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一位敢于坚持原则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六大之后，他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中共中央组织局工作，并担任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等职务。由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水平不高，能力不强，在中央实际负责全面工作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李立三。李立三提出了一系列的左倾理论，并把它们逐步付诸实施，而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成员对李立三的主张也没有原则的分歧。只有任弼时勇敢地站出来，对这种盲动主义的做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与李立三展开了几个回合的争论。不过，激烈的争论丝毫不影响他们为共同理想而建立起来的战友情。在李立三深陷苏联冤狱之时，任弼时向昔日中共中央的战友伸出了援助之手。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说起来还是任弼时在长郡中学的学长。只不过年长5岁的李立三在1915年就转入广益中学读书，而任弼时1919年才从明德中学转到长郡中学就读，此时，李立三已由上海乘美轮“沃隆”号启程赴法勤工俭学，没有同校学习的机会。在法国，李立三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刘少奇、蔡和森、赵世炎等开始了最初的革命活动；1921年他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之一。后随毛泽东从事工人运动，并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安源路矿大罢工的胜利；1923年后担任过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兼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1927年他跟随周恩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任弼时回国后在共青团中央担任领导。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他与同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李立三的交往开始多起来。尽管在不同的工作岗位负责不同方面的工作，但是任弼时与李立三在各自工作中所采取的策略上还是有很多一致的地方，用举办工人夜校（平民学校）这种形式来教育和培养青年工人就是其中一例。
最先在上海创办工人夜校（平民学校）的是李立三。1924年3月底，中共中央批准他提出的关于开展上海工人运动的计划，即从4月份开始，把集中了上海所有大型工业企业的地区划分成7个区，即杨树浦、小沙渡、浦东、闸北、虹口、南岛和吴淞等，利用国民党左派或是共产党所掌握的学校的现成课堂，在每个区都创办平民学校，并附设成年工人夜校，为工人运动培养干部。每所夜校有30～50名学生，共计有250人。为了避开警察的耳目，夜校所用的名称也并不统一，有的叫“工友俱乐部”，有的则称“工人进德会”。李立三、项英、恽代英等都先后担任过平民学校和工人夜校的教师，其中李立三负责全面工作，每周轮流去一所夜校讲一次课。几个月后，这些参加夜校学习的工人中的大部分都成了工会积极分子，其中的优秀者还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弼时在实际工作中深感在工人中发展团组织的迫切性，他认为没有党和团的组织，工人阶级的团结缺乏核心，斗争难以发动，更难以坚持；因而在壮大团的组织时，特别注意在青年工人中发展团员。1925年初，刚刚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的任弼时在团中央召开的青年工农运动讨论会上要求团员在工农中多交朋友，物色发展对象；5月7日，他又以团中央代理书记及组织部主任的名义签发通告，指出：“工农青年，只要有相当的阶级觉悟，并很愿意做事而勇敢者”，即可发展入团。怎么样在工厂建立团的组织、解决群龙无首的状况呢？任弼时认为首先要启发工人的觉悟，而办工人补习学校，走工人补习学校—职工小组—成立团支部的有效途径。他曾就此事与上海团地委书记张秋人和负责上海工人运动的邓中夏、李立三商量研究，建议他们在工人集中居住的棚户区——沪西潭子湾，把通过三德里工人俱乐部办起来的两个工人学习班合并成工人补习学校，并再三要张秋人“你们可以分日夜两班上课，白班的工人晚上活动，夜班的工人白天活动。要迅速把团支部建立起来，一个厂里有三个团员就可以成立团支部或小组”。随着大批的青年工人加入到共青团当中，团织织很快在各大工厂建立起来。
为了取得对新加入团组织的青年工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直接经验，任弼时也亲自到设在曹家渡纯善里52号的工人训练班讲课，向那里的150多名学员通俗地讲解布哈林著《共产主义ABC》等课程。由于学员的文化程度很低，对一些抽象的概念弄不明白，任弼时就改变方法，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工人切身问题，向工人们讲授革命道理。这种讲课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那些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形象化地被年轻工人接受了。从这里出去的青年团员，后来大都成了党团工作的骨干。
任弼时与李立三在工作中配合最密切的一次是他们所参加领导的五卅运动。
