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我再次踏上运载过我第一声啼哭的黄土地时，最不能抹去的是曾经覆盖过它的那块灰色天幕，垂挂在天幕下的雨丝，以及隐匿在天幕中的玄妙天机。那时候我扛着铁锹在沙丘上逆向独行。
那些连绵起伏的沙丘从内蒙古西南部蜿蜒而来，犹如一峰峰负重致远的骆驼，迈着深沉的步子向南挺进。
前方约一公里处凸现出一座高大的沙头，是方圆百里的制高点。隐逸在茫茫烟雨中，它独自擎起一片摇摇欲坠的苍穹。我的目光透过朦胧的雨雾渐渐爬上那沙头，又沿着沙头的另一侧凝视沙窝深处，那是我此行的目的地。我不时回头张望，恨不能脊背上也长出一两只眼睛来。村子里纯一色的土屋在如织的雨幕中显得更加矮小，活像蛰伏在灰色放大镜头下的一群蜥蜴，用极其隐蔽的视线窥伺着我，我甚至觉得蜥蜴在微微蠕动。蜥蜴肚里钻出一个人时我猛然间打个冷颤，旋即把身子藏在沙丘背后。钻出来的人是民兵排长龙黄泥，就是昨天跟我打架的那厮。他此刻正悄悄瞅我的驴踪呢。我私自出去挖甘草，叫这家伙看见就糟了，社员会上我得承受很多很多的唾沫星子。看样子我没进入排长的视野。他仰脸看看那里的天空，撒了泡尿就进去了。干这种怕人看见的事我绝对是头一回。
让时间再倒退两个钟头，也就是这天的一大早。从蒙胧的睡意中醒来的我，习惯性地伸手去摸枕边的衣服，摸着的却是母亲冰凉的脸。同时也从她嘴角摸出一点微弱的声音：“睡吧，再睡会儿，好不容易下雨。”这时候听说下雨，我仿佛突然跌进了伊甸园，一望无垠的园圃，一望无垠的安宁。下雨天是天定的休息日。我闭上眼睛又续上前面的梦。
母亲说话时是站在地板上的，嘴唇几乎贴着我的耳朵，大概是怕吵醒父亲和弟弟，母亲总是第一个起床，然后轻手轻脚做她能做的事。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一起床就能吃到早饭了。我们吃饭时她清理房间卫生，我们吃罢了，她便认认真真去刮锅底的剩物。
可今天早晨我们吃饭时母亲疲惫地躺下了，这种反常现象使我意识到一件大事。我说：“我去找大夫。”母亲睁开眼睛，眼神哀哀的。我走山门时却被光着脚追出来的父亲阻拦了。父亲说不找啦，前两回给她输血的钱还欠着哩。父亲垂着头，像个没完成作业的小学生。
母亲的病是三年前得的，不痛不痒，就是疲乏。赤脚医生说，是再生障碍性贫血，不容易治好，只能靠输血延续生命。从那时起就好像吸血鬼藏在母亲体内，每隔三个月就得喝一次血。吸血鬼的胃口日渐增大，后来是每隔两个月喝一次。现在每月一次都喝不过瘾。家里被喝得一贫如洗。掐指算来，吸血鬼断炊已有月余。吸血鬼断了炊就要吃人。不吃别人，专吃我的母亲。为了不让母亲被吃掉，我只能向这博大的土地索取了。
我一口气跑进沙窝里停下。高大的沙包环抱在四周，可有效避开那些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的人的眼睛。这里有一片葱茏的甘草秧。立秋割草时，杀气腾腾的镰刀横扫了整个原野。这片甘草秧能躲过那场片甲不留的杀戮，应归功于这沙窝的隐蔽性。这是一个被镰刀和铁锹遗忘的角落。集体挖甘草时也曾有铁锹光顾过这里。但从地形判断，甘草榔头至少在两米深处，挖到它极为困难，于是这片绿色就久久地幸存在这荒漠深处，吸日月之精华，集天地之灵气。
说起榔头，那是甘草的根，也是挖甘草人的最大的希望。几乎每一根榔头都能引出一串动人的故事。在集体挖甘草的过程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刻莫过于在挖的时候看见榔头。这时候，执锹人就用三个字向四方报捷：出来啦！人群围过来时，坑子里就响起锹头拨拉榔头的声音，声音里洋溢着不可抑制的冲动和快感。围观者则往往羡慕地说：“啊，足有锹把粗。”如果围观者中有一位善于想像的姑娘，她就会放飞想像的翅膀，她会想到锅里舀饭的勺子，想到老牛车上的皮绳疙瘩，想到梦境里男人胴体的某个部位。她脸上会莫名其妙泛出两朵红晕，神秘兮兮地从人群中溜走。
