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人除了亲生父母没法选择外，其余大抵是可以选择的。譬如姜太公时代有位叫华士的文化人，做了周天子下面一国国王的姜太公认为华士很有才能，便邀他出来为鲁国做事，服务宫廷。谁想华士很是清高，不想为姜太公服务，他选择了不与王室合作，姜太公一怒之下就把华士杀了。周公问其罪名，姜太公说：华士不听大王调遣，不友诸侯，不幕官僚，不入庙堂，不与王室合作，该杀！这就是华士的选择。他宁愿被杀，也不与暴烈的统治者为伍。他的选择是对是错，各人有各人的评论。
明朝大儒方孝孺也有过一次人生的重大选择。此人学问高深，声名显赫，做了建文帝的老师，也曾鼓动建文帝削藩。后来建文帝被其叔叔燕王朱棣打败逃得不知踪影，准备做永乐皇帝的朱棣把方孝孺找来，想说服他继续为朝廷服务，当下首要的事情是请方孝孺草拟一份朱棣登基为帝的诏书。方孝孺说，除非朱棣把已经夺到的帝位还给建文帝，否则不与朝廷合作，更不会去为朱棣写登基称帝诏书。燕王朱棣十分气愤，派人灭了方孝孺的“十族”，即“九族”之外另加师生文友同僚一族。
在华士之后的1000多年，方孝孺之前的100多年，出现了文天祥。他在他的晚年，同样面临多次人生的重大选择。与华士和方孝孺所不同的是，华、方两位的选择只是关乎他们个人的生死与荣华富贵。而文天祥的选择不仅关系他个人的前途命运，还关系到一个朝廷甚至一个民族的胜败兴亡！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写文天祥的“人生选择”，我分明感到了笔力的凝重和庄严。
文天祥出生于1236年，江西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是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的状元。三年后，他才到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做官。那时节元兵已经大举南侵，本就基础不稳的南宋王朝，此时更处在了风雨飘摇之际。按说，文天祥不是福建人，但南宋王朝的危机让他跟福建连接到了一起。他是南宋君臣将中最早提出在福建组织民间力量进行抗元的忠臣，他很重要的抗蒙历史是在福建书写的，《福建历史文化名人辞典》专设有“文天祥”的条目，我在这里将他写入书中，也就变得十分自然。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由于南宋王朝的腐朽堕落，蒙军大举入侵，很快就打过了黄河长江。本就是小朝廷的南宋统治者望风披靡，四处逃窜。就在这民族面临危亡之际、朝廷陷入坍塌之时，文天祥上书力主抗元，受到议和派的打击和排挤。眼见在京城里抗元不成，文天祥回到了故乡江西，想在那里有所作为。他以维护大宋王朝和保护皇帝的名义四处招募勤王义兵。在他的号令之下，一批知识分子和农民兄弟纷纷投入到文天祥的麾下。意志坚定且热情奔放的文天祥就把这些组织起来的“义军”调集于前线抗击蒙军。文天祥当然不是一个成熟的军事家，甚至算不上一名有谋有略的战将，面对十分强悍所向披靡的蒙古军队，朝廷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都打不赢，何况文天祥这支既无训练又无先进兵器的非专业队伍，双方一经交火，蒙古军队的胜利和文天祥部队的失败就成定局。
面对一时失败的文天祥，抹去悲伤和沉痛，依然斗志昂扬地挺立于抗蒙前线。恭帝德祐元年（1276年）文天祥被朝廷任命为赣州知府，他又倾其家产，四处招募义军，亲率这支队伍北上抗元，力图光复山河。虽然，他知道抗击强大的蒙古军队无异于以卵击石，这次的战斗可能失败，但他要做的就是一份坚守！按说，这时的文天祥有多种选择：一是改旗易帜，投靠蒙军，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因为蒙古统治者晓知文天祥的大名，懂得文天祥的价值，已经向文天祥发出拉拢他与蒙人合作的信息，只要文天祥肯投蒙，许诺给他高官。面对诱惑，文天祥毫不心动。二是文天祥可以选择自杀，以谢国人。他已经抗蒙数次，已在历史上立下“民族英雄”的英名，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犯不着再去受苦受累受折磨。三是文天祥可以选择继续抗蒙，虽败犹荣。明知不可为而强硬为之。性格倔强的文天祥选择了第三条路。在这里，与其说文天祥选择的是失败，毋宁说他选择的是民族气节的坚守和民族精神的传扬。
