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楼金叫板拜耳
学生运动领袖、地下党员、游击队员、政府官员、校长、农民、企业家，楼金不断转换着人生角色的方位，这最后一下闪回却定格了三十三年。71岁的楼金定位在金华，一座因火腿而闻名天下的浙江小城。南北贯穿市中心的婺江边是金华市的最高建筑国贸大厦，他的企业在这里占据了三层写字楼。楼金是土生土长的金华人，但他在这里呆的时间不多，这里只是他的海南亚洲制药集团的一个办事处，他还要不时辗转于海南的集团总部或是杭州——那里有他两个高新企业和近来潜心打造的生物医药科技创业基地。
故土难离，其实楼金的大部分决策还是在这里作出的，包括二十年销售额增加了359倍，利润增加了3090倍，净资产增长1000倍的业绩。现在企业已发展成为集医药生产、经营、科研、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拥有各类企业16家。涉及医药生产、药品经营、药物研究开发、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化工、教育、旅游等产业。截至2000年底，集团总资产达8亿元，年销售额达5亿元。楼金给金华的药业有限公司起名为“迪耳”，是为了要瞄准医药界的巨霸——拜耳。小城外的大都市里，媒体都在追捧着《福布斯》“钦点”的100位巨富和年轻新锐们，按资金，楼金的集团并不比其中许多低，但是父辈级的楼金全无兴趣，他说，按他的“报效祖国、报答社会”的目标，仍是任重道远。
作为年轻晚辈怀着的不是对岁月的理所应当的尊重，而是对他一向超前的惊讶。在楼金所说的“发展生产力”的路上，他走得很远，很快，并且有时不为当时当地的游戏规则所允许，是抢跑。
1957年，在金华市的第二次党代会上，27岁的楼金作了“向科学进军”的发言，阐述了科学技术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介绍了当时世界科技发展的现状；用数字说明了美国科技领先，西欧和苏联也在紧追当代发展潮流，而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则非常落后的事实。他直言，若不大力发展科技，发展经济，一是会挨打，二是难于发挥全国500万知识分子的作用，三是不长进会有落伍甚至失业的危险。
道理在今天看来是很明了的，但经历过那段迷狂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种言论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妄言。已有十年党龄的中学校长楼金被无限上纲，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农村。其实在楼金看来，这些言论并非是什么有超前水准的远见卓识，自己只不过是仰慕几位如牛顿、哥白尼那样的学者，并且常订阅科技信息杂志，且好独立思考罢了。
事已至此，磨难中的楼金仍下定决心“废寝忘食，贪婪地学习科技和外语”，这一下就再也没停过。
1979年，楼金出任金华第二制药厂厂长。以他的学识以及一系列大胆的探索性的改革，厂子从许多尚在惯性轨道上运行的企业中脱颖而出，飞速发展。
脱了缰的楼金是不会就此停歇的，厂子发展的后劲何在，如何进一步挖掘员工的潜力，是他潜心思考的问题。1984年，他提出了搞股份制改革的想法，并写成报告上报金华市府有关领导。当时，多数都视其为异端，楼金为此与有关领导辩论，虽然言之有理，但最后连口舌的胜利都没得到，因为那人说：“我们按红头文件办事，没有红头文件就是不行。”
这一次跑得太快，楼金输得彻头彻尾。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发表后，企业搞股份制已不是新闻，但如何把企业与职工的利益真正捆绑在一起，使股份制形神兼备仍是个难题。金华二药是集体企业，国家没有投入，但楼金有什么举动仍会招来些食古不化者的非议。1993年，经过大量准备工作，楼金来了个按员工的贡献大小，定量筹资约200万元投入到海南亚洲制药公司，往外“分”成了往里“投”，既堵了怕公有资产“分散”者的口实，又使员工成了握有股份的企业主人。当年9个月使出资者分得占出资额76%的红利。
出师大捷，改革加快步伐，经过上级批准，1994年金华第二制药厂改制成为股份合作制的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改制后，企业得到迅猛的发展，公司的销售收入、利润和净资产分别增长4倍、7倍和8.6倍。公司连年来被浙江省计经委、体改委评为“浙江省行业最佳经济效益企业”、“全省行业50强企业”。问这位70余岁的老人为什么总能领先一步时，他笑着说：“其实我并不领先，只不过我坚信党的改革方针，没有徘徊、彷徨，没有进进退退地跳‘慢四步’，一直在向前走，所以就显得领先了。”
在金华的办公室里，楼金与他的老搭档郑美口在里外两间屋里。几十年来，两个人也是里里外外，配合默契，为此已经第三次被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推选连任。一位IT业界的新锐曾说：“企业领导者在占据30%信息的时候作决策时是盲目冲动，在占据超过70%信息时作决策会贻误战机。”60多岁的郑美口听后说：“有时只有20%的信息我们就敢做。”她告诉我，迪耳药业董事会里除了她与楼金，平均年龄只有40多岁，但是最敢冒风险的却是别人眼中的这对老搭档。