傍晚过秤是最热闹的一幕，社员们把一天里付出的辛苦，挖出的甘草背到队部，难免攀比一番各自的劳动成果。讲讲某一根榔头的来历，讲讲自己怎样怎样不走运，否则，还能多挖多少多少斤。一捆甘草上秤，秤砣就成了黑色遥控器，牵引众多目光沿秤杆滑动。目光最终关注的倒不是甘草捆的重量，而是它主人的名次。步入20岁后这两年，冠军的金交椅一直由我把持，不过也时常受到挑战。有一回，金交椅就险些被一向不受人重视的周歪脖子夺走。
周歪脖子论苦力还不如妇女，那次一鸣惊人全凭了运气。周歪脖子的脖子不是天生就歪的。小时候村里闹饥荒，骨瘦如柴的他有一次在自己的粪便里捡玉米豆吃。他爹见了就一巴掌扇过去，他本能地一偏脑袋躲过那致命的一掌，可脖子却再也没直起来。那一掌没打着他的脸，却打掉了他一世的尊严。脖子影响了全身的发育，他十多岁时还显得出奇的呆滞，常有一些苍蝇在他眼皮上打情骂俏，甚至干一些繁殖后代的勾当。有时为一蛋眼角屎几只苍蝇争得剑拔弩张，他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即便是潜心修炼得了相当功夫的人怕也难以如此。长大后他因为力气小，常被一些厚脸皮的婆姨骑着脖子当驴使。就是这样一个周歪脖子，也曾有过一次夺冠的机会。
周歪脖子喜欢扛着锹无所事事地转来转去，见了甘草秧也懒得动锹。他走路的姿势逍遥自在。远远望去，像一个飘忽不定的幽灵，独自游荡在空寂无垠的原野上。晃悠到快收工了，他就一鼓作气挖上一阵，收拾一堆死毛烂串回去交差。那一次他转得乏了，就倒伏在一个硬土坡上歇息。一根甘草秧不小心在他脖子拐弯处划了一下，他就来了气，抓住那甘草秧狠狠扯了一把，竟扯起一根手指头粗的溜地皮串。他站起身又扯了一把，就扯到一根比锹把还粗的榔头上了。看那土坡上甘草秧还不少，他就浑身来了劲，连扯带挖干了大半天，就把整个土坡扫荡一空了。
下午，周歪脖子踏着斜阳的光芒满载而归。甘草的梢串在他背后迎风招展。锹把横在脖子拐弯处，锹头发出灿灿白光。那时正值初夏，原野上的打碗碗花儿像画上的一样亮丽。花和甘草的芬芳一股脑涌入他的肺腑，使他有些飘飘欲醉的感觉。路过社员家门口时他故意作出踉跄的姿势，一步三摇，活像一头超负荷驮载的毛驴。这时候就会有人从院子走出来美美夸他一番，他也顺水推舟过过吹牛的瘾。如果哪家院里没人，他就把甘草捆堆在院墙上假装进屋讨口水喝，顺便把屋里的人引出来。如果屋里的人不上钩，他就硬说甘草捆重得背不起来，需要人扶一把。他不怕绕路的辛苦，让甘草捆在全队人眼里过了一遍，这才慢悠悠摇晃到过秤点。此时已是傍晚时分，落照给队部豁牙露齿的院墙镀上一层柔和的古铜色。他的凯旋惊得人们目瞪口呆。一位爱耍嘴皮的婆姨嗲声嗲气地说：“咿，周歪脖子今儿咋啦，是瞎麻雀撞到谷垛上啦，还是瞎猫碰上个死老鼠？”
周歪脖子给骂得心里甜丝丝的。
队部院里长着一棵歪脖子树，若除去树冠，个头粗细跟周歪脖子的脖子不相上下。树脖子是队里的牲畜蹭痒时渐渐蹭歪的。周围没有其他植物，歪脖子树便独领风骚自成一景，常引得一些过路飞鸟绕树三匝啾啾不绝。周歪脖子把脚步停在歪脖子树下，背对着树，把甘草捆搁在树脖子上。大家指着甘草捆评估了一番，都说今天的冠军非周歪脖子莫属了。谁料想一过秤我还是比他多了半斤。和冠军失之交臂的周歪脖子把树脖子重重拍了一掌，痛惜地大叫：“我的一根顶粗的榔头叫猪吃啦，足有一斤重！”歪脖子树吃了这一掌，得了灵性似的摇曳不止，把墙上的古铜色摇得支离破碎。
“叫谁家的猪吃啦？”骑过他脖子的一位婆姨问。
“还有谁家的？”周歪脖子说，“不就是王三疙瘩家的挨刀货。”
“他家的猪咋能吃上你的草？”
“我把草捆放在院墙上，谁知……咳，就怨老龟孙子的院墙低。要不，猪就是踩着高跷也够不着。”周歪脖子说话时急得脖子直往端扭，脖子拐弯处的筋鼓得刀背似的突起，险些从皮肉里蹦出。
过秤停当，大家七嘴八舌还在议论：“日怪，周歪脖子那捆草咋看也有一百斤，一过秤咋连80斤也不到？”“咳，这你还看不来？他专门把草捆得松松散散，骟驴的鸡巴———虚着哩。”