1925年5月15日，上海发生了日本棉纱厂的资本家枪杀青年工人顾正红事件。通过工会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不再像以前那般逆来顺受，在事件发生两小时后，所有的日本纱厂工人随即进行了罢工。时任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李立三立即起草了《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涉使文》，以上海25000名纺织工人的名义，用传单的形式，在全市、全国散发，动员人民群众起来进行反帝斗争。第二天，在工会的组织下，棉纱厂的7000工人集会成立罢工委员会，控诉日方的暴行，要求惩办凶手。这件事也引起代理团中央书记任弼时的高度重视，他派团中央宣传部主任恽代英立即发动学生声援，把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复旦大学及政法学校的学生组成30个小分队，从18日开始，在上海南京路、新世界、大世界、静安寺及火车站码头等地进行宣传，为罢工工人募捐。5月19日，为了筹备上海各界公祭顾正红大会，中共上海地委和共青团上海地委召开联席会议，任弼时代表团中央参加了这次会议。李立三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和筹备公祭的计划，要求联合各学校、各团体掀起一个大的宣传和示威运动。会议决定召开学联和雪耻会的代表会议，发宣言，散传单，组织露天演讲队，进行募捐和号召抵制日货，并由雪耻会出版特刊，在公祭会上散发。任弼时愉快地接受了联席会议指派的临时任务，为特刊绘制讽刺漫画——这也正是他的拿手好戏，在中学读书时就画过比画廊更逼真的肖像；列宁去世后，他曾连续绘制了数幅列宁的遗像放在东大供大家瞻仰。
5月24日，棉纱厂工会组织的公祭顾正红烈士大会在工人集中的居住区潭子湾举行。这一天，任弼时与恽代英早早地来到会场参加大会。一万多名各界代表如潮水般地涌进了这一片场地，有的散发传单、宣言和特刊，有的慷慨激昂地演讲，以各种方式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任弼时深深地为眼前的情景所感动，心里形成了一个决定：根据中共中央三十三号通告精神，马上向全团发通告。当天夜里，任弼时和恽代英伏案工作了一个通宵，合作写成了团中央第四十八号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立即与当地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讲演队”，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工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并指示各地团组织发动各地公团召开联席会议发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工人的罪恶，同时“电请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在中国开设工厂之权利”。
油印的通告很快通过团组织的系统发往全国。
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上海形势和党的行动方针。李立三向会议提议组织动员社会各团体及学生团结起来支援工人斗争，才能取得工人斗争的胜利。会议接受了他的建议，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反帝示威》的决议，决定于5月30日举行反帝群众示威运动，成立以李立三为总指挥的秘密指挥部，负责领导这场运动。会后，任弼时立即主持团中央作出具体部署。由于当时共青团组织还处在秘密状态，公开发动学生的工作就由在团领导下的上海学联出面组织。为了统一领导上海学生的行动，任弼时挺身而出，和全国学生总会一起，直接领导上海学生运动。任弼时经常出席学生总会的会议，听取各校汇报，决定行动。汇报会有时一直开到天亮，到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上街买些烘山薯、大饼、油条之类充饥。学生总会与李立三的秘密指挥部保持密切联系，为示威游行做好了充分准备工作。
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遭到了英国巡捕的枪击，致使1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统一行动，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第二天，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被推选为委员长。他签署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全上海工人总罢工。
五卅烈士的鲜血让任弼时悲痛和激愤，作为团的总书记，面对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他制定了许多斗争策略，指导共青团投身于这场运动。
还在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上海市所有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在学生总会的号召下已全部罢课。6月2日，任弼时以团中央总书记的名义签发第五十二号通告，号召全国各地团组织全力以赴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浪潮中，进行殊死的搏斗。要求运动扩大到全国，学生“一律罢课”。为了提高上海总工会的社会地位，任弼时还代表团中央在通告中要求各地团组织援助上海罢工。8月22日，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指使下，用手枪、斧头等凶器武装起来的数十个流氓捣毁了上海总工会，阴谋刺杀李立三。在工人群众的掩护下，李立三得以脱险。为了声援上海总工会，揭露这一事件的真相，8月28日，任弼时与恽代英签发了团中央第七十二号通告，指出“上海工团联合会为工贼所组织，为英帝国主义利用，雇用流氓六十余人，武装攻打总工会，打伤职员八人，事态有继续发展的危险”，要求“各地快邮通电各报馆，加以舆论制裁”。据统计，在运动最激烈的6月至10月，任弼时每四五天就要单独或与其他团中央负责同志联名向全团签发一次通告，这对全国青年投入斗争起到了正确及时的指导作用，有力地支援了工人的罢工。工人的罢工和学生的罢课作为“三罢”运动中最重要的两支力量，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会与团组织相互间密切配合，协同行动，共同促进了五卅反帝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在五卅运动中，共青团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团员在总的数量上得到极大的增加，特别是工人成分大大增加了。据统计，到1925年9月份，全国团员总数已由共青团三大时的2400多人发展到9000多人，其中工人成分团员的由原来不足百分之十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单上海一地，1200名团员中就有980人是青年工人。共青团已成为团结广大青年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核心力量。
