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军机处
胤礻真，圣祖第四子。母孝恭仁皇后乌雅氏。
设立军机处是雍正帝改革前清政治统治机构的一项力举。自此，历经二百余年的军机处，代替了议政五大臣会议，实际上相当于清以前各朝代的宰相，悉数听命于皇上一人，君权至上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峰……
雍正七年二月，世宗即发出上谕，历数准噶尔罪恶，兴兵讨伐准噶尔，但因路途遥远，军需粮秣，急需专门班子承办，且军报频繁紧急，急须迅速处理，尤应慎密。为使战争顺利进行，世宗于七年六月发出上谕，设立军机房，并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主持办理军需一应事宜，办公地点即在隆宗门内、乾清门外西边小平房内。雍正八年，改名为办理军机处。雍正十年春，世宗命大学士等议定军机处印信。三月初三，大学士遵旨议奏用“办理军机处印信”字样，雍正即命交礼部铸造，并将印信保存于军机处，派专员管理，同时将印文通知各省及西北两路军营。从此，军机处正式成为定制。
军机处设立之初，主要办理战事。雍正九年，世宗认为山东登州是滨海重镇，所辖地方辽阔，只有六千兵丁，怕不够用，遂命军机大臣详细讨论，是否酌量增添兵额。雍正十年，西路军大本营要移驻穆垒，雍正择定六月初四启行，于四月十三命军机大臣通知岳钟琪，将一切事宜须先留心备办，但军营切宜慎密，以防漏泄。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机处的办事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机要政事。
雍正每天召见军机大臣。寅时（三～五点）军机大臣、章京进入值房，辰时（七～九点）皇帝召见或有紧急事务，提前召见，每天召一次，有时几次。军机大臣退出后，按皇上旨意，书写事件，基本内容为告诫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不当等军国大事。撰批抄写后，密封发出，叫做“寄信上谕”，因由内廷直接寄出，故又称“廷寄”。后经张廷玉规划，形成一套制度。凡给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的，叫“军机大臣字寄”；凡给盐政、关差、布政使、按察使的，叫“军机大臣传谕”。字寄、传谕的封函表面都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封口处盖有军机处印信，保密程度较高，且传递速度快捷。面奉谕旨，草拟缮发是军机处的主要任务。军机处根据函件内容决定递送速度，函件封后交兵部，由驿站传送。凡标有“马上飞递”字样的，日行三百里；如遇紧急，则另写日行数于函面，或四五百里，甚至有八百里的。它既保证了中央政令的严格贯彻，速度又较其他公文快，从而提高了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另外，官员所上奏折，皇帝亲自阅览之后，每日寅、卯二时发往军机处录副存档。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世宗从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中指定充任，正式名称为“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初入者，通常加“学习”二字，如“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经正式试用一段时间后，不合格者除去，合格者除去学习二字。军机大臣之下的办事官员为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议政处等衙门官员中选择充任，负责满汉、蒙古诸种文字工作。不论是军机大臣或军机章京，雍正时期均无定员，亦无正式衙门，只设值房，离雍正寝宫养心殿很近。至嘉庆四年（1799年），军机处章京才定为满汉官员各十六人，满汉各八人为一班，各有“领班”一人，轮流执掌。
