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同时国际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峙的格局，苏、美各领一方。在这种背景下，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外交政策有各种主张。有人希望中国走一种美苏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脚踏两只船，兼亲苏美。有人主张中国独当一面，谁也不靠。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作了明确的回答：“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一边倒”政策的思想。
在两大阵营尖锐对峙的形势下，中国要“一边倒”，显然不可能倒向帝国主义一方，那么只有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但“倒”也有个时机问题，有个主动和被动的问题。为了争取苏联对我国的支持和帮助，中国必须抓住时机，主动地“倒”向苏联一边。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也会造成许多矛盾和隔阂，苏联和南斯拉夫闹翻的事说就明了这一点。
1947年9月，以苏联为首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通过这个机构，苏联加强了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但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一些问题上并不完全服从苏共的意见，遭到斯大林的指责，随后双方越闹越僵。1949年7月开始，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各种友好条约。
斯大林把王明等人为代表的所谓“国际派”看成是理想中的共产党人。对于1935年以后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苏联总的说来是持怀疑态度的。这种怀疑态度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没有完全消释，斯大林时而怀疑毛泽东是不是第二个铁托。
为了消除斯大林的疑虑，争取苏联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支援，毛泽东制定了“一边倒”的政策，并积极主动、真心诚意地发展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1948年，毛泽东决定于当年11月末赴莫斯科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一系列重大问题。他的这个决定是极富有浪漫色彩的。由他本人率领一个人员精干的代表团，从陈南庄乘吉普车开到最近的一处中苏边境，再去莫斯科和斯大林晤谈。后来由于毛泽东忙于指挥三大战役，加上坐吉普车去中苏边境也不安全，这一决定没有实行。
在建国前夕，毛泽东派刘少奇率团访苏，寻求苏联对建立新中国的支持。刘少奇特别向苏方表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中共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的原则，我们决定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我们有不同意见，在说明这些意见之后，也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对此，斯大林的答复是：“所谓中共服从联共的说是奇怪的，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决定”。既然斯大林是这样说，毛泽东要求刘少奇向斯大林声明撤销中共服从联共的意见，但同时表明中共对联共的实际态度。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的真诚态度。
主动“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对于新中国十分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新中国在当时国际格局中的地位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斯大林就建议中共早一点成立新政府，以免西方国家借口中国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武装干涉，把中国内战问题国际化。毛泽东接纳了斯大林的意见，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国。但新中国成立后，如果没有国际上的承认，则中国问题国际化的危险仍然存在。所以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时，毛泽东悄悄地对周恩来说，从现在起，如果三天之内国外还没有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成问题了。毛泽东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会承认，至少不会在短期内承认新中国，如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承认新中国的话，那的确是件麻烦事。毛泽东主动采取的“一边倒”政策在这个时候起了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两个多小时，北京收到了第一份发自莫斯科的贺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紧接着，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来了贺电，并正式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等等，以苏联为首，清一色全是社会主义国家。
建国初期，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对于我们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粉碎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都具有重要意义。朝鲜战争爆发之前，1950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讲话，谈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意义时说：“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这个预见是对的。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不说苏联为我们提供了武器援助，就是这个巨人站在背后，对于我们的勇气和信心都是极大的鼓舞。
关于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必要性，邓小平在1949年7月19日致华东局诸同志的信中，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边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建国初期，毛泽东实行主动的“一边倒”政策，意义重大。但“一边倒”并不是随人俯仰，损害主权，而是以独立自主为基础，以保证主权不受侵犯为条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