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搬到梅里霍沃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心情特别好，特别愉快。尽管周围一片积雪，他刚到那里就到各处走了一遭，不仅观赏了花园和树林，还结识了附近的农民。最初农民对我们有点敬而远之。看得出来，安东·巴甫洛维奇由于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土地、花园和树林，有点喜出望外，满心地欢喜。
离房子几步远有个不大的池塘。为了让池塘到夏天能有更多的水，安东·巴甫洛维奇每天到室外四五次，把积雪铲到池塘里。他出来，铲一会儿雪，然后回书房去工作。可是，过一个钟头左右，你看，他又手拿铁锹在池塘边上忙碌了。
春天很快就到了，这里的春天跟莫斯科截然不同。安东·巴甫洛维奇给苏沃林写信谈到过他那时的心情：“……野外的景色瑰丽迷人，那么富有诗意，使人耳目一新，因而也就抵偿了我们生活上有种种不便的缺憾。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一件比一件有意思。椋鸟飞来了，潺潺流水处处可见，积雪消融的地方草开始返青。时间充裕极了，似乎每一天都过不完。住在这儿，就如同住在澳洲的世外桃源。假如你不可惜过去的时光，也不期待未来，就会产生一种平静、悠闲、超凡脱俗的感觉。由此可见，从远处观察，人显得很美好，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我们来到农村，躲避的不是人，而是自己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在城里人的圈子里往往过分的强烈而荒谬。我眼望春天，心中渴望世界上能出现一个天堂。总之，对我来说时间总是那样美好，以致我自己都有些迷惑，怀疑这是不是真的。我常常想起我欠下的债，这笔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把我从自己购置的澳洲赶出去呢。”
在梅里霍沃，我们的生活习惯明显地改变了，早睡早起，午饭按农村习惯，在正午吃。安东·巴甫洛维奇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晚上十点钟睡觉。这一时期，我们为了修缮庄园，干活很多，累得要命，有时晚上八点钟就躺下睡了，而且还睡得特别死。例如一天夜里，离我们家不远的地主库夫申尼科娃的庄园着火了，虽然当时人喊马叫，乱哄哄的，教堂里还一直敲着钟，可是我们竟什么也没听见。第二天早晨，安东·巴甫洛维奇往窗外一看，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库夫申尼科娃家的房子没有了。
“你来看，玛莎，真是怪事，库夫申尼科娃家的房子跑到哪儿去了？”哥哥把我叫到窗前。
我看了半天，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一夜工夫那房子给烧得一干二净，我们只顾酣睡，竟然谁也没听见，谁也没看见。
我们家里最好的一个房间给安东·巴甫洛维奇作了书房，那是拐角上的一个大房间，有一扇宽大的窗户，面积有一般窗子的三倍大。书房的门通向客厅，客厅里摆着一架老式大钢琴，是我们连同房子一起买下来的。客厅的一扇门通我的房间，另一扇门通凉台，还有一扇门通穿堂。穿堂里装着非常漂亮的意大利式窗户，上面的玻璃五颜六色，后来我们给这个穿堂取名为“普希金室”。有一次亚·伊·斯玛金送给我一幅用石印法翻印的画家基普连斯基的作品——亚·谢·普希金的著名肖像画。因为安东·巴甫洛维奇喜欢这幅画，我就把它挂在穿堂里了。从那时候起，这个房间就成了我们家的“普希金室”。从穿堂可以走到门厅，往相反的方向可以走进过道。沿过道的房间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间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寝室，接着是父亲的房间，然后是餐厅，母亲的房间在最里边。过道尽头有一扇门，通向后门的门厅，菜饭从厨房经过后门送进来。除哥哥的书房和客厅以外，所有的房间都不大，不过很方便，很舒适。
春天来临，冰雪消融，我们紧张劳动的时节也来到了，要耕地，播种，整理果园和修缮房屋。应该说，我们庄园的前主人、画家索罗赫京，对庄园里的事物不怎么感兴趣，结果土地全荒芜了。我们家每人都有自己的活儿干。安东·巴甫洛维奇管理果园。果园里有苹果树、李子树、樱桃树，还有许多树莓、醋栗和茶藨子。安东·巴甫洛维奇整天在果园里给果树整枝，栽种新的树木。他甚至用树籽育苗，有一次我就是按照他的要求从莫斯科给他带回云杉、果松、阔叶松和橡树的种子。他还培植了玫瑰，因为他很喜欢这种花。我负责菜园和果园里的花圃，还要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共同料理田间事务。米哈伊尔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依旧住在阿列克辛，在那里继续供职，不过三天两头到我们这里来，帮助管理田里的工作。我们的土地很多，种植的作物也名目繁多，有黑麦、小麦、紫苜蓿、燕麦、豌豆、荞麦，后来还种了亚麻（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一条在梅里霍沃用自家种的亚麻织的手巾）。父亲已经退职，整日住在家里。他也有不少事情可干。他整天在果园里忙碌，修理小路，铺垫新路，每天早晨都认真地往小路上撒黄沙土。将近夏天的时候，一些朋友和熟人开始到我们家里来做客了，这时的梅里霍沃跟我们从以前的主人那里接过来时相比，已经变得让人不敢认了。
哥哥很喜欢这种富有创造性的生活。安东·巴甫洛维奇最乐意干的事情就是栽培、种植、建设和创造。他住在梅里霍沃的头一年曾给大哥亚历山大写信说：“既然我们的祖先一直住在农村，那么他们的子孙后代住在城市就不能不受到惩罚。实际上，我们从童年时代起就没有安身之处，这是多么不幸啊。”
迁居梅里霍沃以后，我并没有放弃在尔热夫斯卡雅中学的教学工作。我在莫斯科租有一个房间。这样我实际上是两地居住。不过每逢没课的日子，我都千方百计跑回家来。我每星期五晚上一定回家，住到下一个星期一早晨。不用说，圣诞节、复活节和暑假的假期我都在梅里霍沃度过。
从那一年开始，我们第一次不需要到别处去另找别墅消夏了。我们住在自己的庄园里，周围有树林和田野，这种农村生活比以往我们度过的任何“别墅”生活都美。
安东·巴甫洛维奇素来喜欢河流、湖泊和池塘。他爱游泳、划船、钓鱼。我已经说过，夏天休息的时候，他最爱干的事就是钓鱼。梅里霍沃小小的池塘满足不了他的兴趣。他在那里钓过鱼，都是些很小的鲫鱼，可是钓上来以后，他立刻又把它们放回池塘里去。梅里霍沃附近有一条河，不过有点远，离我们家三俄里左右，因此，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梅里霍沃的头一年夏天就决定再挖一个大池塘。我们雇了些工人，整整挖了一夏天和一秋天。这个池塘的造价在当时来讲真不便宜，一共花了150卢布。