军机大臣的任用，主要取决于同皇帝的私人关系，不问出身，惟用亲信。雍正年间，担当过军机大臣的有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鄂尔泰、马尔赛、平郡王福彭、贵州提督哈元生、领侍卫内大臣马兰泰、兵部尚书性桂、内阁学士双喜、理藩院侍郎班弟、銮仪使讷亲、都统莽鹄立、丰盛额等。他们的官职，由正一品至从四品，地位相差悬殊，但他们都是深得雍正信任的宠臣。军机大臣中，常以品崇、资深者为“领班”，而被誉为首席、首揆、揆席，其实并无首长，互不为属，各自办理皇帝交办的事宜并单独向皇帝负责。军机处地处宫禁，近在君侧，为皇帝办理军国政要，地位特殊。为防止对皇帝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军机处不设正式官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均为各衙门官员的临时差遣兼任，他们人虽在军机处，但编制和归属仍旧属于原来衙门。他们之间虽有上下级关系，但后者不是前者的绝对属吏，很难结成死党，况一旦有专擅越权之举，随时都可被皇帝开去军机大臣。因此，他们只能绝对秉命于君主。军机大臣奉旨撰拟机务和用兵大事，削弱了内阁权力，使内阁只能草写寻常事务的文件。因此内阁的职权大大降低。军机处从一开始就是为办理军务而设，雍正在任命满人军机章京时又大多从议政处调来，因此使清初以来专门负责军务的议政处也逐渐名存实亡。可见，军机处的设立，大大加强了君主专制的权力。
雍正死后，乾隆继位。守丧期间，一度改军机处为总理处，至乾隆二年复设军机处。乾隆初年，军机大臣傅恒开创了一人不敢承旨、个人不作书谕、改“独见”皇帝为“同见”的作风，更加强了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力。
清代军机处，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在无意之中发现了军机房这一临时机构，并有意识地加强与发展这一机构，使之成为清代特殊的政治机构。它直接秉承皇帝旨意，经办一切重大政务。随着军机处的确立，整个国家的施政渠道做了彻底的改变，官员奏事，原来的制度分题、奏二途，“公事”用“题本”，“一己之私”用奏本，均由内阁承办。军机处设立后，皇帝亲自书谕或面授谕旨，军机处密寄各处，扩大奏折的使用范围，使题本成为例行公事的赘文。至光绪二十七年（19O1年）改题为奏，取消题本，从而把军机处变为中央的主要政府机关之一，实际上是皇帝内廷的办公厅或机要室。
由于军机处地处宫禁，近在君侧，其一切活动均在皇帝的直接授意和严密监视之下进行，因而更便于君权的发挥。因此军机处一经确立，便受到雍正以后各朝皇帝的赏识，沿用不废，并逐渐发展其保密措施，成为即使是王公大臣非奉特旨，也不得擅入的严密之地。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太监不得在侧；王公大臣有奉特旨到军机处恭听谕旨、恭读朱笔或阅看各处奏折者，只得在军机处帘堂内拱立，其他官员一律不得擅入，其帘前、窗外、阶下亦不许闲人窥视；军机处章京的值房也是如此，承撰谕旨，必须在军机处而且必须当日写完，其他事务均不许在军机处处理。都察院派出满汉御史各一名，每天在军机处值房处巡察。军机处的印信也特别注意严加防范。钥匙均为领班之军机大臣佩带，如果有事，值日章京即向奏事处请示，并以金牌为验。金牌宽五分，厚一分，长约二寸，镌刻“军机处”字样。在这种严密监视之下，军机大臣只能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地完全听命于皇帝。这种君主极权的局面使封建皇帝甚为满意。嘉庆年间，御史何元粮以“军务经久告蒇”为由，请求更改军机处名目，遭到嘉庆皇帝的严厉训斥。即使在清末大改官制的高潮中，军机处亦在不议之例，成为有清一代的制度。
整顿吏治
