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的一个冬夜，在太谷县热闹的礼堂里开完了晚会走到街上，恐怖的空气便又袭击到身上来。战地动员委员会工作的同志，拿不定主意。老百姓急速地上紧了门板，黑暗的街上络绎不断的骡马，退下来的队伍无声地向南急走。打听不到什么消息。我们在黑暗中回到宿处去。十里路的大道上，没有断过队伍，急慌慌过去了一群多的，又来了零落的小队。大家心里全明白，前线的战局一定不好，不说话，我们等着消息，不怕。
第二天十一点钟的光景，消息来了，派到太原去向周副主席请示的克寒同志回来了。他急忙地打开了记事簿，慎重地念着：
“第一，立刻离开太谷。丁玲带领能跑路的向东走，奔和顺县、辽县找一百二十九师，奚如同志带领体力弱些的奔汾阳，找总政治部，立刻动身；”
“第二，途中不许耽搁，以速取联络为是；”
“第三，丁玲此去，不知如何，可与XX游击队一道走，好有照应。”
克寒来不及说别的话，便背起衣包进太谷城，赶赴临汾的汽车。这消息坏得很，因为太原、榆次都危在旦夕。也许有人心中惶急，但大部分人听说向东去，向火线上去，战争的气息邻近了，又微微感到快乐的不安。
下午一点，西北战地服务团分成了大、小两个队，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也没有时间给我们难受，互相扬了一扬帽子，队伍便前进了。
我们这伙有三十三个工作人员和十二个事务人员。小驴子归了我们，另一队去汾阳是大道，有车可通。
按照地图一个村一个村走去。到太原后一向行军都在夜晚，也从没有唱过歌；这次是下午，这些不知愁的青年同志们又唱起来了。经过一个大村子时，还向村中寥寥的几个乡民打了一段莲花落。山西的里的尺寸大，看看太阳已偏西，宿营地范村还在远远的烟雾里。
这晚却没有住在范村，在离范村七里的冀村扎了营。
到XX游击队的住处去，院子里挤满了人，在弄晚饭吃。房里也是人穿来穿去，情况仿佛很严重。
“我们有两个办法……”类似军师的西垣先生，用指头在桌上划着，正司令和副司令两个魁梧的汉子坐在旁边静静地听，后边围了几层人。
“消极的……积极的……”
看得出他们只在告诉我，并非征求我的意见，并且也看得出这已非他一个人的意见了。
原来范村驻的一连杂牌军的溃兵，企图抢掠百姓。XX游击队打前站的已经到达了那里，把这消息传送了来，因此他们便商量如何处置这事。
我极端不赞成那所谓积极的办法，我也认为消极的不全够。我赞成一面写信去劝导他们，一方面我们要自卫；但我绝对相信，他们不敢来惊扰我们的。
表面上我的意见被接受了，实际上要采取积极的办法也不容易。我们一共只有八九杆短枪，西战团是三杆，游击队约有五六杆。我们是四十几个人，五六个有作战经验的，游击队虽说有我们两倍的数目，可是只有司令等几个人是做过军官的。
大部分的同志已经睡了，我便不打扰他们。可是多糟糕的房子，连一个后门也没有。管理员本是一个老革命，长征过来的。他垂着头告诉我实在找不到别的房子。院子里的墙并不高，墙外的院子邻近大街。几个力大胆大的同志和几个有作战经验的团员分担了今晚的警戒，一个钟头换一次班，三个人一班。
没有风，但仍是非常冷，漆黑的夜晚，远处时时传来狗叫。
几个女同志没有睡，也许是这新消息有点使人兴奋吧。因为她们同我住在一间房子里，知道一部分事情。
当我们正在说着的时候，忽然听到枪托顿在地上，同时有一个粗暴的声音；“进去！”
那位西垣先生拿着一杆步枪，押着一个穿便衣的进来了。他只说了一句：“请审问一下。”急步地又踅身出去了。
留下了一位陌生的兵士在房子里，这位兵士真不愧是个老油子，穿着一件灰呢长袍，漂亮的缎子裤，口袋里钱很多，里面军衣的符号注明是一个班长，很会说一套军士职责保卫国土的大道理，然而一望而知他是打劫了老百姓来的，他不会只是班长。
原来是游击队的人在村口上把连长劫下来了。
连长随着他的队伍，在抢掠了范村半条街三十家铺子以后，便向南走来。埋伏在冀村门楼边的十几个游击队员，无声地放过了大队，但在后边马上坐的连长，离大队有十来丈，一下便被劫下来了。