离开队部时周歪脖子还在为失去的榔头鸣不平，还不时用敌意的眼睛看我。
我把上衣一丢就投入战斗。我在甘草秧最稠密的地方挑开一道两米长的壕沟，挥舞着铁锹层层深入。雨丝儿像在空中受了什么点化，以更大的力度抽打着我的脊背。明知下雨天不会再有人到这沙窝里来，我总还是觉得有无数眼睛在盯着我，尤其是民兵排长那双暗藏杀机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小，眼皮上那两颗对称的黑痣却很大，大得有些刺眼，让人感到别扭。昨天打架时由于离得很近，我才发现他的眼睛跟蛇眼睛一样明亮。架是在沟南的开阔地打的。开阔地是民兵演练场，也是民兵排长的用武之地。开阔地中间有一眼深井。站在井底仰望，只能看见碗口大一片光明。据说井已有几百年了。周围好几代人都靠吃它的水长大，长壮，长老，最后长成古人。大炼钢铁那阵子，井口的辘轳被拆了，因为辘轳身上长着一根铁摇把和几十根铁钉。如今井已被岁月的风尘掩埋了一截，成了望不到底的枯井。
昨天排长就站在井台上发号施令：“爬下！”我们争先恐后地爬下时有一个人笑了。
“寡妇梦见杘啦，笑啥？”排长骂了一句。顺着排长的视线我们发现笑的人是队里的小学老师。笑容在他脸上停了片刻，就被收敛了。
“爬着走！”排长又下一令。我们往前爬时小学老师不由自主又笑了。排长上前拽着他的领口把他扯起来，扯着嗓子问：“到底笑啥？说！说不出个渠道，叫你狗日的知道知道龙王爷长着几根胡子。”小学老师死活不说。笑容像几条干瘪的虫子顽强地爬在他脸上。排长向那笑容苦苦相逼：“说呀，说呀，你成了腊月的驴杘———缩啦？”
我受不了这令人窒息的僵持局面，鼓起勇气说：
“排长，军事术语用错啦。应该说卧倒，匍匐前进。”
排长蔑视了我一眼，说：“嘿，你小子，瘸子的屁股———斜门儿。”排长把矛头指向我时，抓领口的手渐渐松了。这时候，爬在我身边的周歪脖子一跃而起。周歪脖子居高临下对我说：“卧倒是说牲口的。你想当牲口，我们可不想。”
排长得了这一臂之力更是不可一世，说：“你听听，嗯，你想拐着弯儿骂人，连你狗日的本人也骂啦。积点儿德吧，你妈为啥得那种病？还不是老先人缺了德？”
仇恨的火在我的胸中燃烧。排长见我要站起来，就先发制人，飞起一脚向我的脸上踢来。我仰身躲过，然后鱼跃而起。他趁我立足未稳便挥拳打来。我下巴吃了一拳，便就势掐住他的喉咙，死死不放。他像吊死鬼似的舌头伸出老长。小学老师见我要开杀戒，慌忙扳开我的手指。排长艰难地从喉管里挤出两个字：“等着。”
坑沿漫过头顶，我才有了安全感。就是排长站到沙头上，也不会一下看到我的。这里的甘草是没人挖过，枝枝杈杈都像发了酵，连栽子都有普通的榔头粗。果然，在大约两米的深处榔头出现了，胳膊腕粗的榔头，间隔一尺一个。我把大坑作为立足点，再顺着榔头挖小坑。隔几分钟就有一根榔头问世。我要将榔头转化成粮食，从吸血鬼嘴里换回母亲的性命。劳动的神圣感第一次从我心底升腾起来，渐渐地把我的情绪推向高潮。然而还是有两道黑色的障碍隐隐盘桓在我的思维网络中。我思考着，首先得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甘草送到收购站，然后还得跟收购员拉上关系。我正想像着设法绕过这两道鬼门关时，一个可怕的影子悄悄走来了。这不是排长的影子，更不是周歪脖子的影子，是死神的影子，我只感到身后的沙土山一样压过来，把我的身子压倒在坑底。脑子里的思维网络也被压成一条恐惧的直线。我使出浑身解数向上鼓劲，可怎么也撑不破这可怕的梦境。我第一次感受到死神的臂膀是如此有力，只要它抱住你，就能从根本上征服你。
良久以后，我终于在死亡的边缘搜索到一丝希望。我的鼻孔正好对着榔头坑，一时半会儿不会窒息。身子倒下时双臂本能地抱在脑门上方，心脏还能自由跳动，这或许是死神履行职责时的一点失误。如果我能熬到吃午饭的时候，或许父亲会出来找我。我留在坑外的衣服，还有那几根榔头，都会向他解释一切的。