贪污是封建王朝官场上的通病，“康乾盛世”亦不例外，在清圣祖康熙末年，吏治松驰，财政混乱，各级官吏贪污成风，从康熙四十九年（171O年）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共发生贪污纳贿案件三十次，平均每年三次，致使各省藩库钱粮亏空共达九百一十三万余两，米谷二百四十二万余石，严重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国库收入。清廷中央户部存银，康熙四十八年为五千多万两，到康熙六十一年则降为八百多万两。财政危机严重影响着清政权的巩固。地方官以“耗羡”为名，私征加派，收取陋规。耗羡，亦称“火耗”，起自明代。由于田赋由征粮改为征银，各省上缴国库时，需将碎银再加铸造，熔炼成一定数量的银锭，方能起解。因此，销熔时的损耗，即在州县催征田赋时追加出来，取盈以补，追加多少，全由州县自行掌握，成为地方的一项习惯性的主要收入。清军入关之初，为笼络人心，曾宣布禁征耗羡，但事实上办不到，至康熙年间，耗羡又得朝廷默许，征收日益严重，致使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加上各级官吏恃势加派各种名目的附加税，使民间每年于正项钱粮一两之外，有多纳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者。私征耗羡，加派繁多，致使百姓负担过重，民怨沸腾。康熙中叶以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农民反加派斗争时有发生。而清初官俸微薄，经费不足，又使官吏贪污、收取陋规之风愈演愈烈。清廷一品大员仅岁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九十石；七品官仅岁银四十五两，禄米二十二余石。而清廷各级官员的家庭开支远远超过原俸数十倍，入不敷出；且各级行政机构办公经费又极少。康熙二十年规定：各衙门官员每月公费，左右宗人、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总管銮仪卫事内大臣各五两；侍郎、学士、通政、各正卿、内各府总管、詹事、宗人府府丞、佥都、銮仪使各四两；以下各官递次为三两、二两二钱、一两五钱、一两。且外官治理地方，私人支出费用甚多，许多虽系因公所致，但照例亦不得动用正项报销，如宴请幕宾、置办府邸用器、丁忧回乡盘费等，于是各级官吏只好加征耗羡，从中提取费用。连被康熙誉为本朝不可多得的清官陆陇其，在任嘉定知县时，也不得不于每两田赋中加征四分火耗。尽管如此，其属下胥吏仍去者过半，或“退为耕贩以自活”。因此，清廷禁征耗羡非但不可能，反而愈演愈烈。
上述这些弊端严重威胁着清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耗羡私征，一使官吏贪污有据，州县藉以滥行加派，侵蚀正赋；二使吏治败坏，州县私征以奉上司，上司收受以庇下属。因此，解决耗羡私征实际上是解决财政亏空、整顿吏治的一个关键。因此雍正即位之初，即针对此弊进行改革，提耗羡，设养廉，以解决康熙末年出现的财政与社会危机。
耗羡部分归公建议，始自川陕总督年羹尧。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年羹尧与陕西巡抚噶什图同向朝廷上疏，指出秦省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及四五钱者，遂请酌留各官用度，其余捐出，以弥补亏空。康熙皇帝怕担当加赋之名，即批断不可行。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奏请雍正皇帝，提出令州县官在原有耗羡银内节省出二成，交布政司库房，以充一切公事之用，此外丝毫不许派捐，雍正立即加以支持，并鼓励他好好实行。同年，山西巡抚诺岷因该省耗羡问题严重，遂上疏奏请将通省一年的耗银提存布政司库，以二十万两留补无着亏空，其余分给各官养廉，比较完整地向朝廷提出了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建议，雍正即批准其在山西实行。雍正二年正月，河南巡抚石文焯折奏：该省共有耗羡银四十万两，给全省各官养廉银若干，下留十五六万两解存藩库，弥补亏空，将办公费用亦出于耗羡之内。雍正认为此法说得通，行得去，遂批准实行。在雍正支持下，山西、河南首先实行耗羡归公的改革。