任弼时和李立三也共同反对过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任弼时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是在要不要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党与团的组织这个问题上。任弼时和共青团中央主张，“军队也就是由工人农民的成分建立起来的。同样我们应当在军队中创造我们的力量”。但是陈独秀认为，如果军队中有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而至于动摇其军队，并且引起老蒋对我们的怀疑和不安”，反对党组织和团组织在军队的存在。禁止在军队中发展党员和团员，使共产党失去掌握军队的主动权，以致蒋介石、汪精卫在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初共产党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志一批批地倒在大屠杀的血泊里，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因为这是党中央所作出的决定，任弼时只能服从。事后任弼时自我批评道：“团虽然感觉到要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但是没有勇气与党抗争，这也是不小的错误了！”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且日益向左，蒋介石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坏联合战线而危及国民革命运动。会议据此通过的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李立三不同意陈独秀的观点，认为迎合了资产阶级的愿望。不过，他的意见在会上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五大在武汉召开，任弼时和李立三分别以共青团代表和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任弼时、李立三与毛泽东等代表在发言中纷纷批评了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是，大会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失误仍缺乏应有的认识。在陈独秀作了一些检讨后，继续选他担任总书记。大会闭幕时，任弼时和李立三在会上都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李立三还被一中全会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任弼时虽不是政治局成员，但经常以共青团总书记的身份参加政治局会议。
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陈独秀却委曲求全，步步退让，寄希望于两党联席会的上层谈判，责备工农行动“过火”，命令工人纠察队自动交出武器，甚至要共青团中央下令解散童子团，说什么如果青年团不合作，连团也要解散。对于陈独秀的这种右倾错误，任弼时坚决地予以抗争，并把自己的意见前后三次以书面的形式向党中央提交，但都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
李立三也在政治局会上批评陈独秀的错误。马日事变后，他与蔡和森向中共中央提出“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的建议。在陈独秀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时，他予以制止，并写信给陈独秀表示抗议。但是，李立三的这些建议对陈独秀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李立三后来在自述中回忆他与任弼时反对陈独秀右倾错误时自责道：
“应该承认，此时所有政治局成员，包括我在内（我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几乎所有的政治局会议），都失去了头脑，陷入机会主义泥坑，谁也没有站到正确的斗争道路上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方针。但是，以任弼时同志为首的共青团领导是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方针的。有一次政治局在武昌召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有50来个人参加。会上，任弼时同志提出有关土地问题及对左派国民党的态度问题的书面建议，对陈独秀机会主义进行了批评。”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停止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成立了新的五人政治局常委会，李立三为常委之一。随后，他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在九江筹划“回粤运动”——即把共产党所掌握的部队同张发奎一起拉回广东以图再举。经过调查研究形势，他认为“回粤运动”缺乏可行性，当即写信向中央建议：党应该搞一个独立的军事行动，即把所掌握的军队集中在南昌联合贺龙举行起义，建立与武汉、南京相对立的新政府，领导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完全同意李立三等人的建议，派他与周恩来等人一道前往南昌领导起义。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震惊全国。