向东海岸方向飞去。
后来据《志愿军报》介绍说，这是个大氢气球，是开城停战谈判中立区的标志——五个大氢气球之一，由于挣断了钢丝绳而飞跑了，后来坠落在东海岸。
二十、我的朝鲜朋友，你还好吗？
在牛峰里认识了一位小我一岁的朝鲜男孩。他叫李咸兴，是我在朝鲜期间唯一的一位朝鲜朋友。我们虽然在语言沟通上有些困难，但凭我已学会的朝鲜话，外加一些手势，彼此之间的意思居然也能弄懂个八九不离十。在栗子树下，他教我吃水栗子。秋天栗子还未成熟，但里边已经有了八分水瓤，李咸兴管这叫水栗子。将栗子外层毛团剥开后，再用小刀将栗子外壳和护皮削掉，扔在嘴里的水瓤，清香微甜，满口生津，令人回味无穷。
他给我讲解朝鲜的文字结构、读音，教我读、写朝鲜文字。有这样一位好老师，我也决心好好学学朝鲜文字。学了不到一周，库房开始忙了起来，有几天整夜都在忙于收、发弹药，白天无暇去找他。等我再去找他时，他已服兵役去了。以后再也没有见他，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多年之后我仍然不时想起李咸兴——我的朝鲜朋友，不知他晚年是否仍居住在牛峰里，我梦回萦绕的曾在那里居住了两年之久的朝鲜小山村。
二十一、走，打熊瞎子去！
11月初的牛峰里，仍然是秋高气爽，温暖宜人。
晚上十点多钟，我们都舒舒服服地躺在防空洞的火炕上准备睡觉了。只见李主任手拿一支步枪，进洞里又从墙上摘下他的驳壳枪，一边还冲着我们说：“走，打熊瞎子去，谁跟我去？”
我和马振龙几个年轻人高兴极了，一个高儿蹦起来争着都要去。李主任告诉大家，进入潜伏地之后，不准说笑，不准吸烟，更不能随意走动……
原来前两天，警戒部队一位排长说，据哨兵反映，在库区树林中，夜间发现有可疑响动。还有一位哨兵说，有一次天刚蒙蒙亮时，他看见远处山坡地里似乎有一黑色动物在行走。李主任听说此事后，怀疑库区里可能有黑熊。他一方面告诉警卫连队，在库区执行夜间警卫任务时，要提高警惕，在近处发现可疑响动，可以向空中鸣枪，防止野兽伤人。另一方面，他也担心露天堆放的炮弹垛会被黑熊拱倒，发生意外事故，所以才有了这次打熊瞎子的行动。
潜伏地是李主任早就选好的，在一个山坡上的庄稼地里，上边距树林有十多米远，下边是一片收割完的豆子地。我们相继坐在垄台上，注视着、谛听着……真个是不敢乱说乱动，唯恐惊吓着黑瞎子。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身上有点发冷，也有点腻歪了，眼看坚持不住。李主任发话了：“今晚就到这吧，你们可以自由活动了。”我们立刻放松下来，也来精神了，开始说笑。坐在地上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烟叶味，我早就发现身旁摘完烟叶的烟秸，顺势折了十来根，回到防空洞后放在热炕上焙干，然后再搓碎，卷起来当烟抽，虽然有点燎嘴，总算聊胜于无吧！
二十二、牛峰里情结
我在朝鲜待过两年以上的地方有三处，五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仍令我梦魂萦绕的唯有牛峰里。
牛峰里全村百十口人，老老少少没有我不认识的，已经熟悉到可以和大娘、大嫂开玩笑的程度。逢雨天常去各家拔葱拔蒜吃，也没少坐在樱桃树下吃樱桃。就连房东家的小猫，与我的感情也很深厚，我经常给它蚂蚱吃。只要我坐在小河边，它保证跑过来也坐在我怀里。你就是把它扔进河里，从水中游上岸后，它还是湿漉漉地照样往你怀里拱。
牛峰里的山山水水、沟沟汊汊，没有我没去过的，几十条山间小路，没有我没走过的。哪一棵树上的山梨用香蒿捂熟了最好吃、哪一个山坡上的山花椒味浓，可以作菜用，什么地方有马蜂窝，可得躲远点儿等等，没有我不知道的。
牛峰里，这个美丽的朝鲜小山村，在我年轻的心里，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
二十三、可钦可敬的牛峰里妇女
坚强乐观的牛峰里妇女，是朝鲜英雄妇女群像的杰出代表。她们不仅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更重要的是，一年里春种夏锄，秋收冬藏，所有的劳动，都是靠她们的双手来完成。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令我等大男人自叹不如的。
中朝传统节日有很多都是相同的，每逢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节日，本村老中青三代妇女，都身着节日盛装聚集在我们房东家的室内外，这是因为房东大娘是“里女性同盟委员长”，即我国农村的妇女主任，老人家能歌善舞，颇有组织和领导能力。另外还有十来个志愿军住在这里，是她们眼中的贵客。她们在锅碗瓢盆交响乐的伴奏下，忘情地载歌载舞。人们似乎忘记了战争的创伤与苦难，忘记了生活的困苦与辛酸，尽情地享受这节日的欢乐与精神上的慰藉。
我们也用自制的米酒招待这些欢乐的人群。在中秋节的月光下，这些妇女人们唱着跳着，趁人们不注意，我在四、五碗的米酒里，兑了少许李主任烧制的白酒，几位姑娘喝了之后，粉靥泛起了红霞，愈加兴奋活跃。这时，房东大娘拿过碗来闻闻，然后与一位姑娘耳语，还用手指指我。只见几位姑娘嘻嘻哈哈地向我跑来，我知道白酒事发，急忙逃之夭夭，跑回防空洞再也不肯出来，若一出来，非罚我去跳舞不可，那我的洋相可就出大了。
面对此情此景，不由令人发出由衷的赞叹，朝鲜妇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妇女，牛峰里妇女在残酷的战争岁月里，仍然忍辱负重，不屈不挠地面对生活，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
可钦可敬的牛峰里妇女！
二十四、朱宝林活捉美蒋特务
1952年秋，我们保管组、通讯班、炊事班等人员既要准备各自防空洞过冬取暖烧炕的干柴，还要为伙房准备大量过冬用柴，所以全库人员经常在白天上山砍干树枝。
通讯班长朱宝林和另一名通讯员单广林带着斧子、镰刀，还背着朝鲜老百姓背东西常用的背夹子，上山找柴。当他俩来到离驻地很远很陡的山坡上，发现一废弃的防空洞，可洞口却似乎用绿树枝伪装着。小朱虽然年龄不大，可已有五年军龄，经过了解放战争的锻炼，可以说是一位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老战士。他将单广林拽到一边悄声说：“这洞里有人，我已听到了如雷的鼾声。太可疑了，肯定不是咱们的人。这么办，我在洞口前喊他出来，你在洞口后面举一块石头，做好准备。”就这样，小朱在洞口左手叉腰，右手背后，大声喊了几声：“什么人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扔手榴弹了！”之后，果然从洞里哈腰举着双手出来一个身着志愿军服装的人，嘴里还连声说着“别开枪别开枪！我出来我出来啦！”小朱一听一看，就知道这小子肯定有问题，哪有自己人出来时吓得举手投降状，这分明是国民党兵的标准举手投降动作！将他绑回库部，在检查从防空洞搜查出他随身携带物品后，完全证明了他的美蒋特务的真实身份。审问时，他什么也不回答，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李禄田主任火了，要将此人吊起来拷问。这回他说话了：“别问了，我什么也不会说，别吓唬我，你们不敢对我用刑，除非你那个小干部不想当了，赶快将我向上级送吧！”