雍正二年六月，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奏请将耗羡归公之法令各省通行，世宗即命总理事务王公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官员会议。吏部右侍郎沈近思认为耗羡归公使火耗与正赋无异，不是善法，指出今日于正项之外又添正项，他日必于耗羡之外又添耗羡。左都御史、史部尚书朱轼及御史刘灿也都反对提解耗羡。雍正见讨论不得统一，遂于二年七月初六发出上谕，指出：州县火耗，本非应有之项，但由于官俸微薄和经费不足，耗羡一时难以避免；但历来火耗，均由州县掌握，加派横征，侵蚀国帑，又以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资也取于州县，于是上下徇情，吏治不清。为清除此弊，必须实行耗羡归公，把耗羡银两的控制权由州县转到各省督抚手中，改过去由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为上司拔火耗以养州县，从而达到澄清吏治、消降亏空的目的。于是，雍正决定推行提解耗羡制度，各省督抚纷纷响应。从雍正二年到雍正七年，浙江、甘肃、贵州、四川、陕西、广东、云南、江西、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奉天等地先后实行。由于耗羡归公，事属草创，办法还不完善，有的州县在起解银两时，擅自多留地方公用的火耗银，因此雍正要求州县官把耗羡银尽数提交藩库，然后再由省里酌情分发，这样就避免了州县官的擅自扣留。耗羡银尽数提解，使州县官意识到多征未必对自己有好处，于是许多地方的耗羡率均有所下降，康熙末期的狂征滥派现象也有所减轻。
实行耗羡提解后，雍正又大力倡导取缔陋规。清代，地方官中的下属对上司馈送礼金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上司身兼数职，还要奉送几份礼物，因此地方官为完成规礼，横征加派十分严重。雍正继位之后，即注意革除这一弊病。雍正元年，世宗发出上谕：禁止钦差接受地方官馈赠，督抚也不得以此向州县摊派。雍正二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在计议耗羡归公时认为若规礼不除，州县官还会在耗羡外再行加派以奉上司。因此请将巡抚衙门所有司道规例、府州县节礼及通省上下各衙门一切节寿规礼尽行革除。得到雍正的赞许与支持，于是取缔规礼活动在全国展开。有些官员对规礼贪恋不放，雍正即将其严加处理，以示取缔陋规的决心。雍正五年，御史博济到江南，勒索驿站规礼，江南总督范时绎即行参奏，雍正遂将博济革职，并交当地大员严审具奏。雍正六年，山东蒲台知县朱成元馈送规礼事发，雍正命河东总督田文镜等对其进行审查。田文镜认为：欲禁州县加耗加派，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除陋规，遂请清廷严行整饬。雍正九年，世宗发出上谕，通令全国，严禁收受规礼；倘有再私受规礼者，不仅该员置之重典，其所在省之督抚，亦从重治罪。
耗羡私征本是地方官吏半合法的一项重要额外财源。提解耗羡归公，等于断绝了地方官的一条财路，国家又不增加薪俸，如不另辟财源，官员枵腹从公，必致苛索于百姓，重新导致吏治混乱。于是，清廷决定从耗羡银中提取一部分，发给从总督巡抚到知县巡检等各级官员一定数量的银两，以充养廉之资，名曰养廉银，即是给官员生活、办公的补助费，以此不许他们贪污，保持廉洁奉公。各官养廉数目，主要依据官职高低、事务繁简、地方冲僻和耗羡多少等标准确定。一般说来，雍正年间总督每年的养廉银为两万两左右，巡抚为一万五千两左右，布政使为一万两左右，按察使为八千两左右，道府为五千两左右，州县为一二千两。这样，地方官员的养廉银额超过了他们各自俸银的数倍、数十倍乃至一百多倍，收入有了明显增加。