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任弼时出席会议并发言批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政治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选出新的领导机关，建议除了要组织秘密工会外，还要组织一些斗争团体，恢复乡村组织和秘密交通网。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李立三此时正随起义军在撤离南昌的南征路上，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与任弼时都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这也是对他们反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肯定。
中国共产党六大结束后，李立三转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后又兼任中央秘书长。由于时任总书记的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政治文化水平都不高，工作能力较弱，许多事情都听李立三的，因此在中央实际负责工作的是李立三。
1929年，以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重新爆发，而共产国际也接连向中共中央写来四封信，强调要反“右倾”，这些都让有过反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经历的李立三头脑发热，宣传自己的错误理论。在李立三的推动下，“左”倾路线第二次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1930年2月1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提出“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一省数省暴动在今天应有坚决决定”，“目前的以湖北为中心布置暴动”。政治局的主要领导对此几乎没有原则的分歧。列席会议的任弼时同样也认为湖北暴动应是全国暴动的开始，“党的工作应向这一前途布置”。但是他又觉得党的组织很弱，“需要中央特别着重”。会上调整了有关组织，任弼时成为中央组织局四人成员之一，并被派往武汉巡视。
经过一星期调查，任弼时向中央政治局报告湖北的情况，强调在武汉三镇发动群众，组织总同盟罢工；与此同时，在割据区域扩大发展红军，深入土地革命；其他有组织基础的地方，加紧暴动，然后汇聚各种力量，发展到湖北全省总暴动。这就同李立三所设想的策略是不完全一致的。李立三着重于集中红军力量攻中心城市，他认为蒋冯战争一起来，湖北本身也要爆发战争，统治阶级力量削弱，更要坚决暴动，要“加紧应用更急进的策略”，湖南应加强铁路、海员、长沙、安源的工作，平浏向鄂南铁路发展，湘西向常德、鄂西发展，江西向南昌发展，赣东北向九江发展，“对朱毛亦应根据这形势有新的指示”，把各地的力量汇合“便是全国总的暴动”。前者是立足于湖北省，后者着眼于全国总暴动。正是这种策略上的不同，导致任弼时与李立三之间的一场争论。
4月1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湖北省第四次党代会政治决议草案时，李立三提出整个世界革命高潮日益接近，中国发动大革命就会引起世界革命的最后决战；中国革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可以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任弼时发言不同意“最后决战”的说法，他不同意中国革命立即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不赞成说革命高潮就是直接革命形势，并认为对湖北的分析太简单了。李立三不以为然，坚持说，中国革命可以引起世界革命最后的决战，可以这样写。
4月15日，湖北省第四次党代会在上海召开，李立三把它作为布置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全国总暴动的动员会。他在政治报告中说，要“力争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反复强调六个“坚决”，尤其是“坚决反对红军在战略上的右倾观念——保守”。任弼时为会议作结论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革命由复兴到高潮需要一个发展过程，“革命高潮的到来是接近夺取政权，而不是可能和暴动混作一块”，武装夺取政权还需要一定的条件，现在还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权革命，在全国苏维埃政权形成后，才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应当说，当时中国革命应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认识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任弼时的结论仍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窠臼，但是他的这番意见对李立三的急性病和盲动主义不能不说是尖锐的批评和挑战。因此，李立三对任弼时的结论很不满意，他又重新作政治报告结论，针对任弼时的结论提出一系列的批评，恼火地强调“现在就要加强无产阶级领导，肃清右倾”，直接间接地给任弼时扣上“右倾等待主义”、“阶段论”等帽子。
在4月2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指名批评任弼时的结论“不正确”，强调“政治局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党代会的决议中要写上“批评右倾观念”。26岁的任弼时和李立三针锋相对，言辞也有些激烈，他申辩说，建议在决议中写上暴动必须具备的条件，“这是非常必要，我现在认为那不是右倾；并且在这种形势下，左倾幼稚病是容易产生的。”在激烈的争论后，李立三同意在决议中删去“没收一切资本家的财产”这一句，增补加强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的内容。而对于要不要写上暴动条件，则予以拒绝。主持会议的总书记向忠发认为，“目前的反右倾的路线是对的”，李立三又是组织局的实际负责人，这样，任弼时也就不再争辩下去。大会根据政治局的提名，选举任弼时为新的湖北省委书记。为了排斥打击任弼时，中央政治局又规定，任弼时只主持政治工作，出席省委会议。