后来，经过十五大站的保卫部门初步审问才知道，此人原系“国军”某起义部队的下级军官，在前线叛变投敌，经台湾特务机关简短训练后，溜回我后方刺探我军情报，重点是搜集有关细菌战效果的一些情况。
由于活捉美蒋特务，朱宝林荣立二等功，还有物质奖励。
宋子良指导员接受了小朱送给他的日记本，在扉页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前三句我已记不清了，大意是说朱宝林立功受奖事，最后一句是“我也得点货（he）！”
我也挺奇怪，五十多年过去了，指导员宋子良这个名字和他这句歪诗，我居然记得这么清楚。
二十五、石城洞遇险
在金川郡石城洞建一所我军后勤最前沿的弹药库，绝对具有战略意义。它的东面八公里即可过东线前沿各地，西面五六公里处，即可达九华里，直至三八线一带。
我仓库库部原本就设在石城洞，后来前线战事有西移的动向，库部则迁往西线，沿海较近的牛峰里，我则从牛峰里调至石城洞工作。
我从1952年10月至1953年4月，在石城洞仅工作、生活了六个月左右，在记忆中有几件事还是挺有意思的。
1953年春节，连队开晚会，我们保管组什么节目也出不来，被逼无奈，我和马安荣现编了一段相声，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玩意儿。春节刚过，连队警卫员出身的李指导员接到命令，让其立即回国与其师首长结婚，一时间传为佳话。
当然，最难忘的，还是那次令我等险些丧命的那颗炸弹。那是1952年初冬，天渐渐冷了，我们从防空洞搬进草房里居住。某日晚上，由于没有收发车任务，我们就在煤油灯下开始了“百分”大战。玩了很长时间，有点累也有点困了，又听见防空哨示警的枪声，可能有敌机来了，我们就立即熄灯睡觉了。正似睡非睡的时候，忽听窗外不远处，有一枚炸弹的爆炸声，声音不大，但也震得草房乱晃，一阵沙沙作响之后，尘土纷纷落下。对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就毫不在意地继续睡觉。
次日早晨起来看，被子上蒙了一层灰土。有人惊叫起来，快起来看！我们都坐了起来。正好面对北墙，只见两面是薄泥中间是稻草的墙壁上，从东至西，高度相同，有一排被弹片切割穿透的痕迹。有的还呈现出不规则的弹洞，背后是一些弹片穿壁而出的景象。这就是昨晚那颗炸弹爆炸的杰作。假若我们那天仍然坐在那儿玩扑克的话，那些穿屋而过的弹片会正好从我们胸部穿过。多悬啊！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快告诉伙房，今天得弄点好吃的，为我们毫发无损而庆祝一下。
这次有惊无险的事，尽管已过去五十多年了，但它却深深镂刻在我的记忆中，至今我还依稀记得，我们去屋外，查看弹坑的情况，那弹坑距我们住处只有五六米远，弹坑不大也不深，看来只是一枚小炸弹。
二十六、弹药一库
1953年4月初，我和李万祥、赵艺峰三人被调到十二大站新成立的弹药一库工作。大家都很奇怪，十二大站是距平壤很近的一所兵站，弹药库为什么不向南方前移，反而在大后方建一处弹药库，难道前线顶不住了，要后撤吗？同志们七嘴八舌地胡乱议论了一番。
到达新单位后才知道，我们是十二大站下属的一个营级单位，地址是在平壤以南30公里左右的祥原郡开金里。这里有一个连的部队正在开凿四个山洞。大站有位高副站长住在这里坐镇指挥。
高站长给我们开了个会，说：“第五次战役之后，我军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敌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未必得到。去年12月，上级领导估计，敌人有可能从我侧后方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一线，就像当年仁川登陆那样，实行两栖登陆。为此，中朝在西海岸一线采取了严密的措施，严阵以待。并从我分部军械系统抽调一批骨干力量，在平壤平原地区，建一所弹药仓库，是防御敌人海陆空三栖登陆的重要措施。
至此，我们才明白，在开金里建库的战略目的和意义，深感责任重大。
过了两天，我们又与施工部队排以上干部见了面，我们又指导部队在洞内铺设地板、防水沟等项工作。全部工程完成后，我们组成了一个统计组、三个保管组。我被分在保管三组，组长李万祥，负责三、四号洞库，开始接收国内运来的弹药。
二十七、停战那天
1953年7月27日上午，我们弹药一库的全体军人在开金里东山下面的小树林里，召开了紧急军人大会。首先，仓库的赵主任向大家报告了一个特大喜讯，朝鲜停战谈判已经达成协议。金日成、彭德怀已经向中朝部队发布了停战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全线停火。同时，命令我军保持戒备，严阵以待，谨防狗急跳墙，防止敌人任何袭击和破坏行为。
根据这一情况，赵主任强调指出，尽管在我驻地发生大规模空袭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做好敌机狂轰滥炸等各种突发事件的准备，各保管组要立即检查各洞口的伪装物，要多储备防火用砂和工具，全体人员要做好防空工作，一旦敌机来临，都要按原来的位置隐蔽，不得进入弹药仓库，翻译老金要立即将这一精神通知朝鲜当地里委员长，请他尽快向各村居民传达。最后，赵主任笑着告诉大家：“为了庆祝朝鲜实现停战，今晚会餐！我要看看伙房有些什么真本事。”
散会了，我们在特大喜讯面前却久久不愿离去，三五成群地坐在地上议论纷纷。大多数人认为，不把老美打老实了，他不会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也有人担心，纸上的东西能靠得住吗？要警惕老美的反复无常。
如果说，大家刚听到停战的消息，还没来得及品尝战争结束的喜悦，只是用了一句“再也不用钻防空洞了”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等到了“晚宴”时可就热闹了。本来平时各组都是到伙房打饭，端回自己驻地用餐。可今晚就地在伙房大院里摆开了“战场”。除了伙房有的锅碗瓢盆，还把驻地朝鲜老百姓家里能盛饭菜的家什都借了出来。端上一盆盆米酒之后，就听那铜碗、铜盆、搪瓷缸、洗脸盆，凡是能敲响的东西都震天响了起来。白色的民族服装和黄色军装混杂在一起，载歌载舞，唱起了《桔梗谣》、《阿里郞》等朝鲜民歌，一些不会也不敢和朝鲜姑娘跳舞的年轻军人，只好躲在台阶上边欣赏歌舞边大快朵颐。
大家正边吃边唱边舞，忽然涌进来数十名身着朝鲜民族服装的老人和妇女，我们急忙为老年人让座，倒酒布菜。这时院里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跳舞的人了，人们又纷纷来到院外翩翩起舞。院里院外有百十多人，陆续还有三五成群的女孩子补充到跳舞的人群中去，人们欢乐无比，几乎分不清哪是中国人，哪是朝鲜人。中朝两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善良愿望尽在载歌载舞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库领导见状，一方面加派两名监视敌机空袭的哨兵，唯恐发生意外，一方面令翻译老金与里委员长商量，尽量讲清有可能遇到的危险，动员群众早点散去。可一切劝说均告无效。老百姓们沉浸在停战后欢乐的海洋中，如醉如痴，久久不愿离去。库领导只得令志愿军战士们逐渐撤离。
