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人在上海
上海是个海，能够容纳百川。“神秘”的浙商军团，自然不会失去弄潮上海的机会。
可以说，二十余年来，浙江人走出土地、走向现代经济文明的历程，或许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昨天还作为中国经济试验场的浙江，今天浙江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达3万多家，人数多达160万，亿元以上资产的企业就达上百家。浙商，有十分之一把脚步留在了上海。目前浙江人在上海投资兴办的企业已超过4000多家，人数达15万，仅2000年新开业的就有350家。不少企业还将总部迁往申城，现在浙江排名前10位的民营企业均已入驻上海。浙江的企业家在沪上刮起了一股旋风，让同行感到“神秘”、“可怕”：浙江的企业家也创造了可观的财富。
第一个在沪抢滩的浙江人是谁，恐怕已不可考。但山海环抱的温州地区久久流传这样一句话：“上海是个广阔的天地，温州人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与此同时，与204国道相通的温州每一个乡镇都辟出了“直达上海班车”的候车站。204国道上，昼夜奔驰的大车、小车甚至拖拉机上，一群群一批批温州人奔向上海。
许多人一定还记得这样一则温州人在沪创业的故事。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正很有耐心地等着政策的不断出台。金秋时节。杨高路上。两个操着上海人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汉子像勘探队员一样在张张望望画画写写，整整5天，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随后，他们悄悄登上海轮回到温州。
紧接着，又一次大规模的集资行为在温州龙港农民中开始了“根据我们在上海浦东得到的信息和现场调查，浦东开发缺少一条贯通南北的干道，杨高路的拓宽改造是势所必然的，因此，将来的杨高路必将繁华无疑，抢在改造前租下一批店面房屋……”说这番话的就是前往浦东刺探信息的陈氏兄弟的老二。在此以前，他曾有过在深圳深南东路抢先一步租下店面发大财的辉煌纪录。
清晨，陈氏兄弟提着装有65万元人民币巨款但又脏兮兮的蛇皮袋匆匆坐上了开往上海的长途汽车，当然，他们没忘记在家乡带上一本不知什么名称的集体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因为温州人谁都知道，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大上海，谁都害怕与个体、私营经济打交道。尘土飞扬的杨高路上，提着蛇皮袋的陈氏兄弟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大门。令上海人诧异的是，他们所看的都不是沿马路的门面，在浦东严桥乡，陈氏兄弟看中的竟是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
自然有上海人窃笑这两个人不开窍。可是，陈氏兄弟心里清楚得很，你们上海人才不开窍呢！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杨高路要么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车道、8车道无疑。到那个时候，再看谁笑谁？
到1991年11月底，陈氏兄弟的65万元投资落实了。尽管他们的上海合作伙伴有村办企业、市属企业、部队大院之分，但是，联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上海方以地皮为投入，温州方出资改造成活动房式店面，由温州方经营处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变。事物的发展果然以得了个大头的温州人的意愿为转移：1992年春节，邓小平同志在杨高路留下足迹；紧接着，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道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
1992年12月7日，杨高路竣工仪式前夜，陈氏两兄弟在他们上海的居所乐呵呵的说：“65万元投资共营造了活动店面109间，现已出租98间。还有11间不是租不出去，而是我们舍不得租，因为行情还在看涨。目前租金每间1平方米均8000元，65万元投资已收回了。你算算，一共经营5年，我们能赚多少？信息真是金钱啊！”
该轮到上海人目瞪口呆了。
信息已成为当代经济的主要资本。当时的上海人不一定拎得清，温州人捷足先登了。于是，在上海的中心城区北京东路，出现了“温州电器一条街”（又称“上海生产资料一条街”）。于是，上海滩冒出几百家泵阀厂，其中大部分生产基地在温州，上海只是营销点而已，但大上海似乎一夜之间，就成了全国“泵阀之城”。
