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冬季，在位于拉萨的西藏登山学校，我没太推诿就接过了尼玛次仁校长赠予的“礼物”——为西藏登山学校培养的百余名藏族高山向导和高山协作们写本书。之所以称为“礼物”，是因为这个看似突然的约定，其实是潜伏在我内心十年之久的情节。
2002年秋第一次进藏采访，对西藏的认识就是从登山开始的，对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印象是藏族登山者（他们来自西藏登山队和西藏登山学校）刻画的。那次采访即是一次攀登雪山的初体验。
在位于西藏羊八井的唐拉昂曲峰大本营，我和从全国各地来参加西藏登山大会的山友们不期而遇，他们很惊讶我能全部准确地叫出大本营二三十位藏族登山人的名字：次仁多吉教练、边巴扎西教练、仁那教练、旺加教练、尼玛次仁校长、阿旺罗布、巴桑塔曲、扎西次仁、阿旺扎西、次仁多吉、大普布顿珠、小普布顿珠、巴桑……这些让汉族山友一听就晕的人名，我听一次就记住了。有人猜测我和这些说是初次见面的藏族登山人其实已经认识很久了。
当我见到这些坐在啤酒箱子上红着脸、开口说不了两句话就朗声大笑、别人呼吸都成问题他们却在高山草甸上飞奔着追牦牛的藏族登山家们时，的确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后来随着采访，接触越来越多，我和这支藏族登山团队之间萌生出一种特殊的情谊。他们来北京无论看病、集训、庆功还是出国转机，必会通知我，如果我因出差没能见上面双方都会有遗憾；而我到了拉萨，他们都会邀请我去家中作客；平时通个问候的电话，也会感到很温暖，我们之间发酵出了一种胜似亲情的友情。
他们喜欢和我聊山上山下亲历的事儿，有些故事尽管听得都能复述了，可我还是觉得永远听不腻，每次听都有新的情节跳出来，有时说到深处，他们又会突然意识到我记者的身份，忙补充说一句“这个你可不能写出来啊”。
他们去海外登山，我能收到盖着异国邮戳、全体签名的明信片。而只要他们进山，我的心就变成了停留在“牵挂频道”上的失灵的“遥控器”，直到他们从山里出来，收到他们报平安的消息，“遥控器”才会恢复正常。或许是因为长期保持着联系，在动笔写这本书时，即便我没有身临现场，故事在当事人口中缺乏细节，但丝毫不影响我听懂他们内心的声音。
大家也许很难想象在为本书写作采访时，我和高山向导间的话头是从“放牦牛和放羊的区别”展开的。圣山向导中人气很旺的鲁达（截至到2013年春季已经登顶珠峰6次）在接受采访时惜字如金，沉默十分钟后挤出三五个字，接着又低下头继续保持沉默，他还注解说这是藏族人的普遍特点——腼腆。
“放羊和放牦牛不一样。牦牛放出去，一个月再去夏季牧场把它们赶回来都可以，羊不行，每天都要跟着，不然就被狼吃了。强壮的羊放一堆儿，它们可以去高一点的地方找草吃，把山下容易吃到的草场留给老弱病残的羊。”说起放牛羊，鲁达似乎找到了讲故事的感觉。他接着说，“现在我回老家，家里人都不让我再放牛羊了，他们想我已经在拉萨生活，这些农活不会干了。其实不是，我没变，回到家，我把旧藏装一换，照样上山放牛羊，下地种庄稼。我能帮他们干一点活儿，我叔叔就能有时间洗个头——他还是编着辫子的那种（发型）——再补补穿破的衣服。”
“我们那儿男的都留长辫子，原先我也留着一个，到学校（西藏登山学校），尼玛老师让把辫子剪了。”
鲁达所说的辫子在喜马拉雅北麓很常见。一根约半米长的麻花辫在骨骼健壮、五官棱角分明的男人们头上一盘，辫尾垂下一绺鲜红的穗子，辫子上还有一颗粗过拇指的牙白色骨圈做装饰。在黝黑的肤色对比下，开口一笑，露出洁白齐整的牙齿，有的人还在上排的两颗虎牙上各套了一个金子制成的牙套。