地方文官养廉问题的解决，使八旗、京官、武职薪俸微薄的现象更加突出。因此，雍正五年，世宗谕令动用两浙、两淮盐课余银四万四千余两，分给旗下大臣及八旗都统以下至参领各官为养廉银两。雍正六年，又下令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侍郎俸银、俸米双倍给予。但双俸仍满足不了京官的需求，于是雍正十一年，又谕令将直省应解饭银九万四千余两分给户部各级官员养廉之用。至乾隆初年，又陆续赐于各部官员养廉银，但其数额远少于地方，最多者不超过五千两。
武官养廉，起于吃兵丁空额，顺治年间即准武将各招随身亲丁若干发给名粮，并不问实额，于是武官纷借亲丁粮食之名任意虚冒。康熙四十二年（17O3年），议准提督以下，千总、把总以上各定亲丁名粮数目，作为养用家口仆从之需。虽有定额，但各官仍开造虚名上册，于定额之外贪污更多的兵丁名粮。雍正十一年（1733年），世宗始命将亲丁名粮裁去勿庸开造，武职随粮亦改为养廉名粮。至乾隆八年（1743年），正式批准武职俱照文职之例支食养廉名粮，遂为定制。到乾隆四十七年，确定武官养廉数额，提督二千两，总兵一千五百两，副将八百两，参将五百两，游击四百两，都司二百六十两，守备二百两，千总一百二十两，把总九十两，至此，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均享受了养廉银。
清廷规定，无论是中央官还是地方官，一般都按季支取养廉银，其用途主要是供大小官员养赡家口，对于督抚来说，还要从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宴请幕宾、犒劳兵丁和公出盘费之用。
提耗羡、设养廉的财政改革实行后，清廷的一些旧官员仍力图破坏。有的主张将耗羡提解到户部，企图以此纳入正式银粮，再以地方公用无着为由，重开私征。为了进一步控制提至省司库的耗羡使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世宗命户部查明各省公费养廉银两，并未造册咨送及笼统开造者，限期造清册上报，从该省议定公费养廉年份起，将额征公费，完欠杂支、余剩未给数目，按年归款；各官养廉起止日月、应得份数、扣除空缺等等，一一注明，以后按年分类造册，随同奏销钱粮咨送户部核销。至此，提耗羡、设养廉的改革大体完成。
耗羡归公和设立养廉银制度，使原先被侵蚀的国赋，用本来为地方官私有的耗羡加以补充，以此保证清朝政府的赋税收入，使国库充盈，财政情况有所好转。清朝的财政经济开始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出现了国库日渐充裕、国家财用充足的好前景，为乾隆时期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提解耗羡后，地方官自知多征对自己并无多大好处，还要落下不好的名声，再加上取缔陋规的实行，基本扭转了康熙后期狂征滥派的现象，多少减轻了一些人民的负担；同时用提解耗羡的部分银两作为官员养廉之用，增加了大小官员的薪俸收入和地方的财政经费，从而打掉了他们恣意贪污苛索的种种借口，在雍正帝的威严执政和妥善管理下，清初官吏贪污纳贿之风被缓和下来，吏治状况有所好转。耗羡私征本是州县把持的地方私权，长期以来，中央政府不予过问，致使侵蚀正赋，国库空虚。改革之后将耗羡提至省里掌握，朝廷以年终造册进行监督。至乾隆五年又将耗羡公开掌于户部湖广司，使耗羡取之有定数，用之有定款，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领导。但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确立，把附加税变成实质上的正税，对非法的盘剥加以承认，对官员的额外搜求亦给予有限度的认可。它的出现，使加赋、贪污和丑行部分地公开化和合法化，因此，我们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其改革的不彻底性和弱点所在，以全面认识雍正所实行的提耗羡、设养廉的改革。
巧驭臣子
雍正帝在位时，施展心计巧驭臣下可谓游刃有余。他刚即位，特别留意军队情况，每有武官军绩突出，他都几乎让其人到内庭觐见，不失时机地施加教训，从而起到笼络军心之目的。参将张耀祖受到雍正三次接见，人们都引以为荣。
