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为什么会受到无情的清算？一种差不多已形成共识的观点认为，张居正的新政严重威胁到官员的切身利益，比如他以考成法整饬吏治，将科道、部院、抚按全都放置在自己的严厉控制之下，导致他们按照“潜规则”上下其手的机会大为减少；张居正又以“一条鞭法”改革税收体制，即将田赋、徭役与其他杂税并在一块儿折银征收，这实际上也压缩了地方官员巧立名目渔浸百姓的权力空间。所以，张居正身死之后被原来的利益受损集团反扑，也是想象得到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所有对张居正的征伐，都以冠冕堂皇的名义进行，集中攻击张居正的两处软肋：一是张在公共领域的“擅威福”，一是张在私生活上的“贪滥”。我们似乎也不能说这些攻击者罗织罪名或者“沽名钓誉”，应该说，张居正在权力合法性问题上的致命缺陷确实授人以柄，给对手拱手送上了进攻的口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居正之所以被清算，是他自己以隐权力饮鸩止渴的结果。缺乏合法性的权力，是一切权臣的原罪，像张居正那样“威柄自操，几于震主”的隐权力，更是罪大恶极的佞妄。
刘台们口口声声强调“祖宗法”，我觉得也不能全然视为“食古不化”，因为，如果说权力可以被滥用的话，那么无需合法性装饰、又不受科层结构约束的隐权力被滥用起来显然更为顺手，比如说，某些秘而不宣的事情，是不方便用公文传达的，但完全可以通过私信悄然布置好。张居正当权之时，不就是经常这么做的吗？不过，我并不打算过分非议张居正的滥用隐权力。
因为张居正其实处于一个无解的制度困局中：在明代畸形的权力结构下，帝国无法给他提供恰到好处的正式权力，除非他甘心于无所作为，否则，他就需要极力讨好司礼监秉笔太监，不管那人是不是叫做冯保；他也需要将自己信任的官员安排到各个要害部门，并以私人信函作为主要的信息管道与权力载体。而且，不动声色地建立这样一个隐权力网络，无疑比大张旗鼓地向皇帝要求制度性授权要容易得多。只是，张居正未必想得到，他押上的赌注，是自己的身后声名、子孙家族的命运。四十年后，即天启二年（1622年），张居正总算恢复名誉，给予祭葬。差不多同时，第一个站出来直接攻击张居正的刘台，也被追谥为“毅思”。个人的是非恩怨，在大历史的进程中似乎已烟消云散。然而，那个张居正无法自拔的权力困局，帝国的主政者还是没有找到破解之道，直至再过二十年（1644年），整个明帝国轰然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