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备战，我们一度转移到北京西山。江青正在看文件，打铃叫我。她对我说：“小杨，现在的国际形势很紧张，苏联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随时都会发生，他们的战术很可能是首先对我们的首都进行大规模地空袭，然后是装甲部队的大举进攻。我们的军队虽然在‘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做好了战争准备，但是，现在的战争是残酷的。咱们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例如学会急救，包括包扎、涂药、人工呼吸，对伤者进行转移等。更重要的是学会开汽车，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会，我自己也要学开车。你今天就召集大家开个会，进行动员。都要行动起来，你首先带个头。学开车不能影响工作，你们要在我休息的时候学。咱们都会开车了，如果遇到敌人袭击，司机被打死了，警卫员开起来就跑了；如果警卫员又被打死了，秘书开起来就跑了；如果秘书又被打死了，护士开起来就跑了，如果你们都被打死了，我自己开起来就跑了。这样，我们增加了逃生的机会。坐以待毙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我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办。”她说：“那好，你们要把学开车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
我们工作人员谁都想学开车，会开车了可以增加一门技能，只是以前没有机会，没有条件而已。现在可好了，大家都很高兴。我把江青的意见报告了汪东兴，他也很支持，并告诉警卫局交通科科长曹志秀给我们准备一辆教练车。
曹科长很快给了我们一辆苏制的旧嘎斯六九。这辆车开到西山以后，我是第一个学的，我的师傅是警卫局二处司机王自开（他后来给董必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开过车），他把车开到香山停车场，教我挂挡、起步、刹车、转向、换挡。他教得耐心，我学得认真。一个小时以后，我就把车开回住地了。从那天起，我就自己在住地练习。有时由师傅陪着，把车开到十三陵、通县和人多车多的王府井、前门大街练习，两个月以后，我就拿到了正式的驾驶执照。以后，其他工作人员相继学会开车了。江青关于学车的意见传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人员那里，他们也纷纷效仿，不少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学会开车了。
江青是个爱动不爱静的人，刚到那里的时候，因为怕敌人轰炸，所以没有敢外出活动。
过了一周以后，她耐不住性子了，想乘汽车外出转转。她怕乘坐着普通汽车不安全，就要求乘坐保险汽车，即使这样，她还是不放心，想自己学开汽车。
江青正式从西山回到钓鱼台以后，马上提出也要学开车。这件事，可叫我们犯愁了，怎样才能保证她的安全呢？叫她学吧，万一发生一点点问题，如何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不叫她学吧，谁能说服她？我们知道，她想干的事，非干不可，除了毛主席任何人也拦不住——这就是江青的性格。我就把这件事报告了汪东兴，他更了解江青的性格，答复：“那就叫她学吧，你们要想办法保证她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错。”
江青要求学开车，组织上又同意了，具体工作还是由我们来办。用嘎斯六九当她的教练车肯定不行，挂挡、起步、换挡这些活儿她干不了，只能用自动换挡的红旗轿车。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和警卫局汽车修理厂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安装一个辅助制动器，在紧急情况下教练员也可以采取刹车措施，以防止碰撞。经过试验，效果不错。训练场地就定在钓鱼台院内，因为那里院子大，车辆少、人员少、道路平坦。
江青学车的教练员是她的司机李子元。
江青第一、二次学开车，比较小心谨慎，也能够听从教练员的指挥，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第三次开车，她的胆子比第一次大多了，油门也加大了，车速快了。教练员几次提醒她开慢点，她就不怎么听了。在17号楼西侧路由北向南行驶到10号楼路口时，向右打轮往西拐弯，她既没有减速，也没有收油门，拐过去后来不及回轮。这时，她慌了神，手忙脚乱地加大了油门。教练员一边踩辅助制动器，一边帮她回轮。一个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柔弱女人，不知道那时从哪来了那么大的劲儿，李子元硬是没有把方向盘转过来。汽车一下子就上了30度的土坡，撞到一棵杨树上才停下来。车的前大灯小灯全撞坏了，机器盖也鼓起来了。一辆很好的大红旗轿车撞成那个样子，她毫不心疼，从车上下来，看了一眼说：“不碍事，没有关系，我还学。”嘴上虽然说得轻松，但事实上她害怕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提学开车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