于是，大方饭店、南京饭店、临江饭店等近十家宾馆被温州人长期包房，以至于被称为上海“温州村”。
然而，在上海这片被充分激活的土地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嬗变。
1986年，上海市政府制订《上海市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试行办法》，1988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上海市外地投资企业若干规定》，以后，“18条”、“新18条”政府应运而生。十多年来，上海企业有逾4000个项目“走向全国”，全国有一万多个企业“走进上海”。
到90年代初，上海人抓住浦东开发的契机，提出了打“中华牌”的口号。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紧箍下的人们，走出“大上海的螺蛳壳”，放下“朝南坐”的架子，学习兄弟省市不辞千辛万苦闯荡天下的精神。
经过几年的历练，上海同兄弟省市的经济联系，已经开始摆脱原先“经济联营”的初级模式，转向以资产为纽带的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的紧密型合作模式；转向在原材料资源地直接输出技术、资金、管理、人才、投资办厂、组建企业集团或集约化联合体；转向输出品牌，利用知名品牌，利用知名品牌盘活资产存量，实施“销地产”。仅最近两年间，上海在长江经济带七省一市的合作项目总数就达到2300多项，上海方投资逾70亿元；上海输出的技术成果5000多项。技术交易额达到10多亿元。
温州人在政策上的优势在消失。广东人、北京人，乃至香港人、台湾人纷纷涌进上海掘一桶金……温州人发出叹息：上海的钱越来越难赚！一度曾云集上海的“温州商人军团”的人数也开始锐减。来自曾经被称为上海“温州村”的大方饭店、南京饭店、临江饭店等近十家中低档宾馆的消息表明：温州商人的长期包房呈明显减少趋势。一度被温州商人炒得炙手的上海生产资料一条街——北京东路的柜台，也开始呈现“熊市”的征兆。
在一些人发出“温州人在上海没有戏唱了”的感叹的时候，温州人在默默奋进，蓄势待发，期待着新一轮的创业。
《巴黎的温州人》书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温州人在流动和移民过程中，具有区隔和逾越的两重性，一方面温州人总是聚集在一块，与当地社会存在一定的隔离，另一方面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需求超越地域界限的行动模式和认识观念。
到2000年底，温州人在四川、内蒙古、上海、天津、南京、昆明、沈阳、哈尔滨等25个省、市，先后建立温州商会或企业家协会，并在13个城市成立温州商会筹备组，进行会员培训、住处交流、中介眼务、行业自律、调解纠纷、维护合法权益等活动。
温州在全国各地的160万经商大军，其中10%驻足上海。浙江人为上海贡献的1%的GDP，有大半归功于温州籍企业家。单就这两个数据，就足以引起世人关注。何况，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生机勃勃，潜力无限。因此，不管是温工委成立，还是此后每年一度的会员大会，都成了沪温两地的经济大事，两地领导出席讲话、温籍企业家齐聚一堂、媒体争相报道……
温工委的会长刘际潘，原是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在温州人中素有名望、备受尊重，受命担任会长一职可谓众望所归。副会长高天乐、王均瑶、杨介生、钱金波、吴志泽、郑元豹、周星增、李舜仪、周成建、陈成金等都是在沪温州籍大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
温工委成立两年多来，为会员或在沪温州人协助解决经济、民事、刑事、行政等各类法律纠纷30多起，并于2000年11月成立法律咨询部，聘请多位律师每日轮流坐班，开通法律咨询热线，建立起系统的维权工作程序。维权工作得到了加强，投资机会多了。两年多来，以温州龙头企业为中坚，带动一大批温州企业来沪投资。德力西、天正、均瑶、报喜鸟、红蜻蜓……
上海建桥学院董事长周星增的一个“第一”和一个“比喻”在温州人中和不少上海人中广为流传。一个“第一”是，周星增投资3亿元创业的上海建桥学院是上海第一所由外地人投资兴办的民办大学。一个“比喻”是关于上海人与温州人的比较：温州人的生存能力更强，无论在何种恶劣的环境下，都像一棵野草一样，自己会找到阳光和雨露，而上海的环境和条件太好了，上海人更像温室里的花朵，美丽但不够坚强。这个关于野生和养殖的区别的比喻还受到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的称赞。