第二年春天，池塘里灌满了水，将近两米深，也许还要深些。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池塘边栽上了小树，往池塘里放了几次鱼苗。鱼苗都是从莫斯科运来的（在喇叭广场有一个专卖小狗、小猫、小鸟和鱼苗的市场）。
那是第二年或者第三年吧，有一次，池塘里的水灌到了岸边，安东·巴甫洛维奇发现，水里漂着一个用火漆封口的瓶子。他费了半天劲，用一根长杆子把瓶子弄到岸边，捡起来拆开封口一看，瓶子里有一封信，信是用各种文字写的，其中包括希腊文和拉丁文。信中说，一艘满载货物的轮船在驶往海外的时候，在这个池塘里遇难沉没了……
这封信写得巧妙、滑稽，而且用了好几种外文，让人一下就能猜出，它是出自具有惊人才能的语言学家——大哥亚历山大的手笔。不久前，他曾到梅里霍沃来做客。谁看见他这封逗趣的信，都忍不住要痛快地笑一阵。
梅里霍沃庄园里原有几条家犬，现在也归我们所有了，其中一条叫沙利克，一条叫阿拉普卡；还有两条杂种小狗，我们给它们取了外号，一条叫缪尔，一条叫麦里利兹（这两个外号是根据莫斯科一家商店的两位老板的姓取的，那商店在大剧院附近的彼得罗夫卡街）。可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很想养几条纯种狗。以前我们在彼得堡的列依金家做客时，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喜欢上他家的达克斯狗阿佩尔和罗古尔卡了，哥哥跟列依金定好要抱它们的一条小狗，后来还几次写信给列依金说，要让“阿佩尔的儿子”务必长得像它的父母。可是，当时这项订货毫无消息。一直到1893年春天，两条达克斯小狗才从彼得堡送到莫斯科我的住宅。等到我回梅里霍沃的时候，就把它们带来了。这两条小狗很快就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并且开始工作。是这么回事：就在把它们带回来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放在外室里的胶皮套鞋都不翼而飞了。原来，小狗在夜里把套鞋全叼到各个房间里去了！……
这是两条纯种的达克斯狗，腿又短又歪，身子挺长，小嘴脸显得滑稽可笑，耳朵很大，几乎拖到地上。我给它们取了名字：母的叫希娜，公的叫勃罗姆。等到它们长大一些，高了一点儿，安东·巴甫洛维奇又给它们的名字后面加上了父称：一条叫希娜·玛尔科芙娜，一条叫勃罗姆·伊萨耶维奇。希娜的毛是褐色的，勃罗姆的毛是黑色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非常喜爱这两条性情温和的小狗，经常跟它们谈话，特别有意思。往往他一走到凉台，坐到台阶上，希娜和勃罗姆马上就跑到他身边来。哥哥抓住希娜的两个长耳朵，翻过来，再把耳朵尖按在它的“下巴”底下。结果，希娜布满皱纹的小嘴脸现出一副滑稽可笑的样子，活像一个系着头巾的老太婆……然后，安东·巴甫洛维奇开始跟“受难者”希娜谈话。他让它相信它有病，并且劝它“到医院去治疗”。
“您啊，在那儿呢，就会觉得轻松多了啊——啊……”
从此以后，这句话似乎成了我们家的口头禅，我们经常用这句话在适当的场合开玩笑。
又有一次，希娜怀孕了，肚子几乎拖到地上，安东·巴甫洛维奇突然指着它的小短爪子，神情严肃而又不容置疑地说道，这种纯种狗是由普通的家犬跟鳄鱼交配生出来的！年轻幼稚的塔涅奇卡·谢普金娜-库佩尔尼克特别相信这样的“至理名言”。对类似的话她一向信以为真，因为这是从安东·巴甫洛维奇嘴里说出来的呀！
有一回，那条勃罗姆狗对家里一条普通小母狗亲热起来，于是安东·巴甫洛维奇跟勃罗姆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责备它怎么能这样“爱上麦里利兹小姐”，让自己的夫人希娜遭受痛苦呢！安东·巴甫洛维奇对这些极为可爱的小狗怀有一种戏谑的柔情，使我至今难忘。顺便说一下，如果这些狗受到处罚，它们总是很清楚为什么，而且还真能掉下眼泪呢！
过了几年，尼·亚·列依金又送给安东·巴甫洛维奇两条非常好的纯种狗，也是一雌一雄。狗毛是白色的，毛茸茸的，耳朵直立着，既优雅又漂亮。它们跟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很温和，可是一到院子里就凶了，从不放任何外人进来。我们管小母狗叫别尔卡，管小公狗叫南辛。不过安东·巴甫洛维奇总是管南辛叫茹利克。后来南辛患病死了。不久小别尔卡也离开了这个世界。看来它们患的是同一种病。当时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在家（他在雅尔塔），我只好伤心地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他。
在我们就要离开梅里霍沃搬到雅尔塔去长期居住的前夕，哥哥最喜爱的小狗希娜又死了。它是让我们的一条家犬咬伤后死的。当时那条家犬有小狗，很凶。因此，列依金送给我们的几条狗都没养住，带到雅尔塔去的只有勃罗姆孤零零一个。
应该说，安东·巴甫洛维奇一向喜爱动物。顺便讲一件事，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著名短篇小说《卡希坦卡》里，有一只猫叫做费多尔·季莫费伊奇，这是我们家养的那只猫的名字。安东·巴甫洛维奇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住在一套新调换的住宅里。有一次他从冷冰冰的厕所里捡回一只偶然跑到那里去的小猫。它长大一点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就管它叫费多尔·季莫费伊奇。后来，它长得又威风又漂亮。安东·巴甫洛维奇每天从学校回来都很疲倦，吃完午饭就躺在沙发上休息，但还要把猫放在他的肚子上，一边抚摸，一边说：
“谁想得到，从厕所里竟会走出这么一个天才呀！……”
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其他场合曾经引用过这句话。每当他想说一件意外发生的愉快事情，就用这句话来开玩笑。在他的书信里，有时也能见到这句话。
如果说安东·巴甫洛维奇以前主要是在夏天才行医的话，那么在梅里霍沃，他一年到头都要忙于医务工作。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沙皇俄国，农民的医疗条件极差。所以，梅里霍沃以及周围其他村里的农民一听说梅里霍沃庄园的新主人是个医生，就纷纷到我们家里来找安东·巴甫洛维奇看病。诚然，他们起初有些胆怯，可是当得知梅里霍沃的医师对谁也不拒绝，都给治病，甚至还给一些成药，而且全不收费时，周围许多村镇的病人就都来找他了。
我们梅里霍沃的家成了地地道道的医院候诊室，或者像现在人们说的，是个门诊部。安东·巴甫洛维奇规定上午接诊。所以，每天天刚蒙蒙亮，病人就坐在我们家院子里候诊了。有许多人是坐马车从别的村子来的。安东·巴甫洛维奇看病时给病人挂号登记，从挂号记录可以看出，有的病人住在离梅里霍沃20到25俄里远的村子里呢！
安东·巴甫洛维奇通常在我们家后门的门厅旁边接诊病人。我呢，如同他的医助，打打下手：帮助裹伤，协助做一些简单的外科手术。我还按哥哥开的药方给农民拿药。为此我们家里专门做了一个药箱，挂在正门门厅的墙上。