于是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眼皮下那个黑洞洞的榔头坑或许就是通向地府的门户。压在我脊背上的那一层沙土把梦幻般的尘世阻隔在千里之外。跳动在尘世间的影子似乎有着非凡的穿透力，它们穿越物质的阻隔，接踵走进我的脑海里来。排长的影子也进来了。排长的影子走进来时，别的影子便匆匆告退。这小子，这时候还是这么霸道。这小子打自从娘肚里爬出来就注定了是我的冤家对头。我和他的恩怨应该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有了他，我的整个小学时代都是在灰色恐怖中度过的。
那时候，因为路远，我们中午是不回家的，用随身携带的一袋炒面做午餐。到校的路上，炒面就实行了统一管理，也就是说把我的炒面倒进他的袋子里。他说这就叫共产主义。中午我最多只能吃到他袋子里四分之一的炒面。碰上他胃口好，我就只能饱饱眼福。他是在嘴里用唾液把炒面和成面泥下咽的。有时唾液接济不上，他又急于下咽，结果是炒面反其道而行，他就变成吞云吐雾的妖怪。眼巴巴瞅着他把最后一勺炒面送进嘴里，再仰起脸把袋子抖个底朝天，我就一口气跑进一块种过白菜的地里，一边刨菜根一边喝着呜呜的西北风。
夏日回家要路过一片西瓜地。他指使我去偷西瓜，自己在地头观敌守阵。因为我不干，鼻子上没少挨他的鞋底子。鼻孔开了闸似的往外冒血，他还是不肯罢手。那一地的西瓜都欠了我的血债。即使他偶发善心，西瓜藤的清香也会冲开我的鼻孔的闸门。
读完小学我俩都做了队里的劳力。我在业余时间继续攻读小学以外的课程，他却把目光投向权力之争。排长的军衔也是他在农业学大寨兴修水利那阵子捞到的。为此他也曾费过一番苦心，有过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迹。他先是叫我帮他编一段快板，在工地上鼓舞士气。我不同意，他便气呼呼说了声“等着”，悻悻而去。快板不久还是编出来了，是他和队里的小学老师合编的。说是合编，其实也就是小学老师一个人编的，他只是规定了一下思想内容，但功劳却全在他龙黄泥的名下。那段快板当时也还算脍炙人口：
二道沟，苦水井，大搞水利出了名。社员团结一条心，手拿洋镐开水库，开出来人民的万宝库。抽水机，张大口，幸福的泉水万年流。茄子柿子圆溜溜，小心黄瓜碰烂头……
快板引起大队和公社领导的重视，在周围各村久传不衰，连吊在奶头上咿哑学语的幼儿，也一开口就是“大果水梨吃了人”。龙黄泥的名字从此便走进千家万户，多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那年冬天，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吃了不少传奇式的苦。白天他和大伙儿一起挖水库，晚上拿一根钢钎，独自蹲在水库里凿炮眼。有一天早晨，人们发现他爬在水库里的红砂石上昏睡，才认识了这位无名英雄。他手里还紧紧攥着钢钎不放，像横卧疆场的战士紧握着钢枪。人们想扳开他的手指取下钢钎，谁知钢钎早已冻得长在手上，成了手的一部分。那情景悲壮得叫人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大队和公社又被惊动了。红头文件纷纷扬扬向各队下达。学大寨模范、青年突击手、优秀团员，一顶顶桂冠如天女散花似的落在他头上时，他便堂而皇之地登上民兵排长的宝座。当上排长的龙黄泥自然还记得我没为他编快板的事。排长的权力虽在队长之下，可他仍能像巫师一样摆弄我的命运。没人干的脏活重活他总有办法让我去干。他也有办法在我干过的农活里挑出毛病，使我的工分大打折扣。
排长欠我的孽债是算不清的，但最刻骨铭心的那一笔是他当排长一年后欠下的。那天正是集体挖甘草的时候，我在沙蒿林里找甘草秧时隐隐听得有人呼救。侧耳细听，像是妇女队长的声音。我看看四下无人，我心里觉得纳闷，便随口喊道：“你在哪儿？”接着就看见排长从不远处的甘草坑里站起身来。不多时，妇女队长也从那坑子里站起来了。妇女队长长得很秀丽，早就是排长猎取的目标了。看见这种事，我觉得好晦气，便背过身走开了。那年月，桃色新闻是藏在绣花刀鞘里的利刀，杀得死人。我仇视排长，但还是决定守口如瓶。可谁能料到，这条丑闻竟会成为当晚社员大会的主题。更难料到的是，这件事似在货币尚未出现的远古时代人们随意交换两件产品一样，丑闻的当事人和目击者被轻而易举地更换了。