我们回到营房后，干脆挑灯夜战，边打“百分”，边谈论有关停战的话题，不知前线是否真的停战，反正我们这里是听不到敌机的马达声了。
我坐在一边，陷入沉思。作为一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毅然放下书本，离开了课堂，放弃了读大学的理想，义无反顾地穿上军装，跨过了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经过了两年的停战谈判，终于谈成了，停战了，志愿军参战的目的已经达到，可能很快就要撤军回国了。我该怎么办呢？回国上学读书，继续追求上大学的梦想，我已经20岁了，只有七年文化，上大学，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还是继续留在部队，听从命运的安排吧！
二十八、远怕水，近怕鬼
刚刚停战，在8月初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上级命令我库派人去接某师因奉调回国而留下的弹药仓库。我们一行五人在主任率领下，向25公里外的某师驻地德洞冒雨进发。走到20多公里外时，脚下已是一片汪洋，只见远处有一拱形桥，那里可能是主河道，可眼前由于不知道深浅，四下里杳无人烟，都没个问路的人。大家只得脱了衣服，将短枪和衣服用雨衣包好顶在头上，涉水缓慢前行。开始时，河水刚没过脚脖子，走了一会儿，水过了腿肚子，每迈一步开始吃力了。赵主任告诫大家，如遇深水，不可惊惶失措，也不要顾忌枪和衣服，要挽起手臂一起走。大家一听，还真有点紧张起来。可走了一会儿也没什么事儿，而且又不用担心敌机轰炸，所以忍不住边走边说说笑笑起来。
在烟雨苍茫、波光潾潾的水面上，几个大男人精赤条条地踏水而行。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无不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
在离拱桥还有四五十米时，突然从桥后面不远处出现一群女人。把我们吓得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快跑哇！快到桥下水深的地方去躲起来！”
刹那间响起一阵杂乱无章、噼噼啪啪的踏水声，我们也顾不得水花飞溅，纷纷高举双手跳进深水中，背朝拱桥，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可这帮妇女倚仗人多，不仅慢腾腾地过桥，而且还指手画脚、叽叽嘎嘎地笑个不停，弄得我们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这时翻译老金有点火了，他转过身来冲着桥上大声喊叫：“呦色笑，巴力卡，巴力卡！”我们都明白，他是让桥上的妇女快点走。这些女人听见有人说朝鲜话，也有人对老金喊道：“伊力欧不少！”意思是没关系，还边说边笑，边频频回首议论着。她们终于走远了，我们也在桥北头穿好了衣服，向山沟里某师驻地走去。
从小就听有“远怕水，近怕鬼”的俗语，这回我可明白了，为什么要“远怕水”。由此又联想到，中国流传下来的俗语、谚语、歇后语等都是一代又一代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精神文化财富，值得继承和发扬。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一些糟粕。
二十九、沙里院的篮球友谊赛
8月中旬，我们刚从德洞完成接收弹药的任务回来，军械处又令我库组织人去沙里院接收某部因奉调回国而留下的大批弹药。我们到达沙里院后，某军已将大批弹药运到一广场处，用铁丝围在一处临时仓库，警卫森严。军械处李副处长率人在此驻守。志后军械部弹药处陈处长也来此检查工作。可见各级军械部门领导对这次弹药移交工作非常重视和关心。
沙里院是北朝鲜仅次于平壤的第二大城市，刚刚停战，战争留下的断壁残垣和满目疮痍的景象，随处可见。但勤劳勇敢的沙里院人民正以各种方式努力恢复和平宁静的生活。天空中的鸽群在翱翔、盘旋。主要街道已清理得干干净净。临街的建筑物上，已有多面朝鲜国旗在飞舞，身着整齐服装的中小学生正纷纷走出校门，向各处散去。以中青年为主的妇女大军正在清理废墟中的瓦砾。在主要街道上，大喇叭正在播放朝鲜民歌。不时有身穿鲜艳衣裙的少女在树阴下的歌声中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这座城市正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往日的生机与活力。这表明了沙里院人民重建家园，追求美好明天的自信与乐观主义精神。
在沙里院这十来天，是我入朝三年来精神上最放松，玩得最开心的日子，尤其一件事印象最深刻。就是意外听到陕北民歌《崖畔上开花》。
刚到沙里院，有一次坐在树阴下乘凉，突然从不远处的扩音器里传来用汉语演唱的歌声：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
受苦人盼着那好光景。
有朝一日翻了那身，
我与我那个二妹子结个婚。
我如痴如醉地听着这动人的旋律、这美妙的歌声，不知不觉流下激动的泪水。
这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朝鲜语每天向朝鲜人民广播的前奏曲。以后我就每天晚上坐在垂柳树阴下聆听这首陕北民歌《崖畔上开花》，用以慰藉自己思念祖国和亲人的思念之苦。
沙里院有家电影院，战争时期遭到严重破坏。停战不久，饱受战争创伤的沙里院人民，百废待兴，面临着重建家园的历史重任。可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硬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将电影院抢修完毕，门脸焕然一新，一面鲜艳的朝鲜国旗在电影院旗杆顶上高高飘扬，已开始免费向群众放映电影和演出文艺节目。此时恰好我们正在沙里院执行任务，所以隔三差五的，一到下午四、五点钟以后，我们就成为这家电影院的观众。
不过，如果有翻译老金同行，或者五六个人一同去，我们可以选一个较好的位置就坐，毫无顾忌地看电影，欣赏文艺节目。如若只有二三个人去影院，可就不敢跑到中心位置就坐了。因为只要进入脂粉阵中，可就有得罪受了，一帮姑娘马上就叽叽喳喳围过来，在开演前，这个拽你唱歌，那个扯你跳舞；一些大嫂们也跟着起哄，场面十分热烈感人，可我们却弄得哭笑不得。尽管我们是学生兵，可面对唱歌跳舞的邀请也是狼狈不堪。尽管如此，我们不仅在电影院享受了精神文化生活，也再一次深切感受到了沙里院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沙里院中学操场上有一副篮球架，已经开学的老师们常常在清晨或午后到那里打篮球。我们没事时就在一旁看，我的心和手都痒痒的不行。要知道，我是沈阳市北市区西塔小学的篮球队员，后来又加入第十一中学篮球校队，参军后，是第三区队的篮球队长……幸好玩的人总是会邀请我们上场一起玩，我们当然欣然同意，一道投篮、运球、传球……我入朝快三年了，终于又能摸到篮球，那投篮的感觉真是无法言说，激动得心都怦怦直跳。
