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带给任弼时的影响是巨大的，具有革命启蒙的意义。面对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他不是隔岸观火，而是投身到运动的洪流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他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城市走向乡村，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介书生到亲身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革命家，他所观察到的，他所感受到的，都是要组织民众，以革命的力量推翻反动的统治，中国才有希望。
五四运动前后，在北京，华法教育会的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消息传到长沙，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积极响应，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300多名湖南青年，一批批地远涉重洋去法国，单是任弼时所在的长郡中学，就有李立三、李富春、欧阳钦、黄坚等28人。湖南的留法运动，是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蔡和森的倡导下进行的，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改“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而为学习西欧工人运动、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济世良方——马克思主义真理。从1919年到1921年最后一批学生抵达马塞，中国留法青年中湖南籍人占五分之一。
留法运动对任弼时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望着校友们一个个离去，任弼时是多么希望能报名参加啊！怎奈他年龄尚小，中学还未毕业，加上父亲年迈，家庭经济拮据，他只得打消这一念头。尽管他因年龄太小、经济拮据等诸多因素而未能成行，但他却因此而确立了“向外求得工读或学习机会”的前进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为他日后选择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长沙第一师范有个学生自治会，是个传播新思想，提倡新社会的进步组织，经常组织学生开展讲演等活动。毛泽东就是这个自治会的成员，他经常讲演，任弼时当时很喜欢听他的讲演。一天，任弼时在学生阅报室里看报，正巧看见毛泽东，就自我介绍道：我们是高小部的，想参加你们的活动，不知行不行？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笑着说：好哇，欢迎你们。接着，毛泽东又热情地向几位低年级同学介绍了自治会的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为国争光。自认识了毛泽东以后，任弼时经常向他请教救国救民的道理。
1920年4月，长沙《大公报》率先冲破军阀当局的新闻封锁，全文刊登了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对华宣言：废除帝俄与中国、日本等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帝俄政府在中国东北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等。消息虽在国内许多报纸如北京《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星期评论》等上透露过，但一经长沙的报纸登出，湖南人民还是感到格外高兴和振奋。很快，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刊登在长沙《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你要觉得现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万恶，方才知道俄罗斯怎么起了革命，方才知道怎么研究俄罗斯，方才会研究俄罗斯到精微处。”
这年夏天，学校放暑假后，任弼时为了节省回家的往返费用没有回家，和萧劲光一起留在学校一起寻找毕业后的出路。萧劲光，一年前与刚离开明德中学而入长郡中学的任弼时成为同班同学，长任弼时一岁，出生在长沙岳麓山赵洲港一个穷苦的手工业者家庭，两岁丧父，母亲带着兄弟姊妹六人靠打柴、刺绣艰难度日，家境贫寒，全家劳作供他一人读书，就这样，每期的学费还得先用母亲惟一的一枚戒指当金交付，全家再省吃俭用，集资赎当，反反复复。任弼时和萧劲光都属早熟懂事的男孩类型，二人思想观念、学识水平接近，加之同窗共读，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互济互助，因而成了最亲密的朋友。所以，尽管学校放了暑假，二人也舍不得分开。他们有时到船山学社去听新民学会骨干举办的演讲，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和革命胜利后的情况，有时翻阅报纸，想从广告栏里找到适合他们的招聘启事。
一天，二人在街上经过一个画像馆，任弼时看到画像馆里挂的一幅幅人物图像能赚钱，觉得自己也能画得差不离。他立即在街上买了一支炭笔，回到宿舍就展纸挥笔，即兴画了起来。任弼时自幼就兴趣广泛，胡琴、笛子、雕刻图章，样样都能来几下，但他最出色的还是绘画。这不，没多大功夫，栩栩如生的人像便跃然纸上。萧劲光打趣地说他可以此谋生了，任弼时却似乎并不为自己拥有这一技之长而高兴，他时刻牵挂的，依然是灾难深重的国家，他感慨地说道：在这个社会里，凭一技之长糊口还是可以，谋国家生存可不易啊！我们要寻找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出路，是革命的出路。