张耀祖在江南淮安守城参将任上成绩显著，于雍正元年三月考选军政列卓异优等。为此，漕运总督张大有行文兵部，张耀祖因此于五月初二日抵京，十二日便到乾清门请求皇上接见，当即得到允许。
雍正接受请安，听完张氏的简历后，对张耀祖说道：“你是陕西人，如今在江南做官，想是在江南升的官了？”
“奴才在云南做了六年游击，是奉兵部命令调到江南的。”
“你曾出兵打过仗吗？”雍正问。
张耀祖回奏道：“奴才出过兵，曾随原任云南提督桑格进征云南，荡平吴三桂叛军。”
“你既是那时节的人，也可以说是老人了。”雍正高兴地说道。
仅此对话，雍正便降旨准张耀祖列等“卓异”。三日后，张耀祖奉旨官加一级，升任副将。
五月十九日，张耀祖与新任参将闵文绣奉旨来到乾清门。不想接待他们的是奏事官张文彬，等张、闵二人接过谕旨后，却发现这样一段话：“琼州镇总兵、碣石镇总兵是水师，还是陆路？著兵部查奏。张耀祖、闵文绣还没起身到任，告诉他们不可钻营门路，以防被人愚弄诓骗。”
张耀祖、闵文绣连忙叩头“谢恩”教训，还是张耀祖机灵世故，赶忙对奏事官张文彬说：“奴才蒙主子天恩，已赏副将职，有什么不满足，去求别人钻营门路！”显然，张耀祖既是表忠，又是在自我辩白。看来，雍正似乎抓住了张、闵在京的一些把柄，或者借此招以考验一下张、闵。那么，张耀祖的回话到底能起些什么作用呢？
张文彬立即回养心殿复命。很奇怪，张文彬再出乾清门，传令张、闵二人入养心殿，说皇上要见二位。
二人入内跪请圣安后，只见雍正脸色很和悦。
“总漕张大有做官极好，实心办事，所以推荐你们二人，朕看来他举荐不差。”雍正先给他们一颗“定心丸”。随后对着张耀祖说：“昨天授给你副将衔，尚不足朕任用之意。看你的才干，还可大用，今就授你为琼州镇总兵官。”然后，又转向闵文绣：“徐州副将就赏给你补授吧！”
张、闵二人喜出望外，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美事！所以，他们赶忙叩谢皇恩。起初，雍正做出不接见的样子，只是叫人传出令张、闵迷惑不解的谕旨，然后很快接见二人，这倒不是张耀祖的那段话完全管用了，而是雍正让二人先惊后喜，与二人捉了一阵迷藏。
“你们二人，是朕破格推用的。到任后，务要谨慎供职，恤兵爱民，文武和衷，不可稍分彼此。总是要做好官，为国家出力。倘若辜负朕的擢用之恩，则国法俱在，断不宽容。你们做武官的，倒没有其他短处，只是小器些。如把小器去了，自然前程远大。”雍正连连训诫道。
张、闵二人齐奏道：“奴才一介庸愚武夫，历任以来，从无半点功劳报效皇恩。幸蒙圣上天恩，训诲谆笃，只有益励冰兢，抚宁地方，整饬营伍，以报皇上厚恩于万一。”
雍正听后自然高兴。随后，命赏赐二人各貂皮两张、龙缎二匹。张、闵一一跪领后谢恩退出。这是张耀祖受雍正第二次不寻常的接见。
张耀祖第三次觐见是在五月二十九日。
“看你是个老练之人，所以，无烦再多降谕旨。你到任后，要时时以做好官为念。你是朕特用之人，如果居官不好，岂不负朕擢用之恩？更何况国法森严，就是你犯了罪，法律也在所不容。世上多有年老的人，贪得无厌，你当以此为戒！”雍正恩威并用地说道。
张耀祖知道皇帝让自己说什么话，遂道：“奴才受主子深恩，还敢要钱？”
张耀祖回答极为得体。雍正听到了他要听的话，便将话题岔开，说：“你路经江南时，就向总督张大有传我的旨：朕本想将你放在他的标下，只因他标下只有副将之缺，而他既然奏请一人办理粮务，朕自应允其所请。不过，你效力多年，总不能滞留在副将任上。就让他再另推举一人，无论此人合例与否，朕自然会酌量准行。”
且看张耀祖回答道：“总漕张大有因今年漕粮水师似觉来迟，心甚焦急。他除办漕运外，还看兵丁射箭操练。”张耀祖显然替“伯乐”张大有多说几句好话，这也正投雍正的口径，因雍正对张大有既熟悉又宠信。
“他还操兵么？”雍正很感兴趣地说。
“他还操兵。清晨操练兵卒，早饭后就盘查钱粮，晚间则办明日之事。张大有急欲押船过淮河，以便赶到通州交卸后，赴京给圣主请安。这两日到山东八闸，因河水浅而船受阻，心甚着急。”张耀祖道。
雍正听后嘱咐张耀祖：“你向他传旨，不必着急。上年有水闸缝未清，漕船尚且难行，今年连遭山东干旱，运河水浅，他虽着急，也于事无补。就等有水之时，再紧些赶催上行。朕另有密旨，但只可就你和张大有知道，此外绝不可泄露。将来漕船抵通州误了期限，总漕和催漕文武官员都会有处罚，待参罚到日，朕自然宽恕不纠。这个意思也不可向催漕文武官员泄漏，那是因为他们事先预知此事，将来必至懈弛废事。”雍正的心计从此可见一斑。