有一天，我忍不住找洪教导员要钱给大伙买运动服，打算成立沙里院志愿军篮球队，洪教导员还真给了。回头跟大家一说，有人提出这点钱哪够买运动服啊！顶多也就够买几斤五香花生米的。后来我一打听，钱确实太少了，根本买不了运动服。我们就果真买了几斤花生米，坐在操场上，你一把我一把地抢着吃了。洪教导员知道这件事后，也没批评我们，大概知道那点钱确实不够买衣服的。只是有一次指着我说了句：“你小子胆子也真大！”
与朝鲜朋友玩了几次篮球之后，有位体育老师提出来要和们搞一场正式比赛，我们当然应战，具体事宜由翻译老金沟通联络。最后确定在某日下午6点，由沙里院学校教师联队对志愿军驻军联队友谊赛正式开始。
比赛那天，虽说不上是人山人海，倒也来了很多助阵的观众。据老金说，朝鲜老师早已把篮球赛的消息宣传出去了，弄得当天电影院的观众都少了很多。其实比赛场面虽然很热闹，但水平实在不高，不过中朝军民在一起，在这样和平的氛围中其乐融融地打上一场篮球赛，真是令人难忘，事过五十年了，可当时的情景却仍然历历在目。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没有这次沙里院的临时任务，没有这几次的篮球友谊赛，可能就没有后来将我调到军械处的事了。而我也许会在1956年秋，随弹药一库调回辽宁，接收苏军移交的乱石山等几处弹药仓库。如果那样，我的命运不知又将是个什么样子？
三十、第一次回国省亲
1953年12月中旬，我奉命押运一列车弹药送到安东，赵主任准许我完成任务后，可以回沈阳家中看看。大概是12月下旬初的一天，在朝鲜南新义州车站，已待命一天的装载弹药的列车，接到车站军代表的通知，我押运的列车要立即出发，新义州车站马上亮绿灯让列车快速通过。车到安东办理好弹药交接手续后，我立即登上开往沈阳的列车，次日早晨6时到沈阳南站。参军后，家里从北市区十间房搬到沈河区去了，我只好坐一辆三轮车，将写有新家地址的信封交给蹬车师傅，他看了看那地址，又抬头看了看我，回身将一件大皮袄给我盖在腿上，说：“天冷啊！”然后从亚洲电影院蹬车往北走。经过足有十几次的询问，那师傅终于从一户门前返回将信封递给我说：“同志，你到家了。”我从三轮车上下来，把温暖的皮袄递给他，道过谢。奔到屋前刚要伸手推门，门却从里边打开了。棉门帘一挑，父亲走了出来，看见我顿时愣住了。我赶忙说：“爸爸，是我回来了！”
父亲这才说道：“是你？！快进屋吧！外边冷。”
进屋后我向爷爷说了句：“爷爷，我回来了。”不等爷爷反应过来，我一个箭步跑到里屋扑进妈妈的怀里，妈妈紧紧搂着我，泣不成声。
等亲人们都平静下来之后，我开始讲述在朝鲜的情况。说到侯振声牺牲的情形时，妈妈又忍不住流下泪来。小学读书的时候，侯振声经常在我家里和我吃住在一起，所以，家人和侯振声的感情都很深。妈妈告诉我：“慧清跟慧芬知道侯振声牺牲的消息后，常常在半夜哭醒，我就知道她们肯定有事瞒着我，你说怎么谁都不告诉我啊？”
这时，冒着寒风出去给我买烤地瓜的二爷回来了，我接过这热乎乎香喷喷的烤地瓜，想起我还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而好朋友侯振声却……我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第二天，五岁的弟弟世杰领我去看望姑母，从小就最疼爱我的姑母见到我悲喜交加，唏嘘不已。我要她立即辞去保姆工作，回家与我母亲做些手工活，亦可维持生活。
之后几天，我马不停蹄地去看望老同学江雪辰，老师杨敬纯，又去商店帮给战友们买东西，还想抓紧时间去看几场我想了好久的电影。说到电影，倒想起一个笑话。战友夏同孝押运弹药回国后，正好我在沈阳还没回去。我俩约好去看电影，可在太原街转了半天，竟然找不到东北电影院，而那地方是我上中学时每天的必经之地，都走了无数遍了。最后只好求助于路口的交警。
唉，谁承想在朝鲜蹲了三年山沟，回到家乡竟然蒙头转向了！
亲友们一再挽留我们俩，说等过了1954年元旦后再回朝鲜，可我们还是在月底之前赶回了朝鲜开金里——我们的弹药一库。
三十一、我入团了
1953年12月底，我回国押运弹药回到开金里后，李主任找我谈话，说根据你的申请和入朝工作以来的工作表现，党支部经过研究讨论，决定批准你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希望再接再厉，不断进步，早日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我听了之后很是激动，不由得热泪盈眶。我向李主任详细述说了我如此激动的原因：
我有三次入团机会，在我参军前有两次，只要我同意填表即可入团，但这不符合我的性格，遂执拗地放弃了。
一次是1950年夏，我在沈阳十一中学读书时，团支部书记将我们班坐后二排个子稍高的同学留下来开会，说是这些同学马上就可以入团了。我一听就觉得很别扭，哪有按个头大小入团的，这算怎么回事呀！一赌气，我就跳窗户跑出去了。
第二次是在我参军入朝被批准之后，团支部书记尚艺华让我马上写入团申请书，第二天就批准我入团。我告诉他，我想经过部队考验后入团，岂不是更有意义！
第三次是1952年秋，我在军械五库任保管员时，有的党员同志告诉我，你的入团申请就要批准了。可之后几天出了一件事，把我的入团大事又给耽误了。装卸部队在装卸车时，不知什么原因，将两箱炮弹丢在草丛里。这样我就得承担责任，于是入团申请又不了了之了。
不管是年轻时入团，还是几十年后争取入党也好，从未想过靠关系走捷径，而是老老实实做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这个拗劲儿，使我吃了不少亏，但我却心安理得，至死也无怨无悔。
三十二、一篇稿子惹出的检讨
1954年春，一天，炊事班长赵炳臣说了一段数来宝，中有“俺老赵，起了个早……牛肉萝卜炖粉条，细水长流又节约”等句子。朱教导员听后觉得很好，特别是一个炊事员，能创作这样的段子，有这样的水平，真不容易，应该给予表扬和鼓励。他让我把这个段子整理出来给报社寄去。我根据教导员的意思，又让赵炳臣口述一遍，完整地记录下来，以“赵炳臣口述，鹏飞整理”的署名寄志愿军后勤部主办的《前线后勤》报。大概在五、六月份见报了。赵炳臣和教导员都很高兴，事情虽然不大，但炊事员上报纸了，仓库包括警卫连也着实议论了一阵子。
没想到的是，八月份《前线后勤》给我寄一信，内容是揭发我整理的那篇快板书是抄袭之作，有的读者还把发表原作的刊物剪报给寄来了。看完之后，我傻眼了，怎么办？写检讨吧。我把整理这篇稿子的前后经过作了说明，检讨自己应负不严肃不认真的责任，决心吸取深刻教训等等。写完之后，我又给朱教导员看，他笑着说：“是我一句话，给你造成这么大麻烦。”
把检讨给《前线后勤》寄去后，才算完事。
三十三、端午节·白玫瑰
朝鲜停战之后，每逢传统节日，我们都要像模像样地过一把，其实也就是大吃大喝一顿，然后与朝鲜妇女在一起军民联欢，在击盆敲碗的伴奏下，尽情地唱歌跳舞，欢声笑语地热闹一番。因为中朝有好多传统节日是相同的。