80年代中期，开发海南的热潮兴起，许多人蜂拥前去淘金。但楼金冷眼旁观。待到热潮稍退，靠金华二药赚得盆满钵满的楼金和郑美口等却一道风风火火奔向海南。
但与当时急匆匆下海南的众人相比，几十年的经验使楼金和郑美口定了几条原则。一是去海南只做药，不炒地皮。二是到海南要不留退路，郑美口说宁肯跳海也不回金华。三是要不按常理出牌。
在他们看来，许多人到海南办厂，按常规办事，带来的资金用于买地建厂房等固定资产投入，企业后来资金短缺，早早夭亡。而他们要做的是借鸡生蛋，租鸡生蛋，再养鸡生蛋。因为楼金分析过，海南虽然经济落后，要“一阵子”顺潮而起不大可能，但海南接近热带地区，药物资源丰富，而当地及毗邻的东南亚各国却都还没有生化厂，很少有药厂。只要搞得好，完全可能建成一个新的药品生产基地，依靠地理交通优势，辐射国内外市场。
有了思路后，楼金等人在一无厂房、二无设备、三无资金的条件下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了。他们从金华借来原料和设备，借下一家药厂的厂房生产人工牛黄。四个人包揽了从原料、生产到销售、回笼货款的全过程。开支节约到了最大化，一切都低调进行。只有一点是厂名，楼金否决了别人提出的“海南金灵制药厂”，提出要叫“海南亚洲制药厂”，郑美口从市长、厅长到省长逐级游说，方才如愿。
金华办厂的一整套经验，浙江商人的吃苦耐劳和精明强干，加之海南的广阔天地，有时成功来得很快、很简单，海南建厂半年多，就吸引了外商加盟合资，他们成了开发海南成功的1%。
但楼金随后回金华决定并购亚峰药厂的冒险举动还是让郑美口有点跟不上。800万占他们可用资金的60%，并且这家厂连年亏损，吞下它会拖累刚刚长大的海南药厂。楼金却认为这是个绝好的买壳机会，因为国家不允许再建药厂的规定即将出台，而并购可以加快建厂速度，一年赶上末班车。至于调整产品结构，扭亏为盈，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郑美口服了，执行了。如今亚峰药厂成了集团的主力厂之一。
敢冒风险的人往往会被人综合概括为赌徒，但楼金却不认为大胆的商业行为是赌博：“其实我也是按规律办事，这不是赌博。医药行业存在很多问题，有些人爱搞小动作，这才是赌博，我是走钢丝，不走高压线。”下面的一段采访体现了楼金的商业哲学。
笔者？穴以下简称笔？雪：70多岁的人办事，会不会显得固执和保守，不像年轻人那样富有冲劲？
楼金（以下简称楼）：也不见得，做事情掌握到了规律，或快或慢，只是节奏不同而已。
笔：您有时候仿佛对风险根本不在乎，连一些年轻人都无法企及，您不后怕吗？
楼：怕什么？我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每晚换一个地方睡，每时每刻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但还是玩命去工作。所以对于风险习惯了，如果留后路，那是自私的想法，何不回家建快乐窝！
笔：在您的讲话和经历中，对体制两字似乎感受很深。
楼：我的企业起家是一家集体企业，是喝稀饭的，不像国有企业那样被当作亲儿子。现在有些人口口声声为国企，其实是纵容“大锅饭”或眷恋“大家拿”，断送了国有企业。我们现在改制成股份合作制，体现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明晰、职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发展快。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由于体制不同，我们去海南创业时真是下海，不能破浪前进，就可能被海涛淹没。
笔：现在的政策环境有了如此大的改善，您是否希望能够年轻几岁，赶上现在的好时光？
楼：其实现在处在新旧体制交替阶段，改革速度有待加快。年轻几岁是不可能的，提高效率就等于增加了生命的含义。
笔：您认为现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楼：？穴笑？雪这个问题倒没有好好想过。现在身体还不错，在超龄服役中，还能做些工作，弥补失去的一段光阴，感到一些快慰。
笔：您的荣辱观是什么？特别是在您经历磨难时。
楼：在最屈辱时？穴被打成右派？雪，我也很坦然，没觉得痛苦。与彭老总相比，我的个人遭遇算什么？我的痛苦只是牙痛。
笔：经历了这么多坎坷、转折，您对命运怎么看？
楼：我从来反对“宿命论”，命运从斗争中去改善，首先是对自己的斗争。
笔：您对手下员工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当发生了矛盾或者说是意见不一致时，上了一定年纪会不会犯疑心病？
楼：我只就事论事，看效果和动机。我不大会疑心，我提倡的企业精神是“诚、勤、学”，诚的具体化：先看对方的优点、好处；先把对方的动机看成好的；诚恳坦率，换位思考。
笔：您在谈判桌前是不是一个很强硬的人？当遇见强有力的对手怎么办？