“奴才知道，只传旨意让张大有钦遵”。张耀祖叩首回答。
雍正又拉开话题：“广东总督杨琳按才智尚可大用；巡抚年希尧，也是朕委用之人。你又蒙朕特拔，自然会用心协力。广东有些小的窃贼，已经拿获归案。如果尽行正法，恐伤上天好生之仁；若曲加宽宥，又为百姓之害。所以加以抽其脚筋之命，以全其性命。你到后，要下朕的旨意给杨琳等，就说：这一桩事甚合朕的心。”
张耀祖顺势向皇上表示忠心道：“奴才到广东一定传旨意给杨琳、年希尧。但奴才此去琼州，离主子膝前万里之遥，不知哪一年才能回来给主子请安，犬马下情，实在依恋啊！”
雍正听后，不禁笑道：“你到任之后，若想来京陛见，不拘一年二年，到时写来折子奏请就是了。”
“奴才还有下情。圣祖、皇太后一连两件大事（指圣祖、皇太后刚去世），主子悲哀太过，天下文武百官和兵民百姓都仰望着圣主一人，恳祈圣主节哀。”张耀祖说。
雍正点头称是，不免客套一番。又说：“你们若能仰体朕心，做一个好官，保全地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兵民受福，这较之劝朕不更好吗？”说完，将孔雀翎子、香饼赐一些给张耀祖。并补加一句：“香饼是内庭所造之物，广东地方湿热，可将此饼时时携带，就能避瘴气。朕想多加赏赐你一些，因皇太后大事，朕心甚是悲戚，故不暇及此，等他日再说吧。”
张耀祖感恩戴德，第二天就赶赴北方人向来畏惧的广东新任了。
在笼络臣下方面，雍正是个出色的能手，在挑选心腹方面，他亦是毫不逊色，而且一经发现“宝贝”，常常破格提拔。
这又是个极不寻常的君臣对白纪实。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三日，新任云南临元镇总兵官杨天纵被传至养心殿陛见。他一进养心殿，就诚惶诚恐地在御榻前跪伏，赶忙向新君请安。
“以前在哪做官？”其实雍正对杨天纵很熟悉，却明知故问。
“臣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因吴三桂变乱从戍，曾随原任广西提督孙吉略救援湖广郧襄等地，并攻取四川巫山旱抨铺。后来拔补把总、千总，一度跟随四川提督唐希顺攻取打箭炉。事后屡蒙圣祖隆恩，特任为都司、游击、参将。又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特援山东沂州协副将。三任十载，寸功未报，不思今蒙皇恩授臣为临元镇总兵。回想圣祖天恩……”说到这，杨天纵不觉鼻子一酸，竟呜咽不语了。
雍正见状，劝道：“你不必垂泪，朕也心慕皇父难过。”还是雍正肚里能盛得下“悲痛”，他就此岔转话题：“你多大年纪了？”
“臣今年六十七岁。”杨天纵知趣地抹抹泪痕道。
“看你不过五十多岁。”雍正随便说道。
“臣于康熙十五年从戎时已二十岁，今年确实六十七岁。做武官的只有把年纪说少，不敢多说的。臣是顺治十三年（1656年）生的，今年实在是六十七岁。”不想杨天纵对皇上随便拈来的话倒认真起来了。
雍正不愿再讨论这个问题，遂言归正传：“你在山东做副将时表现很好。今放你到云南临元镇，是极边之地，到任后须要和辑兵民，训练士卒。”
“皇上设兵以为民，民以养兵，兵民都是皇上的，岂敢偏视？自古道：‘兵以民为食，民以兵为本”。杨天纵卖弄起学问来了。
雍正听着很高兴，问道：“你读过书”？
“臣幼年读过书，只是从戎久了，读书便少了。”杨天纵说道。
雍正听后心喜，随口道：“你那里有个鲁魁山，尽是倮秽（彝族的旧称），要好生抚绥才是。”
“虽是倮秽，也在人教化。尚乞皇上赏臣御书，臣到那里就盖起御书楼，使兵民蛮倮瞻仰，臣好教化。”杨天纵倒不含糊。
雍正一听很高兴，说：“这两日不得闲，日后或督、抚之人，或称上折时，朕再写上给你带去。”
杨天纵又放大了胆子请道：“临元蛮多汉少，还恳乞皇上天恩，有个三等侍卫名叫马成林，昨见其弓箭很好；又有一巡捕千总吴秀，原是巨标下把总，请将此二人赏臣一同带去任上。”
雍正当即应允，马上传旨：“着管侍卫大臣将马成林、兵部将巡捕营千总吴秀交与临元总兵，明日带来引见。”并随手把康熙帝用过的素珠、小刀等六种遗物赏给杨天纵，并说：“这是先皇的东西，你带去如同见了父皇一样，就叫子孙世代供奉罢！”