当晚的社员大会是由排长唱主角的。排长先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说美苏争霸愈演愈烈，说苏联军队七天七夜就能打到我们公社，说我们民兵能叫苏军有来无回。围坐在排长身边的大都是年轻妇女，为抢占有利地形，她们有的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她们仰慕的眼神无异于兴奋剂，使排长说得口若悬河，唾沫飞溅。偶有一星半点飞溅到她们嘴唇上，她们也舍不得擦掉，有的甚至伸出舌头舔进嘴里，嘴唇像两条紫色大肚虫微微蠕动，恍如喝了神仙所赐的圣水那样陶醉。排长分析完国际形势就开始讲民兵的事，说民兵绝大多数是好样的，但也有个别的败类。他还说，今天就有一个败类在光天化日之下险些强奸了妇女队长，幸亏他及时赶到制止了。说想知道败类是谁就往墙角瞅，躲在那儿假装看书的人就是。众人的目光像一把把利剑同时向我刺来。我站起身，手指着排长，嘴里却说不出半句话。排长笑眯眯地说：“你先坐下，不要急，这事不光我一个人看见，还有证人。”排长话音未落，周歪脖子就从人缝里钻出来了。周歪脖子说：“你把妇女队长按倒在甘草坑那会儿，我正在沙头上蹲着，排长就在沙坡底下挖草。”
我像是当头挨了一顿闷棍，许久才醒过神来。我拿眼搜索妇女队长，见她正躲在另一个墙角低着头哭泣。她用手指抠着地上的老鼠洞，恨不能从洞口钻进去。此刻我最需要的是她出来说句公道话。排长却抢先一步说：“现在，该叫妇女队长说几句了。”妇女队长只顾哭泣，无语。排长又说：“不好意思说，点个头也算数。我们为的是落实情况。”妇女队长就轻轻点了两下头，情况就这样落实下来了。对我的处罚是扣除当月的工分，附加队长的一拳一脚和队长儿子的两个耳光。我知道一张嘴说不过三张嘴，就干脆一言不发。我满脑子就一个血淋淋的念头：杀人。
打那以后，我每天都在捕捉杀人的机会。我设想过许多方案，比如用杀猪刀，用炸药。但不多不少杀死三个人，不放过一个也不错杀一个，对一个从未杀过人的人来说总还是件棘手的事。就在我苦苦等待机会的时候，又悄悄溜走了好几个月。秋阳又把它的光芒洒向这片苦土。那是一个多事之秋。妇女队长在那个秋天里变成了疯寡妇。她变成疯寡妇全是因了一只兔子。那时候她刚结婚不久，她的丈夫是队长的儿子。她的蜜月尚未度尽，那只兔子就诱杀了队长的儿子。兔子从草丛里奔出来时他俩正走在去割草的路上。队长的儿子一见兔子就本能地抽刀去劈。但由于用力过猛，被他磨得锋利的镰刀不小心就打在他的肩上，雪白的刀刃正对准他的脖颈。妇女队长见他的脑袋向前耷拉下来，就哇的一声哭死过去。后面跑来的人弄醒她时，她就疯了，成了行踪不定的疯寡妇。
我一肚子的杀机被那只兔子带走三分之一，杀人的事被无限期地拖了下去。如果说冥冥中真有一种公道的话，那只兔子或许就是从那里下凡的。可我这个无辜的受害者又为何也被投入死神的怀抱呢？冥冥中的事总有些令人费解。
死神的怀抱无比宁静，宁静得能让人听见它的牙齿在咀嚼生命。我在无比的宁静中与世隔绝了大约两个钟头。到了最后关头，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喧嚣的尘世如缥缈的云烟，可望而不可即。人的灵魂大约就在虚幻和缥缈中渐渐游离在肉体之外，义无反顾地遁向另一个世界。我分明记得自己被一阵风吹进一个鸿蒙的空间，像一架断了线的风筝飘来飘去。我弄不清那里是阳间还是阴间，或许是阴阳浑化的境界吧，我的心灵在不停地呼唤着：“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我终于飘飘悠悠地坠落了。耳边似乎有两个熟悉的声音交替着叫我的名字。一道强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只感觉自己被两个人从坑子里抬出去。这时候我猛然从幻觉中清醒了。我听得出救我的人是排长和周歪脖子。