春节过去好几个月了，终于盼来了1954年的端午节。一大清早，我们就采折回来艾蒿和蒲棒，让房东大娘一一插在门窗上，表示祈福驱邪之意。就在我兴致勃勃张罗端午节时，大站张政委来与库领导谈完工作后，叫我与他一起坐吉普车回大站，说是政治处找我谈通讯报道的事，尽管我满心不愿意去，但也没办法，只好乖乖地跟着走了。
在政治处谈完通讯工作后，就去了业务处。由于我曾在业务处工作过一段时间，人员都熟悉，寒暄过后看看时间还不到十点，尽管是步行，也可以赶回开金里去过端午节。王国平、李成春、程永富、许文祥这些曾听我讲《三侠剑》的朋友，一再挽留，说大站下午会餐，还说明天去弹药一库有车，何必非要今天徒步走五六十里路呢！为了赶回仓库过端午节，我坚持要走，请他们去伙房给我弄点吃的，准备路上吃。从沈阳京剧院来的小于拿来一包切好的五香牛肉，好像足有三四斤！我急忙塞进挎包就上路了，大站所在地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山沟。出山沟北端十余里就是黄州火车站。为了抄近路走小道，我没向东南走坎东方向的平坦大路，而是沿山沟小路一直向南方走去。大概走了二十来里路吧，原来有百米多宽的山沟，现在只有二十米左右了。自然景色越来越美，在习习微风中，飘散着一种淡淡的花香，越往前行，这种莫可名状的花香就越来越浓，在目光可及的两边山坡上，终未搜寻到幽香的来源。又前行了半小时左右，花的香气更加浓烈扑鼻，沁人心脾。猛一抬头，遥见前方百米的小溪边，有一冠盖如雪极似的白色太阳伞的景物。原来这是一棵硕大的野生白玫瑰，其主干约有十厘米粗，高约三米，树冠也有两米多，看样子树龄至少也在二十年以上。枝枝杈杈上面挂满了簇生重瓣洁白如雪的花，不是一朵朵而是一团团，真个是雪团锦簇，压枝欲低。中间既有新生的蓓蕾，也有雍容典雅、迎风怒放的显贵，当然也有凋零自去，飘洒在树枝周围的零落花瓣，形成一层白色绒毯，在光秃秃的沙地上，真个是……百步中无杂树，落英缤纷，树上地下交相辉映，蔚为壮观。忙碌不休的蜂蝶上下飞舞，环绕其间。
我觉得又饿又累，干脆坐在这棵奇异的白玫瑰树阴下，就着山泉，呼吸着这青山翠谷特有的清新、湿润泥土的芳香，大啖五香牛肉。微风轻轻拂过面颊，淙淙溪水从身边淌过。在这神清气爽的恬淡宁静之中，不时伴有小鸟叽叽喳喳的鸣叫声，良辰美景，天上人间，真有身在桃源之感。
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正是为唐代诗人李华的诗句“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鸣”作了真实而艺术的诠释。
该起程了，提着包满白色落英的上衣，频频挥手，向我平生仅见的白玫瑰树告别……
下午五点半钟，走了六个多小时，我回到了开金里，会餐正要开始。人们七手八脚地摆放碗筷。我先是回到房间，将床上床下、蚊帐里外，洒满了白玫瑰的花瓣，那浓郁的香味经月余不散。我带回来的那一大盘五香牛肉，在餐桌上倒也是最受欢迎！
三十四、房东大娘和她的女儿们
从1951年初入朝到1958年回国，我在朝鲜生活的七年多的时间里，倒有将近四年的时间是与朝鲜老百姓住在一个村里，更多的是在一个院里，一间房里。他们与志愿军的关系，真可谓是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他们帮助我们解决的各种生活上的困难，那可太多了。
那是1954年的夏天，我得了疟疾，隔一天发作一次。刚发作时冷，盖多少被也不顶事，浑身抖个不停。大约过一个多小时，倒是不冷了，却又发起高烧来，穿一点衣服也热得不得了。当时还没有“金鸡纳霜“之类的特效药，吃点阿司匹林什么的退烧药，根本不管用，只能干挺着，一点办法也没有。
每当我发烧这天，房东大娘就不下地干活去了，而是坐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不停地抚摸着我的额头。
当我发热时，大娘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不停地给我作冷敷、扇扇子。当她有事出去时，就让她十三四岁的女儿淑子做这些事，十来岁的小女儿春子有时也帮忙，有时就跟着捣乱。有一次她看见我发冷抖个不停，急得先是按着我的手，后来干脆坐在我身上……
大概到了中午，又觉得身上有点发冷，我知道这是疟疾又开始发作了。赶紧进屋盖好被子躺下，发冷过去之后，又开始热得不行。淑子见状，急忙坐在我身边，像她母亲那样，给我作冷敷、扇扇子，除此之外，只能眼巴巴地看我折腾。
这时，大娘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把两个女儿撵了出去，从包里拿出几个苹果，放我手里一个，让我快吃。闻着那沁人心脾的芳香，看着老人满是汗渍的焦急的面庞，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扑簌簌地落下来，我再也忍不住了，不由失声痛哭起来。我知道这是大娘走了20多里路到祥原郡市场，用粮食给我换回来的苹果啊！
五十多年过去了，大娘可能早已作古，就是淑子和春子，也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妇人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们，可这些异国亲人们的音容笑貌，早已深深镂刻在我的记忆中，想忘也忘不了啦！
三十五、我讲《三侠剑》
1954年秋天，我被临时借调到十二大站业务处工作。所谓业务处，就是每人管一摊，分油料、运输、军械、计划、给养、被服等等。上到分部各处，下到各分站，均有业务联系，好几部电话铃声不断。到业务处工作后，不仅和大站长刘通旭、主管业务处工作的副站长周秀廷等人在工作上些联系，交往上也无拘无束，随便多了。不仅对大站各系统编制、业务范围有了很多认识和了解，而且又结交了好几位新朋友，如大连的李洪、程永富，本溪的李成春、张玉柱、山西的许文祥、沈阳的于海川等，有的同志直到我到地方工作之后还有书信来往。
那时我们好几个人住在一所大房子里，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半导体，文化生活贫乏得很，每到天黑后，就都陆续回到室内，或坐或卧，吸着烟喝着茶，侃着大山。什么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朝鲜战争、妻子儿女……真个是海阔天空，无所不包，无所不谈。不知是怎么引起的，话题扯到武侠小说上来，说来说去看过武侠小说最多的还是我。有位看过《三侠剑》的人，怎么也记不起来“夏侯商元”的绰号叫什么了，我想了想说：“叫‘震三山辖五岳赶浪无丝鬼见愁夏侯商元’吧？”
这就开始每天晚上由我给讲一段《三侠剑》，记得我是从胜英率众弟子追赶捉拿采花淫贼高双青开始的。
由于从小痴迷武侠小说，在解放前的十五六岁时，就已经看完了《雍正剑侠图》、《大八义》、《三侠剑》、《蜀山剑侠传》等多部长篇武侠小说。而且看的时候特用功，一些精彩情节和主要人物经久不忘。有意思的是每晚讲《三侠剑》之前，茶沏好了，“大前门”或是“恒大”也摆在那里了，这帮兄弟对我慕敬有加，一个劲地鼓励我卖点力气每天讲下去，好打发这些个寂寂长夜。
讲《三侠剑》的事还传出去了，后来大站有不少人问我这事，成为当时一乐。