又一天，弼时外出回来，很兴奋地对萧劲光说：“有办法了！”“什么办法？”萧劲光忙问。“到俄国去！”任弼时答道。原来，有一次任弼时单独外出，偶然路遇在船山学校读书的同乡任岳。任岳告诉他长沙有个“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筹建中，其宗旨是研究俄罗斯的一切事情。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学会由毛泽东、彭璜等人负责，正准备送一些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任岳所在的船山学社的校长贺民范也是其中的一员，可以通过他介绍参加俄罗斯研究会，争取去俄国。
这一消息令二人激动异常，他们的心情既振奋又担忧，毕竟，中学还没毕业，文凭还没到手，家里亲人也不知是什么看法。有一天，任弼时和萧劲光来到岳麓山下，两个人议论青年的人生前途问题，最后决定去找毛泽东，他是个有办法的人。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意见后，笑着说：“上海有一批青年要到俄国去留学，如你们愿意去，我可以写信介绍你们，和他们一起去。任、萧二人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好哇，我们一定去。法国没去成，我们去俄国。”
毛泽东又取来地图，把俄国的位置指给他们看，接着，毛泽东给他们讲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还讲到了列宁。任弼时与萧劲光越听越兴奋，终于下了最后决心，到俄国留学。毛泽东见这两名青年劲头如此之足，也很高兴，立即写信和上海联系，几天之后，上海回信答复，可以启程。
回到宿舍，任弼时与萧劲光铺开两人找来的一张世界地图，寻找那个横跨欧亚两洲的世界大国，他们找到了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明斯克、黑海湾、西伯利亚……对于这个国家，两人过去了解得不多。但自从毛泽东在驱张运动取得胜利，于5月从北京回到湖南后，向大家介绍了不少有关俄国革命的情况。7月，文化书社创办后，任弼时在那里买了《国家与革命》等著作。8月，毛泽东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任弼时多次在那里听讲，从此知道了，俄国革命党在列宁领导下，推翻了旧社会，广大工农群众得到解放，街头飘扬着劳动者的红旗。这一切，都极大地吸引着中国有志救国的青年，吸引着任弼时和萧劲光。
决定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并准备赴莫斯科留学，任弼时没有详细告知家中父母亲，他怕家人替他过分担心，因此只告诉父亲自己先到上海学习外语，以后或者到苏俄学习或者在上海求学，尚没有定。
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努力筹划和推动，湖南青年赴俄求学的事进行得很顺利。
本来，毛泽东自己也想去俄国，他说：俄国是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要组织一个留俄队，实地考察俄国情况，学习俄国革命经验。但由于国内革命斗争需要，毛泽东一直没能到俄国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毛泽东才在1949年12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出访苏联，与苏联协商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和协定，才得以来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这时，已是约30年过去了。
当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主事（相当于校长），住在惜阴街一列平房中的一间小房子里。房里只有一张床，一个书桌，两张木椅。长郡中学离这里不太远，出门拐两条街就到了。任弼时曾为去俄国学习的事来到这里，并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
1920年8月，作为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出的第一批学生，任弼时和萧劲光及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等6人乘江轮从湘江出发，继而沿长江东下直抵上海，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
这年，任弼时才16岁。
也许，从表面上看，任弼时只是寻觅到了一个向外工读与求学的机会，实际上，他从湖南留法运动时起就定下了这一外出求学的目标。为此，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正在筹建中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决心远赴苏俄学习；他不仅放弃了国内学业，并且视在国内寻找谋生糊口的职业为“退步之计”、“非久安之所”，他毅然承担起一代青年的义务，即他所说的“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
自此，他离开了湖南，离开了家乡，走上了一条艰苦曲折的道路。直到7年后，他回到湖南，回到唐家桥新屋。那是他留俄回国后，作为中央全权代表回湖南查明长沙暴动失败的原因。而这期间，他与湖南家乡亲人的联系，便是通过总是不能及时反映当下情况而又总是迟迟盼不到的空中鸿雁来传递。