朝廷对文天祥拉起队伍抗击元蒙的精神大加褒扬，很快任命他为右丞相。文天祥知道自己此时肩上的担子沉重，他按照朝廷的意愿赶赴元蒙军营谈判，企图挽回失败战局。这样做如同与虎谋皮。强盛的元蒙高官不但不接受文天祥开出的条件，反而把他抓住扣押。所幸，他机智灵活，于解送途中在镇江逃脱。
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年幼的新皇帝一次次丢弃朝廷被迫流亡。文天祥看重福州，受命把皇帝护驾到福州，发现福州也不安全，就将皇帝护驾到剑州（今福建南平、沙县一带）。这是因为，文天祥选来选去，还是选中这一带作为抗击元蒙的最好据点。就在此前，失败的文天祥已经带着他的残部由赣南进入福建，在闽西北安营扎寨。文天祥依旧打着维护朝廷保护皇帝的旗号，在闽西北继续进行招募义军。不论当时的闽西北百姓是否受到过南宋朝廷的恩惠或施舍，但他们知道自古传承下来的一个硬道理，那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百姓们一听说皇帝也在这里，就颇为激动。他们为了救国救皇，一个个义无反顾地参加文天祥的抗蒙大军。闽西北的山民很早就有自制武器的传统，如大刀、长剑、梭镖、弓箭、长矛、匕首、斧头、铁耙、钺、钩、链以及鸟铳等等。这些闽西北的乡亲，相当多是客家人，他们乃中原士族之后，历史上曾经饱受异族铁蹄入侵践踏，祖先纷纷逃往闽赣粤越，现在一提起抗击外族入侵，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纷纷投奔到文天祥门下，愿意为朝廷效力卖命。看到这样一批热血男儿，文天祥十分感动。他们在谋划战场布阵时，文天祥吸取了当地山民的意见：不要硬攻硬守死打死拼，应当利用山地地形复杂、到处是悬崖峭壁以及敌明我暗的特点，多打伏击战、偷袭战、游动战、夜战，少打正面战、对峙战、日战，以我之长，攻敌之短，这样或许有胜算的把握。果然，在剑州（今福建沙县）、宁化、清流（均属福建）以及长汀、龙岩、漳州的保卫战中，文天祥按照山民们提供的思路去部署，小有胜利。蒙古军队擅长于沙漠作战，入侵中原后又善于平原地区作战，这些地形，适合于万马奔腾，现在蒙古军队遇到了地形陡峭的高山峡谷，一下没了施展的才能，加上闽人善于山地伏击和偷袭，蒙古军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一时间，文天祥和闽人队伍欢呼雀跃，额手称庆。
士气旺盛的蒙古军队虽然受挫，但他们有一招很灵，那就是收买汉奸，让这些人出来想办法“以汉制汉”。得到重赏和重用的“汉人叛徒”，为蒙军提出了“堡垒作战，步步推进”的战法，即由汉人带路，一步一步进逼，将文天祥的部队包围起来。文天祥坚守了大约两年时间，终因没有援兵，缺少粮草，寡不敌众，在潮阳（今属广东）再次战败被俘。
其实，失败对文天祥来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不怕失败，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活一口气，只要精气神在，就不会被任何失败所吓倒。
这样，被俘虏的文天祥被送到了元大都（今北京）蒙古最高统治者面前受审。
忽必烈毕竟是一代英雄霸主。他怜惜人才，他敬佩文天祥学问高深、才华横溢，更敬佩文天祥人品端正，人格伟大，始终效忠朝廷效忠皇帝不变心。这样的忠臣，南宋需要，入主中原的元蒙更需要。他下令大臣们好好款待文天祥，好好同文天祥交流交心，让他识时务为元蒙朝廷服务，如果那样，元蒙可以对文天祥许以高官。应当说，这时的文天祥虽为阶下囚，却也迎来了他人生的再一次重大选择。他可以选择死，以保民族气节；他也可以选择生，攀做元蒙高官，荣华富贵。然而他又一次做了放弃。他在狱中写下了千古不朽的《正气歌》。他面对诱惑誓死不从，不与蒙人合作，宁愿做他们的刀下鬼。