回忆这段往事时，觉得很万幸，若是在六十年代讲这《三侠剑》，那可就有罪遭啰！
三十六、巧手杨栋
杨栋绝对是个干活的天才，什么活都想学都会干，都想自己干。前几年，他拿到新居钥匙，按常理，一个省军区的后勤部长，正师级干部，若想装修房子，请装修公司或是下属单位帮忙，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难事。可四室二厅二卫足有二百平米的大房子，所有木工、瓦工、油工、水暖、电器等工种和活计，他是万事不求人，完全是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待他迁入新居，我们几个老战友到他那里聚会，无不交口称赞他的手艺和干劲。
其实，早在五十多年前，在志愿军后勤部三分部军械处工作时，杨栋就已显露出他这方面的兴趣与才能。那还是在1955年夏天，由于当时我们的文化生活异常贫乏，杨栋从修械所弄来各种工具，硬是在业余时间做成一副柞木麻将！
有了麻将，业余时间就玩几圈。玩几次之后，慢慢就带点彩头，输赢也就一二十支烟。后来丁科长说这是赌博，在当禁之列，弄得大家很不开心，以至于后来对丁科长的小题大作和跟他汇报这事的李助理员的人品，大家都产生了微妙的芥蒂。
还有一件杨栋拆照相机的事，战友们至今仍念念不忘。那是1956年夏天，我们四个科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办公，屋中间有一密闭较好的电话间。有一天杨栋忽然不见了，哪找也没有，连中午饭他都没吃。到了晚上他才满头大汗兴高采烈地从电话间里出来了。原来他用了一天时间，将一台照相机拆卸开来，然后又重新装好了！
三十七、两箱啤酒
在新成川志愿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弹药处助理员常士正同志的帮助下，从“志后”供销社买了两箱沈阳啤酒，并帮助我抬到接站车站，送我上车后，还不忘请他熟悉的同志，在我下汽车登火车时，帮我将两箱啤酒抬下、抬上。我登上了从阳德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开往安东的志愿军专列。为了下车方便，我将啤酒放在了两节车厢的连接处。为了使啤酒一瓶不少地运回去，我也不嫌硌得难受，干脆就坐在啤酒箱上面了。年轻的列车员见状，也坐在身旁与我搭讪起来，原来他家也在北市场住，从沈阳客运段抽调到专车上来的。我们是一点假都不掺的老乡啊！越唠越热乎。他说：“走，到车厢里坐，这多不得劲啊。前几站客流不多，下车我帮你抬啤酒，保证没问题。”
火车就要到三登了，已开始减速缓行。我新交的这位朋友迅速将两箱啤酒搬到车门口，车刚一停稳，他就抱着一箱啤酒下车了，我随着下车的二三个人走到车门口，刚要伸出两手搬啤酒，他回转身将另一箱啤酒又搬下车放到站台上。火车又缓缓启动了，他站在车门口，向我频频招手，我也向他不停地挥手致意。致谢、告别。
三分部接站车到军械处驻地停车后，我下了车接过上边递下来的啤酒，等车一开走，我就一屁股坐在啤酒箱上，用帽子扇着风，不时向河床北岸高地处，也就是军械处营区张望。不一会儿，只见有两人手持望远镜向我这里看，认出是我回来了，便急忙向坡下跑来。我也看出来跑在前面的小个是杨栋，后边那个气喘吁吁的是柴玉林。老柴喘着气说：“小易子，你真行！”杨栋则说了句：“有话进屋说，这里目标太大！”
杨栋居中，我和老柴一边一个，三个人抬着两箱啤酒向坡上走。进到村子里，在一间朝鲜草房前停下来。老柴将门开锁后说：“快进屋凉快凉快吧，天也太热了。”
这间屋子土炕上的小饭桌，我们都太熟悉了。柴玉林的媳妇姜淑华从国内前来探亲，这里就成了他们临时的家。我们每周六从军需处下班回来，总有瓶二锅头、竹叶青，如果遇到有茅台，她也会舍得买，更少不了买点罐头之类的下酒菜。我们曾经给她算过一笔账，她在军需处作临时工，每月2次也就30元左右，可周六给我们买吃买喝就要用去她工资的一半还多。姜淑华性情温顺，心地善良，我们几个都尊称她为嫂子。嫂夫人。她待我们如亲弟弟一样。
猜拳，我是跟老柴学的，所以，老柴一划输了我就喊一句：“喝吧，师傅！”有时老柴一连输了几拳，我就喊：“喝吧，师娘！”这时她就笑眯眯地拿过老柴的酒杯抿一口酒，并说：“输了咱们就喝，不耍赖。”还冲着老柴说：“你咋连你徒弟都划不过了呢？”
写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淑华嫂子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记忆的荧屏上。尤其是1988年冬，接到她疾故的电话时，我前列腺手术后刚拆线，故未能前往公主岭市杨大城子奔丧，至今犹以为憾。我希望终有一天会前去为她扫墓。
老柴拿出几瓶啤酒，用草绳子左一道，右一道，上一道，下一道捆了个结结实实，不知他要干什么。杨栋则向我述说买啤酒的来龙去脉：“你以为费点力气，搬回两箱啤酒，就像立了不朽功勋似的，可我与老柴是动了心眼儿，设个圈套让万管理员自己钻进去的，若不然他才不会同意你买啤酒呢！”
原来老柴和杨栋就八一建军节会餐的事，与万管理员闲聊了起来，先是问多少个菜，喝什么酒，说来说去杨栋说，到军需处供销社买几箱啤酒吧，万管理员说，供销社的沈阳啤酒前三天就脱销了。这位万大管理员明知我们没地方买啤酒去，便故作大方兼送人情地说：“你们军械处的人都神通广大，谁若有能耐买来两箱沈阳啤酒，算伙食单位的，我给报销。”老柴说恐怕没地方买去，杨栋说那也不一定，试试看吧。
他俩一唱一和地演着双簧，万管理员哪里知道，易某人此时正在国内的志后军械部，一个电话，就将两箱沈阳啤酒搬回来了。
正在这时，老柴叫杨栋出去，他俩捆好了六瓶啤酒，找万管理员报销去了。我问他俩少了六瓶啤酒，拿什么理由解释？杨栋说理由充足得很，从新成川开始，一共上下汽车火车六次，每次请人帮助搬啤酒，都要用一瓶酒作为代价，这个解释料万管理员能通得过吧！
至于说那六瓶啤酒，当然让哥儿几个兴高采烈一番。不过在从井里往上钩啤酒时，引起了几位围观的朝鲜妇女的惊叹：“唉勾！唉勾！”
三十八、杨栋哪去了？
弄得人心惶惶的肃反运动结束了，所谓的重点人物和事也都弄清楚了，没有人再背思想包袱了。所以到了1955年10月1日，人们的精神状态、思想情绪都处在欢度国庆的喜悦和兴奋之中。
我们七八个麻将爱好者摆开方城阵势，鏖战不休，谁累了不想玩了，刚往起一站，就已经有人坐在那儿了。玩麻将最有意思的是有人“诈和”。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张希武身上。他有一个“混儿”还行，只要有两个“混儿”，手就开始哆嗦，越是要“和”的时候，手就越发抖得厉害。这时他要是推牌说“和”了，杜济民常常看都不看他的牌，就漫不经心地说句：“诈了。”张希武就更紧张了，大家一齐帮他摆，可怎么也摆不成“和”牌，真的是“诈和”，弄得大家简直笑声不断，比自己和了还开心。杜济民就有这个本事，你只要牌一推，他不经意似的瞥一眼，马上就知道是“真和”还是“诈和”，是多少“番”。其实他的本事绝不仅于此，他思维敏捷，字写得好，文笔出众，这些都是我等公认的。
我们玩到晚上九点钟左右，罢兵休战，回各自房间睡觉去了。我躺下不久，张希武进屋来悄悄告诉我：“快起来找杨栋，他不见了！”
“他没在床上睡觉吗？”
“没有哇！”
