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生，若能做到生时无怨，死时无悔，即谓不枉此生。
汉武帝时，刘彻为报已故李夫人的情谊，欲为其亲戚加官晋爵，遂派自己的大舅哥贰师将军李广利——一个只懂音律、并无将才的无能之辈统数万之众，出酒泉，到天山去攻击匈奴右贤王，并点名指派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为其做“后勤部长”，负责押送粮草、辎重。
李陵乃将门虎子，焉肯为一个乐手做接应，于是叩头自请：“臣所辖军士，多为荆楚之地的勇士、奇才剑客，我愿意自统一队，到兰干山以南去袭击匈奴，分散匈奴的兵力。”
此时，汉武帝对李陵的抗旨已有些不满，拥有天下雄兵的他竟然说道：“将恶相属邪！我近来发兵甚多，没有多余的军士给你。”
李陵血气方刚，没有意识到汉武帝是怕自己遮掩了他大舅哥的光芒，便不假思索地接口道：“臣愿以少击众，只带五千步兵！”
汉武帝表面上“壮而许之”，派路博德为李陵接应，路博德原为骠骑将军霍去病手下大将，霍与李氏有积怨，路博德遂不肯为李陵接应。汉武帝又迁怒于李陵，干脆撤了他的后援，让他孤军深入，吃点苦头，好挫挫他的锐气。
以寥寥5000人深入匈奴腹地，同几万匈奴兵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李陵却接连打了几场漂亮仗，他首战面对3万匈奴骑兵的包围，指挥得当，一举歼敌数千，杀得匈奴还走上山。
匈奴单于大惊，集结8万大军，再次将李陵围住，面对16倍于自己的骑兵，李陵且战且走，数日之内接连两战，又灭敌6000余人，而自己的实力依然保存着，还在战斗，这理应为大功一件。
然而，就在李陵军队接近汉境之时，匈奴军因惧李陵之威决定退兵之际，军中却出了一个叛徒——管敢因为一己私怨不但投降了匈奴，还道出了汉军的实况。李陵在毫无接应的情况下，死战而不得脱，进而被俘。
此事一出，汉武帝大发雷霆，“群臣皆罪陵”。但汉武帝毕竟是一代明主，他自己的大舅哥损兵两万才歼敌一万，而李陵只率5000人，连战十余日，歼敌一万二，自损1000余人，谁是将才谁无能，显而易见。但李陵毕竟兵败被俘，汉武帝一时不知该怎样为李陵下个定论，于是找到司马迁，询问他的意见。
司马迁是个耿直之人，见皇帝有问，便慷慨陈词道：“李陵待亲至孝，广受军士拥护，常常奋不顾身救国家之危难。这次，李陵只带五千步兵，深入匈奴的腹地，歼灭了万余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一定是有他的用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司马迁的话本是一番肺腑之言，按理说应该使汉武帝得到宽慰，谁知道汉武帝从中听到的不是司马迁的忠诚，而是他对李广利无能以及自己用人不当的映射，这无疑触到了汉武帝内心中最隐秘的痛处。武帝一怒之下，将司马迁关入大牢，处以死刑。
按照汉朝当时的刑罚，死刑有两种方法可以减免：第一，出50万钱以赎罪；第二，受“腐刑”。司马迁一个史官，当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为自己减刑。但是腐刑又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是对人精神和肉体的极度摧残，司马迁不想自己成为“太监”，于是一度想到了自杀。但转念一想，死有轻于鸿毛和重于泰山，自己这样遭不白之冤“伏法而死”，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又想到了孔子、屈原、孙膑等人，心中顿时激荡起一股热流。于是他决定活下去，他要像先贤一样，用自己残缺的身躯做出一番骄人的功绩。就这样，司马迁选择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读到流芳千古的史学巨作——《史记》。
这两个男人，都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
李陵兵败，被数千匈奴兵团团围住，兵器砍废，想自杀都成奢望。他敢以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足以见得他并非怕死之徒。也许正如司马迁所说，李陵偷生，只是为了寻找机会将功赎罪，以报汉室，事实上，直到一年多以后，汉武帝听信公孙敖诬言，斩杀李陵全族，才迫使李陵真正归降匈奴，但至死未做负汉之事。
司马迁遭受宫刑，堪称是一个正常男人最不能忍受的屈辱，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却将这种巨痛深埋于心，发愤著书，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不朽的著作。
在这一文一武两个男人心里，自身的荣辱与心中的理想、大义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