安东·巴甫洛维奇除在庄园里接诊外，还常常到农民家里给重病人看病，甚至还要到其他村子去出诊。有时候深更半夜人们把他从床上叫起来，不是去接生，就是去看必须急救的病人。
我们住在梅里霍沃的第一年夏天，谢尔普霍夫县受到了霍乱的威胁。安东·巴甫洛维奇担负起地方自治会防疫医师的责任。他负责的地区包括25个村子和一个男修道院——达维多夫修道院，此外，克柳科沃村和乌格柳莫沃村的两个地方自治会工厂的门诊部也归他管。
1892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几乎没有从事文学工作，只在他所管的医疗区里奔忙。他给人治病，建立医院，盖防治霍乱的专用病舍，还给农民讲解预防霍乱的措施。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很多委员会的成员，也是谢尔普霍夫县防疫委员会的委员，因此他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到学校和工厂视察，等等。他工作极其繁忙。正如他自己在一封信中所写的：“我被派作县地方自治会防霍乱医生（没有薪金）。我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我要到各个村子和工厂去……25个村子都交给了我，可是一个助手也没有。”
安东·巴甫洛维奇除履行医生的直接责任以外，还得走访地主、商人和工厂主，请求他们为修建防霍乱设施、医院和病舍捐款。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为了央求大财主们给人民的公共事业掏出一点钱来，哥哥有时竟不得不忍着各种屈辱。有些邻居虽然很富有，却拒绝捐款。他们并不理解，安东·巴甫洛维奇向他们提出请求，是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具有社会意义和全民意义。例如，有个修士大司祭，还是修道院院长，就拒绝为建立医疗站提供房屋。可是这些房屋腾出来不为别的，正是为住在修道院旅馆里的人万一患霍乱病时使用的。那个修道院院长却大言不惭地说，旅馆里那些人很富，他们自己会为安东·巴甫洛维奇掏钱的！这样的人让哥哥极为恼怒，他气愤地回答他们说，他是一个财主，不需要捐助！……
由于各种社会团体采取了措施，霍乱病在谢尔普霍夫县才没有蔓延。我们那个地区没有一个人患霍乱病。临近的地区，距梅里霍沃30俄里的地方，竟有16人患霍乱病，不过结果还算圆满，死人的事只发生了四起。
10月15日，梅里霍沃霍乱医疗区撤销。谢尔普霍夫县防疫委员会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作出决议：“兹因安·契诃夫医生无私而卓有成效地参与扑灭威胁谢尔普霍夫县霍乱病之斗争，谨向他表示感谢。”
尽管哥哥履行医生职责累得疲惫不堪，他对自己的工作还是满意的。他一直热爱医务工作，虽然有时也发过牢骚，因为有时病人搞得他很难受，尤其是夜里，常有人来告急，把他叫去，有时天气恶劣，道路泥泞，他还得到附近村子出诊，弄得他精疲力竭。
第二年夏天，霍乱病再次流行，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又成为地区医生，他开玩笑说，他又去“揪霍乱的尾巴”。这一次霍乱病流行的地区离梅里霍沃很近，因此安东·巴甫洛维奇时刻提防着，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梅里霍沃，正如他所说的，“霍乱上的职务”甚至都不允许他到莫斯科去办事。直到深秋时节，霍乱病的恐慌平息下去，哥哥负责的防疫区才又撤销。
我们在梅里霍沃生活的整个时期，安东·巴甫洛维奇始终没有中断过医务工作，后来他得了重病才被迫停止行医。安东·巴甫洛维奇付出的辛勤劳动，受到了农民的崇敬与爱戴。他们非常尊重“自己的”医师，以至对我们全家人也都很友好，常常给予我们各种各样的关照。每逢大的节日，他们必定来向我们表示祝贺。安东·巴甫洛维奇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梅里霍沃的农夫和农妇常来祝贺。这儿的人民很热情。”
安东·巴甫洛维奇还为农民办了一件大事，就是在乡村里建造学校。由于这件事，农民非常尊敬他。
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尤其是青年，很难想象革命前俄国的农村小学是多么可怜和简陋。现在苏联没有哪个村庄没有小学，几乎到处都有七年制中学，在区的大村庄里，还有十年制中学，按老话说就是古典中学。可是，那时候，也就是我现在所回忆的19世纪末期，连只配备一名农村教师的最普通的小学，也不是每个乡都有。很多村子农民的孩子，不得不走多少俄里路，到附近有小学的村子去上学。当时在农村谁要想上中学，或者哪怕是上初级中学，都让人觉得是异想天开。再说，梅里霍沃附近乡村里的那些小学更是可怜，上课用的小木房丑陋不堪。学校里的用品、教科书十分匮乏，连一些起码的设备也没有。教员的薪金微乎其微，要是有家眷，生活就更加艰难。我在这里援引一段安东·巴甫洛维奇对克柳科沃村小学的描述，这段描述摘自他给谢尔普霍夫县防疫委员会写的关于梅里霍沃医疗区医务工作的报告：
在医疗区里，我必须照管的小学只有一所，它在克柳科沃村。我郑重地向委员会报告这所学校的悲惨状况。那里房间狭窄，顶棚低矮，教室中间的火炉既碍事又寒碜，桌椅破旧不堪；衣架无处可摆，只好放在教室里，衣衫褴褛的守门人睡在狭小的穿堂里，旁边还放着供学生们饮水用的大桶；厕所根本不符合卫生的起码要求，也不雅观。教员跟他的妻子只住一间小屋……
由此安东·巴甫洛维奇得出结论，乡村需要建造新的小学。
1894年底，哥哥被任命为塔列日农村小学的督学。他非常认真地履行这些社会义务，对学校的每件事都很关心，学生考试期间他总要去看看，还经常从物质上帮助学校。然而，学校的校舍与它的任务根本不相称。安东·巴甫洛维奇向自治会提出建造新校舍的申请，并且拟定了建筑计划，请求批准。自治会缺少建造校舍的资金，安东·巴甫洛维奇就自己承担一部分经费。农民们担负起冬季无偿运送木料和其他建筑材料的任务。我受哥哥委托，帮助他监督工程进展情况。
1896年第一学期开学前，学校终于盖好了。按照当时的规矩，学校举行了新校舍的落成典礼。典礼相当隆重，由三位教士做祈祷，很多自治会的人士、我们全家人和不少客人都出席了。祈祷式结束时，农民们为了表示谢意，献给安东·巴甫洛维奇一幅神像、两银碟盐和四个装在盘子里的面包，即将在新学校里读书的孩子所在的村子（塔列日、别尔绍沃、杜别切诺和舍尔科沃村）各献了一个面包。一位老农民热情洋溢地说了一席话，颂扬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功绩。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连同那些礼物，使哥哥深受感动。
从此，塔列日小学成为全谢尔普霍夫县最好的学校。安东·巴甫洛维奇始终不懈地支持、关心这所学校以及学校的教员。