1920年夏季，天气炎热，而更热的是大江南北酝酿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滚滚热潮。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陈望道、陈公培、赵世炎、林伯渠、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杨明斋、李启汉、李中、刘伯垂等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立即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8月22日，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陈独秀、沈玄庐、施存统等人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聚会。维经斯基作为俄共（布）远东局代表、杨明斋作为翻译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指定21岁的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他们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先进青年中发展青年团员，吸收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李中、柯庆施、周兆秋、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蒋光慈、曹靖华、汪寿华、李启汉、王一飞、谢文晋、陈为人、雷晋笙、吴芳等30多人加入团组织。
上海外国语学社位于上海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铭德里）6号，是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对外是1920年8月正式挂牌的民办外语学校，曾连续数日在《民国日报》登载招生广告；实际上它是上海共产主义组织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秘密活动的重要场所，不但办起了外国语学社，还办了一个华俄通讯社，出版《劳动界》杂志。房子是以陈独秀和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的名义租赁的，所招学生绝大多数是由各地共产主义组织选送来的先进青年。
任弼时等6人是从湖南来的第一批学员。9、10月间，刘少奇、罗亦农、卜士奇等也陆续从湖南来到这里。在外国语学社，学生的生活费都由学社负责，每人每月生活费包括衣、食、住等约5元钱。为节约开支，他们在贝勒路（今黄陂路）租了一个小亭子间，没有床，几个人睡地铺，吃包饭，常常是4个人的饭5个人吃。同学还有俞秀松、李启汉、李中、王一飞、任作民、许之祯、傅大庆、周兆秋、谢文晋、庄文恭、汪寿华、梁柏台、曹靖华、韦素园、蒋光慈、吴芳、陈为人、叶天底、雷晋笙、严信民、彭述之、彭湃、梁百达、廖化平、柯庆施、任岳、胡士廉、陈启沃、周伯棣、华林、金家凤、袁达时、马哲平、魏以新、秦抱朴、吴保萼、董锄平、张学琅、吴容沧等一批人。
平时，他们上午学俄文，每周日听上海共产主义组织成员、复旦大学教授、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讲《共产党宣言》；下午勤工俭学，帮助“华俄通讯社”及上海共产主义组织创办的刊物《劳动界》誊写、校对稿件，遇到纪念日，偶尔也上街散发传单等。生活很清苦，但任弼时心中渐渐树立起一个大目标，那就是要“造成大福家世界”。在这里，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第一批团员，这一批团员中还有刘少奇、罗亦农、萧劲光、任作民等湖南人。
由于离开长沙时比较匆忙，任弼时没有将自己的打算和行程及时告诉家里，到了上海后，学习和生活都安顿下来了，任弼时便给家里写了封信。他告诉家人自己正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不久将到俄国勤工俭学。很快，父亲就回了信。信中父亲表示希望任弼时能够留在上海，早些立足社会，帮助父亲支撑全家的生活。在父亲眼里，或者说在当时一般中国人的眼里，上海已是中国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能在那里读书或工作，当然已是很了不起、很有出息的了，这样全家也有个依靠，他自己已是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了。
联系上后，任弼时便与父亲常通信，与父亲谈人生、谈理想。他与父亲感情很深。5岁便随父亲在湖南公立作民小学堂寄宿课读，7岁又随父辗转任氏序贤初等小学住读，直到11岁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他始终在父亲身边读书。任弼时深受父亲的影响，可谓父子情深。从湘阴到长沙，又从长沙到上海，父亲为儿子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即将远行时，他又接到了一封父亲的来信。得知为生计，年逾半百的父亲又一次去了长沙。想像着父亲为一家衣食的奔走辛劳，他心痛不安，百感交集，对父亲的挂念、感激之情油然而生。1921年5月，他在赴莫斯科前给父亲写了封回信，他写道，想到父亲来省会跋涉的辛苦，儿心不觉顿寒，“捧读之余，泪随之下！连夜不安，寝即梦及我亲，悲愁交集，实不忍言。故儿每夜闲坐更觉无聊。常念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
他告知家人不必为儿担心，“儿已约定同志十余人今日下午起程，去后当时有信付回。沿途一切既有伴友同行，儿亦自当谨慎，谅不致意外发生，大人尽可勿念过远”。
任弼时在信中表示：“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但常言道：忠孝不能两全。此时的任弼时，已在一年前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的人生目标已经走出了个人与家庭的小圈子。他认为只有国家振兴了，才有各个家庭的幸福。他在信中满怀信心地向父亲表示：“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与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为此，任弼时毅然选择了去苏俄留学。