蒙古统治者以为，此前的文天祥，被南宋亡国之君任命为宰相，如果只是给他高官，他嫌小，于是提高筹码，许诺文天祥：只要肯与元蒙合作，可以给他当当朝宰相。他们还把过去当过南宋朝廷宰相的陈宜中叫来说服文天祥：真正的南宋朝廷宰相陈宜中都投降了，你这个末世的无权无势的有名无实的南宋亡国宰相还不学学样？文天祥的人生选择与陈宜中宰相的选择不同，他宁愿慷慨就义，也不卖国求荣。
没有人会想到，看上去有些柔弱的一介书生文天祥会如此强硬。这样，他刚毅且平静地走向了蒙古军人为他设置的刑场……
文天祥流传千古的名诗是《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是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这两句诗，恰是他坚守民族气节的最准确写照。
二
兴化湾海浪滔天，汹涌澎湃，渔产丰富；木兰溪清水粼粼，波光潋滟，鱼虾奔跳；田野山头草木葳臻，树木参天，花果飘香。南宋后期的陈文龙（原名陈子龙）就出生在这山海交辉的兴化（今福建莆田）湾边，木兰溪畔。陈文龙生在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其祖父陈俊卿是宋理宗时代的榜眼，后官至丞相。皇帝曾经问陈俊卿：兴化乡土贫瘠，怎么会人才辈出？陈俊卿回答：“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这话后来成了兴化（莆田）人教育子女读书明理的座右铭。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33岁的陈子龙参加了春考并夺魁。两年后，陈子龙参加皇帝主考的殿试，竟然状元及第。宋度宗一高兴，就将陈子龙改名为陈文龙，并赐字“均贲”。陈文龙一下全国扬名。不久，他就被朝廷派往驻越州（今浙江绍兴）的镇东军节度判官。当他了解到越州官场黑暗，贿赂之风盛行时，就痛下决心予以整治。他秉公执法、嫉恶如仇，对公行贿赂的贪赃枉法者严厉惩治，重的杀头，轻的判刑，一时官风端正，“人皆惮之”，得到上司肯定，百姓拥护。
当时贾似道权倾朝野，他对“文章魁天下”的陈文龙厚爱有加，几年内就将陈文龙从镇东军节度判官提拔到朝廷的政殿说书，继而又提为秘书省校中郎，直拜为监察御史。这时的陈文龙面临着对培养他的贾似道的选择。贾似道对他有恩，他完全可以继续选择贾似道做他的主子，卖身投靠续求荣华富贵。然而，贾似道不是一个良臣，他是一个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大奸臣。生性端正清白、刚正不阿的陈文龙无法选择贾似道做他的主子，相反，贾似道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他的极大反感。按说，贾似道于他有恩，陈文龙不选择跟他同流合污，却也可以选择保持沉默不语，装着什么也没看见，这样依然可以保住官位。要知道，陈文龙是一个从边远地方乡下奋斗出来的小人物，如今做到监察御史这样的高官多么不易，应当百倍珍惜才对。然而不，陈文龙选择了正义。当他看到贾似道在民族危亡，朝廷面临坍塌的关键时刻，却不顾民族利益，私下同蒙古人私通，便十分气愤。他对贾似道弄权误国的行径予以强烈谴责。他先是指出浙西转运使洪起畏在贾似道的授意下，上奏推行“公田法”而引起民愤，贾似道难逃罪咎；在得罪贾似道后，陈文龙又抓住贾似道女婿范文虎在蒙兵南下攻击南宋之湖北襄阳、樊城时，他的援军支持前线打击蒙寇极其不力的重大军事事件，再次对手握重权的贾似道进行抨击。一时朝野震动，舆论哗然。为此贾似道对陈文龙恨之入骨。他派人去做陈文龙的工作，叫陈文龙此后不要再与他为敌，否则后果自负。面对威胁，陈文龙同样有三种选择，或者改换门庭，投入贾似道门下，一起做帮凶；或者三缄其口，不再做声，保住官位；或者继续与贾似道为敌，拿自己的前途命运作赌注，以弱击强。