排长和周歪脖子从死神手中夺回了我。
我在坑外躺下，身子很轻，还是那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我的眼睛很快就适应了阳光。首先扑入我眼帘的是两双沾满沙土的手，紫色的血液正从沙土里渗出来。我昨天亲手刻在排长脖子上的那一抹紫痕此时也显得格外醒目，仿佛旧社会的人在某种契约上按下的手印。排长和周歪脖子在决定救我的那一刻，一定有两个复杂的灵魂逃离了他俩的躯壳。“你没事吧？”排长问。
我说没事，排长说没事就好。排长松了一口气又说：“雨停那阵儿，队长叫你跟周歪脖子去捞枯井。周歪脖子找不着你，就问我咋办。我俩到你们家见你的锹不在库房，就傍着踪找到这儿……”
我告别了死神，被搀扶着登上沙丘。天晴了，整个旷野明亮得耀眼夺目。羊群咩咩地啃食着雨后的阳光，一队大雁正从高远的天空飞过。它们排成人字形，一路高歌，浩浩荡荡地南下。它们的翅膀扇活了几抹轻云，使整个天空也呈现出勃勃的生机。我恍如刚刚来到这个扑朔迷离的世界上，一切都变得陌生了。或许，从前的那个我已经死了，一个新的自我又在从前的躯壳里诞生了。
我被护送回家时，父亲上工去了，弟弟上学去了，母亲仍静静躺着。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悄悄离开了人世，她的遗容同她在世时一样慈祥。
我和排长十多年的仇怨全散了。灾难有时就像甘霖，能让枯萎的藤条绽放出善良的花朵，灾难也能让血淋淋的仇恨变得苍白无力。可没过数日，排长就遇上马高镫短，他苦心经营的权力彻底地付之东流了。
那天排长骑着队里的秃尾巴驴在原野上踽踽独行，他是从公社开会回来的。公社开会时还训练了一番爬滚摔打。民兵营长在他耳边吹了风，说大队民兵连长很快要调走，填补那个肥缺自然非他莫属。于是他装了一肚子喜悦在驴背上优哉游哉。他想，这一步迈出去就成了正儿八经的脱产干部，祖祖辈辈像传递接力棒一样传下来的锄把子到了他龙黄泥手上就要改成印把子了。
他心里云来雾去翻腾一阵，下身的物件就偷偷挺立起来，挺得也没个名堂，不知叫什么东西撩拨着。所谓没个名堂，是后来他自己说的。照常理说应该是有名堂的，男人为灿烂的前途陶醉时，潜意识里无不跳动着女人的影子，尽管这种女人有时是虚构的。女人永远是男人拼搏时潜在的原动力。
排长此刻已经看见村北边的水浇地了。赤色的水库蜿蜒数百米，犹如一条巨龙横卧原野。高粱秆黄中透青，高粱穗紫中透红，远远望去，好似一垛干柴托起一片熊熊烈焰。神使鬼差，他随口唱出那首战争年代流传的歌：
当兵的，不讲理，大闺女拉在那个高粱地，我的大娘呀。
头朝东，脚朝西，腰里头掏出一个灰东西，我的大娘呀。
说的老鼠，没尾巴，说是个蛤蟆没爪爪。
我的大娘呀……
歌声惊动了草滩上埋头吃草的一头叫驴。叫驴摆出一副吹进军号的架势悠长地呜哇了一声，排长胯下的草驴也扯起破锣般的嗓门凄凄切切和了一声。那声音流露出被压迫者的委屈与无奈，也暗示了一种歇斯底里的反抗。叫驴扬起四蹄风也似的扑将过来，灰白的驴肚下面翻滚着一团黑雾。排长看那来头不对，正寻思着怎么办，草驴也就迅速作出反应。它向前猛跑一阵突然止步低头，利用惯性将他从前面抛出去，两头驴就拧扭在一块了。幸亏排长刚在公社练过滚身术，想了个办法从六根驴腿的包围中钻出身来。他气急败坏地说了声“等着”，就向前面的红柳林奔去。他想折柳为械，报那一跌之仇。
