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情感最容易受到伤害，往往在不任意间，一些人一些事会深深触痛了自己的情感。于是引起一些人伤心和痛苦，忧郁和气愤。
当受到感情上的伤害因此而生气的人，往往形成一种感情上的或精神上的“疤痕”来保护自己。这样做的结果使自己很容易变得对外界冷漠，把自己收缩到一个保护壳里去。这座情感上的高墙一旦建立起来，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都很难通过。
因情感受到伤害而生气，并把自己包裹起来与世隔绝，是一种不理智，有害健康的表现。我们筑起一道高墙来防范某个人，却隔断了与其他一切人的联系，也把自我隔绝起来。所以，不能因为情感的伤害而任意扩大防范范围，任性地把“气”泄在那些不该发泄的地方，而要以一种宽容、平和的心情去对待感情，去理解感情，去抚平感情上的创伤。
朋友之间有误会、分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误会或分歧而生气动怒，动摇了朋友之间的信任，影响了彼此之间的友谊。美国《芝加哥日报》的创办者劳生有一件为人称道的轶事。在当时的美国新闻界，纵情饮酒是相当普遍的风气，但劳生是一个极端禁酒者，他对什么好酒都点滴不沾。
当时劳生手下有一位很得力的助手，也是公司的重要职员。有近半年的时间，这位助手一直请假在家，于是公司里散播着许多流言飞语，说那位助手的病是因为老是纵情酒色所致，说他是一个酒鬼。
劳生听了当然很生气，但他没有立刻表态，他要看看他的助手有什么反应。那位久病初愈的年轻人上班后很快明白这流言飞语是一位与己争职位的人散布的，他觉得有必要向劳生阐明情况。在一个周日，他把劳生请到家里。
这位助手重复了公司里对他的流言，并解释自己虽然饮酒，却从没有沉溺于此，他不停地申诉着，把自己的心里话都掏出来，但劳生只是静心聆听，他一言不发，那助手以为劳生再也不会相信他了。
这时劳生说道：“你要告诉我的话都说完了吗？你的困扰我都知道了。”他叫人拿来一瓶香槟和两个酒杯，斟满酒后，劳生对他的助手举起酒杯说：“我相信你，祝你健康！”这个例子告诉了我们交往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信任别人。劳生虽然对饮酒极为讨厌，但他却没有“由物及人”，他置流言飞语于不顾，完全相信他的助手不是一个为酒所困的酒鬼，他的宽大胸怀，令那位助手感激涕零，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相信助手也会对劳生绝对忠诚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伟大友谊，却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也曾经产生过隔阂。恩格斯的夫人玛丽·白恩士因病逝世。恩格斯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写信通知马克思。马克思当时正处于严重的家庭经济危机中，他在回信中除了开头的“关于玛丽的噩耗，使我感到极为意外，也极为震惊”外，没有表现出恩格斯所期待的那样的同情与安慰，反而大念自己的苦经。恩格斯读完信，又气愤又伤心，几天后给马克思写了封信：
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
“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刻，那就悉听尊便吧！”
马克思收到这封措词严厉的信后，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那样沉重，眼看20年的友谊发生裂痕，他深深感到自己写的那封信是大错特错，而现在又不是马上能解释清楚的时候。过了10天，他估计朋友已“冷静”下来了，就写信认错，解释情况，表明心迹：
“在给你回信以前，我想还是稍微等一等为好。一方面是你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我的情况，都妨碍我们‘冷静地’考虑问题。”
“从我这方面来说，给你写那封信是个大错，信一发出我就后悔了。而这决不是出于冷酷无情。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可以作证：我收到你的那封信（清晨收到的）时极其震惊，就像我最亲近的一个人去世一样。而到晚上给你写信的时候，则是处于完全绝望的状态之中。”
恩格斯接到这封信，气就消了，心头的疙瘩解开了，他立刻深情地写信告诉马克思：
“……你最近的这封信已经把前一封信所留下的印象消除了，而且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的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就这样，两位伟大人物的一次小小隔膜，就在相互开诚布公、坦率地交换意见之下清除了。
朋友之间的交往，贵在知心。有矛盾分歧时及时交换意见，有问题时及时谈心，有了信任危机时及时化解，那么友谊的道路上就不会出现绊脚石，朋友之间就不会因友情问题而伤害感情。