正直而血气方刚的陈文龙以为，他真理在手，弹劾贾似道手下那些官员应当有胜算把握。他哪里知道，他所生存的南宋末期，是个强权胜过真理、邪恶盖过正直的年代。他在向着比他职位高、权力大的人物进攻的时候，他就面临着险境。果然，他再次因为看到贾似道对自己丢失国土的女婿只是降一级而未做重大处理，百官不服、万民声讨，又看见贾似道不但不处理有叛降行为的黄万石，反倒重用其为临安（今浙江杭州）知府时，怒不可遏的他，这下真如皇帝赐他“均贲”的字似的，马上血脉贲张，即刻上奏皇帝弹劾范文虎、赵晋和黄万石三人。贾似道坐不住了，他终于向陈文龙下了毒手，将陈文龙打贬到江西去任抚州知府，离开了南宋的权力中枢。
这就是选择向高官挑战所付出的个人代价。
贾似道得胜并不饶人。搞权谋，整官员，一向是他的强项。他看见陈文龙在抚州任上尽心尽责，不贪不腐，一时抓不到把柄，就买通监察御史李可，叫他想办法将陈文龙往死里整治。李可也是小人一个，他以“莫须有”罪名，于1275年11月将陈文龙罢官。陈文龙一头雾水，他还没来得及想自己在哪里犯事，就被公差赶走。怀揣一身悲痛的陈文龙，只好回到他的家乡兴化。他这才明白，在一个腐朽的专制朝廷末代，坚持正直和操守，是难以见容官场的。这当然是他个人的不幸，却也是朝廷的一大悲哀！
贾似道的倒行逆施，终因南宋朝廷的覆灭而使皇帝惊醒。临安（南宋国都，今浙江杭州）被元蒙军队攻破，南宋政府成了流亡政府。这时皇帝才不得不罢免贾似道。也就在这时，流亡的南宋政府又想到了身在故乡的陈文龙。他是一直主战的，他一直反对贾似道，目的也在于只有把贾似道搬走，抗击元蒙才有希望。他才是朝廷真正的忠臣！只可惜，糊涂的朝廷当时并没有体会到陈文龙的良苦用心。现在，朝廷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快马加鞭把皇帝诏书下到陈文龙手上，让他赶往朝廷谋划抗蒙。陈文龙这回依然可以有几种选择：或者心灰意冷，不再参与险恶官场，在家乡安享晚年；或者提出条件，给他兵权，组织抗蒙，因为当时虽然贾似道被罢官，但新任宰相陈宜中却是个一直主和的投降派，靠这样的人抗蒙，不可能有任何保住朝廷的希望；或者什么也不说，带上诏令北上，再为风雨飘摇的流亡政府效力。思考再三，陈文龙选择了最后一条路径。他日夜兼程，挥鞭扬马，赶到朝廷，与文天祥、陈宜中、张世杰等文臣武将商讨抗蒙战事。他不改初衷，坚持抗蒙，以死报国。他的主张很合乎文天祥和张世杰的口吻。他们多人坚持主战，宰相陈宜中却力主议和。最后，由谢太后断决，谢太后同意宰相的议和意见。他们秘密派人向元蒙奉表称臣。这样，陈文龙、文天祥、张世杰等爱国者的一腔报国热血，很快付诸东流……
陈文龙和文天祥、张世杰只好分别回到福建广东一带组织抗蒙。
这样的选择显然带有浓浊的悲凉色彩。然而，陈文龙一旦决定抗蒙就义无反顾。1276年春，益王赵昰在福州称制，陈文龙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他里里外外忙于筹划战事，或者派人到前方打探敌情，或者组织兵勇抗击元军。次年，元蒙军队强势入闽。陈文龙以闽、广宣抚使之官衔，率领军队在闽南一带抗击元蒙军队。他的兵力有限，装备也差，失败是迟早的事。但是他无所畏惧。他同文天祥一样，将失败看成人生的一个经历过程，要紧的是坚守抗敌信念。他知道，泉州、福州城大地阔，自己的兵力有限，打是要打，却几无胜算可能。于是他带领兵士且战且退，一直退到了他的家乡兴化湾。在这里，陈文龙以他家族的声望，散尽家中所有财产，再度组织招募义军；又以保卫朝廷和拯救民族危亡为旗号，一时招到万余兵勇。然而大厦将倾，光靠陈文龙等几位抗蒙英雄和少数兵勇是无济于事的。何况朝廷平时并不怎么关爱民众，百姓除了每年不断地给朝廷缴纳繁重的税赋，却没能从朝廷里得到一点利益，甚至还要承受当地贪官的盘剥。于是，参与抗击元蒙军队的百姓并不是全部。更有甚者，一旦得到元蒙军队的施舍和好处，反倒做起了元蒙的走卒。本来，陈文龙组织兵勇坚守兴化城，是有一些把握的，至少也能坚持战斗数月。没料想，兴化府的一个名叫曹澄孙的通判，与几个降将降兵密谋，私下通敌，等到元蒙军队进攻到兴化城下时，他们竟然打开城门公开投降。于是元蒙军队不费什么力气就进攻到了兴化城内。陈文龙和兵士们奋力抵抗。战斗打得十分残酷，双方伤亡人数都不少。陈文龙决定拼死一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样的选择不算成熟，却也十分悲壮。