1897年初，安东·巴甫洛维奇决定在诺沃谢尔基村再建造一所小学。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几个农民代表诺沃谢尔基的村民来找他，请求他给他们村也建造一所小学。他们募捐了300卢布的建筑费用。他们的诚意实在令人感动，安东·巴甫洛维奇当然不能对他们的请求置之不理，他同意了，于是又着手进行新的筹建工作。地方自治会拨款1000卢布，可是建一所学校总共需要3000多卢布。这样，安东·巴甫洛维奇又得担负多一半的经费。诚然，谢尔普霍夫城各社会团体也参加了筹金建校的活动，那年2月份，城里为诺沃谢尔基村的学校举办了义演，然而不用说，这种演出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当年春天，安东·巴甫洛维奇病得很重，那期间，我又在监督和主持学校的建筑工程上帮他做了许多事情。
7月中，诺沃谢尔基小学竣工开学。这个村农民在学校落成典礼上，也献给安东·巴甫洛维奇一幅写了题词的神像（这是当时的风俗）以及放在木盘里的面包和盐，盘子上雕刻着一句话：“礼物轻薄，不成敬意。”
我需要说明，在那个时期，安东·巴甫洛维奇既是奇尔科沃村小学的督学，又是哈童自治会学校附设的免费国民图书馆的“负责人”，还是谢尔普霍夫县县长在管理国民小学方面的助手。国民教育方面的大量工作，以及医务活动，占去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多时间，他本应该用这些时间去从事文学工作。
“你听我说，安托沙，我想自己，也就是说，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在梅里霍沃建造一所新小学。你说我能办成吗？”有一次我问哥哥。
“嗯……那你就试试吧！”他回答道。
于是，我马上行动起来。首先，我画了一幅学校的平面图，并且请哥哥送自治会批准。接着我开始筹措经费。1897年秋天，我把从我们庄园收下来的苹果和醋栗卖掉，赚得一笔钱，有25至30卢布，这当然是太少了。后来，我到住在莫斯科的列维坦那儿去了一趟，请他送给我两张不大的画稿。他欣然同意。我把画带回梅里霍沃，用它们在邻居、朋友和熟人中间举办抽彩活动。当时，列维坦已经很有名气，因此我轻而易举地就把所有彩票推销一空。接着举行抽彩。到底谁中彩得到了那两幅画，现在我实在记不得了，再说这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借助这种“商务”活动，为建造学校筹集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资金。然而，这笔钱毕竟还是太少。以往的经验证明，盖一所学校没有3000或者将近3000卢布是不行的。
我花了两年时间攒钱。为筹集资金，我还跟我的女友杜尼娅·科诺维采尔（埃弗罗斯）在莫斯科举办义演和音乐会，搞募捐活动……可是经费依然不足。1899年初的冬天，建校工程开工了，我为每立方厘米沙石的价格跟卖主讨价还价，为工钱多少等等跟承包工叶戈雷舍夫费尽唇舌。如果不是安东·巴甫洛维奇专门送给我1000卢布作为建校资金的话，我简直无法结束建筑工程。夏天，他住在梅里霍沃，又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把工程彻底搞完。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梅里霍沃小学才得以建成，并且于一1899年秋天正式开学。这所学校一直开办到现在。
谈到安东·巴甫洛维奇一贯对学校和教师给予帮助的时候，不能不提一下他对待小学生们的态度。我不止一次说过，哥哥非常喜爱儿童，即使对农民的子女也不例外。他经常关心他们，每逢节日前夕总要给所有的孩子订购礼物。有一次，他在国外，还特意给我写信说：“你打听一下塔列日小学有多少男孩和女孩，再跟万尼亚商量一下，给他们买些圣诞节的礼物吧。要给最穷的学生每人买一双毡靴；我的衣柜里还有一些去年没送完的围巾，也可以利用起来。要给女孩子们买些漂亮点儿的东西；不要买糖果。”
看到普通老百姓由于没有文化，愚昧，落后，遭受种种不幸，安东·巴甫洛维奇总是想尽办法帮助不识字的成年人学习文化。例如，有一个时期，我们梅里霍沃家里有两个不识字的女仆——安纽塔和玛莎。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劝她们学习认字。冬天里，他晚上亲自教她们，还叫我帮他教。因此，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下这样半开玩笑的话：“现在我们家开了个学校，家仆安纽塔和舒玛特卡正在读书认字。给她们讲课的是教育家玛莎和安托沙。”
另外，还有一件事，这事牵涉到“莫斯科大饭店”的服务员谢·伊·贝奇科夫。安东·巴甫洛维奇经常劝他多读书，勤学习，以丰富自己的头脑，还把自己的一些书送给他。后来贝奇科夫竟能写诗了。此外，哥哥专门收集的通俗读物就有多少啊！他把书送给我们家里的工人看。每当他见到许多人聚在一块儿看书，一个人朗读，其余的人听，心里就欣喜异常。
1897年，安东·巴甫洛维奇参加了全俄人口普查工作，这也是他对社会尽的一份义务。这项工作复杂而艰巨，没有各地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不可能准确无误地完成。
1897年1月，哥哥几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从事人口普查。他主管一个普查区的工作。这个普查区在一个乡，包括16个村子。他领导的普查组有15个统计员。安东·巴甫洛维奇曾经写道，在他们之中“我俨然是一位连长”。他把统计员召集起来，指导他们，教他们如何进行统计，给他们系统地讲解统计知识。
在梅里霍沃，安东·巴甫洛维奇自己到各农舍去统计人口。劳累一天之后，到了晚上，他经常说头疼，因为农民家的房子都很低矮，他身材高大，进门时又不习惯低头，所以脑袋时常撞在门楣上。我们家客厅里的钢琴上堆满了统计材料，谁也不敢动，怕把这些五花八门的统计卡片弄乱。哥哥有一个亚麻布公事包，是专门发给他的，上面写着“人口普查1897”几个字。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进行人口普查的同时，并没有停止文学工作，因此他感到相当疲劳。直到2月初，普查工作终于结束，他才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
仲夏，安东·巴甫洛维奇因参加人口普查工作获得了一枚铜质奖章。
顺便提一下，安东·巴甫洛维奇还得过一枚斯坦尼斯拉夫三级勋章，现在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也不知是因为什么事了（大概是由于我们住在梅里霍沃时期，他从事谢尔普霍夫县建造学校的社会工作吧）。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他走进我的房间，一本正经地说：
“玛莎，我应该让你请人把我上衣的下摆和后襟剪短。”
“为什么？”
“我获得了一枚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好让人瞧见我戴着勋章呀……”
