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在企业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工会干部，一生都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的。不料在我已退休多年的时候，竟陆续收到某些省级以上的学术团体邀我参加学术讨论会之类的函件，使我在受宠若惊之余，不胜困惑、感慨：“难道我真成了文人或是学者了？”
从1996年7月至1997年11月，先后收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寄来的四封邀请函或入选通知。说是“您的大作《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符合《中国当代论文集粹》、《中国当代学者大辞典》入选条件，并被确定为‘市场经济与区域开发学术研讨会’、‘市场经济管理科学学术研讨会’等两个会议的交流文章”；1997年5月，又收到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发来的邀请参加“关于召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改革暨‘一国两制’理论与香港回归研讨会”的通知。
读着这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函，看着那一排排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各个组委会、编委会的名单，我仿佛已置身于浓重的文化学术氛围之中，还真有那么点文人学者的自我感觉了。
说起来也好笑，我做了大半辈子的文人学者梦，总希冀有朝一日，能有自己的作品或学术成果问世，从而能跻身于文人学者的行列，以偿夙愿。也许是命运的捉弄，这种极富浪漫色彩的鸿鹄之志，到现在还是海市蜃楼般的幻影，永远可望而不可即。所以，当这些“文人、名人、学者”的桂冠顶顶呈现在眼前时，对我的诱惑是可想而知的。但我却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它们，理由只有一个：良心不许。
请看看他们开列出的条件吧：参加广西凭祥和西双版纳的学术研讨会，要分别交纳1280元和1420元会务费。说是“含四天会期食宿费用、会务费、考察费、出国证件办理费”。你的文章若想入刊《中国当代论文集粹》，则“请您的单位订购或推销该书10册以下（每册单价99元）”，并规定对作者实行浮动稿酬制：“订书10册的作者，按每千字20元付给稿酬；10册以上，每多订5册，每千字稿酬增加20元。例如：订书20册，稿酬即按每千字80元计发；订书50册，稿酬即按每千字260元计发。”还有这样的承诺：“会务组将专门为每位作者定制手表一块。表面镶有七一香港回归字样，并带有缎面方形包装礼盒一个，作为香港回归纪念品。”
看了这些条件以后，一种被戏弄甚至被侮辱的感觉油然而生，久久驱之不去。这哪里是什么文化学术活动，分明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拙劣的欺诈手段罢了。尽管我一直做着文人学者的梦，可用钱买来的头衔有什么味道、有什么价值呢？更何况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我也绝不允许自己那样去做！
就在我为这些文人无行的信函愤而慨之的时候，于1997年11月13日，又收到了中国经济出版社的一封信，读了之后却令我异常欣慰。这是一封编辑出版《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的征稿函。函中说：“经有关专家推荐，特请您精选1-3篇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社科类学术论文，按要求写出论文摘要和本人简介，连同原文一并寄来参选。”并特别申明：“为确保该书的学术性、权威性和公正性，本书拒收赞助费、认刊费、广告费及任何不合理费用，亦不强求作者订书。”编委会成员皆是中央党校、中宣部、中国社科院等单位资深的理论学术界、新闻界专家、学者。这一征稿活动，《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理论前沿》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发了消息。《人民日报》还发了《征稿启事》。
这一切都说明了编辑该书确是社会科学界一项开拓性举措，对及时总结和传播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与上面提到的那些信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能应邀参加这一活动，实是晚年一大幸事，一股莫可名状的欣慰之情悄然而生。
我把在省市刊物上发表或得奖的论文都翻了出来，兴冲冲地开始选择应征文章。可我挑来挑去，在近20篇文稿中，大多是围绕企业工会某一方面具体工作来开展论述的，比如：论建设与发展职工体育文化、集邮文化；企业工会的劳动保护、劳动工资的民主化、公开化等等。虽然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严格说来，还算不上是理论学术论文，更没有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这距“社会科学界最新成果”又何止十万八千里！看来，给我发征稿函是个误会。
我仰慕文人、学者，更梦想是一名文人学者，可惜，我不是。
《抚顺老年知音》199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