连长一点也不明白这里的情况，只以为这里是八路军，一方面怕，一方面倒又放心。
游击队安顿了连长，便派人到村外边，把停在那里等待连长的队伍叫了回来。这队伍回来，就歇在邻近我们大门的街口上，鼓噪着要见他们的连长。
游击队把夺下来的六枝长枪，以及连长身上的短枪，配合老百姓在那边街口上布置好了，那是通到村外去的一条小路。于是他们来同我商量，简单地告诉了一点情形，主要是希望我能派几个同志向那群兵士谈话，做点政治宣传工作。他告诉我那些兵士们已经解决了。
我非常反对解决他们。我一方面要求不要这么办，一方面就派了六个同志去做工作。应该安他们的心，告诉他们一定送还他们的枪，送他们回去，一道去打日本。这六个同志当中有两个是女的，因为我们这里的工作，向来是不分性别的。
这六个同志走到了兵士们面前，才知道他们都还握紧了枪呢。但我们的同志是不懂得惧怕的，便上前向他们解释。士兵们却吼着：
“既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那就快些把我们的人放出来，好让我们走。”
这时有个兵士到游击队住的屋子里去了，他背的一架轻机关枪没有缴下来，同时他身上还有手榴弹。他一见连长就说：
“走吧！干起来算了。”立刻他要掀手榴弹的盖。
“砰”的一声，那举起的右手便垂下来了。殷红的血顺手流出来，但立刻把落在地上的手榴弹捡到左手上。接着两声枪响，这个高大的汉子便象只狗似地躺在门边地上，再也不说一句话。
这几声枪响骚乱了外边的弟兄们，加啦加啦地上着刺刀，嘈乱地喊着：
“缴枪么？想解决我们么？那不成！”
“连长一定被他们打死了，弟兄们干吧！”
“哼！还说大家一家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哄谁呀……”
我们的六个同志退到街边上尽力地大喊着，他们想压平这骤来的暴乱。
“同志们，看我！”苏醒痴跳在他们面前，大张开一件破羊皮大衣，用在舞台上表演相声时常用的清脆的声音喊道：“有没有武器？再看，我的同伴们，不都是空着两只手吗？要是想解决你们，我们连一枝手枪也没有还敢来么？如果你们不相信，尽管开枪打吧，我决不逃走。来呀！”
兵士们安静些了，但要求马上释放他们的连长。
这时连长出现了。连长对他们演说，下命令要他们缴枪；他们立刻缴了，虽然都不愿意，很多枪都拔去了枪栓。因为他们下午就听说冀村驻了八路军的一个司令部和一个“团”，自然这司令部的内容，以及“团”的内容他们是不明白的。
这些人便被关在一间房子里。
六个同志回来后，我才知道一部分情形，我们都反对这种违反统一战线原则的处置。司令和西垣先生被请到我的房里，我们提议交还枪，办法是派人到太谷县第X军办事处，要他们来领枪领人。因为士兵们犯了军纪，所以留在此地劝劝他们，或是把人枪都交给冀村的村长及离冀村五里路的动员委员会。我们很高兴我们的意见立刻便被采纳，我心里打算这么弥补一下大约是比较妥当的，于是留下三个守卫的同志便睡下了。
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多钟头，起来看见李唯同志还没有睡，我便要他再去打听信息。他回来得很快，告诉我说XX游击队已在准备出发了，要我们也快些，准三点钟出发。我问“人呢？”说还关在屋里。“如何打发呢？”说每人发了二元钱。事实很明显不能挽回了。原来当面答应的话是哄人的，但我们却还不能不同着一道走。
夜静得很，人和大车在平原上急速地无声地走去。偶尔有几个手电筒的光划过空间，落在草地上。北斗星斜横在后边，送着我们。也许有人感到胜利的欢快，但使人不愉快的是留在冀村那间房子里的寂寞的歌声。
范村有些老百姓送饼来吃，因为听说那些抢劫了他们的人们被我们收拾了。他们说应该表示一些感谢，范村虽说修建得很美观，却仍是荒芜的。
第二天大家互相见面时，都无话可说。战地服务团的一大半同志听说了昨夜的事，除感到惊讶以外，也是满肚子不舒服，大家同着走了三天就分手了。听说后来他们曾打电报给第X军军长解释了一番，算是平安无事。
一九三七年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