杨天纵得意外赏赐，顿时声泪俱下：“臣何德何能，敢蒙圣上殊恩！今后当竭尽犬马之力，恤兵爱民，以报效皇上于万一。”
至此，雍正几乎将恋眷前朝旧恩的杨天纵完全争取过来了。接着，又赐给他一些诸如金翎子宝刀等物，杨天纵千恩万谢地领赐品退出。第二天，马成林、吴秀被杨天纵领到养心殿陛见，雍正对二人很满意，当即传令两人各升一级，赏给杨天纵带去。
八月十六日，杨天纵来乾清宫面请扈驾送康熙棺椁赴陵，这显然是个费心不讨好的举动，因为雍正对他恋眷先皇的忠心并不感兴趣，他只关心杨天纵这样感恩于老皇帝的人忠于自己！
“你已经拜谒过陵寝，所以不必再送了。到了十八日，你只随九卿们一起送过，拿了官凭就起身上路，也不必等候朕回銮后再起程。”雍正有意无意地扫了杨天纵的兴致。
“臣还有事要奏”。杨天纵似乎已感到有点不对劲了。
得到允准后，杨天纵说：“云南现有两个缺位，恳请让马成林、吴秀补上。”
“临元有个游击缺，朕已补放了曹登云。”雍正说。
杨天纵乘机提议：“元江协有个守备缺，恳请让吴秀补上；永顺镇右营有个游击缺，恳请让马成林补上。”
雍正先是一愣，然后问：“你讨的官，为何补到别的部队去？”
杨天纵毕竟老成有谋略，随口说道：“反正都是皇上的地方。”
雍正听后自是高兴，立即传令兵部按杨天纵的提议办理，并对杨天纵表示：你到云南后，就对总督说，如马、吴二人做官好，可各升一级！
雍正对自己特命的官员，都要亲自接见训戒一番。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对翰林院编修曹友夏、刑部陕西司郎中张无咎来说，是值得庆贺的日子。这天，有旨传给二人：曹友夏著补福建邵武府知府；张无咎补授福建泉州府知府！为什么京官放了知府外任，倒高兴呢？殊不知当时小京官清苦，他们都希望到地方多捞点肥水！
八月初三日，曹友夏、张无咎一起遵旨来到乾清门，请求谢恩训示。不久便得旨传见于养心殿。二人分别跪请圣安、谢恩、自陈履历。
“臣曹友夏，江南镇江府金坛县人，年五十九岁。康熙五十四年进士，蒙圣祖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授职为翰林院编修。今年七月二十一日拣选引见后，蒙皇上特恩补授福建邵武府知府。”曹友夏首先说。
张无咎接着奏道：“臣张无咎，山东人，四十八岁。由贡生捐官典簿并主事，于康熙六十年升授刑部陕西司郎中。今年七月二十一日拣选引见，蒙皇上特恩补授福建泉州府知府。”显然，买官做的人比不上科班进士出身的人，张无咎学着曹友夏的话自陈履历。
“你们都是朕特点的知府，如今出去做官，要存朕的脸面。你们平日窗下读书，自然想要做个好官，切不可忘记了。你们要做好官，为地方造福，就是为你们的子孙造福了。你们出去做了官，外面的总督、巡抚必定说圣主用的人不错，那么，你们就是朕的忠臣了。你们果然实心办事，不沽名钓誉，朕自然会知道。就看张楷吧。他做官好，只用两年朕就连升他到布政使高官。他做官好，朕为什么不升他？你们一定要勉力，朕希望你们将来成为名臣，务必记着朕的训旨。”雍正滔滔不地训示道。
曹、张二人像背好了台词：“臣敬记于心，时加策励。”
“张无咎，你在刑部时做事很尽力，也顾惜脸面。如今出去，仍要像在部里所做那样。”雍正开始逐个训示了。
张无咎表决心说：“臣凛遵圣训，洁己率属，爱养百姓，竭尽犬马之力，以上报皇恩！”
“曹友夏，你是翰林，更要存朕的脸面。人说翰林只会写写诗文，不懂吏治。朕说不然，哪里有先学养子而后嫁人的道理呢？事在人为嘛。翰林若只会饮酒赋诗，便无用了。”雍正又转向曹友夏，说的极为实在。
“臣蒙皇上授为知府，就把翰林两字放在一边了。要做清官，这才是份内的事。还要实心爱民，实心办事，才可回报皇上的天恩。臣今后不但不敢饮酒，就是赋诗也可能无暇顾及了。”曹友夏很会表白，但虽然想丢下翰林的架子，却也不时露出一点“酸”气来。
雍正听了曹友夏做了地方官都不想饮酒作诗了，不禁连连点头。很赞成他丢掉读书人的脾气，实心做个好官。说：“很是，很是！你们都要记着朕的训旨，用心办事去吧。”
后来，曹张二人真的没有给皇帝“丢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