源源不断的蒙军杀红了眼，不但砍杀兵士，连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也杀。陈文龙愤恨无比，手起刀落，也将数名元蒙敌人杀死。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身为堂堂状元，学问高深的大知识分子，本该在朝廷宫殿行走，同皇帝言对，或者谋划国家大事。谁能想到，现在的陈文龙无奈地选择了战场与敌拼杀……最终自然是寡不敌众，不舍得杀他的元蒙军队将他力擒。《宋史·陈文龙传》说，陈文龙被俘虏后，面对放火焚烧兴化城和百姓家小的元蒙军人，怒声喝道：“速杀我，无害百姓！”他一身凛然正气，毫无惧色，彰显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陈文龙被押送到福州审判。连同他一起受审的还有他的老母亲、妻子和几个儿女。审查他的将军对他百般讥笑与凌辱，陈元龙毫不屈服。他手指胸腹正色道：“此皆节义文章也，可相逼邪？”审判者见强硬之法不能使陈文龙屈服，就改为利诱。他们说，你陈文龙是读书人，应当知道任何朝代都是有定数的，现在南宋亡了，元蒙入主中原，新朝是重视人才的，只要你陈文龙同意与元蒙合作，就可以获得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陈文龙回答：我生乃宋朝臣，死乃宋朝鬼。现在宋亡，我当速死。你们把我拉出去砍了了事！面对如此铁硬的陈文龙，元蒙将军十分丧气。陈文龙软硬不吃，那么就来个“以情感化”吧。他们将陈文龙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孩子抬出来，逼迫陈文龙就范。陈文龙慷慨回答：“我家世受国恩，万万无降之理……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关念！”元蒙将领唆都再去劝降，陈文龙就写下了千古传颂的《复元将唆都书》，饱含深情地剖白了自己爱国家、爱民族的赤诚之心，展示了陈文龙在民族危难之际所昭彰的民族气节和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据说，陈文龙的这篇文章，至今仍被选为大学课文。
面对大师，元蒙统治者极有耐心。他们见在福州劝降不成，就将陈文龙押往临安再劝。然而此时的陈文龙赴死的决心已定。他在途中就开始绝食，饿的走路都没有力气了，还是坚持不吃东西。这样的决绝姿态，让送押他的兵丁都十分感动。陈文龙还在途中写下七律一首：
斗垒孤危力不支，书生守志誓难移。
自经沟渎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时。
须信累囚堪衅鼓，未闻烈士竖降旗。
一门百指沦胥尽，惟有丹衷天地知。
到了临安，陈文龙已是病魔缠身，但他坚持要去拜谒岳飞庙。岳飞是他长久以来崇拜的民族英雄，他要追随岳飞而去。据说，陈文龙看了岳飞庙后感慨万千，决定步他的后尘。最后，陈文龙真的就客死在这座岳飞庙中……
三
黄道周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出生于铜陵（今福建东山）。
东山现在已连接大陆，可在黄道周生活的大明晚期，却是个孤岛。四野里海水苍茫，波涛汹涌，舟楫往来频密。这里的“风动石”天下闻名，它硕大而坚硬滚圆，矗立在光滑的岩礁上，经无数岁月狂风暴雨吹打，几可滚动，就是不会坠落，令人叹为观止，成为古今游人到达东山必看的一道绚丽风景。东山的关帝庙也很出名，现代的东山人每年都要祭祀关帝，举行盛大的经贸旅游文化节庆典，那浓浓的民俗味同样令人陶醉。然而最让人心动的是东山先贤黄道周纪念馆，馆内并不豪华，却溢满着博大的民族气节和强劲的精神气息，让你庄严，让你肃穆，还让你在黄道周悲情的解读中提纯爱国理念。