楼：我很坚持原则，但很能体谅对方，常能灵活让利，对方素质还好，常能与我合作；但如果我发现对手素质不对等，就不会再谈下去。
笔：当出现商业危机时，您第一要做的是什么？
楼：与同事们沟通，求得统一观念、统一认识，共同面对困难。
笔：如果有人劝您该休息休息，不必再这样拼命工作，您怎么办？
楼：我已不再是为个人追求财富了。股东大会选了我就要干，为股东效劳，也为报效祖国，去年我办的企业在浙江和海南缴税5500万元，有我的心血，这也是实现我54年前的夙愿的一部分。
在金华，海南亚洲制药有限公司驻金办事处办公室张主任说：“你们今天来采访我们老总，建议你们先看看我们公司前不久刚制作好的画册中的董事长致辞。”在致辞中，楼金说到他自己“经历了国耻家仇，深情爱国，不忘振兴中华”。因此“深觉任重道远”，不敢只求小我，颐养天年，并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前进、前进，前进进”，“不仅是歌，更是实际的警示”。
有些人也许会觉得这是些故事堆里的大话、空话，是过了时的作秀。可是对这个身上还带着抗日战争时期留下刀伤的老人，我们怎能如此不负责任地置之哂笑？
楼金清楚自己的企业与拜耳的规模差到千倍，因此仍固执地不愿给自己划定退休的年限。这也不是为自己置办家业，老人的子女基本都不在企业中，并且他说让子女靠自己，“休想”靠他的钱。
2001年11月10日，中国“入世”，同时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经国际权威机构测评排名，进一步下跌。国门开了，机会来了，风险像孪生兄弟—样也会到来。
不妨听听老人的“空话”吧。至少这比那些习惯于闪光灯的新锐人物们大而无道的话有力道吧。
二、汪立成的绝对商人状态
（一）商人的经历
《财富》中文版认为，汪力成“是一个抓住机会的赢家”。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五到十年后大家都要去做这件事，那么我为什么现在不做呢？”要想游泳，就要先下水；事实上，汪力成并不是一匹一战成名的黑马。外界总有种感受，汪力成做事总是比别人快那么一点点。
1987年，26岁的汪力成接任华立的前身——余杭仪表厂厂长。汪力成走马上任后立刻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当时，国内这么做的人并不多。到现在，国内市场上每三只电能表中就有二只是华立牌。
1999年，华立不声不响开始了一场从“大锅饭”转变为“大股饭”的企业改制。这种超前的“精英持股”方式让管理骨干和技术骨干成为大股东，比更为瞩目的四通收购还早半年，已经成为业界一个成功的示范。紧接着，汪力成就玩起了买壳上市的游戏，指挥华立先后收购了重庆川仪和海南恒泰。带了一个干净的“壳”回到杭州，这在当时的上市公司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两年，踏上美国的第一步，汪力成就设立了“华立控股美国公司”，用它上市筹资，“用美国人的钱，在美国发展”。2001年11月6日《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称：“由于中国企业开始面临开拓新市场的问题，很多企业希望步华立的后尘，到美国去开辟市场。”
2001年，国产手机商仍在未能掌握核心技术的困扰之下，而汪力成已经使华立成为中国第一家掌握CDMA手机芯片技术的企业。
为什么他的眼光每一次都会领先一步呢？汪力成是个拼命三郎式的工作狂，他自己说，工作几乎就等于生活的全部。“我每天大概除了五六个小时的睡觉时间外，几乎都在工作，确实很累。所以现在我一有机会就睡觉。”汪力成的公关经理说，他每天晚上都会看两个小时书报，10点半的电视新闻是必看的，从中他会嗅到商机。一只四处寻找猎物、随时处于“发动”状态的猎豹，自然会捕到更多。
（二）商人的智慧
在汪力成的办公室的尽头处刻着一段佛谚：“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纳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空其心应天下之变。”而在他的身后，还有另外两个遒劲的字：“雄风”。
他将这句佛谚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大智慧，也把它作为经商的大智慧。
这种大智慧的第一层含义，就是深深的危机感。虽然荣登大陆八大顶尖商人之首，汪力成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或成功的企业家。“回头看看我走过的路，我感到，遗憾的东西比庆幸或高兴的东西要多得多。如果有机会从头再来的话，我相信会比现在做得更好。”
魄力和远见，对早些时候的汪力成来说还包含着急躁和冒进。90年代初，初尝多元经营甜头的华立经不住各种赚钱机会的诱惑，将大把资金投向了12个行业，包括房地产、食品饮料等等。到1995年，分散投资、盲目立项、管理失控等后果开始暴露出来，子公司之间的债务、担保搅成一团乱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扩张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只是看到别人赚钱就动了心”。