我怎么也装不出安东·巴甫洛维奇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于是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枚勋章放在我的钱柜里，我一直把它保存到革命胜利，后来就记不清它跑到哪儿去了。
夏天，我们家里多快活呀！到我们家里来的人不计其数！
在梅里霍沃，家里的常客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音乐家玛·罗·谢玛什科和亚·伊·伊万年科。
列维坦也到梅里霍沃来住过几天。他头一次来，安东·巴甫洛维奇就跟他一块儿去打猎。有一回他们还拖回一只山鹬，不过那只山鹬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快乐。因为列维坦只把它打伤，需要接着把它打死，可是这两位“猎手”谁都不忍心这样做……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吉利亚罗夫斯基一来到我们家，庄园里顿时会热闹起来，什么想象不到的事情都能发生。他是文学工作者、诗人、享有“记者大王”美誉的新闻记者，一个经历奇特的人。他少年和青年时代曾在俄国各地漂泊，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从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装卸工、救火队员，一直到马戏演员、流浪演员以及草原上的驯马师等等，他都干过。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初登文坛时就跟他相识，当时吉利亚罗夫斯基也开始为一些幽默杂志撰稿。我们在莫斯科住的时候，他就常到我们家里来。他的第一本书《贫民窟里的人》，就是根据自己在装卸工、搬运工、城市贫民中间生活时观察到的情况写成的。沙皇的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出版这本书，1887年还把这本书列为禁书烧毁。这种事即使在那个时候也极为罕见，可是事件的发生反而使吉利亚罗夫斯基赢得了普遍的赞扬。
吉利亚罗夫斯基是个大力士，能将马蹄铁掰断，把长方铁条折弯，还能举起又大又沉的东西。他非常爱热闹，老是不停地说话，手脚一刻也闲不住。他一来，整个庄园简直变得鸡犬不宁。无论给他多少白酒，他都能喝得一干二净，而且毫无醉意，就跟没喝过酒似的。有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信中谈到吉利亚罗夫斯基在梅里霍沃做客时的情况：“吉利亚罗夫斯基在我这里，我的天，他搞的什么名堂啊！他把我的驽马骑得个个疲惫不堪。他又爬树，又吓唬狗。为了显示自己的力气，他还把圆木折成两截。他的嘴一天到晚说个不停。”
尽管如此，他真诚可爱，待人和气，一直敬爱安东·巴甫洛维奇，而安东·巴甫洛维奇也很喜欢他。
雅尔塔契诃夫纪念馆的一个房间里，陈列着一把很高的软圈椅，这是安东·巴甫洛维奇搬进雅尔塔新居时，吉利亚罗夫斯基送给他的友好礼物。在雅尔塔还发生过一件事，表明吉利亚罗夫斯基对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健康关心备至，实在让人感动。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吉利亚罗夫斯基和另外一个来访者坐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房里，尽管墙上挂着一块“请勿吸烟”的小牌子（那是安东·巴甫洛维奇亲手写的），那个人还是不停地吸雪茄烟，屋子里变得烟雾腾腾，患肺病的安东·巴甫洛维奇越来越感到呼吸困难。然而他素来待人客气，到这种时候，还像往常一样，没对吸烟的人说什么。但最后他忍不住咳嗽起来。愤怒的吉利亚罗夫斯基一跃而起，从墙上摘下“请勿吸烟”的小牌子，快步走出房间，坐上等着他的马车，直奔当地一家印刷所。到那儿以后，他吩咐立即用大号铅字排好“请勿吸烟”几个字，并且亲眼看着他们制出版样。然后，他又赶回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房，故意当着那个人的面把“请勿吸烟”的新牌子钉在原来的地方。直到现在，那牌子还挂在原处。
有一次，吉利亚罗夫斯基来到梅里霍沃，送给安东·巴甫洛维奇一本自己的诗集《被遗忘的笔记本》，封面上印着他一首诗的手迹：
岁月流逝，光阴似箭……
你偶然把面前的笔记本翻看，
那遥远青春时代的幻想，
那昔日的美好时光，
就会像翻腾的浪花，
重新涌上你的心房！
那是1894年1月的事，迄今已经过去60多年，然而我还时常怀着亲切的铭感回忆起“翻腾的浪花”——可爱的吉利亚舅舅，因为他对安东·巴甫洛维奇曾经怀有真挚友好的感情。
1892年夏天，巴·玛·斯沃博金到梅里霍沃来做客。他这次到我们家来模样跟以前大不一样。他患心绞痛病，再不是以前那个快活的波尔·马蒂亚斯了。
他走后，安东·巴甫洛维奇这样描写他：“他瘦了，头发白了，面颊塌陷下去，睡觉的时候像个死人。他性情非常温和，说话声调沉静，对戏剧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厌恶感。从他身上我得出一个结论：快要死的人是不会喜欢戏剧的。”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892年10月初，巴·玛·斯沃博金果真在亚历山大剧院的舞台上猝然去世，那天他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诙谐的人》一剧中扮演奥勃罗舍诺夫的角色。一位真诚爱戴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忠实朋友离开了人间。“他使我失去一位朋友，而我家失去一位最沉静、最愉快的客人，”安东·巴甫洛维奇给武·米·拉弗罗夫写信说。
斯沃博金生前最后一年，积极促成安东·巴甫洛维奇与《俄罗斯思想》杂志编辑部的和解。这件事的前后经过是这样的。
早在安东·巴甫洛维奇动身到萨哈林岛去之前，《俄罗斯思想》杂志1890年第3期的传记栏刊登了一篇未署名的短评，文中有这样的话：“就在昨天，甚至像亚辛斯基和契诃夫先生这种专门写毫无原则的作品的人，他们的名字……”云云。安东·巴甫洛维奇看到这种诽谤言辞，极为愤怒，于是给杂志的出版者和编辑武·米·拉弗罗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
对批评，人们通常是不答复的，不过就现在情况来看，这里谈的也许不是批评，而纯粹是诽谤。或许就是对诽谤，我也不应该答复，可是，过不几天我要离开俄罗斯很长时间，可能从此回不来了，因此我忍不住要答复一下。
我从来不是一个毫无原则的作家，或者一个无赖，这两种人实质上没有区别。
的确，我的全部文学活动是由一系列接连不断的错误，有时是不可宽恕的错误组成，可是这要用我的才能的大小来解释，完全不能用我是好人或坏人来解释……