这时，张希武又说，杨栋酒喝多了有个习惯，常常找个有风的宽敞地方睡觉。我们几个人又分头到房前屋后找了一遍，这时也不知是谁冲我们喊了一句：“别找了，杨栋在屋里睡觉呢！”
张希武赶紧跑去看，过会儿回来说：“杨栋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没看见他！”
我到杨栋房间掀开蚊帐一看，他正睡得香呢。我回过头来问张希武：“是杨栋喝多了，还是你喝多了？”
三十九、烤地瓜
杨栋知道我爱吃烤地瓜，在1956年深秋，他利用伙房用过的豆油桶，将桶盖剪掉，再用8号铁线穿成蓖子，底下搁几块劈柴一铲煤，在上边放上地瓜，往炉盖上一扣就不用管它了。我们办公室里有三道火墙，炉子都在室外，人们来来往往都要到炉子跟前看看，所以白天很少能有烤熟透的地瓜，连半生不熟的都留不下，我根本就没吃着多少。
地瓜的来源有二：一是朝鲜老百姓收获地瓜时，我们也跟在后边捡漏，收获颇丰。后来我们发现，捡漏的地瓜，有一些都是妇女们故意留下的，此后我们再也不敢去了。二是天冷之后，从老百姓家买一些。
四十、埋青萝卜
快入冬了，我见伙房门前堆一大堆青萝卜，准备入窖冬藏。灵机一动，我想这青萝卜，到冬天玩麻将、打扑克时一人来一条保证受欢迎。问题是拿回去往哪里搁呀！我在办公室里东瞅瞅西看看，有主意了。为了能多看点书，多学点东西，我一直自己住在办公室里。下班之后将我的办公桌挪开，在地下挖了个大坑，用土篮子分两次提回来十几个大青萝卜，埋在坑里，一点痕迹都没有，真个是神不知鬼不觉。后来每逢周末要玩麻将，我都提前取出来一两个青萝卜，供大家品尝，我只说是从伙房要的，有时想不起来吃也就算了。
春节过后的3月初吧，突然发现在我办公桌下面，冒出来几根豆芽菜似的东西。开始我还纳闷儿，这是什么东西？突然一天我明白了，这是我那些宝贝萝卜发芽啦！我赶紧挖开一看，还有六个大青萝卜，有的不但出芽，而且已经长出缨子了。后来才明白，萝卜不管是沙藏还是下窖，都得把顶削掉，不然它还靠自身的水分，继续发芽生长。我哪懂这个呀！把芽子都掰掉，又给伙房送回去了。
第二天吃早饭时，听见四十多岁的马管理员在那吵吵，大青萝卜吃不了，又给我送回来？！这准是军械处那帮小崽子干的！
四十一、我的两次申请报告
我第一次向领导提交申请报告，是在1956年的秋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时总后勤部军械部决定三分部军械处各科工作人员，与广州军区军械部各处人员对口轮换，而且双方已交换了轮换人员的名单。当时我正在沈阳休假，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军械部的一封公函。大意是你单位已将轮换名单寄到广州军区军械部，望你接此函后，速到广州军区军械部弹药处报到云云。我并不愿意到广州工作，因为一是离沈阳家里太远，唯恐有什么事不能及时回来照顾家，二是我有个感觉，总觉得在部队的时间不会太长，迟早都要离开部队的话，实在没必要跑到广州去转业，三是南方太热，身体瘦弱的我还真有点打怵。不过这都不能算是不去广州的理由啊。我绞尽脑汁，终于在回朝鲜的两天旅程中，想出了一个可以不去广州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回到朝鲜驻地之后，我立即给处长写了一份不去广州军区军械部任职的申请，原因是：这次轮换固然是上级领导为了照顾多年在朝鲜工作的军械干部，使他们能回到国内休整、工作。但从朝鲜需要树立长期战备思想来考虑，我分部军械处的干部不应全部回国，应该留下一、二名熟悉各弹药仓库的地理位置，交通环境情况，有基层工作经验而又暂时不愿回国工作的军械干部。我自认为比较适合上述条件，因此，我请求领导批准我继续留在朝鲜三分部军械处工作的申请。理由很充足，也很有说服力，头头当然同意了。
我于1958年3月中旬，向领导提交了申请复员转业的报告。我当时之所以想复原转业回到地方工作，主要原因是自己认为已不适于长期在部队尤其是在军械部门工作，走职业化军官的道路。既然早晚都得回地方，那么晚走就不如早走，早走就不如快走。促使我写申请报告的具体原因是：在1957年下半年开展反右斗争时，曾召开一次分部直属机关批判右派言论大会，对象是一位姓刘的中尉，在几个大会发言批判他右派言论时，在深挖他的阶级根源时，由于他的家庭是富农成分，他必然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使我促动很大。家庭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哪！1958年2月，已宣布了年末之前志愿军要全部撤回国内的消息，而我军械处全体人员仍然要到广州军区军械部工作，此时，上级又发出了30万军官上山下乡的号召，三分部专门召开了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方法步骤是采取个人志愿申请组织批准的程序。在这种背景和氛围下，我毅然提交了申请复员转业的报告。当然，很快就批准了我的申请，并参加了集训。领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复员建设军人证明书”。
1958年4月25日，我已经到“沈阳市转业建设委员会”报到，等待分配工作了。6月上旬，我从沈阳市手工业管理局，被借调到抚顺市毛燕铁矿上班去了。从此告别了我青年时代的军旅生涯，开始了我中年时期的人生苦旅。
四十二、牡丹峰上的尴尬
志愿军在朝鲜期间，我们每次不管是回国，还是因事到所属军械库，途经平壤时，都需在志愿军招待所停留一宿。大概是1956年夏天，晁科长、计划科的胡其松和我三人从三登乘志愿军专列到达平壤，住在了志愿军招待所，准备次日换乘挂有“志愿军车厢”的列车去平壤南二百多公里的某军械库。晚饭后，我们本想到斯大林大街或金日成广场去逛逛，但听杨栋、柴玉林等人说过，他们晚间在平壤散步，曾遇到过妖艳女人的搭讪，说什么“人家白天干活，我晚间干活”等挑逗性的纠缠。所以在平壤的晚上，我们就不敢随意出去闲遛了。
次日在候车的空余时间，我们去游览闻名遐迩的牡丹峰。虽然停战不久，但牡丹峰早已旧貌换新颜，丝毫没有战争创伤的痕迹了。林木苍翠，花草繁茂，不时随风飘来阵阵幽香。俯看江中心的半月形小岛，大同江水从山下缓缓流过，更增添了几许诗情画意。
杨栋和柴玉林二人就曾在牡丹峰下、大同江中的一个小岛上猜拳行令，品尝大同江牌啤酒，真个是惬意得很呢！尽管尚未醉卧小岛，但因朝鲜币用光了，不得不乘小舟离去。
还没到中午，晁科长就领我俩进入牡丹峰饭庄，朝鲜小姐把我们让入一个包房，晁官（我们一直都这样称呼他）说：“你们俩的肩章上，半天也摸不到一颗星，我这肩章上一摸，密密麻麻的都咯手，能不请你们俩一顿吗？”（当时军械处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在外出时，谁官大就吃谁的）。说着他要了两瓶葡萄酒和一个有七、八种菜肴的大拼盘。我第一次喝葡萄酒，甜丝丝的，还真喝不少……
当我们准备稍事休息就告别牡丹峰时，不得不又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不动了。原来胡其松喝了很多葡萄酒也没啥事，可晁官和我却脸红得像关公，如此形象实在不好意思出门，只好在休息室里等酒劲稍退再走。胡其松还直埋怨我俩：“不能喝就少喝一点，给我呀，何必逞能呢！”我把帽檐拉下来，遮脸假寐。