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制定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之一就是武汉暴动，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由此形成了以盲动主义为特征的“立三路线”。
当这份充满着狂热、主观、武断的决议送到莫斯科时，驻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瞿秋白摇头叹息：“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
李立三可以利用组织权威，断然否定任弼时的主张。但是，一到实际斗争中，形势的严峻发展就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在李立三错误指导下，各地纷纷仓促地举行飞行集会、小规模地暴动和组织红军攻打武汉、长沙、桂林等大中城市，结果导致地方党组织、根据地和红军都遭到了较大的损失。仅武汉一地，据国民党档案记载，1930年8月至12月公开枪杀“共犯”238人，其中包括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刘云、武汉市总兵委书记陈秉刚等。到11月下旬，据长江局统计，武汉三镇能与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秘密党员只有72人，党支部16个。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任弼时痛心疾首地说：“这真是对武汉工作的绝大打击。”面对这一切惨痛损失，任弼时感到困惑和迷惘，他只能要求大家：对国民党反动派决不让步，但也不要轻易发动罢工等斗争，要依靠群众，发展群众，不要唱光杆戏，要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并一再向中央报告武汉工作受挫的情况。任弼时的这些正确做法非但不为中央政治局所接受，反而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认为他思想右倾、工作不力。
共产国际发现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先后派出周恩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纠正这一错误倾向。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周恩来和瞿秋白的帮助下，面对造成的重大损失，李立三承认了错误。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停止全国的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从而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李立三在会上诚恳地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对自己和中央政治局几个月来所犯的错误作出了检查。会议免去了李立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的职务。李立三虽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
12月5日，李立三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继续检查错误，开始了他在苏联长达15年的曲折生活。
同月，任弼时调回中央机关，协助总书记向忠发工作，后又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前往中央苏区。
如果不是任弼时在1938年出使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开祖国的李立三也许会背着冤案困在苏联一辈子。
由于王明、康生的打击迫害和肃反扩大化的影响，李立三在苏联期间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受到很大的折磨。1936年夏，李立三在火车站丢失了并没有机密文件的公文包，王明抓住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事不放，上纲上线地严厉批评说这是失密事件，并把诬陷李立三的材料送交给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李立三由此开始受到苏联内务部的秘密监视。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立三多次要求回国参加抗日工作。但由于王明等人打算回国后推行自己的一套路线，认为让党内资历较深的李立三回去对自己不利，就千方百计阻挠。1937年11月，本来已约定同机回国，临行的前一天，王明却没有任何理由就把李立三留了下来。1938年2月，在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浪潮中，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指控为“日本特务”遭到逮捕，关进了监狱。紧接着又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
