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杜撰了一个“权力值”的概念，用来估算官场权力的含金量。权力值越大，敬畏、服从它的人就越多，它能换成的收益也越高。老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个知府的权力值如果换算成金钱，至少值十万两银子。不太严格地说，权力值与官阶成正比，官做得越高，权力值越大。在清代，一个巡抚的年收入大约有二十万两银子，知县的年收入约有三万两银子。不过，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由于官场上存在着隐权力现象，有些官阶很低的小吏，只要朝中有人，他的权力值可能就会远远超过同级别的其他官员。官场中还有一些人甚至连官员身份都不具备，比如师爷、长随这类角色，因为掌握着隐权力，他们的权力值也绝不逊色于朝廷命官。所以我们必须补充说，权力值与隐权力也成正比例关系。一个官员要实现自身权力值的最大化，大致也有两个途径：第一，正式权力的增量，即俗话所说的“升官发财”。第二，隐权力的增量，比如结交权贵，获得官场要员的庇护；拉拢人心，谋取更多的私人性效忠。由于隐权力妙用无穷，后一种途径甚至更为重要。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管是想获取更大的正式权力，还是想捞到更多的隐权力，都需要支付成本。
本文的目的，就是来核算一下官员的权力成本，特别是维持其隐权力的成本。为了避免空谈，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分析样本：做过知府、道台、布政使的晚清官吏张集馨，他的自撰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对自己的仕途经历以及当时的官场世态，都有非常详尽的记述。从投资用途的角度来看，官员的权力成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获得权力的初始成本，因为按照帝国的制度，任何人要进入官场混，首先都需要取得当官的资格，拿到官场的入场券，然后才能分配到一官半职；二是初始权力到手后如何维持、保养、增量的后继成本，不支付这个后继成本，权力就会慢慢折旧，甚至到手的官职也可能会飞走，更别说继续进步、升官发财了。我们先来核算一下权力的初始成本，看看帝国的子民拿到一张官场入场券要花费多少钱。在捐纳体制下，这笔账比较容易计算，比如清代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开捐例，各类官帽子明码标价，我手头有几份清代捐纳银数的材料，正好制成一个“卖官价目表”（见下）。原材料中的价位精确到个位数，我四舍五入地把零头去掉了。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在乾隆中叶，你只要掏得出四五千两银子，就可以当上知县；假如舍得花一万多两银子的巨款，则可以当上道员。
乾隆年间的银子比较值钱，按其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当时的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200元人民币，四五千两银子大致值90多万元，一万六千多两银子则有300多万元之巨。应该说，在乾隆年代，走捐纳的路子，初始成本是巨大的。不过，到了光绪晚期，这个成本就大幅度降下来了，因为朝廷滥卖官帽，官位含金量大大缩水，这时知县的标价是一千两银子，道员的价格也才四千七百两银子。清末白银的购买力已大不如前，一两银子折合成人民币约100元，也就是说，只要掏10万元，知县的官帽子就送你了；当县丞就更便宜了，2万元搞定。张集馨有位胞兄因为读书未成，亲戚便出资给他捐了一个卫千总（领运漕粮的下层军官），也算是吃上了公家饭。不过，通过捐纳换取官场入场券，属于“异途出身”，是被人瞧不起的，皇帝对他们也很不放心，比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皇帝召见张集馨时，就明明白白地说：“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当时受人尊重的是“正途出身”--经由科举及第而获得当官的资格。不过，我们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则比较麻烦。
