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不妨来比较一下海瑞与张居正在同一时代下的不同命运，这样我们可以获得另一个观察权力、道德与“贞节牌坊”政治之间的暧昧关系的有趣视角。海瑞从隆庆四年（1570年）辞官归田，到万历十三年（1585年）起复，整整在家赋闲了十六年。这十六年，掐头去尾，正是张居正当国柄政的时期。张居正与海瑞都是有匡国济时大情怀之人，两人也有私交，某些政见还所见略同。但是，张居正不喜欢海瑞这个道德楷模，他曾在一封私函中委婉地批评海瑞不通人情世故，轻率冒进：“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在他看来，书呆子的道德狂热，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尽管“中外交荐”海瑞，但张氏始终不起用他。直至张居正去世之后，张系势力被反攻倒算，海瑞才有机会应召复出。此时海瑞已是年过古稀的老翁了。与海瑞的不通人情和道德高蹈不同，内阁首辅张居正老于世故，工于权谋，并深信权杖的力量：那是比道德教条更能成就梦想、造福社稷的武器。
发生在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可以显示出道德与权力在张居正心目中的不同权重，那一年张居正丧父，按礼制他应回籍丁忧，但张居正不想放弃权柄，于是奉旨“夺情”。而那些抗议他贪恋权位、不孝失德的同僚们都受到了皇帝的严惩--大家都知道，惩戒的命令虽以皇帝的名言发出，实际上却来自张居正的暗中操作。然而，在明朝的权力体制下，热衷于权力的张居正其实处于很尴尬的位置。他是隆庆临终托孤的顾命大臣，万历言听计从的帝王师，可谓“位极人臣”，可是在名分上，内阁首辅不过是皇帝的首席顾问，并无领袖百官、颁布政令的合法权力。内阁为皇帝起草诏令、批复奏章，时称“票拟”，严格地说，票拟并无法律效力，只是供皇帝参考的意见，皇帝同意了，再用朱笔抄正，时称“批红”（晚明由于皇帝怠政，批红的大权常常落在司礼监秉笔太监手里），方为朝廷的正式政令。所以，张居正尽管权倾朝野，但他的权势也只能建立在没有合法性的隐权力之上。比如，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相结交，里应外合操持“票拟-批红”的程序；以私函授意亲信上奏言某事，自己再借票拟之权批准这项建议；在函件上对官员的升迁作出暗示，以此来获得他们的效忠。
这相当于是在正式的行政机构之外，私自设立了一套合法性可疑的隐权力系统。在蒙着道德遮羞布的晚明官场，如果说海瑞的道德威力让厌恶他的人也不得不“服其名而不敢抗”，张居正赤裸裸拥抱权力的行径，则难免受到自诩高风亮节之人的鄙夷，也给了清流集团攻击他的道德口实。他固然可以透过隐权力系统，“上窃朝廷之权，下侵六曹之职”， “威柄之操，几于震主”，但这种缺乏道义支持的隐权力恰恰构成了他的“原罪”，隐权力越大，原罪越深。他固然也可以运用权术、以皇帝的旨意将非议他的反对派重重治罪，使他们敢怒而不敢言，但埋下来的定时炸弹必定在哪一天对准他的道德死穴爆发。果然，万历十年（1582年），五十七岁的张居正撒手西去，死后尸骨未寒，即受到了朝廷清流的道德清算，一直活在张居正阴影下的万历皇帝也借此出了一口恶气：下旨籍没张氏家产。抄家时张居正的一个儿子也被逼死。当时海瑞赋闲在家，没有机会参与“倒张运动”。
如果海瑞在朝为官，他会如何看待放松了道德自律的张居正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或许我们可以从一则小插曲来揣测：张居正“夺情”被议那一年，南方在流传一篇据说是海瑞所写的《劾张居正疏》，虽然这是江南士子假托海瑞之名的伪作，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海瑞至少是能够被清流派“拿”来当作倒张的一面旗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居正正是在以“海瑞精神”为代表的道德原教旨主义的炮火下而身败名裂的。张居正称得上是明代最伟大的改革家，他的性格命运却让我们忍不住嘘唏：他藐视“沽名卖直”的道德表演，给自己的道德约束并不严格，结果坐实了言官对他“贪滥僭奢”的指控。
他又过度倚重权柄之力，既以铁腕清除帝国积弊，亦以权谋压制官场异己，最终给自己套上了“招权树党”的罪名。难怪海瑞如此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相比之下，作为一名道德原教旨主义者的海瑞，则大致是“工于谋身，拙于谋国”的。他生前名动天下，被誉为“当代伟人”；死后也是哀荣备至，“赠太子太保，谥忠介”，青史留名，万世景仰，不似张居正毁誉参半；在民间戏曲与文学小说中，海瑞更是成了正义与勇气的化身。但历史的吊诡是，被奉为帝国耀眼的道德标签的海瑞，并未能改变帝国堕落的趋势，官场依旧腐败，贪官照样横行，五十年后，大明灭亡。而这个糜烂的王朝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五十多年，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有赖于张居正当国十年的财税改革以及张氏新政积累下来的财政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