您的指责是诽谤。我没法请求您把这种诽谤收回去，因为诽谤已经变成白纸黑字，就是用斧子也砍不掉了；我也没法用粗心、轻率之类的理由来为这种诽谤开脱，因为据我所知，在您的编辑部里做事的都是些很正派、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写文章，看文章。而且我相信，他们写文章或者看文章的时候，不是任意胡为的，知道对自己的每个字都要负责任。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对您指出您的错误，请求您相信我的心情确实十分沉重，正是这种心情促使我给您写这封信。那么，在您这种指责之后，我们之间不但不会有业务上的关系，就连通常的点头之交也不会再有了，这是不言而喻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写了这封信以后，有两年之久，与《俄罗斯思想》编辑部和它的出版者兼编辑武·米·拉弗罗夫之间的一切关系都中断了。
斯沃博金曾多次劝安东·巴甫洛维奇跟拉弗罗夫和解，劝他在《俄罗斯思想》上发表作品。斯沃博金与拉弗罗夫的关系也很好，同时敦促他为杂志两年前的错误向契诃夫赔礼道歉。因此，1892年仲夏，拉弗罗夫给哥哥寄来下面的一封信：
尊敬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我们共同的朋友巴·玛·斯沃博金跟我说，您有意把自己的一篇小说交给《俄罗斯思想》。当然，您的作品在《俄罗斯思想》杂志上会受到最热烈的欢迎，此外，它一下子就会彻底结束我们之间两年前发生的令人痛心的误会。当时我曾打算不失时机地给您写封回信，想让您相信，我，以及我们所有的人，丝毫无意对您作为一位作家和一个人表示恶意，我任编辑的杂志素来怀着最强烈的赞佩之情注视着您的文学活动，如果它指出您的文学活动中有什么缺点的话，那么也只是出于自己片面的理解。可是，很遗憾，我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件事，因为您已经出国了。现在，利用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机会，作为您才能的热烈崇拜者，我急于要说，而且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这些话之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说出来，完全是因为一些不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情况造成的，我对您是崇敬的，请您相信我的真诚。
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气终于消了，在写给丽卡·米津诺娃的信中说道：“我有一则轰动一时的新闻：《俄罗斯思想》通过拉弗罗夫给我寄来一封充满热情与信任的信。我很感动，如果我没有不回信的恶习，那我就会回信说，我认为，我们之间两年前发生的误会已经一笔勾销了。亲爱的小孩子，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您在的时候就开始写的那个充满自由主义思想的中篇小说寄到《俄罗斯思想》去。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信中提到的中篇小说是指《匿名氏故事》，它发表在《俄罗斯思想》杂志1893年第2期上。
就这样，由于巴·玛·斯沃博金的斡旋，安东·巴甫洛维奇跟《俄罗斯思想》编辑部恢复了关系，以后这种关系转变为最亲密友好的业务联系，一直持续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生命结束。
冬天，特别是圣诞节期间，也有很多人到我们梅里霍沃的家里来做客。那些日子真是快活极了。我们家经常举办化装晚会，不管哪个邻居，只要化装，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自己有时也化了装，出去玩。
有一年过圣诞节，我们已经化好了装，准备到瓦西基诺村的邻居弗·尼·谢缅科维奇家去，然后再到另外一家去。我们穿的服装稀奇古怪。当时弟弟米哈伊尔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奥尔迦·戈尔曼诺芙娜年轻漂亮，像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她装扮成流浪汉，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还歪戴一顶便帽，真像个地地道道的无赖。她时不时地从嘴里吐唾沫，声音嘶哑而无力地模仿乞求“施舍”的人说话。安东·巴甫洛维奇见此情景，坐到桌边，很快替她写好一封乞讨信：
大人：我一生多灾多难，不仅受到无数仇人的坑害，而且为了寻求真理丢了饭碗，另外，我老婆害了腹语病，孩子们身上又长满斑疹，我恳求您慷慨解囊，可怜可怜我这个好人吧！
瓦西里·斯皮利多诺夫·斯洛沃乔夫
奥尔迦·戈尔曼诺芙娜得把这封信交给弗·尼·谢缅科维奇以及其他我们准备拜访的熟人。
可以想象得出，我们领着一个手拿乞讨信的“无赖汉”到邻居家去，那是一幅多么妙不可言的情景啊。
这里顺便说一下，弗·尼·谢缅科维奇是我国著名诗人阿·阿·费特的外甥。根据谢缅科维奇的叙述，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日记中曾经写过：“著名抒情诗人阿·阿·费特坐轿式马车从莫赫街经过时，总要打开车窗，冲大学那边吐痰。他咳一声，吐一口：呸！连他的车夫都清楚他有这个习惯，每次从大学旁边经过，他准要停住马车。”
谢缅科维奇夫妇经常到我们家来，我们也时常到他们家里去。谢缅科维奇的妻子叶甫盖尼雅·米哈伊洛芙娜弹得一手好钢琴，安东·巴甫洛维奇十分喜爱严肃音乐，有时竟专程坐马车到他们家去，听她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
谢·伊·沙霍夫斯科依公爵（瓦西基诺庄园的前主人，后来把庄园卖给了谢缅科维奇）也是我们家的常客，他年轻，讨人喜欢，个子高高的，体格很健壮，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声音响亮，特别爱热闹。谢·伊·沙霍夫斯科依是十二月党人菲·彼·沙霍夫斯科依的孙子，他对我们说过，他保存有十二月党人的很多信件，那些信件是分遗产时落到他手里的。谢·伊·沙霍夫斯科依是自治会长官，所以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主持防霍乱医疗区的工作和建造学校期间，跟他有过公事来往。
我们跟谢·伊·沙霍夫斯科依家的关系一直很好。
我们家附近的库尔尼科沃村住着一个庄园主，名叫尼·彼·格拉德科夫，有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做客。
“这儿的知识分子很可爱，也很有趣。他们主要的特点是正直。只有警察不讨人喜欢，”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一封从梅里霍沃寄出的信中写道。
离我们家最近的邻居伊·阿·瓦连尼科夫也不大讨人喜欢。因为他脾气古怪，难以相处，有时显出地主所特有的那种自高自大的态度。