显然，此时的任弼时已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意识和救亡图存的远大抱负。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17岁的任弼时能走出国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自觉地将“造成大福家世界”作为自己的宏愿和对中国社会应尽的责任，堪称时代青年的典范。它同当时毛泽东吟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周恩来发出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同属五四时期先进青年救国救民的呼声。
任弼时怀着对父母的热爱和牵挂启程了，他祈祷父母健康长寿，将来能看到平等安宁的大同世界。然而，遗憾的是，在浴血奋斗了20多年，创建了新中国，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中华大地，任弼时也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时，他的父母双亲却早已在挂念儿子的思绪中离开了人世。
1921年5月中旬，任弼时从上海出发去了俄国。在他的心目中，那里是革命导师列宁的故乡，是十月革命的发源地，那里有救中国的宝藏。
在俄国，任弼时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学习生活紧张充实，但他也时时挂记起家中的一切，有机会便付信国内，向父母汇报在外的生活以慰望念。
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和英烈罗亦农也是1920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被派往苏联学习的。罗亦农，又名罗觉、一农，湖南湘乡人，他1920年8月与任弼时等一起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共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年冬，罗亦农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3年5月先任弼时回国，任中共中央驻粤临时候补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在广州积极领导工人和各界群众开展反帝爱国斗争。10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会后主持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工作。12月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先后与赵世炎、周恩来等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领导了鄂南暴动。9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1月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6岁。他是土地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领导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就读的有刘少奇、任弼时、王一飞、任岳、胡士廉、曹靖华等。他们一起到海参崴，然后分批去莫斯科。到莫斯科后即入东方大学。东方大学是共产国际办的，简称东大，是专门为东方各民族培养训练革命干部而创办的，以民族分班，包括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印度班、蒙古班等，主要学习革命理论，课程有政治经济等，主要课本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此外有军事训练，星期六则去农村劈柴运木等，过列宁倡导的“红色星期六”（星期六义务劳动）。
1924年2月，任弼时专门用挂号寄给父亲一封信并附小照一张，信寄出不久，3月15日，因有人回国，他又借机给父母及妹妹写了封信：
“我在莫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饮食起居当自谨慎，你们尽可放心。”
“莫城天气暖了，街衢的积雪渐溶化了，树木快发芽了，春天快到了，一年最快乐时光天天接近起来。我现在正筹备着怎样好好的度过这种时光，结果如何待将来再告。”
异国的春景引发了任弼时对故乡的春天和亲人的眷恋，他在信中写道：“在中国已是春季，我记着我们乡下的春景，鲜红的野花，活泼的飞鸟，何等的有趣！可恨远隔异土，不能与你们共享这种幽乐！但我不错！因为以后我们共享的日子还多。”
令任弼时没有想到的是，父亲于当年腊月即去世。当时，任弼时已经回国，但因忙于筹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无暇赶回家和老人见最后一面，使他心中抱憾不已。
1927年秋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回到了湖南长沙，他是作为中央全权代表来湘查明长沙暴动失败原因的，任务完成后，他回到了汨罗唐家桥新屋。游子远归，任弼时心境极为复杂。他再也看不到深爱的父亲，屋后的土丘上，一黄土，掩埋着操劳一世的父亲的遗骨。瑟瑟秋风中，任弼时默默地站在父亲的墓前哀悼，他原想父亲能看到大同世界，可现今，距“大同世界”为期甚远，老父却早已辞世。少年情怀，感慨万千。数年间万里跋涉，海内外求索，经历了风和雨的洗礼、血与火的考验，革命曾高歌呐喊、唱凯传捷，然而瞬息万变，跌入了深渊。他从心底里深深地感觉到中国革命征途的艰难曲折和革命者肩负责任之重大，也更加坚定了为自己青少年时期就立志毕生追求的伟大事业坚持不懈、奋斗不息的信念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