本来就够狼狈的了，谁知还有尴尬的事在后头。正当我们起身要走之际，突然跑过来七、八名身着朝鲜军服的姑娘，看样子都是文艺兵，拉拉扯扯地请我们去跳舞。天哪！不要说跳舞，就是看人家跳舞，也只是在电影里看过几次。一时间弄得我不知所措，只能连比划带说，意思是真对不起，我们喝酒了，实在不应该跳舞。可姑娘们还是不依不饶，连连说：“衣力欧不少，衣力欧不少。”（没关系，没关系）。就在我们不知如何脱身之际，一位人民军大校走过来到晁科长面前，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说道：“怎么样，不会跳吧？这帮丫头片子可能起哄了。”说着向姑娘们摆摆手，“这帮丫头片子”才嘻嘻哈哈地走了。大校也坐下来和我们攀谈起来。原来他是抗联李红光支队的老兵，沈阳解放时，他已是四野某部的副营长。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回到人民军任团长，现在已是师长了。谈话间，他对中国土八路的眷恋之情溢于言表。临别时，我们依次与大校敬礼、握手，不胜依依……
四十三、经历与感言
悠悠岁月，漫漫人生，均已布满了历史的黄尘。48年过去，我们这些当年生龙活虎的娃娃兵，一个个均已成了鬓发斑白、年届“不逾矩”的老人。我和长春的柴玉林、沈阳的聂宗棠、杜济民、马安荣、杨栋、抚顺的吴景旭等同日参加军械学校学习，同日过江入朝，同在三分部工作过，退休前后又始终保持联系的七名老战友在约定的每两年一次相聚时，话题可谓海阔天空。我们谈社会，谈人生，谈军械学校开学第一天给我们作报告时介绍自己“当过土匪头子，报号东海”，并用左手以遒劲、刚健的粉笔字写下自己土匪绰号的教导员洪涛；谈已从辽宁省军区后勤部部长岗位上退下的杨栋，当年如何在春节晚会上惟妙惟肖地模仿王教员浓重的江苏口音和举手投足、面部表情，连一向以严厉著称、不苟言笑的洪教导员都被逗得笑出了眼泪……然而谈得最多、谈兴最浓的还是那难忘的抗美援朝第一夜。亲身经受战火考验的感受，种种大难不死的遭遇，成为我们今生今世议论不完的、永恒的话题。是老年人怀旧的心理反映，还是抒发战争幸存者的感慨？是寻觅昔日的壮志豪情，抑或是追求精神上的安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敢说，我们都把这一夜作为一笔无法衡量其价值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宝贵精神财富珍藏起来，并不时去检视他、翻阅他。“记忆是心灵的储蓄”，信哉，斯言。
抗美援朝第一夜的感受以及后来在朝鲜战斗工作的实践，决定了我终生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定势：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功名利禄淡如水，本职工作重如山成为我面对社会生活的唯一准则。因家庭成分不好，从我写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到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竟用了26年的时间；在企业当了22年工会干事而未谋上“一官半职”，有许多好心人为我鸣不平，可一想到参军入朝时的情景，想起小陈、侯振声和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想到那难忘的抗美援朝第一夜，就什么杂念都没有了。
也许是因为老年人特有的深沉，近些年来，对于抗美援朝第一夜的回忆，除了激情不减，久久不能平静外，还逐渐增加了几分理性的思考。想当年，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青少年，不仅积极报名参军，而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敢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帝国主义大大地较量了一番，这种巨大的精神动力到底从何而来？
记得参军前学校进行抗美援朝教育，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同学提出了“投笔从农”即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观点，引起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然而这确实代表了当时一些人的想法，一批中学生报考的是区政府和邮电局。在军械学校的同学中，长春的柴玉林年龄最大，而且已经结婚成家，他是告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主动参军赴朝的。我的同窗好友侯振声本来家在农村，父母把他送到沈阳的姑姑家读书，本意就是想躲避农村的征兵。可他在城市，在姑姑家里仍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并且为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今天的某些人看来，我们也许无一例外都是最大的“傻子”。这些战友的从军经历各自不同，可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这些人身上有着共同的东西——一点血气——一点敢于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的血气。这样的人会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全身心地去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有了这点血气，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就能够舍弃个人的一切，挺身而出，甚至至死都无怨无悔。有了这点血气，就有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动力。
偶尔读过的一首哲理小诗，也许能够比较形象地回答前面这个问题：
落在地上的叶子岂能长绿
雷霆般的诗句也难以久远
若要永恒么
把叶子还给大树
把诗还给心田
当我即将结束本文时，激动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说：“在人的一生中，能够做一件令自己骄傲的事情，就可以无憾了。”那么，当祖国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义无反顾地自愿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这是我毕生引以为荣的。我已年届七十，可以死而无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