大明天启二年（1622年），37岁的黄道周中了进士。他运气不错，很快在朝廷里任翰林编修，为经筵展书官；到了崇祯朝，黄道周又被提升为翰林侍讲学士、经筵展书官，不但常与朝廷高官谈论国事，而且时常可以见到皇帝。他性情耿直，不畏权势。朝廷高官钱龙锡因反对奸臣魏忠贤，反被大权在握的魏忠贤打入牢狱，问罪论斩。黄道周看不下去，他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三次上书论救，钱龙锡得免一死。首辅周延儒、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温体仁等结党营私，慵懦贪鄙，黄道周疏奏弹劾，反被削职为民。他来到浙江的大涤和福建福州的书院讲学，颇得学子欢迎。后来，皇帝见他是个可用之才，又下诏将他召回朝廷。这样，黄道周又能在皇宫里同皇帝和高官言对。世人皆说“吃一堑，长一智”。此前黄道周因反对权势被罢官，现今他该学聪明了，不要再去得罪皇室高官了。谁想，一身正气的黄道周依然秉性不改。当他得知重权在握的杨嗣昌违背纲常伦理，不在籍服孝，就又上疏弹劾，得罪了杨嗣昌不说，还惹得皇帝不高兴。其实，在险恶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并不是每一位高官都可将见到皇帝视之为荣耀。黄道周就是典型一例。他因为具有闽南人特有的耿直脾性，因而见到崇祯皇帝的他，竟然大胆地指出崇祯皇帝的过失，指责皇帝支持“与清兵议和”的重臣杨嗣昌乃大错特错。皇帝非常生气，当场骂黄道周说：“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妄口！”面对发怒的崇祯皇帝，黄道周应当选择隐忍和退让。谁想他脑子一根筋，在真理的坚持中高声争辩说：臣在君父之前就独独敢于陈说真情，怎么现在在皇上面前就不能坚持真理呢？他还得理不让人，直逼皇帝，说：“忠妄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这样大胆地与皇帝争辩，所付出的代价是，黄道周从一品大员连贬六级，被调任到江西去做一个知县。后来，有正直的高官见黄道周确实有高深学问，是治理国家的大才，就到崇祯皇帝面前去举荐黄道周。谁想，崇祯皇帝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念念不忘黄道周对他的冲撞，不但不重新启用黄道周，反倒把举荐的两位大臣打入牢狱，廷杖八十，充军广西。
在地方做官和民间生活期间，黄道周用不少时间写诗作画。黄道周的画作很有名声，尤其他的书法作品堪称一流。他的楷书、行书和草书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声名大振，他被视为明代最有创造性的大书法家之一。他的行书和草书，行笔转折刚劲有力，书风独特、雄健奔放；他的楷书既厚重古朴，又清新飘逸。他死后，其书法作品大都流传后世，历代都有不少追随模仿者。漳州地区前些年还举办过“纪念黄道周书法作品竞赛活动”，参加者数万。黄道周善诗文，有作品流传后世，如《黄石斋集》、《易象正义》、《三易洞矶》、《孝经集传》、《春秋问业》等。他的学问更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不但精通天文，创造性地制作“天地盘”，对研究天文和农事有贡献，而且还懂数理，指导年轻人制作实用器械。他先后讲学于浙江大涤和福建福州、漳州等地的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有学问有才气的儒生，被世人尊称为“黄圣人”。《明史》说黄道周：“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徐霞客评介黄道周说：“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甚至连乾隆皇帝都赞扬黄道周是“一代完人”！