鲁达的讲述把我带进他所熟悉的成长环境，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单纯地挖掘登雪山的传奇故事，而是正跟随这群向导兄弟们走进了喜马拉雅人文的腹地。
我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一颗尊重对方的心去倾听，只有听懂了孕育他们的文化，才可能理解他们的行为：比如这支团队为何能在被称之为“8000米死亡地带”的极限环境中坚守这份职业，又因何能做到在生死瞬间，拔下自己的氧气面罩让给客户，在面对客户的误解责骂时，他们居然不争不辩，私下里相互安慰，释然一笑，“让他们发泄一下没什么的，这是我们的职业嘛。”有过数次登顶珠峰的记录，傲慢心却从不占上风，他们面对珠峰依然是满怀敬畏，攀登前要祈请，攀登中要持咒，登上峰顶要献上哈达……
攀登，看似他们谋生的手段，何尝不是他们心灵朝圣的道路呢？
本想在倾听中把向导们传达出的登山知识和喜马拉雅山岳文化存在脑子里，没想到却被他们坦诚讲述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职业的敬畏击中了内心。在写作中，藏族高山向导们身上折射的道德价值观一直在引导着我。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写作，而是已经融入到这个团队中，我们在共同成就这本书。
2012年春季，我终于第一次有机会拜谒珠穆朗玛峰，这个十年的夙愿是圣山公司帮我实现的。得知自己终于能去珠峰，我专门从北京的雍和宫请了一条真丝哈达，恭恭敬敬地包装好一路带到珠峰大本营。在大本营停留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即将返回拉萨，我把许了愿的哈达留给了桑珠，请他在登山出发前的煨桑祈福仪式上献给珠峰。虽然他答应得很郑重，可我还是担心他因为总指挥的工作过多会把献哈达的事忘了。一个多月后，我在北京接到攀登结束下山回到拉萨的桑珠的电话，“蒋玲，我帮你把哈达带到了顶峰。”天那，听得我眼泪都出来了。而那条哈达上许下的两个愿望中的一条就是：向珠峰祈祷加持，能通过这本书把“喜马拉雅守护者”的故事传播出去。
事实上在并不轻松的写作过程中，的确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推动这本书的进展。这包括在写作进入茫然时，有幸遇到一位资深作者，她送了两句话：一是耐心把故事说明白；再者，写作中不要有私心。这个及时的指点，一下把我从之前找不到合适写作手法的文字“泥潭”中拽了出来，我把之前写完的十万字推翻，重新开始。我在写作时，常常感到在故事中找到了宝藏当我流着泪点击键盘时，这才真的明白了这本书为什么会是由我来写。
成稿后，尼玛校长认真帮我进行了登山专业技术方面的校对，高山向导们也帮忙核实一些关于攀登珠峰的具体数据。
因为受篇幅的限制，百余位西藏登山学校毕业的学生，尽管还有很多优秀的代表，比如巴桑塔曲、德钦欧珠等等不能在书中一一露脸，特别让我有些自责的是没能把高山厨师，比如桑吉、古茹等，以及营地后勤，比如强巴、阿律等的故事写进去，他们在山里默默无闻，在书中又被忽略了。好在，生活还在继续，故事还在陆续上演，我们的山缘依然系在一起，“喜马拉雅守护者”们的故事还没讲完，还要接着讲，总会有弥补遗憾的机会。
现在，此书面世，我虽已经努力，但还是担心由于自己写作水平和经历的局限，不能准确表达出高山向导的精神。在此我借本书向这些可爱可敬的藏族高山向导们献上一条洁白哈达，以示我内心真诚的敬意。
蒋玲，2013年7月1日于成都麓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