有时候，到梅里霍沃来的人太多了，夏天如此，冬天也有这种情况，弄得我们连安置客人睡觉都成了问题。我们不仅要把客厅和普希金室利用起来，外室和过道里都得放上床，实在没办法的时候，院子里浴室的更衣间也要派上用场。常到我们家来的都是些亲近的朋友和“招人喜欢的”客人（这是与我以后要谈到的“令人讨厌的”客人相区别），也就是说，他们来了，住上两三天，就走了，过一段时间又来做客。“招人喜欢的”客人有许许多多，比如丽·斯·米津诺娃、伊·尼·波塔片科、塔·利·谢普金娜-库佩尔尼克、亚·伊·伊万年科、玛·罗·谢玛什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表弟阿·阿·多尔仁科、奥·彼·孔达索娃、达·米·穆欣娜-普希金娜、维·亚·戈尔采夫，等等。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跟妻子索菲雅·弗拉基米罗芙娜经常来。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婚礼是1893年7月在梅里霍沃我们家举行的。有时还有一些更远地方的客人，例如彼得堡的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我的女友——苏梅城的娜·米·林特瓦列娃、波尔塔瓦省的亚·伊·斯玛金，以及塔甘罗格的堂弟格·米·契诃夫，等等。
于是，常有这样的日子，同时来的客人竟达十几个。我们不但要让他们吃饱，喝足，还得给他们分别找地方睡觉。就在这种时候，还会来一些“令人讨厌的”不速之客。他们都是我们不大熟悉（有时则根本不认识）的人。这些人是“顺路”来瞧瞧作家契诃夫，或者来拜访当地知名人士契诃夫的。有些人竟然只是由于无事可做，来认识和了解一下契诃夫家，聊聊天，歇歇脚，看看我们是否好客。每逢碰到这种人，安东·巴甫洛维奇就感到纯粹是活受罪，不过他待人客气，从不表露出来。有时候，某些客人一直到离开，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我父亲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4月18日，“九点三刻。感谢至高无上的神，两位胖太太终于走了”；4月24日，“科诺维采尔来了，吃过午饭走了。晚上尼·伊·科罗博夫来了。爱大喊大叫的谢缅科维奇来过”；4月25日，“谢天谢地，格卢霍夫斯基走了”。
“两位胖太太终于走了……”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两位胖太太是谁，从哪儿来，为什么到我们家来……而且这种客人常常络绎不绝，一些人刚走，又有一些人接踵而至。
1894年4月里，有一天我在莫斯科收到哥哥从梅里霍沃寄来的信，信中说：“上帝呀，我多么想写作啊！可是已经整整三个星期，我一点空闲也没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安东·巴甫洛维奇后来才打定主意在庄园的花园里盖一所厢房，以便避开各种客人，单独在里边安安静静地工作。另外，这所厢房还可以用来安排客人过夜。所以我非常赞成哥哥这个想法。
于是，安东·巴甫洛维奇马上张罗在离正房不远的花园里盖一间不大的厢房。1894年仲夏，小房盖好了。房子外观漂亮，里面舒适，可是很小，只有两个房间：一间大一点儿，做哥哥的小书房，另一间非常小，是寝室，放有一张床、一个小桌和一把椅子。这两个房间的前面，有一间小小的前室。厢房大门里面有个不生火炉的穿堂，穿堂顶上是露台，露台上有一个通顶间的入口，顶间里边特别高，因为厢房的房顶又尖又高。
厢房盖好以后，哥哥可以安安静静地工作了，即使有客人来访也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假如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厢房，那么就不该去打扰他。1895年夏天，哥哥在这所厢房里写出了著名的剧本《海鸥》。1894年至1898年他在这里还写出了许多其他作品。每年寒冬季节，厢房的两个房间都生起火炉，暖烘烘的。因此厢房盖好以后，无论夏天，还是冬天，我们都常把客人安排在那里过夜。冬天，一下大雪或者刮暴风雪，正房跟厢房之间的小路上就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我们只好挖出一条通道。人们顺着小道到厢房去，就像在壕沟里走似的。这条壕沟通常由我父亲“主管”，负责清理照看。
梅里霍沃的那所厢房一直保存到今天，现在成为一个规模不大的契诃夫纪念馆了。
记得那还是我们住在莫斯科库德林花园街科尔涅耶夫的房子里的时候，有一天，春光明媚，我正在清除房子旁边小路上的积雪，好让冰雪在春天的阳光下快些融化。忽然，一辆铺有车毯的漂亮雪橇停在我们大门口。一位身材不高、文质彬彬的男人从雪橇上走下来。他蓄着连鬓胡子，头戴大礼帽，身穿皮领大衣。
他走到我身旁，指着我们家的大门问道：
“这是契诃夫家吗？”
“是呀，”我回答道，当时我窘极了，因为我的穿着很不适合接待客人。
这人就是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以后将近半个世纪，我跟他的关系都非常友好。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跟安东·巴甫洛维奇还是以前在文学小组时认识的。
我跟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相识后，立刻感到这个人有巨大的魅力。他有教养，聪明，仪表堂堂。当时他已经是有声望的作家和剧作家，酷爱戏剧和舞台艺术。共同的兴趣把他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敬仰，心心相印。后来他们成为挚友，用“你”相称。另外，他们的年龄也相差不多（涅米罗维奇比契诃夫大两岁）。
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也到我们梅里霍沃的家里来过。他是跟妻子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一块儿来的。我记得我们把他们安置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房里过夜。涅米罗维奇在言谈中，总是强调他仰慕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才能，并劝他为剧院写一个真正的剧本（那时哥哥为剧院写的剧本大多是轻松喜剧和独幕滑稽短剧）。他们俩的共同朋友亚·伊·苏姆巴托夫-尤仁也跟安东·巴甫洛维奇提过多次写剧本的事。安东·巴甫洛维奇听从了这些劝告，不久便在梅里霍沃写出《海鸥》，我在后面还要谈到这个剧。
安东·巴甫洛维奇平生最爱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度过闲暇时间，喜欢干两件事：一个是钓鱼，一个是在树林里采蘑菇。这也许不是偶然的。他总爱在这种时候紧张地思考问题，考虑作品的题材、情节，塑造形象。每逢他构思时，总要做点什么事情：有时把花园里干枯的树叶、枝条、草茎捡起来，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地方，有时把邮票一叠一叠捆起来。后来搬到雅尔塔，哥哥既不能钓鱼，也不能采蘑菇，就长时间地在桌上摆纸牌阵。然而这种时候，他的脑子并没休息，集中精神创作。我很清楚，在这种场合最好不去问他任何问题，不要打扰他构思新的作品。