2002年4月份，经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徐匡迪市长签字，建桥学院又被破格列入国家计划内招生序列，成为上海市第4所列入计划内招生，并有独立颁发大学文凭资格的民办大学。2002年正式招生计划定为1720人，热门专业还可以上浮10%，2002年又是上海31所民办高校中招生最多的学院。
上海亚龙企业创办的上海市首家导医服务公司，填补了该行业的空白，方便了外来患者的就医；上海轻纺市场创办的董家渡布料市场，对马路市场入室、还路于民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华东电器集团投资3亿元购并了南京路上的一幢商业楼，成为温州企业进军中华商业第一街最大的一个企业；中发电气集团参与具有50年历史的上海电表厂的资产重组，成为温籍企业参与上海国企改革的突出代表。
在上海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浙江人将行得更远。
二、浙江民资“北伐”、“西征”
如果在西部作个调查：“什么省份的人最受欢迎？”结果很可能是浙江人，更确切说是浙江商人。
浙商之所以深受欢迎，是因为拥有数千亿元资本。近几年来，浙江尤其是温州在省外的投资猛增，其资金数额之多、投资行为之众、扩张领域之广都前所未有。据不完全统计，仅温州已有千亿元民资流向外省市区。
2002年9月，温州民间资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体下注四川巴中和自贡，35个温州老板与这两个市签了35个项目，共投下15亿多元。由一些民企组建的“温州财团”，更是在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攻城掠地”。
在新疆、甘肃、云南等，只要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就会出现“浙江村”、“温州工业城”、“义乌小商品街”。
“你发展，我发财”——“北伐”与“西进”线路图符合市场发展规律仔细考察，便可发现浙江民资顺应市场的“北伐”与“西进”线路图。
以浙江为起点，民资“北伐”路线大致是这样的：在上海建立大本营，以京沪线为轴心，向苏南和南京挺进，直到北京；接着，在北京建立据点，然后再向东北辐射。“西进”的路线则以长江为轴心，在成都建立大本营，以重庆为据点，再向西部扩展，一直推进到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边界。“西进”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北伐”的多为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企业。
上海、北京、成都、重庆等大城市是浙江民资的密集投放区。在上海，浙商达50多万人，浙籍民企在上海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各省市区之首。浙江人在北京开办的各类企业有上万家，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最大的灯具批发市场、奥运场馆项目、北京凯博尔国际滑水运动场项目等等，都有浙商身影。早在2000年，以温州为主的皮鞋企业开始沿着长江西进，不少企业选择重庆和成都作为投资基地。在四川、重庆、新疆等西部省区市，有300万浙商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号召，“你发展，我发财”，在西部投资办厂。
从流通领域到制造业，浙商的“北伐”与“西进”经历了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并且，投资领域越来越宽，甚至闯进一些“禁区”。
温州民营企业均瑶集团入主湖北宜昌三峡机场，创内地民营企业收购机场之先例。2003年夏季的酷热，使得中国南方频频发生“电荒”，水电站成为具有敏锐眼光的浙商的热门投资项目。作为进军水电站“领头羊”的浙江惠明能源投资公司率先启动了“西进计划”，一举拿下湖北巴东沿渡河流域的梯级开发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16万千瓦，总投资11亿元，这也是湖北省引进的最大的民营水电项目。不到半年，浙江民企投资的水电项目已经遍布湖北、贵州和四川等省，资本多达数百亿元。而在水泥生产领域，浙江就有50亿—100亿元民间资金在全国游走。
“馒头”大过“蒸笼”——勃发的创业热潮突破本地人力、物力资源的局限
进入21世纪，众多浙江民企已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进入快速扩张期。与此同时，一大批新的中小企业也在成长发展之中。“蒸笼”还是这只“蒸笼”，但“馒头”已发酵。一边是勃发的创业热潮，一边是浙江当地日益紧张的土地、人才等要素的制约。在这种情形下，一向善赚全国钱的浙江人，兴起新一轮对外投资热潮。