“空其心应天下之变”，当时的汪力成还没有修炼到这层境界。谈到这段经历时，汪力成和他的公关经理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恐怕只有局内人才真正懂得这个微笑的含义。
“一个没有犯过错误的人，不能算是个成熟的人；一个没有犯过错误的企业，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企业。”这个浙江商人说话语调一向平稳，但谈到这里声音却不自觉亮了许多，“我的确比以前成熟多了。现在我深深地感到，企业做得越大，风险也就越大；你知道的东西越多，就越觉得自己无知；事业给了我很多快乐，也让我觉得沉重。失败是成功之母，更重要的是，成功也是失败之父。这么多年来，这种危机感从来没有在我身上消失过。只要我在这里，我永远不谈成功。”他把比尔·盖茨的那句名言改了一下：“华立每天离破产可能也就一步之遥。”华立几乎每一个员工都听他说过这句话。
“虚其心纳天下之善”，这种大智慧还意味着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包容上。
近两年，汪力成在国外建立了生产基地、控股公司和研发机构，在收购CDMA这个项目上，他深切感到了东西文化差异和冲突。那时收购CDMA后，出于对一项重要项目的关心，汪力成每天都会给该项目的美国负责人发EMAIL询问进展情况。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工程师居然给他回了一封辞职信。“这事要放在中国人眼里，都会认为这是领导对自己的重视和关心；但美国人觉得，我每天问他进展，是对他极其的不信任。”汪力成当然没有怪罪这位倔强的美国人“不领情”，而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他解释清楚，并再不轻易过问他的工作。
而如今，汪力成把加拿大、美国员工和杭州员工互派，让他们在每个地方都能多呆几个月，看看大家能不能互相吸收长处，融合文化。
（三）商人的远虑
不过，和外界的猜测不一样，汪力成四处宣称50岁就退休并不是他太过疲倦后的抱怨。他并不急于早早地去享受生活，因为对于一个绝对商人状态的人来说，休闲带给他的乐趣并不会比工作更多。
国外的经理人有60岁左右退休的惯例。不久前，IBM的“教父”郭士纳如期从CEO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汪力成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比如张瑞敏、鲁冠球、柳传志，都是一个企业的创业者和守业者。他们几乎用尽前半生的心血，对企业的感情和在企业中的权威性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别人很难规定他们什么时候退休。汪力成担心，自己一旦过了年富力强的巅峰时期，思维、学习和决策能力会大大下降，最终害了华立这个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孩子”。“我不想亲手创造了这个企业，最后又亲手毁了它。你一天在这里，同时要想培养一个职业管理者，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汪力成比任何人都知道，离开这个凝结着自己前半生全部心血的地方，将会是多么困难。他之所以一遍一遍对家人、对员工、对媒体重复50岁退休的时限，就是想把它变成一个需要信守的许诺，以免到时候割舍不下。现在，他并不急于物色接班人，而是在致力建一套人事制度。“留下一个好的企业制度，要比留下好的产品、优秀的接班人更重要。”
汪力成已经把退休后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他的计划之一，是要实现儿时的梦想：创办一个动物保护基金会。汪力成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他常常蹲在地上观察昆虫、小动物，幻想长大以后当一个动物学家。
对汪力成来说，工作和生活是不能并行的。他把他的一生切成两半：前半生几乎全部贡献给了工作，不折不扣、绝绝对对地献给了经商；而下半辈子，他要完完全全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当我问他：“你羡不羡慕你的同行，比如王石登上了珠峰，而杨芳菲去北极探险旅行了。”汪力成很快回答：“我羡慕，但我并不失落。当工作的时候，我整个脑子就只能考虑工作的事。工作就是我的乐趣。”
他用了一个物理术语来概括自己的一生：“我的生活不能是并联的，只能是串联。”这让人想起那个对电子着了迷、一心想当电气工程师的少年。初三的时候，汪力成设计安装了一个电子驱蚊器，对爸爸妈妈说，晚上不准拉蚊帐，结果，因为频率没调好，一家人被蚊子咬得一塌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