排长跑到林边，林子里却是一番风鬟雾鬓的景致。婀娜的柳枝梳理过的阳光下，一个女人的裸体放射着斑驳的银辉。一阵眼花缭乱之后他终于看清楚了，是疯寡妇正四平八稳地摆在那里捉虱子吃。疯寡妇头上插着几朵打碗碗花儿，很有一些返朴归真的韵味。此时她半躺在一个小沙坎上，弓起来一条腿支撑着另一条腿，一对小白兔似的乳房对称地倒伏在胸口两侧。望着这仿佛从天而降的风花柳影，排长方才的报复欲旋即就发生了属性上的变化。他骨头麻酥酥地像是里面钻了风。看看四下无人，只有那两头驴似乎刚刚入境，他便着了魔似的扑向林子里的风景。原想是要有一番昏天黑地的较量，至少也得哭哭闹闹一场，不料疯寡妇倒也百依百顺，甚至配合默契。排长办完事站起身时，叫驴已回到原先的位置上，驮着一轮如醉如痴的夕阳一如既往地吃草。秃尾巴草驴灰溜溜地原地站着不动，十足的负荆请罪相。它下巴拖着一根驴毛拧成的缰绳，如同拖着一条挣不脱的锁链。排长此时已无心惩戒这可怜的畜生。他拾起缰绳纵身上驴，刚刚发生的一切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到了晚间，这个故事就在村里村外不翼而飞。这是排长始料不及的，他原想疯寡妇说到底也是个疯子，一不会告状，二不会讨价还价，可问题就偏偏出在这疯子身上。疯寡妇逢人就说：“某某，可把他老娘闹舒服啦。”有好事者难免缠着盘根问底，她就断断续续把那些罗曼蒂克的细节和盘托出。排长怎样怎样吮吸她的奶头，怎样怎样掰开她的大腿，怎样怎样学着叫驴在她上面活动，一切都说得淋漓尽致，甚至还比划出一些模拟动作。更有好事者还兴致勃勃做了实地考察。他们发现红柳林里除了肉体缠绵的痕迹之外，还流窜着几只背井离乡的虱子。
几天后公社颁发了红头文件，撤销了排长的职务。不久就遇上改革开放，我应聘到外地当了教师。后来父亲随我做生意的弟弟进了城，我们远离了家乡，也远离了家乡的是非恩怨。
我再次踏上回乡之路，已经是15年后的事了。这时的家乡真有些相见不相识了。房屋的搬迁和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住宅格局。村子的边缘地带，深藏不露的机井取代了规模宏大的水库，曾被隆隆炮声送上天空的那些巨石复又沉睡在寂寥的沙土之下。
这次回来，一是想捡回一些童年生活的片断，二是想酬谢一下救命恩人。一下班车，远远就认出周歪脖子家了。他还住着原先的土屋。他显然已被经济发展的浪潮远远抛在后面。于是我决定先去拜访周歪脖子。
周歪脖子以接待一级贵宾的礼节接待了我。周歪脖子说：“夜来梦见谷地里头长出一颗碾子大的西瓜，今儿就真格来了贵人，蓬筚增辉啦。”周歪脖子如今已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生活的担子把他本来就弯曲的身子骨又压出两道新弯。两个孩子都是丫头片子。周歪脖子倒像是安慰我，又像是安慰他自己，说丫头也好，省下供书念字，在地里头帮点儿零碎，她狗日的不添斤也能添两。
周歪脖子媳妇似乎羞于见人，背对着我当当当只顾切菜。被切碎的蔬菜很快就堆成几座小山。两杯水的工夫，五道家乡菜就上了餐桌，接踵而来的是金灿灿的黄米饭。五道菜就有四道是素的，但看得出女主人已是尽其所能了。端饭上菜时女主人一直低着头，垂挂在眼前的头发给她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我最终还是看清了她的面目。我看清她的面目时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我脑子里似乎有一根修长的绳索，一下连缀起三个人来：妇女队长———疯寡妇———周歪脖子媳妇。然而，此时的她已不再是眉清目秀的妇女队长，也不再是返朴归真的疯寡妇了，她是地地道道的周歪脖子媳妇。一头黑白相间的花发压弯了她矮小的身躯，使立在我面前的她如同立着一弯发了霉的香蕉。
“你病———好啦？”我问。
她点点头，无语。
周歪脖子说：“她的病多亏了咱的队长，是队长领到上海看好的，花了好几万哩。”
问起队长的情况，周歪脖子说：“在你走后的第二年队长就发啦。那年咱这儿闹羊绒热，队长没钱买绒就买了40斤棉花，掺了些儿嘴子毛，拿机子一弹，就当羊绒卖啦。一锤子买卖就成了万元户。”
“买绒的人就没来找后账？”我问。
“找啥后账？谢还谢不完哩。”周歪脖子说，“那可是个有来头的主儿，旗收购站的收购员是人家亲叔老子的亲小舅子，人家往假绒里头掺些儿重金粉就赚钱啦。”