从理论上而言，科举考试是免费开放的，但帝国的科举制又与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参加科考的人势必要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才有望考中，而旧时可没有义务教育福利，受教育是要自己付费的。另一方面，到省城参加乡试，或者进京参加会试，都不能没有盘缠和其他用度，这笔费用也是穷苦人家难以支付的。现在我以张集馨的科考经历为例，大略地评估一下他为获得官员身份所付出的经济成本。按照明清科举制，帝国的子民们必须先通过“童试”，成为县学（相当于市县级的公立院校）的学生，即取得“生员”的功名，才有资格参加下一轮的选拔赛（乡试与会试）。被录取进县学之前的考生，不论老幼，都称为“童生”。童生一般在社学（里社出资的学校）、族学（家族出资的学校）、家塾（家庭学校）完成基础教育。张集馨从五岁入家塾开蒙，到二十二岁进京捐监，当了十七年童生，这么多年，张家该付出多少教育成本呢？旧时，最大笔的教育成本体现为支付给塾师的薪水，称为“束修”。张集馨的自撰年谱对他的每一位受业老师姓甚名谁、道德文章如何都有记述，却偏偏没有留下束修方面的记录，因此我们只能寻找旁证。
与张集馨大致同时代的丁日昌（张生于1800年，丁生于1823年）曾经制订了一份《社学章程》，其中规定：“塾师一人，课徒以十人为率，每月酌给束修缮金五千文，月费一千文，按月支领。”从中可以看出塾师的月薪约为六千文。家塾的束修与社学大体相当，根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江浙一带（张集馨是江苏仪征人）的家族延请塾师，束修也是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银子大约有四两，折算成人民币大约有600元。当时一个小康之家一年的花销大概也就四十两银子，要寻常人家每个月掏出四两银培养孩子，一年下来，差不多就得五十两银，确是难以承受的负担。难怪张集馨说：“余自发蒙后，因家贫无力延师课读，频年易师，学业颇荒。”他还曾数度附读于亲戚家，以此节省一点学费。可见，为了支付张集馨入仕的这个早期投资，张家是捉襟见肘的。
道光元年（1821年），二十二岁的张集馨没有参加完童试，即还未取得生员的功名，便带着叔叔赞助的二百两银子，进京读书。按清代规定，未获得生员资格的考生，如果想参加乡试，还有个变通的办法：到国子监捐个监生，相当于到京城的国立大学当自费生，这叫做“捐出身”，有了国子监学生的身份之后，便可以参加在顺天府（北京）举行的乡试了。张集馨准备走的就是这条路子。那么捐监的费用是多少呢？张集馨没有明说，不过我们可以从其他材料找到大致的价目，据道光十一年（1831年）户部（财政部）的规定，凡俊秀（指未获得生员资格的读书人）捐监生，需纳一百零八两银子。此外，捐监的人还需要到同乡的六品以上京官那里开一份保证书，证明捐监人身家清白、并无造假，这叫做“印结”。印结当然也是要付费的，叫“印结银”，这笔钱，大概也得几十两银子。在光绪后期，因为官位贬值，甚至还出现印结银数倍于捐官费的怪事。
张集馨捐监时还差点出了意外，因为他带来的银子被一个亲戚借走了，对方竟不肯还，几乎误了捐监大事，幸亏他的当卫千总的兄长恰好押运漕粮到京，才帮他垫付了捐监的费用。道光二年七月，张集馨捐监、印结等手续办理完毕，八月便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结果高中黄榜，成功晋身为举人。但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张集馨榜上无名，只好继续留在京城读书。这时候他找到了一份当塾师兼抄抄写写的工作，月薪七两银子，生活总算有了着落。但三年后的会试，他再一次名落孙山。在清代，举人也可直接授官，这叫“一榜出身”，远不如“两榜出身”的进士腰板子硬。所以张集馨一边铆足劲继续考进士，一边接受礼部（教育部）安排，到一处国立学校当教习，一般教习期满，就可以当个七品知县。在礼部报到时，张集馨还被办事员索去二十多两银子的手续费。
道光九年（1829年），正是张集馨而立之年，他第三次参加会试，这回总算中了，成了新科进士，在复试、殿试、朝考中均成绩优异，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是帝国的储才机构，翰林学士被视为“清贵”之官，虽然没多少权力，但前途无量。至此，张集馨总算拿到了一张响当当的官场入场券。为着这张入场券，从张集馨入京捐监算起，他整整用了八年时间，如果从他五岁开蒙算起，则用了二十五年时间。二十五年寒窗苦读，这中间付出的心血、精力姑且不计，我们单来计算经济账，而且只估算与求仕相关的支出，居京的生活用度则略去不计……根据张集馨的记述，他在五岁之后、二十六岁之前，一直有请老师授课，我们按平均每年支付给塾师的束修为四十两银计算，二十一年下来，大概需要八百多两银子，即使扣除了中间几年因借读于亲戚家塾、学费有所减免的因素，张集馨为接受教育而投入的本钱也应该有六七百两吧。加上捐监一百多两、交印结银几十两、被礼部办事员索去手续费二十多两，再加上张集馨没有记及的其他支出，比如拜谢座师、应酬同门等费用，合计起来，至少也有一千两银子了。这笔钱，到了光绪晚期，足够捐一个知县、五个县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