安东·巴甫洛维奇每打算写一篇严肃的新作品，就要处于一种特别的状态，我看得出来。他走路的姿态变了，连说话的声音也异于平常，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常常所答非所问。一般来说，这时他显得有些反常。这种状态一直要持续到他动笔写作为止。不用说，那时他作品的情节和形象已经完全构思成熟，紧张的创作状态结束了。
我接着谈梅里霍沃。仲夏时节，安东·巴甫洛维奇每天到树林里去采蘑菇。我们全家人都采蘑菇。通常是这样的：早晨我母亲最先去，从我们的“四角地”（这是我们庄园一角的名称，那里一半是白桦树林，另一半是云杉树林）采回一些个大的白蘑菇。她只认得这种蘑菇。
稍迟一些，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出发了。他每次去一定要带着希娜和勃罗姆。哥哥散步，这两条狗跟着他到处跑，还特别喜欢“帮助”他干活儿：哥哥刚一找到蘑菇，揪住，希娜和勃罗姆就跑过去，把嘴巴伸到蘑菇底下，用爪子扒土。采蘑菇时，哥哥总带一个粗布枕套，用它装蘑菇。这个枕套是一个崇拜他的女人送的，上面绣着这样的字：“睡吧，安静地睡吧，请不要把我们忘记。”安东·巴甫洛维奇用这个枕套从树林里采回中等大小的蘑菇，因为他视力不好，看不见小蘑菇。
等他们都回来了，最后我才出发，我采回来的是最小的（也是味道最鲜美的！）红蘑菇和白蘑菇，无论母亲还是安东·巴甫洛维奇，谁都找不到这样的蘑菇。
有时安东·巴甫洛维奇也跟某一位讨人喜欢的、爱聊天的客人结伴去。有一次，他邀法国波尔多城的大学教授尤利·列格拉（Jules Legras）一块儿去采蘑菇。法语里没有“红蘑菇”这个词，于是他就把它们叫做“les petites rouges”——“小红的”。那年夏天，列格拉住在附近尼·彼·格拉德科夫庄园的别墅里，到我们家来过一次以后，跟我们认识了，就经常登门拜访，一点也不拘束。安东·巴甫洛维奇用俄语称他为尤利·安东诺维奇。后来他成为法国最先把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作品译成法文的翻译家。
列格拉后来在法国出版一本书，描述了他跟契诃夫会见的情景，下面是书中的一些片段：
我眼前站着一位身材高大、面庞清秀的人，三十岁上下，头发很长，总爱漫不经心地把头发从宽大的额头上随便往后一撩。他目光敏锐，显得既直率又俏皮。他举止无拘无束，却稍稍有些冷淡，他当然知道自己是在跟谁打交道，而且觉察到我在端详他。我们最初见面时有些尴尬，然而很快就自然了，于是我们闲谈起来，谈到法国人对俄国的了解全是黑白颠倒的……
……过了几天，我又想去拜访安东·巴甫洛维奇。我得承认，他确实有一种诱人的力量。这一次，他待我亲热多了，一言一行都洋溢着友好的幽默感。拜访他前几天，我独自一人到各处走了走，因而迫切感到要跟别人交往一下，好摆脱那些世俗的日常琐事，休息休息，正在这时候我找到了他。这里的环境朴素无华，然而美就美在让人感到无拘无束，甚至在最平淡无奇的俄罗斯生活中都能显露出这种情调……
……契诃夫是从医学转到文学上来的。他是医生，但是他只有夏天在农村时才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给农民治病。我历来喜欢跟有学识的医生交往，要是在医生里遇到文学家，尤其是优秀文学家，他们很快就会博得我的好感。医学要求实事求是，做事一丝不苟，这对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具有深刻的影响。多少年来，他一直研究生活向他提出的问题和任务。一个研究医学的作家比一个职业文学家表现出的思考能力要深刻得多，有力得多，因为研究医学的作家在生活中碰到的问题要多得多。他经常接触实际，因而作品也就更加热情洋溢，更加丰富多彩。那些能够看到生活的潮流和浪花的人，在给问题下结论的时候，总显得温和而宽容。安东·巴甫洛维奇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家也来些很好玩儿的客人。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给我的信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大学生一直不停地转来转去……”这里所说的大学生，是指我一个女友叶弗多基雅的兄弟埃弗罗斯。叶弗多基雅后来嫁给了律师叶·齐·科诺维采尔。埃弗罗斯当时住在我们的邻居谢·伊·沙霍夫斯科依的别墅里，他来我们家里是为了追求我们的女仆安纽塔。安纽塔是个既漂亮又能干的梅里霍沃农村姑娘。我有时从莫斯科带回件款式新颖的漂亮衣服，只要过那么四五天，就会发现安纽塔也穿上样式相同的衣服了。“大学生”表面上似乎来拜访我们。他坐一会儿，聊聊天，为了礼貌起见，喝完一杯茶，就到花园里去了。在那儿他一直要等安纽塔空闲下来，然后整个晚上都跟她散步，再也不在我们家里露面。第二天他又来了，闲谈一阵，喝过茶，就又跟安纽塔去散步了……他们恋爱的结局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家还有一个女仆，叫玛莎·齐普拉科娃。这个姑娘也很活泼，经常说：
“我太漂亮了，不论哪个男人都配不上我！”
齐普拉科娃在我们家住的时间很长，婚后也没有搬走，后来她几乎每年都生一个小孩。
梅里霍沃有许多活泼可爱的姑娘，我跟她们的关系都不错。不知什么缘故，她们总爱在靠近我们家围墙的地方跳环舞。我记得，有一天傍晚，我跟安东·巴甫洛维奇，还有一位客人，坐在厢房的露台上。西下的太阳火红明亮，照耀着树林。近处姑娘们一边跳环舞，一边唱歌，远处村里也不断传来小伙子们的愉快歌声。不知怎么的，眼前的一切——乡村，树林，黄昏，落日，歌声——让我想起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我情不自禁地说：
“喂，安托沙，这简直像在欣赏柴可夫斯基的歌剧！……你没发现吗？”
安东·巴甫洛维奇看看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也许他完完全全沉浸在这富有诗情画意的黄昏里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梅里霍沃村的姑娘们在我们家附近跳环舞时唱的那些歌的旋律和歌词。例如，她们唱完热闹的歌曲和流行歌谣，倾吐了心中的痛苦，跳够了舞，就唱抒情歌曲。她们三五成群地互相搂抱着坐在一起，情真意切地低声唱道：
我爱那美丽的鲜花，
我爱走遍田野去采它，
我爱那蓝色的眼睛，
我爱夜晚吻你的面颊……
我一听见这首歌，就知道环舞结束了。姑娘们各自回家去。村子里寂静下来。只偶尔从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歌声，打破夜晚的宁静：
我爱那蓝色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