五个人同坐在一起吃饭，那道荤菜在出锅前就被两个孩子盯上了，因此，没等在桌面上摆稳就被一扫而空。剩下都是清一色的素菜，我们才算踏踏实实吃了一阵。饭罢，周歪脖子打着饱嗝从一只旧式的双仓柜里提出一瓶二锅头，和我对饮。我说：“我这次回来，是想谢谢你跟龙黄泥的。”
周歪脖子听罢一阵怪笑，笑得人毛骨悚然。周歪脖子说：“想谢龙黄泥？到坟上谢鬼还差不多。”
“他死啦？咋死的？”我忙问。
周歪脖子跟我碰了一杯，若有所思地说：“车祸，就算是车祸。”
三杯酒下肚，才彻底打开了周歪脖子的话匣子：“咳，这事得先从队长那儿说起。队长发了财，家里头就出了个怪事儿，好端端个老婆叫雷击啦。阴阳先生说那天正好是个埋人的日子，说不埋就得再等五天。队长怕尸首放臭，就当天埋啦，埋进了地下———对，叫地下宫殿。宫殿本来是队长给他老爹盖的，不想倒给老婆派上了用场。那女人入殓时还戴了金手镯、金项链。天一黑龙黄泥就去盗墓，不想挖出个活人来。原来那女人没死。队长为了谢龙黄泥，就把那些金子给了他，还给了5000块钱。那小子有了本钱，就做起生意来，先是倒羊皮，后来开砖窑，再后来就跟南方人合资打油井，成了有名的企业家。他在城里头盖了小洋楼，隔三差五换一个女人，床上玩腻了就在车上玩。他把小轿车的驾驶座朝后移啦，又在咱队的洪水沟里头修了十几里搓板路，三天两头开上车在搓板路上跑一趟，怀里头抱个洋小姐。龙黄泥说，汽车上下颠簸能产生一种力，比人在床上晃动的力大得多，办完事人一点儿不乏。那一天车开得太快，翻了两个跟头，他跟洋小姐都死啦，下身都还连在一块儿。就有人说龙黄泥不是死在车祸上，是死在女人的×上啦。”
我们的龙黄泥就在周歪脖子的话匣子里结束了他的最后一次辉煌。我决定明天去坟头告别他的在天之灵，窗外的晚霞已经褪尽，悬挂在西天的大半轮月亮终于走完了被人冷落的轨迹，迎来了炫耀自己的那一刻。周歪脖子拉亮电灯，就有一只荞麦虫从窗外飞进来。那虫子先是蛰伏在地板上装死，继而徐徐蠕动，蠕动时不慎被周歪脖子一口痰给击中。虫子在痰里拼命挣扎，却被周歪脖子的一只脚抹杀了。周歪脖子收脚时从地上扯起一根一尺见长的黄条子。黄条子极有弹性，在他脚下一伸一缩地跳跃。周歪脖子沉思片刻，深有感触地说：“龙黄泥这小子，坏是坏，帮起人来可是真心的。当企业家那会儿他也做过不少好事。他说咱队上乡亲们穷，就给钻了三眼扶贫井，一个子儿没要，说等大伙儿富起来再说。埋他那阵儿，好多人都哭成了泪人人。唉，过去的电影里头，好人光做好事，坏人光做坏事。依我看那些电影演得不对，无论如何也不能对。”
一瓶二锅头碰完，周歪脖子借着酒力，像吐痰似的又吐出卡在喉头许多年的一个秘密：“其实也用不着谢我们，应该谢天谢地。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亏了那天下雨，亏你叫沙子埋啦，要不，你就死定啦。”
“为啥？”我愕然地问。
“你还记不记得沟南那眼枯井？”周歪脖子反问我。我说记得。民兵训练常去那儿。井深得很，扔进一块石头老半天才能听见落底的声音。
周歪脖子说：“头一天龙黄泥跟你打完架，就给队长建议叫咱俩去捞那眼井。队长说行。那天夜里龙黄泥跟我打着手电在井里头做了手脚，把井壁的石头弄松了几块。你把脚踩上去，我就会松开手里头的绳子，叫踩翻的石头跟你一块掉下去。”
作者简介 郭鹏旭，1960年生于内蒙古。早年务农，自学英语，后任教。1997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现任宁夏盐池一中高级（英语）教师，盐池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吴忠市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作家联谊会2000届会员。发表小说等文学作品近20万字，翻译各类文学作品20余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