内务部先是提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无限上纲，指控李立三是莫斯科市“华人反革命谋杀集团的头头”，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指示策划谋杀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并说他在中国一直搞反革命活动，1930年到苏联也是带着反革命任务来的。对内务部那些无中生有诬告的罪名，不管是诱供还是刑讯逼供，李立三在监狱里都作了不屈的否认和抗争。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可能有人把他的案件无限扩大，进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进行诬陷，事实也正是如此。1993年，苏联内务部档案按法律解密对外开放，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利用到莫斯科探亲的机会前去查阅了李立三当年受审讯的档案材料，发现在一次审讯中，内务部的审讯人员拿出有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罗迈等名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名单，诬称他们都是“反共产国际的托派集团”，逼着李立三承认这个集团是他于1930年推行“立三路线”时带头成立的，其目的是“破坏和消灭中国革命力量”。李立三听了大为震怒，驳斥了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诋毁和污蔑。1930年7月，李立三在军事法庭上推翻了内务部对他的一切不实指控。法庭经过仔细审查后也认为指控证据不足，不予判罪，退回内务部。
身陷囹圄的李立三也并不是没有人关心的。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王稼祥及后来赴苏的任弼时多次为他交涉、作证，尤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的任弼时在关键时刻及时为他出具了证明材料。任弼时是1938年7月正式接任代表团团长一职的。当他听说王明等人利用苏共“清党”“肃托”的机会，排除异己，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他不满的干部，对一些同志既不让回国，又不安排工作，长期把他们放到基层劳动惩罚等情况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立即让秘书师哲清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办公室里原来塞满的乱七八糟、茫无头绪的档案材料，整理出来以便分别给予解决。李立三的事任弼时早有耳闻，但是相关材料王明早已送到共产国际干部部和苏联内务部，中共代表团是无权去处理的，惟一能做的只是向共产国际反映实际情况。
苏联内务部在多次审讯未果后，又到中国代表团调查：“李立三到底是什么问题？关了一年了，怎么处理？”任弼时抓住这个机会马上派师哲去帮助共产国际干部部清理李立三的材料。清理的结果表明，李立三除了1930年的错误以外，并没有其他政治问题。任弼时立刻以代表团的名义向共产国际写了一份鉴定材料。材料很快又转到了内务部。这样的鉴定在当时的分量真可谓是字字千钧呀！
11月4日，苏联内务部释放了李立三。
李立三出狱后，依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周恩来、任弼时曾为此找过共产国际，要求恢复李立三的党籍，并给予安排工作。在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开会研究李立三问题时，周恩来出席，肯定了李立三入党以来为党所做的有益工作，并表态说：他和李立三长期共事，可以证明李立三和托派及党内叛徒从来没有什么勾结或是私人往来，也从来没有凑集反党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共产国际当时同意了这一意见，但在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后，又把李立三的问题束之高阁，不闻不问。
国内的战友非常关心他的境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认为李立三在苏联的遭遇完全是被冤枉的，肃反时是没有什么问题，对工人运动也是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一致同意把他提名为党的七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在代表中做了不少工作。在会上，他以第15位的票数当选。因为是中央委员，原来共产国际所作出的开除党籍的处理也自然宣布无效，而且作为中央委员，他理所当然地可以回国工作。
1946年1月，李立三启程回国，到达东北时按中共中央的命令就任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东北三人小组中国共产党方面成员、首席代表，同美蒋发动内战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他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见到了毛泽东及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与任弼时一见面，两位老战友都非常兴奋。李立三向任弼时汇报了东北战场的情况和回国后的工作，还谈到对过去所犯错误的认识；任弼时向他讲了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发动内战的情况及我党在现阶段的方针，两人谈得十分亲切。
1950年10月1日，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的李立三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身体略有康复的任弼时。开国大典，任弼时由于正在患病没能出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只有毛、刘、周、朱四大书记。出席大典的李立三为此深深担忧任弼时的健康。这次见面，两人都格外高兴，但由于时间关系，他们在相互问候后没有更深入交谈。看到老战友久病的身体有了恢复，李立三感到很是欣慰，但是他没有想到，20多天后，为了党和国家操劳不已的任弼时就因病情恶化而逝世。
听到任弼时去世的噩耗，李立三十分悲痛，回忆起与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工作时的往事，为党失去了一位坚持党性原则、不盲从的优秀领导者而惋惜，他在悼念文章中写道：“你曾经在革命最艰难的时代，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最坚定、英勇、机智与坚持革命原则的斗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