“土地是这儿的稀缺资源，温州人均耕地仅有3分多一点”。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资料显示，工业用地的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在温州越来越尖锐。如瑞安，2002年，工业用地需求在1万亩左右，但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温州郊县甚至镇上的土地，每亩价格很多已高达25万元左右，超过上海郊区及苏南许多地方的地价”。即使是知名大企业，也面临着用地困难，如著名的正泰集团在温州建的一个工业园，也只有区区200亩。
浙江人从来没有停止向外拓展的步伐。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至少有一半的温州商人外出经过商。同时，随着浙江民企的二次创业浪潮，城市、城镇继续扩张，使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带动了人力、财力、物力的民间流动。外出发展的浙江商人有增无减，形成从人走出去、到资本走出去、再到企业走出去的阶梯式推进。
“增量”发展还是“存量”逃离——民资的大量外流会不会导致浙江经济“失血”
面对浙江资本大量外流，有人惊呼：“浙商逃离浙江”、“浙江老板携款大迁徙”，并因此引起了一场有关浙江经济发展是否会“失血”的争论。
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曾就温州企业外迁和温州资本外移作过专题调查，认为部分企业“外迁”，主要是在外地投资创办新的企业。所谓外迁，主要是“增量”意义上的跨地区发展，而不是“存量”单上的“逃离”。而且，这个“增量”正带动着温州“存量”的发展。比如，正泰、德力西、天正等集团各自在全国投资建立了几百家销售公司。正是有了大量浙江投资的企业存在，全国各地才有了众多经营浙江产品的销售公司和连锁店，浙江的产品也得以顺利地进入全国各地。与此同时，不少浙江企业通过跨地区发展，扩大生产规模，壮大了自身。
但一些经济学者和官员却不认同“增量外流带动存量发展”之说。众多浙江民企整体外迁，将所有资产和资本转到外地，企业老板也在外地定居。目前，仅温州一地就有250家民企整体外迁到上海。这不但是资本增量的外移，存量也将随之而去。民资浩浩荡荡外迁，久而久之有可能造成浙江资本与产业的空洞。
最近在由《经济日报》等推出的新经济实力排行榜上，浙江新经济的创新能力排在倒数第四位。这说明浙江经济还是以传统经济为主，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浙江经济发展的态势不容乐观。民资大规模的“北伐”和“西进”，给浙江尤其是温州的决策层出了道难题。
将“蓄水池”变成“助推器”——浙江民资流动对各地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容置疑
以上争论只局限在浙江一地，对于全国来说，浙江民资大规模的“北伐”与“西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容置疑。
据央行测算，“十五”期间，浙江民间资本总额可达8300亿元。自“九五”以来，浙江已有7000多亿元民资进入各个投资领域，居全国之首。浙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本“蓄水池”。更进一步，浙江商人的大规模“北伐”与“西进”，无疑将“蓄水池”变成了“助推器”，成为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投资力量。据最新统计，民间资本已占中国社会投资的40%，并且这个比例还在迅速上升，浙江民资在浙江的资本量中已近70%。
同时，浙江民间资本屡闯“禁区”，突破了许多急需开放的新领域，开启了民资投资领域的新天地。仅从长三角新一轮的投资开发来看，浙江民资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浙江民企已从“拾遗补缺”转变成生力军和主力军。去年，温州的民间资金至少有近10亿元流入上海房地产市场。目前，浙商在上海的企业有5万多家，总投资规模达500亿元之多。浙籍民企在上海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各省市区之首。
如果留心浙江的一些主流媒体，你会发现全国各地尤其是安徽、江西、江苏等地的招商广告几乎天天有，如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经济开发区的招商等。在西部尤其是四川与新疆，浙江民资已成为外来资本的最主要来源。而数百亿资金投资于西部的水电事业，无疑将会从源头推动西部经济发展，同时，也将极大缓解全国的电荒压力。浙江民资正成为撬动中国能源发展的又一台发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