然而，黄道周在崇祯皇帝执政的时候活得并不是很开心。这不是说崇祯皇帝不重用他，而是他看到了大明王朝在一步步走向没落。面对着清兵的边境袭扰，黄道周心急如焚，他曾几次上书应对清兵入侵的方略，可是他是皇帝打贬的小小地方官，没有人敢站出来为他说话，更不敢将他的反清方略送到皇帝手上。黄道周只能痛苦地感叹自己空有一身本事却不能为国效力。那种焦灼和悲凉的心境，只能靠着他静静的思考和写作去度过去抚平……
崇祯十四年（1641年），议和派首领杨嗣昌出现一系列政治军事失误，给明朝雪上加霜，带来无穷祸害，自杀身亡。这一举动迫使崇祯皇帝不得不改变对李自成和清军的治理方略。在这样的背景下，崇祯皇帝想到了黄道周，他下诏给黄道周复官，并召他入京问对。等到黄道周赶赴京城，就得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河南，正向北部进击；关外大片大片的国土也被清军占领。黄道周又一次耿直地向皇帝提出谴责意见，他既怒不可遏又一桩桩一件件地指责皇帝和朝廷的重大失误，认为皇帝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罪责，改过自新，才有挽回局势的希望。崇祯皇帝再一次勃然大怒，反把黄道周训斥一顿。黄道周十分失望。面对一个不能认错认罪的最高权力者，黄道周只好选择退出。他知道，他彻底得罪了皇帝，他纵有再好的治理方略，皇帝也不会采纳。这样，黄道周以“告病辞官”的名义，选择了离开京城，回到故乡福建。
在闽南，黄道周除了教学、读书、著述，还不时的与战场前方联系，时时关注战局的进展变化。李自成的军队打进北京城后，崇祯皇帝逃到煤山吊死。几近灭亡的明王朝立了隆武皇帝。按说，这时的黄道周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不问国事，专心学问，养老终年；二是留下来为新朝服务，照样吃一碗文人学者大师的饭。同朝大儒钱谦益就是这样做的，他选择了与清政府合作，照样荣华富贵；三是像许多大明遗老一样，为明朝的灭亡而吊死（自杀）陪葬；四是像前面的文天祥、陈文龙那样，选择抗击清军，明知不可为而强硬为之，用生命和热血书写一曲悲壮的民族大义之歌。结果，黄道周选择了第四条路走。他在闽南故乡号令民众组织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的是抗击清军，维护大明余脉，以图将来。经过一段时间努力，黄道周招募到几千义军，马匹数十，粮草月余，于是略经训练，便编成队伍，开到地势险峻的仙霞关（闽浙赣三省交界处），在那里摆开战场，与前来入侵的清军展开战斗。这显然是一场恶战。黄道周凭借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清军，硬是把清军压在仙霞关下。然而，清军到底兵员充足，粮饷丰沛，黄道周尽管日日苦战，却寡不敌众，只好带领残部转移他地。
在这里，说黄道周虽败犹荣，毫不为过。
黄道周打的是游动战。清兵虽然占领福建部分地方，黄道周却乘着清兵在江西广信（今江西上饶）有空隙，率领新招募的部队，带上三月粮饷，兵分三路，对敌进行偷袭。他们向弱势的清兵发起进攻，很快将广信地区的清兵击灭。获得战争胜利的黄道周所部，一下鼓舞起士气。接着，他们又乘胜追击，直打在临川（今江西抚州）和婺源的清兵。由于兵力分散，贪大求多，结果招致惨败。黄道周本人也被俘虏，落入清军之手。
清廷兵士把黄道周押送到南京。清政府知道黄道周的声望，很想招降他，就用高官厚禄诱惑他。向他招降的洪承畴原本就是闽南人。洪承畴说，有本事的大儒，为哪个朝廷服务都可，不要那么死板。面对降将现在做了大官的洪承畴，黄道周不屑一顾。他送给洪承畴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承畴）。”将民族英雄史可法与降将洪承畴对比，一个流芳百世，一个遗臭万年，说的洪承畴无地自容。
在狱中，黄道周还写下七绝一首：
六十年来事已非，翻翻复复少生机。
老臣挤尽一腔血，会看中原万里归。
隆武二年（1646年），清廷见黄道周又是绝食，又是谩骂清廷，于是心灰意冷，将黄道周押赴刑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