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来得有点突然，做为唐穆宗的第五个儿子，唐敬宗和唐文宗的弟弟，王爷李炎眼看着大唐皇帝宝坐在哥哥们的屁股下面挪来挪去，原想着自己没这个福分，只能以锦衣玉食的王爷身份终老一生，却没有想到在哥哥文宗死后，会在宦官和后党们的利益博弈中鬼使神差的成为了唐王朝第十五任CEO。历史上的唐武宗因为崇道灭佛而被人们记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武宗李炎还是中晚唐那些懦弱昏庸的皇帝中，一位极少见的颇有作为的皇帝，尤其是他对于吏治的整顿，即旗帜鲜明的反对腐败，在帝国的廉政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武宗原来叫做李瀍（Chán），李炎是他死前十几天才为自己改的名字，这个名字比较通俗，再加上武宗主政以后政治改革方面的风风火火，我们就叫他李炎好了。李炎这个人不简单，身材高大，面相威猛，李唐家族返祖现象在他身上充分显现。因为长期耳闻目睹宫廷政治斗争的惨烈，所以其性情豪爽刚毅，喜怒不形于色。武宗很有政治手腕，因为皇位得益于大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的鼎立相助，所以他即位以后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然后不动声色的铲除了这些威胁皇权的政治毒瘤。李炎最大的好处是虚心纳谏，并且知人善用，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君臣之间相得益彰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就此拉开了序幕。
唐武宗李炎整顿吏治，反对官员腐败主要有以下几大措施。一是裁撤冗员，对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不遗余力的进行裁减，唐朝自武周朝以来，特别是武则天鼓励告密，并给告密者许以高官厚禄以后，因为合法官位不够，于是又增加了大量的只领俸禄不干实事的里行、拾遗、补阙、御史等闲官差，致使朝廷上下充斥着大量冗员，既使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又使帝国公务开支庞大，唐帝国已经到了入不敷出，财政枯竭的地步。会昌四年，即公元844年，唐武宗听从国家总理大臣李德裕上书建议，全国一下子裁减了各级冗员2000多人，按照唐朝时全国人口和官员比例来看，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此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最难的改革是什么？是针对人的改革，想想我们现在的步履维艰的人事制度改革，就可想而知武宗对于吏治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二是以高压政策，严刑峻法反对官员贪腐。这是武宗吏治改革最突出的内容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乱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是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基本上做到了从重从严，雷霆万钧，且绝不故息养奸，这与武宗还是颍王时耳濡目睹朝廷上下贪污贿赂成风，官员沆瀣一气有关。不反腐败，唐王朝举步维艰，反腐败，帝国则有可能走向新生。开成五年，即公元840年，武宗即位伊始，在大赦天下的诏书中就明确宣布，除十恶、叛逆、杀人和官员贪赃外，一切皆可赦免。将官员贪赃与谋反和十恶不赦大罪并列，显示了武宗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李德裕当了宰相以后，全国开始大范围的反腐肃贪，公元841年正月，武宗再次下诏，要求全国执行统一标准，凡文武官员贪赃绢三十匹者，一律处死。二月再下诏，凡官员贪污满千钱者，处以极刑。武宗李炎在位六年，自始至终保持了肃贪政策的连续性。
三是严禁官员借婚丧嫁娶大肆敛财。这一条与现行中纪委有关规定不谋而合，而武宗李炎很有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首创者。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11月，御史台上书皇帝武宗，说京城文武百官以及平民百姓皆以丧葬事宜，逾越礼法，靡费钱财，奏请皇帝禁止此种流弊。武宗在当王爷时就深知此种官场风俗，极易导致官员们变相行贿受贿，借机敛财，而败坏吏治。这种请客送礼风还有可能使官员相互勾结，深陷朋党之争。于是下旨，限制官员借婚丧嫁娶事宜叨扰民众，严禁借机敛财，损坏政风民风，这是武宗明确要求官员廉洁从政的又一大举措。
四是严禁官员从事高利贷和典当行业，不准与民争利。会昌五年，即公元485年，武宗下诏“古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人争业，然后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闻朝列衣冠，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与人争利。今日以后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唐朝时有官办高利贷机构，禁止官员私放贷款，可以增加国库收入，这可能是武宗的真实想法。但官员放贷，显然有权钱交易的弊端，官员还可以利用手中职权胡作非为，并对民间正常的借贷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扰乱唐朝金融市场。武宗严辞禁止，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民众以及促使政府公务员廉洁从政的作用。
五是实行高薪养廉，对官员发放“养廉银”。传统认为清朝的官俸较少，所以雍正皇帝才想出了这个招术，以“养廉银”缓解官员收入过少的窘状。其实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都采用过此招，现代术语叫做高薪养廉。唐朝官员收入也不高，而且许多地方即使微薄的薪金也未发放到位，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官员从政的积极性，并为贪腐造成口实。武宗敏锐的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制定措施及时稳定官员队伍。其一，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严格官员薪俸发放，及时兑付。二是给官员加薪，在原来基础上发放两月俸禄，促使官员奉公守法。其三，提高边远贫穷地方官员待遇，改变国家公务人员只想做京官不想去偏僻之地现状，并为此专设观察使监督执行。其四国家借款给官员偿还债务。给官员加薪，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但是对武宗朝吏治清明的积极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唐武宗李炎不惜下大力气的整顿吏治和反腐肃贪其作用到底有多大？史料不甚祥细，但是武宗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在他执政五年之后，公元845年，李炎在诏书中讲道“由是退恶进贤，化行令举，刑奸赃之吏，破黩货之家，此宗社降灵，助成时政”，也就是说，他殚精竭虑大刀阔斧的改变吏治，对于结果作为皇帝他还是较为满意的。在他和李德裕的君臣戮力同心的合作下，唐帝国也多少恢复了一些元气，历史评价武宗李炎执政的这段时期，史称“会昌中兴”，也算是对这位颇有作为的皇帝的肯定。清朝士人王士祯甚至大加溢美之词“武宗之治，几复开元、元和之盛”，似乎多少就有些过了。
可惜唐武宗李炎在位仅六年，后来因宠信道士误服丹药年仅32岁就已驾崩，虽然会昌年间的吏治整顿和反腐肃贪也只是唐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并未能扼制住唐朝走向衰落的大趋势。但不管怎么说，唐武宗李炎还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任期间，唐朝相对经济景气，国力相对强盛，吏治也有了较大改观，要不然也不会取得数次对回鹘战役的胜利和对叛军刘稹的绝对优势和平定，这也是他之所以死后庙号“武宗”的原因，而这一切的成就皆源于武宗朝的吏治整顿、反腐肃贪，使唐帝国焕发了短暂的生机，这一点无论如何在历史上也是应该值得首肯和褒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